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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崇祯南迁之议是明廷北都覆亡历史的重要环节，此事件在入清后引发了持续讨论。部分明遗民群体借史论表达对南迁未成的惋惜，分析其可行性，赞颂崇祯帝“死社稷”之举。清廷新贵对遗民话语加以采择、改造，发官方话语之嚆矢。随着清廷统治日固，官修《明史》进展加快，关于崇祯帝的评价几经反复。乾隆后期以降，否定崇祯君臣的观点成为主流，多数学者从政治反思转向学理分析，对南迁之议的探讨秉承官方论调，“国君死社稷”成为咎由自取、不通经典的反面教材。此事件历史书写由遗民到官方的话语迭嬗，正是清代明史学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下曲折发展的典型案例。 1644年是中国王朝更迭的多事之秋，明、顺、清三股势力逐鹿中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年正月至三月，当李自成定鼎西安、挥师东进之际，明廷以左都御史李邦华、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右庶子李明睿、少詹事项煜、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为代表的朝臣建议迁都南京，但崇祯帝严词拒绝，并提出“国君死社稷”以图固守。1644年3月17日，顺军攻陷昌平，崇祯帝急欲南迁却为时已晚，最终自缢煤山。相关史事问题，可参阅《崇祯南迁之议考辨》（《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北都覆亡标志着明廷作为全国政权的终结，随后清军入关，逐步完成统一大业。 入清后，清人关于明史的记述和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私家与官方修史此消彼长（参阅暴鸿昌《论清初私撰明史风气》，《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姜胜利《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记录《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清初，明遗民史家对明季历史极为重视，他们积极整理故国史料，撰写史论阐发观点。史论滥觞于《左传》“君子曰”，西汉司马迁亦以“太史公”发论，至明清时期，史论的作用愈加凸显，成为把握史家学术、政治主张的关键。由于南迁之议是明廷北都覆亡历史的重要环节，崇祯帝之死也兆端于此，遗民群体对该事件的解读集中体现了其关于易代的立场与态度，当所有文本“都是一种朝向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某个个别史家的文本，而是“话语”（discourse）。遗民话语对明朝的缅怀及对清朝合法性的质疑，迫使清廷借助官方修史与行政干预，重新掌握话语权，乃至否定崇祯帝及南迁之议，其过程持续至清中叶。 以往的研究偏重清代的南明史书写，学者们认为官方与遗民史学在相互斗争中调和，清廷通过回应汉族士人对表彰南明忠臣的诉求，享有了支配和主导儒家道德价值的社会话语权；另一方面，在诠释中略去反清内容，规避满汉矛盾，从而形成官方引导下的历史公论（参阅何冠彪《清初三朝对南明历史地位的处理》，《明代史研究》1995年第23期；何冠彪《清高宗对南明历史地位的处理》，《新史学》1996年第1期；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赵洋《冲突与调和：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初的历史书写》，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这些结论颇有见地，但其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北都覆亡的历史，后者恰恰反映了清代明史学发展的另一面向。有鉴于此，笔者试以崇祯南迁之议为切入点，梳理、分析相关史论，从历史语境中呈现其书写脉络，以期经此个案研究，认识清代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学者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学术背景下书写明亡历史。 明遗民对南迁之议的话语建构 清廷入关第二年（1645年）五月，即以冯铨、李建泰、范文程等为总裁官纂修《明史》，意图宣称正统，笼络明朝旧臣，然而彼时全国政局未稳、战事频仍，朝廷重在戎政，对修史态度消极，收效甚微。相反，不少由明入清的官员、学者不愿与新朝合作，而成为明遗民。需要注意的是，明遗民是一个构成较庞杂且非静态存在的群体，活动时间大致在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其中既有矢志不渝、终身不仕者，也不乏中道改志、选择与清廷合作者，抑或先降清而后悔恨归隐者。对于后两者的遗民身份判定，应依据其生命历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区别对待。如本文的钱谦益、吴伟业，笔者综合考察二人生平及著述年代，将其南迁之议史论归为遗民话语。 明遗民视崇祯帝身殉社稷、明朝灭亡为“千古至恨”，对明季史事格外重视，著述颇丰。杨念群指出，遗民撰史不仅“以保存故国文献为职”，且往往“借撰史而抒发己意”，多有“匡复旧朝之志”。南迁之议作为明末为数不多的救时讨论，无疑是明遗民关注的重点之一，除了史事的叙述，对南迁未成的惋惜、对南迁可行性的反思、对“国君死社稷”的赞颂是明遗民史家讨论南迁之议的三大主题。 （一）对南迁未成的惋惜 廷议南迁时，由于对形势的误判，本身自负、偏执、虚荣的性格，以及朝臣意见的影响，崇祯帝决心依靠京兵和勤王军队坚守京师，但昌平陷落后，他意识到对形势判断有误，转而急欲南迁却困于都门，无奈自尽。此前，当李自成攻克大同，尚未围困北京期间，天津巡抚冯元飏曾密备海舟，令其子赴京上疏请圣驾至天津借海路南迁，然不得奏闻。对此，黄宗羲在为冯元飏撰写的神道碑铭中感慨：“余以为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载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黄氏的评论实为不满于现实而发，北京陷落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位，改元弘光。弘光朝廷偏安江表，不仅未积极收复失地，反而内讧连连，不到一年便被清军所灭。荒淫无度的弘光帝与宵衣旰食的崇祯帝之间的巨大反差，令其发出崇祯帝何不南迁的呼号。他认为崇祯南迁则天下尚有可为，意在坚持明朝正统，他恨弘光朝廷“不能保有江左”，无以同清朝分庭抗礼，暗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清军南下不久，即施行圈地、剃发、易服等政策，士民揭竿而起，黄氏亦投身鲁王麾下。这段史论作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是其抗清失败归隐后内心的真实写照。 冯元飏的墓志铭是由文坛盟主钱谦益所撰，钱氏官至弘光朝礼部尚书，先于南京降清，出任礼部右侍郎，致仕后密谋反清复明。作为“明清双方瞩目的人物”，出于身份限制，不便直抒胸臆，他只能借抱怨冯氏航海计划失败来表达惋惜之情：“假令知津舟宿戒，航海无虞，痛哭叩阍请急，上将剑及寝门。即不然，临遣分封，可以立决，天下事尚可为也。” 另一位遗民史家彭孙贻义愤填膺地指责反对南迁的给事中光时亨“执土木己巳之旧，折武功南徙之谋”，最终“归祸君父”“虽有千刃足剚其腹乎”！他认为崇祯朝廷若“还都旧京，资其谋臣，用其轻锐，其势犹强于晋、宋”，怎奈崇祯帝“殉匹夫之节，委命于贼手？岂不惜哉！岂不惜哉！”他将南迁不成归过于群臣，“诸臣宜死而不死，怀宗可以无死而死，帝固无愧于列祖，而诸臣罪不胜诛矣！”彭孙贻之父彭观民为南明隆武朝太常寺卿，其师陈子龙抗清而死，但他对此事件的解读基本就事论事，主要宣泄对清廷的敌视、对朝臣的愤怒，以及惋惜崇祯帝之死。 此外，黄宗羲的弟子邵廷采，虽生于甲申之后，然深受遗民思想感召，颇赞许明末忠烈事迹，他“哀烈皇帝”，在为力主南迁的李邦华作传时，特论南迁之议：“夫迁诚下策，然能奔走保其社稷，若燎旁之火，未可卒灰，必有扶义同力者出于其间。” 以上种种惋惜均是明遗民忠君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就崇祯南迁之议事件本身而言，北都覆亡于“流寇”而非清朝，故而史家们尊明朝为正朔，表达无比惋惜、愤慨的同时，除个别史家借机影射清廷，大部分史家并未表达对清的不满，这一点有别于遗民群体的南明史书写。 （二）对南迁可行性的反思 遗民史家们并非沉浸于悲愤中而无以自拔，在当时那个学风大变的时代，经世致用思潮蓬勃发展，成为史学思想的主流，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王夫之所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顾炎武也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史家们对南迁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御驾南迁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综其原因大致有四点。 1.不审时要，贻误良机 査继佐《罪惟录》开篇即评价道：“南迁之议，一概不行，不审时要。”他把正统末年南迁之议与崇祯南迁之议并举，景帝监国时明朝国力尚强，君臣一心，所以拒绝南迁；而明末形势迥然不同，崇祯帝竟也断然拒绝南迁，是对时局认识不清。谈迁也有类似结论：“南迁之议，正统末于司马力斥其妄。在今日恨听之不早”。戴笠抱怨朝廷无人，竟在“贼至城下而议南迁”，为时已晚。邵廷采同样认为，南迁“不图之早”。因为崇祯帝一开始就否定南迁，错失最佳时机，而三月初四（1644年）部分朝臣最后一次提议南迁，顺军先锋已逼近京畿并直指山东，“斯时贼锋已蔓齐鲁，南北声息中断，即出国门，能一往无咎哉”！ 2.流寇突犯，围追堵截 顺军东征时，散布各地的流民纷纷响应，“山东、河北往往杀其令以应贼”。谈迁分析道：“欲轻锐远行，必取道通涿，彼真定之党自南至，则涿未易出，昌平之余分掠通州，则通州未易出。”李长祥认为：“况其时贼已渐近，车驾倘南，一旦贼追及之，奈何？”崇祯帝欲出北京并顺利抵达涿州、通州，继而一路向南，并非易事。颠沛流离之际，“长途荆棘，未免为贼所伺，而有狼狈之忧”。正如钱谦益所说：“假令轻举妄动，仓皇播迁，万乘六宫，一离阙庭，贼轻骑蹑我，重兵蹑我，逆战则不能，引退则无及，贼逼于前，援绝于后，群臣从骑，鸟兽奔窜，人主将安之乎？”是故黄宗羲有感：“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 3.护驾无人，士气低糜 即便崇祯帝得以出京，他既无堪当护驾重任的将帅，亦乏英勇善战的禁军，吴伟业云：“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剽忽……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崇祯帝能指挥的部队只是“疲羸数百，貂勃数辈”，不仅如此，这支部队的士气低糜不振，其中的投机分子不在少数，一旦发生变故，遭遇突袭，“拒则难战，行则难及，肘腋之间，效为曹化淳者岂少哉？” 4.仓皇而出，群心涣散 李明睿是南迁的倡导者之一，曾任职于锦衣卫的王世德却对其计划表示不屑，称假使南迁，“京师不攻自破，贼乘胜席卷而南，轻骑兼行，以尾驾后，不知何以御之。”顺军即将攻城，京城内外人心惶惶是不争的事实，一旦圣驾出京，就会引发骚乱，“当其寇未薄城，遽委社稷而去之，都人惶骇，溃沸立见，且谓妇孺之知不为此，而先帝肯身决之哉？”所以骤然南迁的结果注定是京师不攻自破，崇祯帝不仅可能在路上被追及，且要背负丢弃都城的骂名：“使上骤行于贼未至时，则人心骇惧，都城势将瓦解，后世必谓轻弃其国”。 总而言之，崇祯末年局势瞬息万变，顺军离北京尚远时，迅速南迁固然成功几率较大，但无人预料到顺军后来竟能势如破竹，且贸然南迁则群心涣散，北京必然不守，“出而滋辱”有损朝廷威信，“未可以成败事后拟也”。待到顺军即将攻城之际，道路不通，士气低糜，御驾南迁就很难实现。遗民史家大多亲历了鼎革年代，甚至有人当时就生活在北京，他们对于南迁可行性的分析，是建立在客观认识基础上的合理推论，多能切中时弊，总结教训。 尽管史家们认为御驾仓促南迁风险极大，却深信其分支方案即太子抚军南京容易实行。钱士馨指出：“至于保社稷，策权宜，备祸变，诸臣无一有也。其万一可全之策，莫如李邦华等议太子南行”。谈迁称：“惟东宫出镇，庶合灵武之事，策为最正。”计六奇也认为：“窃谓上宜守北，太子宜南行，似为两得。”然而太子身为储君，地位仅次于崇祯帝，史家们对前述崇祯帝面临的困难视而不见，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思路看似矛盾，但自有其内在逻辑，遗民史家遗恨北都覆亡，不满南明诸王内讧，不甘心崇祯帝父子被一网打尽，故而设想太子南下以延续明朝统治，这恰恰与惋惜南迁未成相衔接。 （三）对“国君死社稷”的赞颂 通过对南迁可行性的分析，遗民史家对崇祯帝不得南迁的无奈感同身受，尽管一些史家对他的性格及施政举措有所指摘，但述及崇祯帝“国君死社稷”时，他们莫不众口一词、高唱赞歌。计六奇认为此举“得古今君道之正”。査继佐称其为“南面持大防，义矫百代”。黄宗羲将其与西晋、北宋出降的亡国之君进行对比：“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怀、愍、徽、钦之耻，古今亡国而不失其正者，此仅见也”。王源称：“从来死国之烈未有过于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烈皇者也”。谈迁盛赞其“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精神，称“其事焯焯，争光日月”。张岱赞颂其是“自秦、汉以来，亡国之君所未尝经见者也”“龙髯鹃血，犹系人，思则是古今得天下之正，无过吾高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无过吾烈皇帝！于烁皇明，千秋万祀，为不可几及也已！”邵廷采认为明朝“起草泽取天下，秉天地之义气，以严立国。迨其亡也，有殉社稷之君。一代之名教比于汉、唐，殆超过之”。 遗民史家歌颂崇祯帝的死国之烈、亡国之痛、失国之正，不可否认，这种褒美是遗民封建愚忠观念的体现，但在“亡国”乃至“亡天下”的背景下，明遗民悼念崇祯帝之死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对礼乐文明沦胥的担忧，我们也应给予同情与理解。 以上三大主题，既有遗民主观情感的自然流露，又不乏沉着冷静的分析思考，遗民话语的背后，是他们对先帝的怀念，对故国的哀思乃至对现实政治的不满。遗民史家身处“一个旧政权解体而新政权尚未取得统一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官方意识形态暂时失去了主导地位的时期”，他们的渊博学识与崇高气节赢得了大众的敬重，他们对历史的解读也为士人所信服，清初前三四十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书写明季历史，总结教训，抒发亡国之痛，崇祯南迁之议是重要“阵地”之一，其史论政治立场鲜明，有力地凝聚着对明朝的认同感，颇能触人心弦。 清廷官方话语对遗民话语的采择与改造 （一）清廷新贵的南迁之议史论 顺治至康熙初年，官修《明史》进展缓慢，明遗民私家修史，臧否人物，蔚然成风。清廷新贵虽有整理、追述明代史事者，但大部分于“甲乙之际，则事多忌讳，故略而不详，其心计颇工”。尽管如此，相对于讳莫如深的南明史事，他们对以崇祯南迁之议为代表的北都覆亡史事仍有一些论述。 浙江提学佥事谷应泰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撰成《明史纪事本末》80卷，御史董文骥弹劾其书中有违碍之处，经朝廷查阅，书中尚无不妥，此书又于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明史纪事本末》虽非谷氏手笔，而是众多学者智慧的结晶，甚至征引了许多遗民史家的著作（参阅徐泓《〈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编纂水平》，《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但这部清朝新晋官员署名的明史著作是经过官方认可的，且成书时间早于官修《明史》逾80年，书中的评述可谓发清廷官方话语之嚆矢。 第79卷《甲申之变》中语及南迁之议，文末“谷应泰曰”： 当此之时，苟且以自救，忍耻以图存者，止三策耳。余应桂请会师真、保，吴麟征请徙帅入卫，范景文、李邦华请迁国南都，此其可行者也。然而发言盈廷，是用不集者，智绌于晚图，而事乖于窘步也。卒之北门锁钥尽授貂阉，东阁鼎铛徒闻肉食，帑乏琼林之聚，兵多祈父之呼，夺禁门而不启，幸戚里而却返。 他注意到，廷议不休错过南迁时机，对宦官委以重任，阁臣尸位素餐，以及国库空虚，士气低落等诸多问题。对于崇祯帝，他在批评之余未尝没有同情之意：“更可哀者，酌卮内殿，望火南宫。杀身取义，宁从青盖之占；披发投缳，不入景阳之井。然且朕尸可裂，民命毋残，恨结幽泉，言存衣带。语云：'国君死社稷’。又云：'亡国正其终。’宜乎蓐蝼之亵御，誓欲前驱，而拔舍之大夫，相从地下也。”第80卷《甲申殉难》的“谷应泰曰”则有“引经死社稷，遗诏爱百姓。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之语。 谷应泰对南迁可行性和对崇祯帝“死社稷”的评论，与同时代明遗民话语别无二致。据比对，《明史纪事本末》的“谷应泰曰”正是出自遗民史家蒋棻的《明史纪事》，由此可见，遗民话语并非全然为清廷所忌讳。因为遗民史家的措辞并非千篇一律，在三大主题建构的话语框架下，蒋棻的评述全面连贯，文采斐然，较其他史家语气相对温和，不存在对清王朝的指摘，也没有惋惜南迁不成，且表达了明朝寿终正寝的意思，因此被谷应泰全盘照搬。 顺治末年官至云南布政使的彭而述对南迁之议的评价与《纪事本末》如出一辙： 此时而议捐助，议会兵，议弃关外二城，议太子入南都，议考选科道，晚矣，晚矣……然则明之亡也，无救乎？曰救亦亡，不救亦亡者也，所争先后间耳……明之亡真无日矣，所不愧者，国君死社稷，怀宗诚无忝斯义。关门一战，自成授首，明虽亡，千古无遗恨矣。诸议俱多可用，皆至于晚而始及，不可谓非怀宗刚愎，人难尽言之过也。 比《纪事本末》更进一步，他提出明朝已无可救药，其灭亡并无遗憾，而他引“关门一战，自成授首”一事，即清、顺山海关战役，旨在强调清廷驱逐“流寇”，替明朝报仇雪恨，具备了入主中原的合法性，以粉饰清政权。此外，他将南迁不成的主因归于崇祯帝的刚愎自用，也是明遗民话语较少提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遗民话语对崇祯帝“国君死社稷”的赞颂出现在清廷新贵们的史论中，并为官方所默许，这与清初统治者对崇祯帝的态度有很大关系。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进驻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当时，清军在北京立足未稳，尊礼明帝无疑对安定人心、招揽前明旧臣有重要作用。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世祖命工部为崇祯帝陵前立碑，其中提到崇祯帝死社稷：“朕念故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顺治十六年（1659年），大学士金之俊秉承清帝意志撰写碑文：“岂非天之所废，莫能兴之，而人谋不臧，适任其咎者耶？考史传所载，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嗟乎伤哉！有君无臣，祸贻邦国，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清世祖给予崇祯帝很高的评价，既是出于安抚百姓情绪、缓和民族矛盾、强调自身合法性的需要，其言辞中针对崇祯朝事所感慨的“有君无臣”，也有强调君尊臣卑、强化帝王威权的现实考量。清初统治者与明遗民用意不同，但两者对崇祯帝“死社稷”的推崇殊途同归。 （二）官方话语对崇祯帝的评骘 康熙年间，满汉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特别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叛乱后，清廷进一步认识到人心向背关乎国家兴亡，于是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努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清圣祖广罗遗贤、尊崇理学、南谒孝陵，使得明遗民对清廷的认识有所改观。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诏征博学鸿儒，部分遗民及其子弟应试。次年（1679年）开明史馆纂修《明史》，大有迎合孤臣孽子之意，著名学者万斯同、朱彝尊、毛奇龄等均参与其中，黄宗羲、顾炎武等遗老虽未亲赴史局，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编纂工作在朝野通力合作下有序进行，乃有万斯同《明史稿》的编写。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月，监修熊赐履进呈《明史》，实际是在万氏书稿基础上稍作修改而成，该书虽有对南迁之议的简略叙述，但并无史论，固然与内容详略安排有很大关系，也可能有纂修者淡化其事的用心。 通过《庄烈皇帝本纪》的论赞仍可看出官方话语与遗民话语的差距： 治乱兴亡之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明代至光、熹而后，威柄下移，法纪渐减。呜呼！此国运告终之候也！帝不幸适身当其厄，十有七载，汲汲皇皇，何尝不时廑宵旰。而天命既去，民心日离，物怪人妖，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莫如之何也已。帝又卞急，性生重以猜愎，乖张锲刻，动见纷挐。呜呼！是扬汤而止沸，抱薪以救火也，曾何益之有哉！矧其时，生灵涂炭，锋镝满于天下，士大夫犹哄堂斗室，狱讼弗休，不知有宗社，何有于封疆耶？帝固曰诸臣尽败亡之徒耳，反而求之，不知将自居于何等也？天实绝我，不亡奚待！呜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据考证《明史》，论赞基本出自熊赐履之手（参阅王宣标《熊赐履与〈明史〉纂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他将明亡之祸源归于光宗、熹宗，并引入天命观，强调气数对王朝命运的决定作用，虽同情崇祯帝，但仍将其君臣批判一番，得出明朝灭亡是历史必然这一结论，且未提到“国君死社稷”。熊赐履作为清廷重臣，在评价崇祯帝时对其缺点秉笔直书，否定了崇祯帝将亡国责任完全推给臣下的言论，相较明遗民袒护先帝而言无疑是公允的。 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明史》最终修成，计332卷，书中对南迁之议依然采取淡化处理，而崇祯帝《论赞》与《明史稿》也有出入：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向往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这段论赞同样将明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天命气数，而直接原因则是流寇肆虐；对崇祯帝的批判显然较熊氏为轻，且同情语气加强，把朝政紊乱的主要责任推给大臣；并补充强调了清廷为明报仇的厚恩，以宣扬本朝的正统，重新增加了对崇祯帝“死社稷”的赞颂。这种转变或与清圣祖晚年对崇祯帝的评论有一定关联，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针对礼部所上关于历代帝王庙崇祀帝王、从祀功臣的奏疏，提出自己关于明季史事的看法：“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时曾见故明耆旧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载，俱不足信，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他对崇祯帝的评价源自其年轻时期接触的前朝故老，受他们集体记忆的影响，对这位末代君主颇具同情心，可能是导致官修《明史》最终修改熊氏论赞的原因之一。 至乾隆中期，国家承平日久，为进一步强化统治，巩固朝廷威望，统一思想，清高宗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理论，企图建立文化领导权，操控社会话语。一方面，集全国之力编修《四库全书》，搜罗古籍的同时，篡改、禁毁不利于清朝的文献，明遗民史家的著作多受波及；另一方面，追谥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明末死难忠臣，编《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并编纂《贰臣传》对明清之际变节诸臣大加挞伐，以“阐明风教，培植彝伦”。此时距明亡已逾两甲子，清廷合法性已毋庸置疑，朝廷需要褒美明末忠臣以激励子民忠于大清皇帝，不必再维护崇祯帝来勾起百姓对明廷的思念。清高宗又不似其祖康熙曾接触过前朝旧臣，自号“十全老人”的他十分轻视这位亡国之君，相较《明史》对崇祯帝的正面评价，高宗晚年毫不留情地对其予以否定，将明末大臣的不肖归于其无能：“故有善守之主，必无二姓之臣，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崇祯临终之言，不亦舛乎？”称其“有猜忌之失，无恢复之能”。至此，清廷官方话语对崇祯帝盖棺论定。 清中后期南迁之议的讨论渐趋沉寂 乾隆前期，遗民话语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明遗民后学笔下不绝如缕。浙东史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撰《明毅宗南迁论》辨析“迁幸之有济与否”，即分析南迁可行性，亦得出崇祯帝南迁行不通的结论。文章的切入点是护驾无人，“文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戚臣如刘（文炳）、巩（永固），皆无尺寸之柄，只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卫兵如李国桢，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卫翠华，捍牧圉而无恐乎？”若论地方大臣，走海路要倚仗天津巡抚冯元飏，但其“忠笃有余，而应变非才也”“转盼且为部下尽夺其兵，挺身南走矣”；走陆路需依靠的山东大将刘泽清，更是“跋扈非一日矣”。因此崇祯帝根本无法完成南迁，坚守北京反而是务实之举。同时期的史家汪有典，惋惜皇太子未能南下道：“奉皇太子监国南京，便宜行事，以巩燕云，遏寇氛。缓则镇抚东南，急则扼江控淮，号召燕、齐援师，进战退守，此亦救时急着”。全、汪二人虽延续了明遗民的一些重要观点，但其政治身份是“清人”，例如全氏称崇祯帝“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完全是清人口吻，并无思念明室之意，汪有典则称“明之亡无关于迁不迁也”。他们关注明季史事，褒举殉节人物，站在传统儒家立场上仰慕先贤、砥砺士气，与思念故国、“反清复明”并无关系，这是他们与明遗民的根本区别。 乾隆后期以降，否定崇祯君臣成为主流话语。学者惮于议论时事，较少留心明季史事及南明史，百余年间对于南迁之议的讨论屈指可数。即便涉及，也不再是政治反思，而转向了学理分析，这与当时考据学的兴盛密不可分。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崇祯帝“国君死社稷”一事上。在考据学家笔下，崇祯君臣成为不通儒家经典的反面教材。乾隆年间官员、学者袁枚引经据典地指出： 《曲礼》曰：“国君死社稷。”注云：“死其所受于天子也。”盖为诸侯言之，如后之督抚死一省之社稷，今之州县死一州一县之社稷是也。若天子固以四海为家矣，《春秋》“天王岀居于郑”“天王狩于河阳”，正此义也。明怀宗不肯南迁，似误读《曲礼》、未读《春秋》之累。然即以诸侯论，若公刘、大王皆夏、商诸侯也，亦何尝不迁豳、迁岐，而必拘拘死社稷乎？ 虽然这一点黄宗羲早有论述，“《史表》曰：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死社稷者，诸侯守土之职，非天子事也。恨其时小儒不能通知大道，执李纲之一言，不敢力争”。但黄氏旨在讽刺崇祯朝臣的无知，具有一定针对性，而袁枚仅考据“国君死社稷”的出处与适用范围，其言语中流露出对崇祯帝的轻蔑。咸丰、同治年间侍读学士周寿昌在解读《周易》益卦六四爻“利用为依迁国”的案语中称：“无事而迁，若盘庚迁殷；有事而迁，若太公迁岐，皆其已事。明思宗拘于守社稷之说，不筹南迁，卒至倾灭。”他借卦爻辞以讽崇祯帝不行南迁，却未能深入分析崇祯南迁之议的具体历史环境，仅注意到北都覆亡的结局。同时期的方浚师则将反对南迁的光时亨与北宋末年反对朝廷迁洛阳的何㮚类比，称“读书不通时务，足致误事，彼何㮚、光时亨者，非宋、明之罪人耶”？其目的是告诫世人勿死读书本，应联系实际。从其叙述看，他对整个事件的因果关系同样不熟悉。 一些晚清史家虽熟知明末史事，但仍未逾越官方话语的藩篱。如徐鼒指责崇祯君臣廷议南迁时，“君爱其名，臣惜其死，盈庭聚讼，无肯执咎”。无意分析南迁的可行性，直称：“思宗信任匪人，回惑大计，驯至祸败，岂无咎焉”。李元度则谓：“明至崇祯之季，不迁亡，迁亦必亡……与其托命于李国桢、曹化淳之手以取辱，不若死社稷之得正而毙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发国内轩然大波，不仅有应试举人公车上书，大臣们也多愤愤不平。河南候补道员易顺鼎上疏，呼吁与日本再战到底，将其拖垮，他重提崇祯“国君死社稷”，斥其为谬说，建议朝廷及时迁都山西太原，勿重蹈前明覆辙： 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过以明为鉴；不知明之亡，不亡于边患而亡于流寇，不亡于讳言和而亡于讳言迁。夫“国君死社稷”，乃指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为家，何代不有迁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愦纷呶，以至亡国。如早迁都江南，国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灭，既非明政不纲，加赋召乱者可比。一统金瓯，处处完善，既无流寇之祸，仅有海邦之忧；又非明之天下糜烂，无地图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开，形势久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迁，又何所讳？ 易氏是“主战派”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清廷割台湾后，受刘氏之命赴台协助总兵刘永福抗日。当王朝危难的历史重演，他引述前朝类似事件，巧妙地借助乾隆年间确立的官方话语，批判崇祯君臣的同时，试图用明、清对比的方式为统治者克服迁都的心理障碍和政治忌讳，趋于沉寂的南迁之议昙花一现，达成了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关联呼应”（correlated）。虽然迁都建议未被清廷采纳，但五年后（1900年）庚子国难，两宫仓皇西狩，经太原直抵西安，并未严守北京以待八国联军，这固然有咸丰十年（1860年）出逃承德的影子，也无可排除易氏奏疏对高层思想的微妙触动。本是清廷为宣扬统治合法性而建构的历史话语，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其镜鉴功用，恐怕是清人所始料未及的。 结语 遗民与清廷笔下的崇祯南迁之议，无疑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在对这段历史解读权的争夺中，遗民话语凭借文化优势捷足先登，通过史论表达对南迁未成的惋惜，分析其可行性，赞颂崇祯帝“国君死社稷”的行为，借此缅怀明朝、凝聚认同。官方话语后来居上，对前者加以采择、改造，绝口不提辽东战事对明廷的致命打击，着重指出北都陷于“流寇”，强调本朝为明报仇的厚恩，极力宣扬清廷之正统，转移民族矛盾，为现实政治服务。并将崇祯殉国作为明朝寿终正寝的标志，认为明廷既失天命，南迁与否皆无可救药。关于对崇祯帝的评价，世祖、圣祖对其多有同情，高宗则定调贬斥，“国君死社稷”不再是壮烈之举，而是咎由自取、不通经典的反面教材。至此，轻蔑与嘲讽取代了惋惜与歌颂，遗民话语构建的三大主题被统统摈弃，崇祯南迁之议在清中叶完成了从遗民到官方的话语迭嬗。可以说，清廷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恩威并施，用天命观来回应遗民群体对明廷正朔的坚持，逐步瓦解并颠覆遗民的话语权，重塑了社会对于明廷北都覆亡史事的记忆与认知。 来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39-146页。 注：本篇文章转载于“南开明史学”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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