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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都城理论与齐国最初的都城 《管子》是先秦的重要典籍。清光绪初年浙江书局辑刊的《二十二子》中，《管子》为其一。相传《管子》为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所撰，但后世学者认为实系后人托名于管仲的著作。且不管《管子》一书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就该书的内容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民俗以及天文、历数、舆地、科技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诸多方面，包含了道家、法家、名家的一些思想。可以这样说，《管子》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论的集成，治国经验的总结，治国之策的诠释，堪称是一部我国古代理政治国的“百科全书”。 《管子》一书中，对于都城也有精辟的论述。这对于热心研究我国古都的人们来说是值得予以特别重视，并引以为骄傲的。 一、《管子》有关都城的论述 《管子》卷二《乘马》篇云：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趣，道路不必准绝。 意思是说，凡是国都，不是建立在大山之下，就必须要建立在广阔的平原上。若是选址在高处，不要离缺水的地方太近，以保证有充足的水用。若是选址在低处，也不要离河湖太近，以省挖沟开渠、修堤筑防以排洪泄诱之工。无论在哪里建立国都，要根据当地天设地造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所以，城郭不必建得方方正正城内道路不必修得笔直不曲。 《管子》中的这段论述，一方面对国都的选址提出了必须遵循的严肃原则，另一方面，又对国都的建设抱持着比较宽松的求实主张。这一点与《周礼考工记》说是不同的。 《周礼考工记》云：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这里虽然没有谈到国都选址的原则，只是说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形制，但是仅就国都的规模和形制来看，也没有“因天材就地利”的灵活而强调的是比较呆板的模式。明洪武中建成的国都南京城可以说是较符合《管子》的主张；而永乐中建成的新国都北京城，则是实践《周礼考工记》的范例。 《管子》卷五《八观》篇云：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閛不可以毋阖，宫苑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踰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閛无闺，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苑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 意思是说，作为国都宫城之外的大城不能不完整无缺，大城之外的周郭不能与外相通，城内的街坊不能从旁而通，街巷的门不能不关闭，宫苑的门锁不能不修理坚固。为什么呢？因为大城不是完整无缺那些乱臣贼子就想兴风作浪；外郭城外通，就会发生逃亡坏人踰越的事；城里的街坊旁通，抢劫偷盗的人就容易逃跑，不会罢休街巷的门不关闭，任人内外出入，就容易发生男女苟合之事宫苑不提防，门锁不坚固，虽然宫苑中多有珍贵的东西，也难以守住，容易失去。 《管子》的这段论述，是关乎古代都城社会治安管理的，堪称精辟。对于今天加强城市社会治安管理，仍有借鉴意义。 《管子八观》又云：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管子的都城理论与齐国最初的都城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费。 意思是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只要看一看宫室的样子，看一看街上往来的车马和人们穿的衣服，那么，这个国家是追求奢侈，还是崇尚节俭，就知道了。一个国家，国都很大，而城外田野狭少，其田野所产的粮蔬，不足以养活该国之民。一个国家，都城的面积很大，而人口很少其民不足以守卫其城。一个国家，皇宫占的面积很大，但宫殿很少，其宫室不足以充添其皇宫，换句话说，皇宫中的空地还有很多。即使皇宫中的宫殿很多，但因人口很少，其宫殿也大多空着。如果都城中仓库很少而台榭很多，则这个国家的储藏不足以供给该国所需的费用。 《管子》的这段论述，是从经济的角度，讲了国都应具备的特点。也就是说，国都不宜追求奢华。否则，会徒有虚名。 按《管子》中有关都城的这些论述，不管或深或浅，或详或略，都触及都城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都城的选址和建设，都城的治安管理都城的社会生活等。在一定意义上说，《管子》对都城的论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这是我国古都学理论研究中的亮点，值得中国古都学会同仁高度重视。 二、齐国初都营陵 《史记周本纪》云：周武王灭商之后，“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武王之师尚父即吕尚，本姓姜，名尚，字子牙；因其先祖封于吕（在河南南阳宛县），故称吕尚。又因周文王出猎，于渭水滨遇姜尚，与之交谈后十分高兴，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故人又称姜尚为太公望或吕望，而民间多以姜太公或姜子牙称之。 姜太公所封之地为什么叫“营丘”？而其封国又为什么叫“齐”？对此，古人都有明确的解释。《尔雅释丘》云：“水出其左，营丘。”音郭璞注云“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水经注淄水》云“淄水出泰山莱宪县原山。……又东北过临淄县东。淄水自山东北流，迳牛山西，又东迳临淄县故城南，东得天齐水口。（天齐水出南郊山下，谓之天齐渊。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广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齐都賦》曰'牛岭镇其南’者也。”水在齐八祠中。齐之为名起于此矣。《地理风俗记》曰“齐所以为齐者，即天齐渊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淄水又东迳四豪冢北，……淄水又东北逕阳阴里西，……淄水又北迳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这里将“营丘”和“齐国”的得名原由解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显然这里的营丘及齐都指的是临淄。 但是，自汉唐以至于明清，对姜太公的始封地营丘是否是今临淄，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就是今临淄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临淄而是今昌乐县东南五十里的营丘，即汉营陵县故城地。兹将两种对立意见的有关史料择要辑录于下，并试加分析。 1. 姜太公始封地即今临淄营丘说 《汉书地理志》于“齐郡临淄”县下云：“临淄师尚父所封。”注云： 晋）臣（薛）瓒曰：“临淄即营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鸿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唐颜）师古曰：“瓒说是也。筑营之丘，言于营丘地筑城邑。” 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淄水》云： 淄水又北迳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尔雅》曰“水出其前左为营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余按营陵城南无水，唯城北有一水，世谓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谓凡山也。东北流出）山。《尔雅》出前左之文，（营陵）不得以为营丘矣。……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 按鄆氏已注意到有太公始封地为营陵之说，但对此持否定意见，因为营陵南没有河流，只有城北有条白狼河。河在城北，不可能流经城前、城左根据《尔雅》对营丘的解释，营陵之地不得称营丘。既然如此那么，营陵便不是姜太公的封地。 唐李泰《括地志》云： “青州临淄县，即古临淄地也，一名齐城，古营丘之地，吕望所封齐之都也。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崩，殷时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为诸侯，国此地。后太公封，方五百里。”“营丘在青州临淄县北百步外城中。”（按此说见贺次君所辑《括地志辑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云： 临淄县，古营丘之地呂望所封齐之都也。”“营丘，在县北百步外城中。《尔雅》曰：'水出其前经其左曰营丘’。今临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经其左故日营丘。” 以上是汉唐间一些先贤力主所封姜太公的营丘就在临淄之说。 2. 姜太公始封地为营陵说 《汉书地理志》于“北海郡营陵县”下云：“营陵，或曰营丘。”注云“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 《读史方舆纪要》卷云“今昌乐县本汉营陵县”。 清齐召南撰《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云“营陵西汉县，北海郡；东汉县青州北海国；……今山东青州府昌乐县南五十里）。” 清钱站撰《新斟注地理志》云“营陵在今青州府昌乐县东南五十里。” 《太平寰宇记》卷于“昌乐县”下云：“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隋开皇六年于营丘故城置营丘县，属潍州。大业八年因賊陷俱废。唐武德二年又于北海县置潍州，复立营丘县。至九年州、县又废。至皇朝析寿光县长寿乡营丘故县置安仁县寻改为昌乐县。”又“古营丘城，太公所封之处，隋开皇六年于故城置营丘县属潍州。” 《大明一统志》卷于“营丘城”下云：“在昌乐县东南五十里营丘社，即太公受封之地。隋于此置营丘县。” 《读史方舆纪要》卷云：“营陵城，（昌乐县东南五十里。此太公望所封之营丘也。……今其地犹名营丘社，与潍县接界。” 《嘉庆重修一统志》：“营陵故城，在昌乐县东南，即古营丘，亦曰缘陵。《史记》：武王封太公于营丘。……《县志》：营丘城在城东南五十里，太公受封所筑也。营陵城在留全社内，有营台。按古营丘即营陵县志分而为二，误。” 《隋书地理志》于“北海郡”下云“统县十……，临淄，……营丘，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清末大舆地学家杨守敬所撰《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于“北海郡营丘县”下云“今昌乐县南五十里营丘集。《寰宇记》本夏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按《汉志》：临淄下云'师尚父所封’，营陵下'或曰营丘’，两存其说。应劭则于营陵云'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于临淄下则云'齐献公自营丘徙此’。按之史，营丘边』莱，故莱人与之争国。应劭说良是。且献公自营丘徙临淄，明见《史记》，而臣瓒党附班氏，谓齐城中小丘当营丘。鄄道元、颜师古、杜君卿又附之，临淄之营丘遂成不刊。幸隋时故城尚存，隋代因以置县，古迹不至全湮云。”杨氏之说，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 以上是汉至明清间一些先贤力主所封姜太公的营丘即汉之营陵县，在昌乐县东南五十里之说。 3. 姜太公始封地辨析 按昌乐与临淄间尚隔益都县即今青州市二地相距不啻百里，那么，姜太公始封地究竟是临淄，还是营陵？这是需要认真讨论一番的。我个人倾向于同意姜太公始封地是营陵即营丘之说。理由如次： （1）《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肘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按众所周知，莱夷居胶东半岛。仅就“营丘边莱”和“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看，则营丘靠东更为合理。 （2）《史记齐太公世家》云“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之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按《史记》的记载，知齐国都城曾二次迁徙一是胡公自营丘迁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一说东北），二是献公自薄姑迁临淄。假如营丘即临淄，那么，齐献公自薄姑徙都临淄，即“复”以临淄为都，或“还”都临淄，但《史记》的文字中，没有“复都”或“还都”的意思，说明胡公徙都薄姑前的旧都营丘不是临淄。 （3）据《隋书地理志》知，隋北海郡治益都县，领十县中既有临淄县亦有营丘县，隋之营丘县不治临淄城可断。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谓营丘县治“今昌乐县东南五十里营丘集”。隋县既称营丘即因县治营丘故城，正如上引《太平寰宇记》之说。宋代以来一些史家学者皆主营丘故城在今昌乐县东南，并为姜太公封地之说，上引《明一统志》、《清一统志》及《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可证。假如姜太公始封地是今昌乐县东南之营丘，那么，该地比临淄之营丘更东近莱夷，莱夷与太公争此地更令人相信。又齐胡公由此地徙都薄姑，齐献公又从薄姑徙都临淄，也更合乎情理。 （4）山东省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新近主编了一套《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丛书，由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其中，《潍坊》一册有昌乐县“古城村”一篇。该文称：古城村西北距昌乐县城公里。北宋孝宗初年立村因村位于古营陵故城内，故取名曰古城。古城村据传为齐国始封之都营丘城故址，也是春秋时期杞国都城缘陵，西汉北海、郡、营陵县和隋唐营丘县治所所在。该古城原有外城和内城，内城居北，外城环抱南面，广二十余里。现在外城已不存，内城为方形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残存城墙高米至米不等，墙基宽米左右。城墙夯筑，夯层清晰。城内埋藏有深厚的文化堆积，据说在地面以下米左右，经常发现连片的铺地方砖。现古城内尚存太公祠。许多典籍如《路史》、《太平寰宇记》、《齐乘》、《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纲鉴日知录》以及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等，皆说姜太公始封齐的都城营丘即今古城村处。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先秦史研究中颇有造诣的著名学者王宇信先生相告，临淄出土的青铜器多为晚齐之物。这说明齐国都临淄稍晚。 按从昌乐县古城村处残存古城的规模、文化内涵、有太公祠以及各种文献记载来看使人尤为相信姜太公始封地营丘就在这里，但为时不长，至齐胡公时迁都薄姑。齐献公时又迁都临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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