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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的来龙去脉（2） 70年代初期的“小球”外交以及中美关系的破冰，是中美双方基于各自利益的主动选择的结果。 基于文献，做一个中美建交的专辑，从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国内史料三个方面来相互验证的历史重现。 陈毅老总说，“只有主席才会下定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08 打开中美之交的突破口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 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 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以后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 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同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他反对说，他象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4月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一我 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有人会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分一我不知道是什么身分一访问 大陆中国。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订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大陆中国发生新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时间。 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 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 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 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09 派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 木已成舟。 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全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于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家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磨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 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快到半夜我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我说，“亨利，我知道你象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 我在一顶厨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那是什么人在圣诞节送给我们的。我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在我们举杯时我说， “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们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现在写下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条理，但当时确实不仅是个人异常兴高采烈的时刻，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共同认识，感到这真正是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月6日，我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那是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定期召开的介绍政府政策的一个吹风会。 基辛格已去远东作十天的访问，离开他秘密前往北京只有几天了。我要在他到达北京以前简短地说明我们接近中国的理由，将它记录在案。 我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 我说，“因此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大陆中国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我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 我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一为旅行开了门，为贸易开了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大陆中国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独处，它的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互不沟通，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 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骤。” 我的讲话在堪萨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们后来知道，它在北京却受到极大的注意。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中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合作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并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又缺乏直接通讯的设备，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持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发前，我们就商定采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 (我已经发现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总统的访问，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虽然我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乐于看到我的访问能够实现，我并不低估台湾和越南给我们双方可能提出的难题，我竭力告诫自已不要心存侥幸，产生奢望。 10 基辛格从中国传来的胜利消息 7月11日，知道我们的电码单词的黑格打电话告诉我说，基辛格已经发来了电报。 我问，“电报说什么?” 他回答说，"Eureka。”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一段时间的描述是引人入胜的。 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之点和问题。 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 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十七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 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到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 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边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的唯一的一份。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7月15日，我在电视宣布我将去北京。 最初的反应绝大多数是非常积极的。马克斯.勒纳写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动通过惊异之门直达希望的王国。” 有些评论家附和党派色彩较浓的民主党人，在赞扬声中夹进猜测，说我是出于党派斗争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批评，如装配机的那样，来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施密茨指责我接受邀请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菜士没有有真正谴责我的访问，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节”。 他对记者们说，他疑心这次访问实际是一种牵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想“通货膨胀和猪排涨价”。 总的说来，国外对我们的对华主动行动的反应是赞成的，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 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十分苦恼。然而，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我们并不撤销对他们政府的承认，也没有放弃我们所承担的共同防御义务。 日本人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气，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只通知他们而不通知别人，而如果统统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机，使整个主动行动归于失败。 我从圣克利门蒂刚回到华盛顿，就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一次短会，向两党领导人介绍情况。 我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因为解释的话说得越多，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机动余地就越小。我知道这对两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多么别扭，但是我只好要求他们信赖我。结果他们都出色地支持我的意见。 约翰.斯坦尼斯说，“总统下了一着很好的棋;现在应该由他把这盘棋下完，我准备支持他。迈克.曼斯菲尔德说，对华主动行动象曼哈顿计划一样:两者都绝对需要保密才能成功。 11 基辛格第二次公开访问中国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 这次他为时六天的旅行是公开宣布了的。目的是为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我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经我同意准备向中国人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衷的语言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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