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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对修昔底德的应用与滥用  作者：Laurie M. Johnson Bagby，堪萨斯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全面理解和批判，包括对霍布斯、洛克、卢梭和托克维尔的研究。 来源：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1, 1994, pp. 131-153. 导读 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就有学者将修昔底德学说与现实主义理论建立起联系[1]。“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出现更是让修昔底德学说在最近几年成为研究热点。对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解读趋于成熟后，对此种解读的批判也逐渐兴起。这篇文章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篇较为经典的批判文章。Bagby意图提醒读者，现实主义者对修昔底德著述的解读依据大部分来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雅典人的发言，这未必完整反映了修昔底德的本意。同时，她也批判了现实主义过分强调“人性”和“结构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国民性”、领导人性格和政治修辞等展现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要素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引言 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认为，古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现实主义者。古典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都可以从修昔底德中得到支持其理论观点的依据。 基欧汉声称修昔底德是最早提出古典政治现实主义三个基本假设的人之一:（1）国家(或城邦)是行动的关键单位;（2）国家追求权力，或将其本身作为目的，或将其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3）总的来说，国家的行为方式是理性的，因此局外人也能够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 尽管古典现实主义和修昔底德的观点之间存在部分重叠，特别是对人性的悲观立场，考虑政治家才能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承认国际政治的道德悲剧这些方面。但是，修昔底德并不会认同基欧汉在上文列出的基本假设。如果仔细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观点与古典现实主义者的一些最重要的结论不同。 同样地，尽管一些证据表明修昔底德理解国际结构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国家行为的影响，但他也不能完全认同新现实主义。修昔底德没有遵循新现实主义的方法，即为了理论而忽视体系内国家间的不同。相反，修昔底德认为，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城邦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对于理解它们的行为至关重要。 本文并不认为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也不认为我们应该为了修昔底德的观点而放弃它们，而是希望说明修昔底德可以引导我们在研究中超越现实主义。 本文将从最近国际关系学者定位修昔底德的一些尝试开始。首先，本文提出,修昔底德如何被学者所误解；其次，本文将针对如何更好地理解修昔底德给出建议。然后，本文将详细阐述修昔底德如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替代或补充方法。本文认为，修昔底德在观点和方法上都背离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他的方法论是：（1）强调“国民性”的重要性；（2）强调领导人的道德和智识的影响；（3）表明政治修辞对行动的重要性，并将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视为政治修辞中的另一种论点，而不是描述政治事物全部真相的理论；（4）表明道德判断构成政治分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最后，本文将考察把修昔底德的方法作为现实主义的替代或补充的优点，并提出应用这种替代的一些可能的例子。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修昔底德 基欧汉在修昔底德的声明中找到了支持古典现实主义三大假设的基础：“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1.23.6）[2] 基欧汉认为，这一说法证实，正如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斯巴达人向雅典宣战是出于自保的理性行为。这种类比的唯一问题是，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权力增长并没有做出符合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预测的反应。事实上，正是由于斯巴达人对雅典壮大做出懒散和胆怯的回应，使雅典的壮大成为可能，而斯巴达人最终只是在盟友的鼓动下才做出了反应。 罗伯特·吉尔平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上述段落的解释与基欧汉大致相同。对吉尔平来说，修昔底德提供的启示是，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该体系内的行为。然而，权力分配的影响既不是修昔底德最基本的解释来源，也不是他最原始的观察。修昔底德对雅典崛起和斯巴达恐惧背后原因的解释更为根本，或许也更具新意。 在吉尔平对修昔底德带有决定论色彩的解读之外，丹尼尔·加斯特（Daniel Garst）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国家的行为必须被理解为是基于个人的决定而做出的。加斯特写道：“尽管个体行为体在话语中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法则’，修昔底德并没有试图在其叙述过程中解释它们；事实上，他很少明确提出自己的法则。” 然而，加斯特并没有进一步确定修昔底德的真正教义。仔细研究修昔底德的修辞就会发现，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他笔下的雅典人，对人性以及权力计算对自己和战争中其他参与者的影响做出了最强烈、最具决定性的陈述。雅典人发表了与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相符的、最具说服力的言论。 战争期间，雅典人的言论充斥着现实主义的论调，其中有很多都在强调被后世称为“雅典论点”的内容。在斯巴达与其盟友讨论对雅典开战的可能性的会议上，一些雅典使者试图吓退斯巴达人，因此描述了他们建立并维持帝国的动机：“在形势的强迫下，我们首先被迫把我们的帝国发展到现在的状态，驱使我们的首要的是恐惧，其次是荣誉，最后是利益。”（1.75.3）雅典人告诉斯巴达人，他们之所以保留了自己的帝国，是因为他们所统治的人现在对他们怀有敌意，因此放弃他们是危险的。如果他们放松对帝国的控制，心怀不满的城邦就会倒向斯巴达一方。在这里，雅典人提出了一个许多古典现实主义者可能会同意的关于人性的陈述。不过，我们应该记住，雅典人是在利用这个声明来将自己的帝国主义论调合理化，并对斯巴达人进行恐吓。虽然雅典人听起来很现实，我们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但说这些相当严酷的语句的是雅典人，而不是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视角 1. 国民性格 如果雅典人对人性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修昔底德为什么要说明雅典和斯巴达在行为方式上的不同呢？与雅典人的主张相反，修昔底德表明，雅典人和他们的对手揭示了一种性格的复杂性，对人类或国家的动机的单一解释无法捕捉这种复杂性，并且，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经常对决策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修昔底德清楚地指出，斯巴达意识到雅典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但就像谚语所说的鸵鸟一样，选择把头埋在沙子里。斯巴达战争会议上的演讲表明，著名的斯巴达人的不情愿是多么根深蒂固。科林斯人就曾说过，斯巴达人老式、胆怯的风格永远无法与雅典人的大胆和创新相匹敌。雅典人会在不得已时采取行动，而斯巴达人则是在被恐惧所迫时才会采取行动。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雅典人实力的增长是导致对雅典人的恐惧最终走向战争的原因，而它本身是由两件事引起的：斯巴达人的沉默和内向，以及雅典人的大胆和对荣耀的兴趣。 2.个人性格 领导人的个人性格、智力和道德品质也在国家决策中起作用，正是这种原因导致斯巴达在波斯战争后决定放弃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为雅典的崛起敞开了大门。斯巴达的决定是由于斯巴达总司令泡萨尼阿斯的粗暴性格，使斯巴达不受盟友的欢迎，并使雅典的支持度上升。像忒弥斯托克勒斯和伯里克利这样的雅典领导人在塑造雅典人对建立帝国和作战的态度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雅典、斯巴达和其他城邦并不是无差别的“黑箱”。 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人们相信伯里克利是一个罕见的无私的人，他关心公共利益，因此，他能够说服他们参战，并且为了有限的目的而发动战争。但是在伯里克利之后，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来统一国家，对手之间的竞争经常破坏雅典的政策。领导人的个性和性格决定了雅典在战争中的胜败。伯里克利是爱国和无私的，而伯里克利的继任者雄心勃勃、自私自利。 在伯里克利之后，继任者的领导质量持续下降。在著名的密提林辩论[3]中，狄俄多托斯提出，与伯里克利不同，他必须撒谎并攻击对手的性格，以显得真诚；而由于担心人民会因为他贵族的生活方式对他进行报复，当雅典真正需要他的军事能力时，阿尔喀比阿德斯在图里俄抛弃了雅典；尼喀阿斯被派往西西里远征后，由于害怕人民的审判，他似乎完全丧失了勇气，以至于其部队全军覆没。显然，修昔底德相信政治家的才能可以改变历史。雅典最终失败的原因不是缺乏城邦实力，而是缺乏有能力的领导者。 3.修昔底德对政治修辞的应用 彼得·庞西（Peter Pouncey）指出，在《战争史》的第七卷和第八卷中，不再出现长篇演说。庞西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表明，随着战争对政治团结造成损害，政治演讲的质量和重要性下降了。由于政治冲突，演说越来越成为个人和党派利益的工具，因此在修昔底德看来，它在理解战争行为方面不那么重要了。 这一变化表明，修昔底德并不认为政治言论总是对出于现实原因采取的行动的解释。有时它确实是一种解释，有时它被用来恐吓或激励，有时它被用来客观讨论某一特定行动或政策的利弊。有时，言语体现了强烈的道德信仰和差异。有时它准确地描绘了说话者或说话者的思想。但无论如何，它本身的内容以及与说话者所做的行为的关系都必须被认真地审视。 修昔底德在历史中教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是，理论本身可以是一种修辞工具，而不是对现实的总结。修昔底德以狄俄多托斯在密提林的演讲为例，说明将一个理论强加于它的最终结论，往往会产生不切实际或不可接受的结果。 另一方面，根据雅典人的论点，只有持续的强力镇压，而不是令人尊敬的优秀领导，才能阻止国家的叛变。然而，正是良好的、受人尊敬的领导，在初期为雅典赢得了盟友的忠诚和尊重，正是这种领导沦为帝国主义的镇压，导致盟友对雅典的怨恨与反抗。可见，过分相信和坚持这一论点对雅典是有害的。修昔底德发现，这种论点可以很好地描述一种特别流行的思维方式，但它是一种诡辩。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一种与大多数现代国际关系学者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雅典人的论点，对那些学者来说，这一论点更像是一种决定性的自然法则，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4.修昔底德的道德教义 修昔底德将战争中价值观的颠倒归咎于“贪婪和野心所激发的统治欲望，以及从这些欲望中产生的属于曾经参与派系竞争的人的热情”。即使在战争期间，修昔底德也期望人类有能力变得更好，不被激情所左右，而有能力进行自我控制。因此，即使这种行为会在“人性不变”的情况下再次发生，它也不足以代表人性，即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 修昔底德非常热衷于表明，在雅典与斯巴达之外，一些城邦根据不同的道德准则运作。他对小城邦普拉泰亚和弥罗斯[4]的关注表明，他并不认为抵抗压倒性的力量是徒劳和毫无意义的，以至于不值一提。修昔底德没有明显谴责任何一个小城邦的不屈服，尽管这种做法明显意味着其自身的毁灭。 修昔底德式的学者 修昔底德式的学者不一定放弃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框架，但他们能够超越或补充这种框架。他们能够研究成功或失败的领导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修昔底德式的分析者需要将民族性格视为国家行动的一个可能因素。一个持修昔底德观点的学者需要对国家的重要政治修辞进行分析。他或她不会自动认为这仅仅是权力政治、经济利益或其他非个人力量的衍生物或对它们的辩护。修昔底德式的学者也不会总是只看政治修辞的表面价值。相反，他或她会像修昔底德那样，根据政治行为体的行为来判断言论，以评估其诚意。学者们会意识到，虽然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国际关系，但当它出现在政治家的演讲中时，它也可能成为分析的对象。正如我们所知，理论往往会促进某些政治或道德议程。修昔底德式的学者不仅要注意政治修辞对理论的使用，而且要注意在他或她自己对理论的使用中尽可能客观，并/或在拥护某一特定理论时明确他或她的政治或道德议程。 修昔底德式的学者将避免任何具有决定论性质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把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归因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或古典现实主义的人性，以及任何其他不受控制的力量。分析者必须认真考虑个人的决定和政治言论对国家行动产生的实际影响。只有假定个人具有选择的自由，才有可能把特定政治家的决定和行为视为正确或错误、好或坏。但修昔底德式的学者仍然能够考虑到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影响。 就像本文对雅典人及其论点的批评一样，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批评新现实主义不是一种被动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主动的意识形态纲领。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结合了修昔底德学说的一些元素。他的书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政治修辞是重要的，因为它推动了“帝国的迷思”在整个历史和跨文化的发展。在这些迷思中，最主要的是“只有通过扩张才能保障国家安全的想法”。因此，斯奈德采用了修昔底德的思想，即政治理论可以被用作一种修辞手段，为帝国主义行为辩护，而这些行为实际上是由更狭义的利益所驱动的。 多伊尔（Michael Doyle）关于帝国的著作更接近修昔底德模式。他不仅注意到雅典军事力量对维系帝国的影响，还注意到其大众民主制度的影响，这些制度吸引了许多希腊城邦的普通民众。多伊尔的论点是，政治统一是建立并维持帝国的基本要素。多伊尔发现了用来解释帝国的建立、发展和衰落的系统理论的三个主要缺陷：（1）“它对推动国家外交关系的动机的概念过于狭隘”；（2）它“太笼统”，因而不能说明导致任何一种帝国主义的特殊情况；（3）将帝国主义归因于实力的差距并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多大的差距是必要的，以及是什么导致了最初的差距。 结论 修昔底德式的研究方法强调了良好政治思考和判断的重要性。为了获得和灌输真正的政治智慧，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任何一种理论或处方都能准确预测人类行为或解决人类问题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接受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拥有自由意志的代价是无法轻松解释和解决事关人类的问题。修昔底德教导我们，尽管内在的激情和外在的力量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人类能够控制自己，并有道德意识；他们只能把失败归咎于自己。 注释 [1]Edward Keene,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ne Lee and Neville Morley eds. 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Wiley Blackwell, 2015. pp. 355-372. [2]“拉刻代蒙人”指斯巴达人。对本文引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语句的翻译，本译文在已有中文译本的基础上根据原文参考英文译本进行少量修改，中文译本参见修昔底德著，何元国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英文译本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ambridge, Mas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对于人名、地名的翻译，本译文主要参考何元国译本，如译本翻译与译者所知普遍使用译法有异，则优先选取普遍使用版本，并在注释中标注何译本版本。另在括号内标注章节编号，以便感兴趣的非古典学专业读者在不同译本中进行检索，1.23.6即第一卷第23节第6行。 [3]何元国译本为“密提勒涅”。 [4]何译本为“墨罗斯”。 词汇积累 论点 thesis 修辞 rhetoric 政治家的才能；领导力 statesmanship 决定论的；不可抗拒的 deterministic 译者：魏康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 校对 | 刘若锋 张立锟 朱忻博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曾子晨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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