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料商人宋代商人，能自由从事海洋贸易活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随着宋代对外贸易的扩大，入华蕃商越来越多，大批蕃商在中国定居，与华人杂处。为了利于通商、通使，朝廷在蕃商的居住地如广州、泉州、杭州、长安、开封等沿海通商港口或内陆都城设蕃坊。 广州和泉州均因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聚集了众多蕃坊。经过考证，学者们认为广州的蕃坊位于海山楼，海山楼“在广州府城之南，珠江之北岸，蕃坊亦在此。”泉州的蕃坊称为蕃人巷，主要在今泉州南门附近地区。1965年以来，考古学家在泉州陆续出土了一些墓碑石，有的刻有“蕃客墓”、“赛义德·艾哲勒”、“布哈里”等阿拉伯文。  这些墓碑石应该为埋葬和纪念来泉州经商的阿拉伯商人所建，阿拉伯巨商施那伟“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也是一例。此外，泉州也保留了一些著名的清真寺。如清净寺，大致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 广州的怀圣寺的番塔形式与回教寺院的尖塔形式一致，在四五月交际之时，蕃客多登上塔顶观望远航来华的商船。其建造年代学界众说纷纭，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位于唐宋时期。 无论阿拉伯人建立的清真寺、怀圣寺，还是修建的蕃客墓，都是宋朝阿拉伯商人来华贸易、定居的重要实物见证。大量的沉船考古资料亦发现了宋代大食商人携带香料来华的证据。在爪哇井里汶沉船中也发现了来自中东的数百件玻璃香水瓶、大批树脂香料。 在勿里洞、印坦、鳄鱼岛沉船、宋代泉州湾等沉船中均发现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大食进献贡品中就有玻璃瓶、玻璃瓮容器，用来盛放大食特殊的“香水”蔷薇露，如赵汝适所言：“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  这些玻璃器的发现证实了大食商人参与了宋代的长途远洋贸易。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大食商人外，还有许多来自东南亚、南亚以及东亚的商人从事香料贸易。东南亚首推三佛齐商人，“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 占城商人在宋代也非常活跃，宋代朝贡贸易的第一阶段中占城进贡次数最多，其中不乏借朝贡行贸易之实的商人，占城频繁进贡主要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政治目的，希望宋朝能帮助抵御交趾的侵扰。 另外，占城重视贸易，所贡香料大多来自海外市场。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国交易的三佛齐和占城人中也有一部分是侨居其地的大食人。此外，印度商人也常来往于中国市场。南印度南毗国，因该国商人罗智力干父子来华，居于泉州城，成为宋朝重要的香料贸易伙伴，“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焉”。 马可波罗曾提到：“刺桐一港，印度商船来者频繁，输入香料及其他珍异，支那南部商人来此者极多。”虽然这则材料是出自马可波罗对元代泉州贸易的描述，但大致可以推测前一时期印度商人在中国的概况。  综上所述，以大食为代表的诸多海外香料商人往来于中国与世界各地，积极开展香料贸易，对宋代的香料贸易乃至海外贸易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的留居中国不归，在中国建家立业，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舶主，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播下火种。 此外，以蒲寿庚为代表的大食人还历任市舶司，参与管理中国海外贸易，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海外贸易均产生重要影响。总之，无论是大食商人的商贸活动，还是在华的生活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往来。 宋朝民间海外商人中国不仅吸引着外邦人来华贸易，经济的发展也把中国人推向世界，去寻找新的市场，追逐新的利润。宋代以前，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商人定期航行至南洋，或在当地的商业中心定居，直到11世纪，我们才有关于中国商人前往南洋的大量记载。  宋朝鼓励海外贸易，除了积极招徕外商来华、奖励招徕外商的中国官员外，宋朝政府还允许本国商人出海贸易，加上这一时期中国海商在航海、造船技术上的优势，宋代沿海商人得以史无前例地自由从事海洋贸易活动，特别是远洋贸易。 《广东新语》记载：“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资。”大批中国商人开始活跃于东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海域上，在海上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与阿拉伯商人共同主导这一时期的亚洲海洋贸易。到13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末年，中国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南海的贸易运输。 宋商的海外贸易范围从跨海经商的范围来看，宋朝商人早就已经开始跨海经商，并活跃于东南亚、南亚，三佛齐是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朱彧在《萍洲可谈》也提到宋商到大食、三佛齐转口贸易的情况：“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贾辐辏，故号最盛。” 福建路市舶司在给朝廷上书中提到了往来于东南亚占城一带的宋代香料商人陈应和吴兵，他们拥有五只舶船，贸易香料达数万斤。  由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宋朝商人已经能前往西亚、非洲进行贸易，“这一时期，中国商船还开始了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的贸易航行，与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也展开了直接贸易。”在波斯湾附近就有大量的中国瓷器被发现。 “从8世纪开始，大量的中国商品仍通过海路被运往西方，波斯湾周边的许多地方都出土了中国瓷器。”中国商船主要与非洲东海岸的麻啰抹（今索马里摩加迪沙）、蒙巴萨（今肯尼亚蒙巴萨）、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和基尔瓦基西瓦尼（今坦桑尼亚基尔瓦基西瓦尼）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 在高丽和日本，宋商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尤其在宋丽贸易中，宋商在双方的海上贸易中起到主导作用，且较少受到两国政治变化的影响。韩国学者李镇汉在《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中证实：“宋商往来高丽的现象是一直都存在的，基本上没有受到两国间的政治和军事变化的影响。”  在《高丽史》中，“宋商”、“宋都纲”并不乏见，应该是指前往高丽的宋朝商人。在高丽的宋商通常以商团的形式大批前往高丽贸易，因此还常常受到高丽国王的接待。 1054年寒食节当天，高丽国王分别在娱宾馆、迎宾馆、清河馆、朝宗馆宴飨宋商叶德宠等87人、黄拯等105人、黄助等48人以及耽罗国首领高汉等158人8人。1148年八月，有宋朝都纲郭英等330人前来高丽。 随着宋室南迁，浙江沿海仍重视对高丽的文化交流，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身居高丽的宋朝商人。“据推测，有数千人在这一时期去了高丽，因此好几个地方出现了不断壮大的中国人聚居区。”《宋史》中提到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其中多有被“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纵观有宋一代，双方舟帆往来，殊为频繁。 仅据朝鲜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前往高丽的中国航海者，可考的已达5000余之众。前往日本的宋朝商人也很多。咸平五年（1002）有“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  普塔克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写道：“定期从明州等港口前往博多港的大量中国旅行者都留下了姓名，甚至更靠近北方的一些地方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早在11世纪，从本州岛西侧到若狭湾的多个海岸段就经常有人登陆，其中甚至还有来自朝鲜的船。有些中国人还在九州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住在所谓的'唐坊’里。” 宋商向日本输出货物主要有锦、绫、香药、瓷器、文具、书籍、铜钱、茶叶等。香料就占到其中一部分内容，日本史学家藤原明衡在《新猿乐记》中所记载的宋朝商品中，包括了沉香、麝香、熏陆、龙脑、鸡舌、白檀、紫檀等香料。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大批宋朝商人留居海外不归，在当地通商口岸地区逐渐形成一些较大规模的华侨聚集区。其中，定居越南的宋商就有安南李朝的创立者李公蕴，《梦溪笔谈》中说到宋景德元年（1004）“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公立闽人李公蕴为主。”  1972年在文莱发现一块南宋墓碑，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景定甲子是公元1264年，曾任职泉州督察院“判院”的蒲公，卒后葬于文莱，由此可以判定在当地为他立碑的两个儿子应、甲确实是定居文莱的祖籍泉州的华侨。 东南亚的爪哇也有中国人聚居的村落。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提到，明初爪哇的新村、杜板、苏鲁马益等地华人聚居区达千余家，“（杜板）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 总的来说，发展到元代，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区已经颇具规模，还形成了维护自身生存和利益的华人自治组织。由此可见，东起高丽、日本，南到印度、东南亚，西至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都有宋商的足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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