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路航线宋朝商人为了方便进行香料贸易，常以他国使者的身份来进行交易——宋神宗熙宁直至南宋末期，取道自明州出发的南路航线成为宋与高丽的主要路线。熙宁四年（1071），宋丽重新恢复政治往来，宋廷正式封闭登州港，将前往高丽的出发港改为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宋史》记载：“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 由此，由明州港起航往返高丽的南方航线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来由于金朝占领了秦岭与淮河以北，南宋政府规定：“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之。”这里的庆元，即为明州在绍熙五年（1194）的改称。  南路航线由明州至朝鲜半岛西岸礼成江碧澜亭，最后到达高丽首府开城一线，宣和五年(1123)奉仪郎徐兢奉使高丽时走的航线便是此条，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载，南路航线可分为三段：第一段途经中国境内海域，即从明州港出发向东航行至定海，出海后向北行至淮河入海口处。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是宋金的分界线，淮河入海口流域亦是军事禁区，所以从明州出发的海船，可能从定海出海后选择附近海道直接东行，不再沿中国海域大陆架北上至蓬莱山一带。 第二段途经高丽境内海域，即船行除上述从明州港出发的路线外，泉州、杭州、海门（今江苏启东县东北）、江阴（今江苏江阴）等处也可通行，从这些港口沿中国海岸大陆架北上，到达明州后再行出发，属于南路航线的延长线。  一是以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海门、江阴等地为始发点。海门县地处长江下游入海口料角嘴（今江苏启东县东北）沿岸，曾是北宋时商人前往高丽的港口，自北宋中期以后，该港逐渐淤塞，不再便于通航，海门县丧失了昔日对丽贸易港的地位。 江阴（今江苏江阴县）城北入长江的河港黄田港是通航的重要河港，《江阴县志》记载了改港的繁华：“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 二是从浙江杭州港出发，先循浙东运河、余姚江渡至明州，再扬帆北驶。如宋代姚宽所言：“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由此观之，当时海外各国货物输入，是由明州上岸后，再从余姚江和浙东运河抵绍兴，最后经西兴渡到杭州。 杭州在大运河最南端、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端，南可达南海诸国，北可通高丽、日本，交通便利，海外贸易兴盛，被誉为“东南第一州”，蕃商来华从杭州港登陆后，宋商又可将其贸易所得的香料转销至东亚。三是从福建泉州港出发。  除了与南海诸国通商往来外，福建商人也可从泉州出发前往高丽。高丽王城内“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 《宋史》记载，熙宁年间，“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泉州出发的航线除了按以上几个港口，沿中国海岸大陆架北上，到达明州后走南线到达高丽以外，另一种是直接从泉州入海向东北方向行驶，经过琉球群岛，到达朝鲜半岛南部港口。 不过，因泉州离高丽较远，主要贸易对象是南海诸国，所以在往高丽的航海路线中不如明州重要。香料贸易包含香料输入和输出。 根据香料输入的路径，宋代香料贸易路线分为两种方式：一条走南线，香料从最远的东非、阿拉伯地区经南亚、东南亚中转运输到中国，即自大食、三佛齐、占城、交趾、注辇等中亚、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出发，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泉州等国内港口。  这些南海诸国往往盛产香料并热衷于海上贸易，主导了宋代香料的输入，宋元时期南线发展尤为迅速。 这一时期虽已出现从阿拉伯、东非横渡印度洋直航到中国的路线，但为了贸易的需要，以及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商人们需要在西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港口中转贸易，遂形成西亚、南亚、东南亚、中国四大区域、以及连接这四大区域的三段航线，以上构成宋时南海贸易网络。 另一条香料输入路线为西北线，即经于阗、西夏、吐蕃等西域诸国经陆上丝绸之路输入宋境，由于宋代陆上丝路不逮从前，贸易中心转向海上，故此线规模远不及南线，香料贸易主要通过西域转口贸易的形式开展。 香料输出的路线相对比较简单，香料贩运至中国后，部分香料经宋朝商人转手贩运到东亚的高丽和日本，这条路线在方向上属于东线，即经明州、杭州、泉州等闽浙地区港口城市越东海、黄海到高丽和日本诸岛的东部海上丝绸之路，东线虽不如南线海上丝路繁盛，但到宋代已经发展得颇为成熟。  总之，宋代香料贸易路线并不是某一地区通往中国的单一航线，而是呈交叉形态的海上交通网络，南海和东亚地区都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网络，沿线地区兴起的重要贸易港口即是见证，这一贸易网络也成就了周边的港口城市，使它们成为中世纪乃至今日商贾云集的通商大埠。 中外商人与香料贸易海外贸易活动不仅要有对时代背景、航海路线等“海事”的把握，更要落实到“人事”的考证上，宋代的香料贸易能够形成举世瞩目的成就，商人们功不可没。 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分为外国商人（也称蕃商）和宋朝商人，他们往来于南亚、西亚、东非、东南亚与中国之间，或以贸易，或以上贡的形式将国外所产的香料大规模运输到中国，或经宋朝商人转手贸易到东亚等地区，铸就了宋代香料贸易的盛况。 外国香料商人概况宋代鼓励外商来华贸易，来华商人数量庞大，他们或以外国使节的身份携带香料入华朝贡，或以商人身份进行市舶贸易，无论是朝贡还是经商，都是宋代香料得以输入的重要途径。  史籍记载的入宋外国商人（包括使节或以使节名义来华的商人）主要有以下几类：人数最多的是大食商人，有蒲希密和蒲押陀黎父子、陀婆离·蒲含沙、蒲押陀黎、蒲麻勿·陀婆离、蒲押陀离、蒲陀婆离慈、蒲麻勿、蒲啰诜、蒲加心。 蒲琚和胡妇蒲氏、施那伟、李亚勿、佛莲、辛押陀罗、亚里白地、亚蒲罗、层伽尼、截沙蒲黎、婆罗钦等。 还有一些以他国身份来华的大食商人，如占城使者蒲寿庚、蒲亚里、蒲息陀琶，三佛齐使者蒲晋、蒲蔑、蒲施汉、蒲押陁黎、蒲婆蓝、蒲谋西。这些大食商人人数多，身份复杂，但大多数还是以蕃商身份来华进行香料市舶贸易。 其次是三佛齐和占城商人。占城人有李牌、李麻舟、李眉、李臻、李良莆、李波珠、李诃散、李磨勿、朱陈尧、波轮诃罗帝、陀旁亚声、陀旁亚里、布禄爹地加、布灵息㢮琴、良保故伦轧丹，三佛齐有李加排、李南悲、金花茶、皮袜、萨打华满、悉沙文、悉理文，他们多以使节身份来华，政治意义较突出。  此外，还有注辇国使者娑里三文、琶拦得麻烈氐、吒达巴、顿琶尼、灵保麻遐钹罗，蒲端国使者李罕、李于燮、已絮汉，渤泥国使者施弩，真腊使节鸠摩僧哥、魔君明稽思、摩腊、摩秃防，丹流眉（丹马令）使者打古马、打蜡等等。这些国家来华贸易次数不多，史籍对这些商人记载也较少。 史籍所见大食商人在诸多来华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中，大食商人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输入香料最巨、最为频繁在蕃商中之具有领导地位。普塔克提道：“宋朝时，西亚商人，尤其是波斯和大食商人，在远东维系着广阔的贸易网，泉州和广州的蕃坊构成了这些网络的重要支柱。” 《小畜集》记载：“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贸于中国者多矣。”来中国贸易的大食人每年都很多，因此，宋朝人总是以大食人作为外国商人的代表，他们留居中国不归，形成以蕃坊为中心的庞大商人群体，他们有些在中国定居，与华人女子通婚，考取功名，“多蒲及海姓，渐与华人结姻或取科第”。  “到十世纪末期，穆斯林商人正在积极地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通过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运输到波斯湾。同样，波斯湾、红海地区的香料和其他商品也被运往中国市场。来自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斯里兰卡，西拉夫，亚丁，开罗和西班牙的中国陶瓷，以及阿拉伯文和中文史籍，清楚表明穆斯林商人组织了从远东到地中海地区的广泛贸易网络。” 总的来说，为了方便进行香料贸易，众多大食人从事中国南方各港口至印度、缅甸南部、马来半岛、暹罗湾湄南河口、占城等地区的香料与瓷器贩运贸易，并且常年定于与以上地区。这一过程中，有很多寓居别国的大食商人以他国使者的身份进贡或者交易香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