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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3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詹建俊写生集》（倪军、靳军主编）集中梳理了1931年出生的我国绘画泰斗詹建俊先生几十年孜孜不倦的素描与油画写生作品，在我们熟悉的詹建俊巨幅杰作《起家》《狼牙山五壮士》《高原的歌》《春潮》等的背后使我们得以窥视与了解画家对祖国大江南北的无限深情与倾情歌唱；在他热烈的色彩与俊朗的笔触背后，我们看到了画家詹建俊细腻的对生活的观察和深厚灵动的艺术感觉。在《詹建俊写生集》出版1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表主编之一倪军撰写的《詹建俊写生作品的独立意义》一文，谨此向詹建俊先生致敬并祝他健康长寿、艺术常青！ 詹建俊写生作品的独立意义 倪 军 世上有一生没有画过所谓“创作”的画家，却实在难以找到一生没有画过“写生”的画家。写生不但是一个人学习绘画的自然之路，更是在漫长的绘画史上成为一种独立的、极具美学价值的艺术概念，尽管我们不愿意过多地去碰触这个问题的哲学边界以及操作边界。 中国画家詹建俊先生以他六十余年绘画生涯的旺盛生命力，在创作出若干史诗般的巨作之外，也积累下大量的写生作品。相比他的大尺幅创作，这些写生都是小幅绘画或素描，但又不同于以荷兰历史中某个绘画艺术兴旺的阶段而得名的欧洲小油画的完善与周到。与欧洲、美洲以及众多的中国20世纪绘画一样，詹建俊写生画作的几乎每一笔都是面对自然中的树木山川与人物、动物的。詹建俊大量写生作品所耗费的生命成本是巨大的，却也是他长寿的奥秘所在。这部分生命的深层价值在今天看来是独立存在的，而不是他生命之外的资料。詹建俊与莫兰迪和弗洛伊德虽然十分不同，但在长期面对自然景物体悟造物的形与色的时空里，他们无疑有灵性的交汇。历代中国画家对于祖国山河风貌的描绘，也无疑地促使詹建俊进行过相同空间位置里的古今对话，他在自己国家土地上更微妙地感受了中国古代画家的专业态度和技法手段。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詹建俊十足地是一位中国画家，他的艺术作品尤其是他无数的写生作品延续了中国绘画长河的涓涓水流，继续了这片土地上的画家们对夺目历史的推动。 初踏西北 除了早年学画以及在北平国立艺专的课堂学习，詹建俊第一次真正走进天高路险的大自然里写生是23岁的时候，当时他跟随叶浅予先生进入甘肃省南部的藏民地区。这一年到甘南，使得年轻的画家有机会第一次体会到骑马的感觉，他的心里已经因为对骏马的体魄和速度有了亲身的体验而多了一份画家的观察方式和思维向度。在甘南，詹建俊用最快捷便利的方式画了铅笔炭精棒水彩和油画写生，画了汉人、藏人和哈萨克人质朴生动的脸庞。1954年5月，詹建俊在千佛洞画的《母与子》虽然还透着叶浅予的利落和蒋兆和的用笔特点，但已经展示出年轻的詹建俊式的从容与品位。他1954年10月画的侧光的炭笔《友人像》已经完全展现了西洋素描的观察方法与表现特点。詹建俊一生对强烈光影效果的偏爱在这个时期已经很明确了。在1955年进入俄裔老师马科西莫夫带领的油画训练班之前，詹建俊已经有了很地道的素描训练，这得益于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吴作人、董希文等人的影响。 1957年，为了准备油画训练班的结业作品，詹建俊选择到东北的北大荒北京垦荒队的基地，观察体验同龄青年人的革命理想生活。他用水彩迅速地勾绘农场的简单机械和脸上依然稚嫩的来自大城市的青年男女。《垦荒队的犁》几乎是巴掌大的一幅彩色速写，却准确地记录了铁犁的结构和阳光下卧在青草中的光影关系。这个精彩的“道具准备”后来被詹建俊用在了《起家》超宽横幅的最右侧，增添了荒原中创业者们生活里关键的一丝现代技术气息。和欧洲大批热爱彩色粉笔和水粉的画家们一样，詹建俊从1958年27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色粉笔或水粉，他合适地利用色纸的本色，恰到好处地发挥了这两种工具的优势。这在他于北京西郊石景山画的《大建土高炉》和十几年后画的《小滢像》中都有所展现。詹建俊后来还用水粉画过若干幅广西石林，运用得轻快娴熟。色粉笔相对宽大、干涩和易于铺陈的特点十分利于画家快速地捕捉基本的色彩关系，同时也合乎詹建俊出乎天性的个人风格。遗憾的是，我国曾长时期缺少优质色粉笔的供货，这使得詹建俊和大批的中国画家没能更多地运用这种绘画材料，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没能出现应有的画布色粉笔作品。 1961年，詹建俊有机会远赴新疆的喀什与和田两地，这一次他写生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麦场上》、《阿依莎木》、《满面春风》等一系列维吾尔人民的生动肖像。在油画纸上，詹建俊高度概括且准确捕捉人物外部特征和内心情绪的能力愈加成熟和老辣了。披着橘红头巾的维族女学生面庞结构清朗，大眼连眉的楚楚动人之相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人类之美的凝练雕塑和彩色韵味的精美音乐。画家寥寥几笔的背景处理更是十足的从容洗练。对于油画这种工具的娴熟使用让30岁的詹建俊获得了更大的自信。有意思的是，二十年后詹建俊再次来到新疆，画了《红装》、《长者》、《高原人家》、《山民》和《冰山下的塔吉克姑娘》等写生。“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世沧桑，但是在新疆的大地上，詹建俊又回到梦里二十年前的那个“好地方”，又见到了仿佛早已相知相识的塔吉克汉子和少数民族姑娘。着红装的少妇听了画家的要求，双眸直盯着画外的远方，她脸上圣洁的表情在今天成片的明星封面照里已再不能找到。 “文革”时的写生与1976年之后 除了1964年和1970年两次到河北省农村之外，1974年时的詹建俊曾经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员到山西省享有盛名的大寨从事农村办学。这个因当时政治形势的原因带来的远离北京的机会，使得詹建俊画出了今天看来全无意识形态压力而田园意识浓郁的《大寨梯田》。在大寨，詹建俊还用钢笔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女性之一郭凤莲画了两幅速写。其中一幅在不久前被詹建俊送给了来京看望画家的画中人。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如果那时已在北京政坛高位上的陈永贵恰好回到大寨指导工作的话，我们的历史上也许会留下一幅最适合刻画这位山西农业名人的詹建俊风格的油画写生。《大寨梯田》中沟壑刚硬、山峦叠加，本来光秃秃的虎头山被人类体力与精神的力量改造成地中海南部一样的迷人绿田。画家只需完全写实地、准确地描绘梯田的曲线就足以展示阳光下层层农田的形体魅力。远处的山坡上大概也是相同的梯田，在今天都市里已经稀有的舒朗气候里，远处紫蓝色的群山和近处苍翠的绿色构成了一支美妙的协奏曲，中间的调剂与间歇便是刚刚被平整出来的那块山头的土壤，也透着泥土的香气。无论是画人还是画户外风景，詹建俊的造型意识都十分敏锐，他脑子里有下意识的电影感——好电影的画面构成意识和色彩的变幻运用似乎是詹建俊下笔之前的一种暗语。“文化大革命”中期，詹建俊有机会到锡林格勒草原。我们今天看他画的解放军是那样的令人振奋，几幅年轻战士的写生带来的那种视觉冲击力和艺术表现的高度率真为这位勤奋的艺术家增添了光辉的生命篇章。虽然是在冰天雪地的大草原上时间紧迫的写生，虽然英武而具有强烈中国男性之美的战士们并没有成为以后大幅创作中的人物，但这次内蒙古之行却使詹建俊的笔下以写生风格产生出一批足以与他早年成名作媲美的中国男性肖像。他还在草原上凭着过硬的功夫画了成群的骏马，与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交相辉映。曾几何时，中国当代艺术的万花简里也出现了被视觉调侃过的中国军人，而詹建俊当年为数不多的战士速写与那个时代众多的画家一样，为自己国家的国防群体记录了本真而坚实的风貌。 历史的快速运行也许不能让画家用足够的时间回顾当下，但时间这个诡秘的东西却一定要在多年后继续诉说。今天我们再一次见到詹建俊那个时代的写生作品，已经多了一个时间的参考量、一个年轮的坐标系。而正是那个年代的质朴与纯真才向着今天的轻浮和懒惰刺出致命的一剑。我们深切地知道，唯有纯真才是艺术的生命线，只有靠扎实的艺术功力才能够表达纯真的艺术。“文化大革命”过后，与千千万万的中国文艺家一样，詹建俊心花怒放，情绪更加激昂。他知道，到更多的地方甚至是中国以外的地方去的可能性就在眼前。在百废待兴的时期里，画家们不敢过多地等待，他们寻找或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准备好足够的写生用具，迫切地离开北京。1977年，46岁的詹建俊奔赴四川的阿坝和云南的大理、瑞丽等地。1978年，他又到黑龙江和长江三峡。这两年连续的多次外出写生为詹建俊的绘画生涯又增添了丰富、绚丽的一笔。《金色的水草地》、《苍山洱海》画出了水中映照着的迷人的天蓝湖蓝色，这是每一位油画家抗拒不了的色彩魅力。在祖国西南部热带雨林的叶影光斑里，詹建俊急促地画着雨后的竹楼，画着服饰艳丽满头鲜花的傣族女子。《柴木错》和《湖畔》中低头微笑的藏女被画家带回了北京，她们的表情至今还可以轻易地打败所谓文明社会的矫饰，她们的人性光彩因为画家的发掘与再现而历久弥新。詹建俊在写生的时候也注意发现含蓄之美，《洱海渔妇》和《小泽泊》就是在静态的一瞬间让年轻女性的丰富内心延绵下来，仿佛远方湖泊中微动着的细波轻轻地拍打她内心的彼岸。在这样的写生画作中，詹建俊用笔果断，形与色都一气呵成。他面对满富生命力的生命体，既要求自己做到概括，又不忘记刻画人物和自然中有意味的细节，他在精准的判断力下所描绘的一切无疑展示着强大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绘画性在詹建俊的写生作品里得到了鲜活的写照。从这点来说，也验证了有些同行曾精辟地指出过的:“詹建俊的绘画具有启蒙意义并有教科书的作用。” 纵观“文化大革命”时期詹建俊的写生，我们能够发现一种激情。因为那个时期的艺术家没有权利画自己想画的，甚至已不再有机会进行创作。这种生存条件下的画家们一旦有可能外出写生，对景、对人，用画笔和能够得到的颜料去工作已经是极大的享受。他们的心跳是加速的，他们的兴奋是加倍的，原因就是时代的大环境与生存的困苦带来的压力和反作用力。伟大的艺术家们从来不是骄奢淫逸生活方式的享用者，相反，却是苦难与磨砺的选民。 在国外画写生 1981年，年过50岁的詹建俊第一次离开中国，与吴冠中、刘焕章两位艺术家出访西非三国并顺道停留向往已久的法国巴黎。在有限的绘画工具为伴的情况下，他面对非洲妇女画出了她们迥异于中国人的异域之美。《塞拉利昂姑娘》中利用了模特黝黑的皮肤与衣裙的固有色之间看似夸张实则写实的强烈对比之美，画面下方用笔不多的暗绿色植物既平衡了构图又丰富了强烈对比中色彩使用的变换与微妙。这幅写生造型奇异，用笔真是到了不可多一笔也不可少一笔的绝妙境界。《绿荫》一画中双手扶栏身体曲立的黑人女子，完全被多层次的绿色背景衬托着。这时的詹建俊内心体悟着莫奈和戈雅的色彩王国，已能很自信地与欧洲的绘画先贤进行无声的对话了。1988年，詹建俊去了伊拉克的巴格达;在1991年60岁的时候，他从容地再次游历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每次出访外国，詹建俊都尽其所能在当地写生，近距离地挥写异国文化里的奇异形象。我们在很多年后能够有机会同时看到詹建俊先生在国内外的大量色彩写生，使得我们在绘画美学的深度层面上观察到一位个人风格成熟并且十分连贯的詹建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超凡写生能力已经打通中外，各个时期与不同地域的写生作品已经汇成了他艺术生命中的一股洪流。 对日常生活之美的态度 集中时间从事主题性创作和出游他乡异国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画家詹建俊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之余，更多的写生作品主题便是居家生活中的人物、场景，是亲朋好友和周围最熟悉的环境。他画新婚的妻子、幼小的女儿，画青衣也画自己。他画了很多自己最为熟悉的北国山村和怒海波涛。他以这些寄托自己的情怀与品位。詹建俊不但是豪迈的，还是温情的;他严肃、爱秩序，同时也富有同情心与幽默感。这一切品格的特征可以在他无数的写生作品中被我们发现并被我们不断地解读。这也许正是艺术家的写生作品带给人们的那种久远震撼力:最赤条条的艺术家灵魂正是在写生的时候无从逃逸。 因为中国近代史的复杂原因，也因为中国现代绘画之路的崎岖坎坷，一大批像詹建俊一样的中国画家们也许使用了过多的精力与时间探究并辩论着中国人画油画以及中国式油画的哲学论题。这在中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的今天也许不易被很多人理解。但是，詹建俊与他同代的亲密同事们为这个国家的现代艺术之路与艺术创新之路所做出的艰巨探索无疑是值得被永远尊敬的。在勤奋作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最近二十年里，詹建俊带领众多使用油画工具的中国艺术家们进行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学术研究与相互交流。由此，詹建俊不但身体力行愈战愈勇，还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建构上发出了自己明确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声音。詹建俊用饱含说服力的语言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展示了一代宗师的文化包容力。他明确地指出:“所有活着的中国艺术家都是当代艺术家。”詹建俊还是一位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艺术大师，他曾骄傲地宣称:“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油画家，应当庆幸自己正处于这样一个大激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之中……今天的世界也需要我们发挥出民族的大智慧、大作为。”詹建俊所倡导的走中国油画的创新之路，实际上已经在21世纪多元艺术形式的中国发展进程中得到了理论与实践上的积极论证。 詹建俊先生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不但注重研究绘画的形式与技法问题，注重研究绘画艺术的中外历史与理论，他还善于从音乐、戏曲、电影与文学中发现与绘画艺术的贯通之处。很多画家都喜欢中国戏曲与西方音乐，而詹建俊绘画中所体现的这两方面的影响似乎是最为突现的。他早年在北京熟听的评书与大鼓，以及电影院里的欧美影片都成为他绘画美学的天然养料。他的人格风度往往都出于他的家学修养与青少年时期的多元文化熏陶，这在艺术教育的研究者们看来大概也是可以延伸下去的一个研究课题。除了詹建俊，我们还有朱乃正、靳尚谊、林岗、苏高礼、靳之林、袁运甫、闻立鹏、钟涵，以及全国各地众多的画有大量写生作品的画家。在我们的文艺体制大背景下，我们重新检视他们长期积存下来的大量的生动鲜活的写生作品或是常常被称作“习作”的东西，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别样滋味，我们不难在他们辛勤的艺术劳作中、在敬佩他们执著精神的时候发现一种艺术中的恒久魅力。这种魅力是世界性的，是普世的，是关乎人类存在问题的本质的。 我们在美洲的广袤大地上，在欧洲、澳洲的遥远深处，往往会惊喜地见到与我们这一批批中国画家十分相似地生活和工作着的艺术家们。他们与中国的同行一样，视写生艺术为画家的日常课业，在生活的细节中发现稍纵即逝的美感并将之上升为形而上的高度。画家们愿意以写生的劳作之梯攀爬自己的艺术之塔。在这个坚强而独立的写生美学中，人类的绘画之灵将生生不息地延续着。 由此，这个集子里展示的詹健俊写生作品已傲视并可独立，在人类的文明长河中具有不凡的美学穿透力。 2010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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