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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拉夫主义及其分支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反现代化”思潮中的一种。大塞尔维亚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极端化趋势，并深刻影响了部分塞尔维亚政治家的决策和行为。受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影响，塞尔维亚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地位并在当地实施了大量压迫科索沃阿族人的政策，导致了科索沃宣布独立和科索沃解放军等阿族武装力量的活跃。在与科索沃解放军的斗争中，塞尔维亚军警在德雷尼察和拉查克对平民进行了屠杀，以此巩固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控制。科索沃屠杀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塞尔维亚人在对大塞尔维亚主义进行极端化解读后，将塞尔维亚的发展建立在迫害科索沃阿族人的基础上，从而引发了科索沃阿族人的反抗，并最终导致了屠杀事件的发生。这一历史事件证明，“反现代化”思潮不应该被极端化解读并将本国发展建立在对他国的迫害上，否则便极有可能酿成人道主义灾难。 关键词 “反现代化”思潮；斯拉夫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科索沃屠杀 现代化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是一种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性变革。尽管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现代化大潮中，但在许多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反现代化”的现象。反现代化思潮认为不存在绝对普遍的现代化模式，相比于现代化带来的物质发展，反现代化思潮更关注精神层面——正如美国史学家艾恺所言，所谓“反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 尽管反现代化思潮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反动之分，只是对现代化的诸多缺点的反思，但对反现代化思潮的极端化错误解读很容易使得反现代化思潮成为一些反动历史事件、甚至是人道主义危机的理论基础。以反现代化思潮中的重要分支斯拉夫主义及其近亲大塞尔维亚主义为例，正是对斯拉夫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极端化解读，导致塞尔维亚在1998和1999年对科索沃的阿族人进行了德雷尼察大屠杀和拉查克大屠杀，从而酿成了人道主义惨剧。 国内外学界对科索沃战争和北约空袭南联盟进行了诸多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朗布依埃谈判与北约空袭南联盟，对引发这场战争的两次塞族对阿族的大屠杀研究相对较少。对1998和1999年的两次屠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学界，如Marko Hoare的《Genocide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Before and After Communism》和Lynda E. Boose的《Crossing the River Drina: Bosnian Rape Camps, Turkish Impalement, and Serb Cultural Memory》引用了大量科索沃阿族亲历者的回忆，构建了一个阿族人记忆中的科索沃大屠杀。而以Diana Oncioiu的《Ethnic Nationalism and Genocide: Constructing “the Other” in Romania and Serbia》为代表的学术著述则将科索沃大屠杀放置于“他者”的构建这一框架下，尝试从民族主义排他性的角度解释冷战后巴尔干的一系列种族灭绝事件发生的原因。本文尝试从斯拉夫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两种反现代化思潮在科索沃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并以此为例解释反现代化思潮与人道主义危机之间的联系。
斯拉夫主义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俄国。斯拉夫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过于物质而个人主义，与道德而集体主义的俄国文化格格不入，因此俄国相对于西方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最初的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国应该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保留自己的传统和习惯，但随着俄国的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强大，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逐渐极端化，开始追求由俄国统一所有斯拉夫人并建立“泛斯拉夫帝国”，从而抛弃了斯拉夫主义诞生之初所追求的文化独立自主的温和理念。在1876-1877年的战争中，俄军进攻巴尔干，迫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承认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独立，泛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半岛开枝散叶，并逐渐形成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大罗马尼亚主义和大保加利亚主义等分支，也为日后巴尔干诸国征战不休埋下了伏笔。 大塞尔维亚主义是斯拉夫主义在塞尔维亚的一个分支。大塞尔维亚主义要求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塞尔维亚国家，这一国家应该统治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族人。一般认为，塞尔维亚政治家伊利亚·加拉沙宁是最早提出塞尔维亚应该采取行动以将巴尔干各地的塞尔维亚人全部纳入大塞尔维亚国家的人，他于1844年提出：“必须制定一项计划，不将塞尔维亚限制在她目前的边界内，而是努力吸收她周围的所有塞尔维亚人。” 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的一批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联合撰写了《塞尔维亚科学界与艺术界备忘录》（下文简称“备忘录”），这一文件声称，对塞尔维亚和塞族人的系统性歧视导致了科索沃的塞族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威胁，要求更改南斯拉夫宪法中对塞尔维亚的歧视性条款，尤其是关于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自治的条款必须被取消。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内特将这一备忘录称为“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论” 。显然，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群体炮制了关于科索沃塞族人遭到种族灭绝威胁的谎言，目的是通过对科索沃塞族同胞的声援以实现建立大塞尔维亚国家的目标。 随着1989年米舍洛维奇成为塞尔维亚领导人，备忘录中的话语逐渐成为塞尔维亚的主流思想。根据贝内特的说法，米舍洛维奇利用塞尔维亚政府对媒体的严格控制组织了一场以塞尔维亚人为受害者的宣传运动，并强调由于所谓的对塞尔维亚的偏见，需要重新调整南斯拉夫内诸邦的边界。在1997年米舍洛维奇当选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开始谴责米舍洛维奇加强南斯拉夫中央集权的努力，开始要求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多党制邦联国家。米洛舍维奇声称他反对邦联制，但也宣称如果建立邦联制，塞尔维亚的外部边界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暗示着如果南斯拉夫权力下放，米舍洛维奇的政府将寻求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1991年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米洛舍维奇的讲话：“这些边界问题是基本的国家问题。如您所知，边界总是由强者而非弱者决定。” 然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的野心绝不局限于统治巴尔干半岛所有塞族人。塞尔维亚复兴运动领导人德拉斯科维奇曾描述过他想象中的大塞尔维亚——一个包括塞尔维亚、科索沃、伏伊伏丁那、马其顿、黑山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聚居区的、以塞尔维亚人为主导的巴尔干大国。这样一来，大塞尔维亚主义者统治科索沃的野心与在科索沃地区占多数的阿族人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87年，大卫·宾德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南斯拉夫的种族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随着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逐渐增加，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与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摩擦注定会爆发。1989年3月，米舍洛维奇的支持者在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掀起“反官僚运动”（Антибирократска револуција），这一运动旨在削弱两地在南斯拉夫体制下的自治权，并最终推翻了黑山、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的自治政府。1989年初，塞尔维亚议会提出了塞尔维亚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将从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中删除“社会主义”一词，建立多党选举，取消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并将科索沃更名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对此的回应是举行大规模罢工。 1990年6月26日，塞尔维亚政府以特殊情况为由关闭了科索沃议会。1990年7月2日，塞尔维亚公民投票批准了塞尔维亚宪法的新修正案。同样在 7月2日，由180名议员组成的科索沃议会中的114名阿尔巴尼亚族议员宣布科索沃成为南斯拉夫境内的独立共和国。7月5日，塞尔维亚议会解散了科索沃议会。塞尔维亚还解散了科索沃执行委员会，并接手了对科索沃的全面而直接的控制。此外，塞尔维亚还接管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语媒体，禁止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语广播。1990年9月4日，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了 24 小时的总罢工以回应塞尔维亚政府的行为。9月7日，已经被塞尔维亚政府解散的科索沃议会颁布了科索沃共和国宪法，作为回应，米舍洛维奇下令逮捕解散的科索沃议会的代表。 尽管科索沃议会已经宣布独立，但由于科索沃政府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塞尔维亚政府轻而易举的控制了当地的局势，按照新塞尔维亚宪法的条款管理着科索沃。然而，由于塞尔维亚政府在科索沃实施了包括解雇阿族公务员、限制阿族家庭生育人数等歧视性的镇压政策，越来越多的科索沃阿族人意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有可能改变现状。1996年4月22日，在科索沃的四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发生了四起针对塞尔维亚警察的暗杀事件，随后一个名为“科索沃解放军”的组织宣布对此负责。科索沃解放军是一个致力于科索沃独立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武装组织，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82年成立的科索沃政党“科索沃人民运动”。自1996年初以来，科索沃解放军就一直活跃在科索沃各地，尤其是德雷尼察地区，组织了多起针对塞尔维亚警察和塞族官员的谋杀行动。由于科索沃解放军的存在，科索沃阿族人于1997年开始称德雷尼察地区为“解放区”。 三、德雷尼察大屠杀与拉查克大屠杀：科索沃大屠杀中的反现代化 1998年1月，塞尔维亚军警开始行动，突袭与科索沃解放军关系紧密的德雷尼察村庄。在2月28日至3月5日期间，塞尔维亚警方出动装甲车和直升机对德雷尼察的几个村庄发动了袭击。2月28日和3月1日，塞尔维亚警察分别袭击了两个相邻的村庄，即Ćirez和Likoshan。塞尔维亚警察使用机枪、迫击炮、装甲车和直升机对这两个村庄的平民进行了攻击，共有24名平民在这两次袭击中丧生。不到一周后，塞尔维亚警察于 3 月 5 日袭击了附近的Prekaz 村——这里是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阿登·杰沙里的家。杰沙里和他的全家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一起被杀。袭击和随之而来的战斗导致 83 名村民死亡，其中包括至少 24 名妇女和儿童。许多受害者是被近距离枪杀的，这表明他们是遭到处决而死的，目击者证词证明了这一点。 拉查克是另一个科索沃解放军活跃的地区，这是一个位于科索沃南部的村庄。1999年1月8日，科索沃解放军在拉查克附近的苏瓦雷卡市伏击并杀害了三名塞尔维亚警察。1月10日，科索沃解放军又在乌罗舍瓦茨市杀害了一名塞尔维亚警察。塞尔维亚当局认为拉查克村是组织这些袭击的科索沃解放军的集结地，因此塞尔维亚警方在拉查克附近建立了安全警戒线。1月15日上午6点30分，塞尔维亚警察与拉查克的科索沃解放军开始交火。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塞尔维亚警察最终于中午攻入拉查克村，并于下午4点离开。1月16日，来自欧洲安全组织的科索沃核查团获准进入拉查克，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被屠杀的平民的尸体。随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介入了调查。在对米洛舍维奇和另外四名塞尔维亚高级官员的起诉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首席检察官指出：“1999年1月15日前后，清晨，拉查克村遭到南斯拉夫联盟和塞尔维亚军队的袭击。在遭到南斯拉夫军队的炮击后，塞尔维亚警察于上午晚些时候进入村庄并开始逐户搜查。试图逃离塞尔维亚警察的村民在整个村庄遭到枪击。大约25名村民试图躲在一栋建筑物中，但被塞尔维亚警方发现。他们遭到殴打，然后被转移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塞尔维亚警察开枪打死了他们。南联盟和塞尔维亚的部队总共在拉查克及其周边地区杀害了大约45名科索沃阿族人。” 德雷尼察和拉查克的屠杀事件遵循着相似的模式——科索沃解放军在这些地区袭击塞尔维亚警察，塞尔维亚警察对此展开反击。由于被怀疑与科索沃解放军有联系，在反击过程中，塞尔维亚警察有意的枪决了当地的居民。由此可见，塞尔维亚警察屠杀这些科索沃阿族人的动机是为了更彻底的剿灭科索沃解放军。但是，科索沃解放军之所以会出现并在科索沃各地得到阿族人的支持，与塞尔维亚政府在科索沃实施的压迫性与歧视性政策是分不开的。塞尔维亚政府在科索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大塞尔维亚主义影响下制订的，其目的是削弱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巩固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控制，以此在实现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所梦想的大塞尔维亚的道路上踏出重要一步。因此可以认为，德雷尼察屠杀和拉查克屠杀之所以会发生，其根源正是塞尔维亚的反现代化思潮“大塞尔维亚主义”。正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极端解读和不择手段的追求，才酿成了这一人道主义惨剧，给科索沃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四、结语 大塞尔维亚主义作为“反现代化”思潮之一，本身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理论，反映了塞尔维亚人追求强大祖国的美好愿望，并无可指责之处。但是，随着大塞尔维亚主义思潮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得到完善，对这一思潮的解读也显现出越来越极端化的趋势，部分塞尔维亚政治家也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将建立一个强大美好的塞尔维亚国家的愿望与统治迫害巴尔干其他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最终，由于20世纪末塞尔维亚相对于科索沃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塞尔维亚人得以在科索沃初步实践大塞尔维亚主义。这一实践的结果是科索沃阿族人遭到迫害，催生出大量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和科索沃解放军，给巴尔干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大塞尔维亚主义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带来的灾难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逻辑——任何“反现代化”思潮，无论其动机多么崇高、愿望多么美好，都不应该走向极端化，将本民族的发展与对其他民族的迫害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极易催生出灾难。在中国经历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的今天，大塞尔维亚主义与科索沃屠杀的反面教训历历在目，对我国的现代化历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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