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小人物史记 编辑/小人物史记 前言中华文明是所有原始文明中，唯一延续了很长时间、从未中断过、流传至今的文明。虽然经历了一场浩劫，但仍能屹立不倒，展现出旺盛的生机与凝聚力。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精神特质和思想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地向外扩散，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使历代文人墨客孜孜不倦地发掘它的内涵，孜孜不倦地探索它的精髓。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融同化异”的顽强性格，其思想是“道”、“儒”、“天人合一”、“大一统”、“爱国”是其核心价值观、“改革新”、“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 中华文明在汲取异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与异域文化的交往中，将自己独特的“智慧之光”传播出去。 本文从中华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融合中，创造了一个灿烂的奇迹，延续了五千多年，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为人类的文明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探索推动人类文明交流的内在动力，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而丰厚的历史滋养。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机勃勃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都是四个古老的文明，但在中国的发展中，其它三个文明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虽然其它一些文明的灭亡与自然灾害、人为战争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使得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发展动力；语言和文字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他们失去了作为文化载体的基础； 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超越现实的文化缺陷，使得他们失去了源流的源泉。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融同化异”的顽强品质，它以“道”为统一体，以“天人合一”为基本思想，以“大一统”为政治、文化的主流，以爱国为中心，以改革为鲜明品格，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理想。 在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渗透下，在中西文明的双向交流中得到了充实，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包容性、变通性、系统性、传播性和重民性，中华文明在中国社会的多次历史变迁之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继续朝着统一与发展的方向发展。 中华文化的根基从来没有断过，中华的血脉从来没有断过，中华的文化根基从来没有断过，它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基因，源远流长。  综观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条件。汉字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文化附加功能、高度组词能力、形音义一体的功能，是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坚实载体。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融合，使中华文明在形态、内涵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丰富的多层次的教化制度为文化的延续和稳定提供了保证。独特的史学传统，造就了一种赓续和延续的历史和文化的自觉。 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相互学习，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从而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 以“道”为基础，探寻世界秩序与社会准则，将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统一，使中华文化具有厚重、灵活的特性，是中华文化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精神动力源泉。 “天人合德”，以“德”与天道、人伦相融，再加上“大一统”的渴望与追求，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 中华民族在走符合自己特色的道路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民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精神品质与精神品质。  “民惟邦本”是以“道”为起点、以“天人合德”为核心、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民本精神。在持续稳定的政治格局传承和“大一统”理念向国家统一的具体实践的互动影响下，传统的传承、传统的延续、政治中国的延续，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中华文化的不断丰富与扬弃，不仅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与环境、社会、制度、教育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在世界文化的长河中独树一帜，显示出超凡的风范。 二、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之大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中，不但吸取了外国的优秀文化，滋养了自己的文化血脉，而且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往中，散发出独特的“智慧之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 华北约有一万年的历史，谷类的发现，长江中下游的水稻也开始种植。 谷子、稻米是中华最早的一种作物，后来又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代表性作物，它不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对我国周边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古时代，中华文化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文化，它已经开始扩散到邻近的地方，例如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大约在8世纪左右，东亚各国大量吸收中国的语文（汉字）、思想意识（儒教，佛教）、社会组织（法律制度）、物质文明（科技），从而在中国地区形成了“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对东亚的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造纸技术的出现，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贡献。从3世纪到8世纪，中国的古代造纸技术先后被引进到朝鲜，日本，中亚，北非，欧洲。约公元六世纪，我国的桑蚕蚕茧技术已被引进了西方。 在怛逻斯之战中，很多大唐战士都是善于造纸的战士，阿拉伯人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撒马尔罕建立了自己的造纸厂，“撒马尔罕纸”以其精致、实用而著称。 阿拔斯王朝于8世纪末期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建立了造纸厂，大马士革曾经是欧洲主要的造纸生产基地。很快，埃及和摩洛哥的造纸技术也随之流传开来。12世纪，西班牙和法国的造纸厂相继建成，意大利，德国，英国等也纷纷效仿，欧洲也开始了造纸业的发展。  中国的活字印刷是另一种西方传播的技术。毕升在北宋的时候，通过丝路把活字印刷技术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13世纪，西方的人们沿着丝路把这项技术带到了欧洲。欧洲人古滕伯格在15世纪使用了印刷术，把《圣经》印了出来。 1466年，意大利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印刷厂，我们的印刷技术很快就传遍了欧洲。我国的火药发明于隋唐，而“飞火”则是由火炮和火箭组成的。 公元8世纪和9世纪，硝石是火药的主要原料，由我国引进阿拉伯，并以“中国雪”的名称命名。 13世纪，中亚、西亚、欧洲等地的火药及枪械制造技术逐渐传入我国。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都是改变世界并促进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动力。马克思曾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三个伟大的发明，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来临。” 中华文化在18世纪得到了欧洲的启蒙者的高度重视，从儒家的教义到社会制度，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资产阶级的革命。 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在面对旧体制的诸多弊端时，急切地寻求社会转型的方向与方法，他们不但要在自己的国内和欧洲的历史中寻找一条可以摆脱现实困境的道路，同时也要将眼光转向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中国则是他们关注的对象。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将中国的文明与达·伽马、哥伦布的发现相比较，认为美洲是一块巨大的陆地。 “高卢，日耳曼，英吉利，北欧，都沉浸在最原始的偶像崇拜中，中华帝国的各个部门，都在培育良善的美德，制订法律，因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所以，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最好的。” 伏尔泰认为，中国在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方面都比其他民族优越，是世界上最好的典范。伏尔泰对中国的文化赞不绝口：欧洲的贵族和生意人在东方的一切发现都是为了金钱，而在这里，哲学家们却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的道德与诚实的世界。 他将中国与欧洲各国做了对比，然后说道：“当中国在接受最纯粹的道德教育的时候，欧洲却陷入了错误和腐败。”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到清朝废止，延续了1300余年，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官僚体制，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传教士们非常看重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它有四大优势：一是国家选拔有才能的年轻人，不论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只要他们学习的成果，就能激励他们前进。二是锻炼人的求知之心，让社会对知识的尊敬。 中国的年轻人热衷于通过全国科举考试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三是预防贪婪与心灵的堕落，预防单纯的空虚与纵情。四是由皇上召集天下英才，罢免那些品行不端的官吏，并寻找更好的接班人。 中国近代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考察与介绍，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等国家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不少开明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1755年，英国《绅士杂志》发表一篇评论：“对于一个想要通过测试的思想家来说，写作是唯一的考验。” 中国人的统治能力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伏尔泰非常赞赏中国的公务员体制，他相信中国的官僚们遵循着儒家的教条，恪尽职守，组成了一个由层层严格考核选拔出来的、各个部门之间互相制衡、互相调整的良好政府。 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中，专门对中国的科举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对三级的等级和考试流程作了详尽的阐述。魁奈很喜欢这样的做法，他希望欧洲也可以采用这样的系统。  欧洲国家在学者与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吸取了考试公平竞争、公开考试的理性内核，并将其应用于官员体制的变革。德国的公务员考试在18世纪初见端倪。英国的公务员体制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科举制度上更为系统，欧美、日本等国都在以此为榜样。中国科举制度是由中国科举制度发展而来，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演变成为现代西方社会较为常见的一种社会精英选拔机制。 三、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文明因多元而交流，因交流而学习，因相互学习而发展。”中华文明的内部，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中华文明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先后吸收了中亚游牧文明，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 中华文化，就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和融合中，以开放包容的宽广心胸，吸收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成果，不断发展壮大。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兴起的时代，中华文明以其集中统治的优势，对周边国家形成了强大的辐射，它的传播和影响与日俱增，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优秀文化，不但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  如果说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关系密切，那么，朝鲜是最好的例子。中朝两国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朝鲜在汉字传入之前是没有文字的，汉字传入后，迅速地为朝鲜人所接受和运用，并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汉人的文化也得到了充分的传播。 中日一衣带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到了今天，日本也在提倡“大化革新”，“一切都仿效唐式”。 自汉朝以后，中国就开始大量的向海外派出使节。张骞于公元前138年被汉武帝派往西域。两次出使，17年间，“凿空”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不但促进了中原和西域人民的友好往来，也推动了中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在公元73年到100年间，班超被派往西域，他把甘英送到古罗马，从而打通了从西域到条支、安息，再到波斯湾的通道。甘英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抵达波斯湾的中国人。 秦始皇在略岭南、开凿灵渠、建郡县后，番禺地区就成了横跨南海和东南亚之间的海上商贸枢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汉武帝在西汉初期，曾派遣使者前往印度半岛斯里兰卡，由此揭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帷幕。  汉乐舞艺术在秦汉时期兴盛起来，并与外来的音乐、舞蹈、杂技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汉代的乐舞、百戏。东汉灵帝时期，皇族贵胄大力倡导和拥护胡人，西域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灿烂灿烂的中华文化。 大唐时期，不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同时也以博采众长，善交友邦，对外开放而闻名于世。 唐初，大量吸收外国音乐，印度音乐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随着波斯、罗马和大食的音乐传入中国，苏莫遮舞、拔头舞、胡旋舞、胡旋舞等都在长安盛行，《霓裳羽衣曲》是汉乐和胡乐结合发展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唐代的歌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体。 古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丝路上的文明，在埃及的金字塔建筑、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史学、城市建筑、艺术、天文学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来自不同国家、讲不同语言、穿着不同服装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有使节、商人、商贩，也有渴望唐朝文化的外国学生、僧侣，他们将异域文化带入中国，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汉、唐文化在异域文化的交融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洛阳和长安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敦煌是连接西方和西方的“丝绸之路咽喉”，是一个多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 印度、波斯和西亚的文人、传教士、商旅、使者，与中国汉人、藏人、蒙古人会合，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集，形成了回鹘和粟特等少数民族的优秀品质，他们的多元文化正是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 敦煌和吐鲁番的石窟壁画和书写文字，都是中原、印度、阿拉伯文化的共同影响。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中的服装，主要有中原传统汉服和少数民族服装，还有中亚，西亚和印度的服装。 不同风格的服装展示了数千年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阶层的丝路僧俗的文化特点。 中国是一个文明程度高、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的国家。“中学西传，西学东渐”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背景。 西方使节、传教士、商人把西方的天文历算、数学、医药知识以及自鸣钟、火器等制造技术带入中国，把中国文化看作是文明的智慧和伦理的典范，并且一直传到欧洲。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一个典型例子。 郑和以“教化异邦，以礼法，化夷”为宗旨，七次下西洋，宣达中华文明，可谓是一位文化使者。郑和的舰队，通过或间接地协助沿途国家建立健全的政治、礼仪、法律体系，或邀请外国使节到中国，亲眼目睹中国的社会文化。 根据学者的资料，郑和下西洋时，沿途各国的使节共318次，平均一年15次，最多的一次是18个。郑和的航海，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东方非洲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交流，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结语结合上述文章分析，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文化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先后吸收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欧洲文化，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秉承“和汤之美，以异为本”的思想，以包容包容的胸怀，以包容的胸怀，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吸收与世界其它文明的交流与借鉴，在求同存异中尊重差异，追求和谐共生，才能让中华文明永葆生机。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智力都无法独自支持整个人类的发展与发展，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 中华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融合中，创造了五千年来从未间断过的辉煌奇迹，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为人类的文明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探索推动人类文明交流的内在动力，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而丰厚的历史滋养。 参考文献： 陈开俊译：《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第82章 孔令仁等著：《令哥伦布黯然失色的大航海家———郑和》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 许美德、巴斯蒂等著，朱维铮等译：《中外比较教育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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