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建构需要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潜在体系为基础。我们需要聚焦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问题，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潜在体系，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融会贯通，使之系统化。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总体上理论性不强，但是依然有着潜在的系统。古代思想资源要从整体思想背景去把握，如先秦儒道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等，都有一个核心贯穿其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子创立学派被称为道家，是以道观之。宋元明清时代的哲学著作，依然有着潜在的逻辑。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一是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二是源于各门类艺术思想的系统。它们是以哲学思想为经，以艺术思想为纬织成的，是依托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系统，从艺术的角度加以生发。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潜在体系以中国古代哲学的潜在体系为基础。发掘这一潜在体系，从当代的视角对古代美学思想进行理论建构，是美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从《周易》和老子开始，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逻辑系统，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各门类文学艺术思想中的概念（包括术语、范畴和命题），都依托于这个潜在的逻辑系统。尊重古代美学思想的原貌，并非拘泥于它的具体语境或将它束之高阁，而是尊重其所具有的潜在体系性及其发展逻辑。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需要适应当下的知识体系，需要适应理论建构的要求并使它具有活力。我们在重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价值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作为历史遗产的特点。
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需要对其中潜在的体系顺势而为，重在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的原创性特征。《周易》为百家之宗，儒道诸家思想都在《周易》的基础上生发和展开，都把《周易》看成思想的重要源头。佛学的传入及其影响，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灌注了新的动力。北宋理学以儒学为基础，受到道家和佛学的影响，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美学思想。同时，历代的各种文学艺术思想，常常既从审美的角度延伸和展开了这些思想，又在艺术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丰富了美学思想，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系统性更为完善。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气为本体，道贯其中，象显物态，理则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在气的范畴中，中国古代从各种角度合成双音词，用以形容气本体及其感性形态，如形容基本状态的“气体”“体气”，涉及“气象”“气韵”等。老子所谓“道法自然”，自然是大化，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气与道的关系是有形之体和无形规律的统一。气是万事万物之体（本体，气积之体），道是气体之中包含着发展变化的规律，象是气之体的感性显现，理则是人们对“道”作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以及人依据自然规律所制定的法则，即所谓天道和人道。各类艺术的技与艺，最终追求的是体道境界。
气作为充盈于万物间的生命本体，包括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淮南子·原道训》把气与神对举：“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其中包括个人的内在气质和艺术作品的风格等。艺术作品中则经常体现艺术家的阴阳二气，如《乐记·乐言》中作为音乐风格的刚柔二气。艺术作品气韵生动，则体现了生命意识。庄子有所谓“以气合气”的体道境界。曹丕《典论·论文》有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清浊二气正是阴阳二气的具体呈现。而所谓“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则是个性气质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其他如“元气”“气象”“骨气”“气韵”“生气”“逸气”等，有的是直接移用了哲学范畴，有的则是在哲学范畴基础上结合艺术特点的一种拓展。
道贯穿在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意象创构的过程之中。老子阐发了象与道的关系，道通过象得以呈现。庄子的象罔，继承老子的道。美的本体作为物我交融统一的意象，是由物我二气创构而成，由象得以呈现，而道就贯穿在意象之中，通过意象得以呈现。在艺术意象的创构中，艺术家创构意象时，以象传神，以神体道，欣赏者则由象观道。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以虚静为前提，目的也是由象观道。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宗炳《画山水序》“澄怀味象”（《宋书·宗炳传》还载宗炳说“澄怀观道”），都是强调以象观道。这是审美活动的基础，也是审美意象创构的基础。
象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元范畴之一。从上古开始，中国就有尚象的传统。气本体乃是通过象得以呈现，故张载《张子正蒙·乾称》说“凡象，皆气也”。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象居于道、器之间，是形的具体呈现。万物乃因气成象，以象显道。审美意象作为物我交融的产物，其中的象包括拟象和想象，是虚实相生的结果，即应物象形与象外之象的统一，它们与主体的情意有机交融，浑然为一，并且具有象征的意味。艺术作品则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呈现为艺术意象，通过艺术语言得以传达。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意象形成了一个范畴家族，包括气象、物象、景象、形象、兴象，以及作为意象境界的意境等。
理起源于循理治玉，在《易传》和先秦诸子思想里开始使用，其内涵包括主体对自然规律和特征的体认，也包括主体在对自然之理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伦规范，如义理等。理在宋明理学中得以充分的展开和发展，其中体现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情理关系是审美心理中重要的关系。《管子·心术》以情理并用，儒家思想中也包含着以理节情、情在理中的思想，在后世的美学思想中有重要影响。《毛诗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叶燮《原诗》所谓“夫情必依乎理。情得而后理真”等，都是对审美活动中情理关系的一种阐述。
审美活动中的思维方式，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天人合一将自然与社会贯通起来，从审美的角度使自然与人生浑然为一，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主体通过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对自然的能动顺应中实现心灵的自由，从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的诗性体验。中国古代美学对物我关系的论述，包括感物动情、心物感应和神与物游等思想，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展开。物我交融作为审美活动的目标，主要论述的是心与物的关系，其中以情景交融为核心。诗歌和其他艺术作品中的比兴、寄托等，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更是审美的思维方式。
中国美学体现了阴阳化生和五行相生相克的生命意识。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结构，通过阴阳五行体现了艺术作品的生命节律。绘画的虚实相生，音乐的动静相成，都体现着生命的节奏，而五色、五音（五声），则体现了生命的韵律。刚柔相济的辩证法，织成了艺术生命的节奏。所谓骨气血肉、所谓骨法等，同样都是生命意识的体现。
艺术作品中还体现着矛盾统一的辩证法，例如虚与实、形与神、显与隐、疏与密、繁与简等。意象中包含着象与象外之象的统一，即实象与虚象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虚实相生。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所谓“境生于象外”，乃是强调一种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形神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古代的形神思想，在审美意象中具体表现为象与神的关系。中国艺术中所谓“离形得似”“不似之似”，乃是要求超越形似，传达神似，即传神。
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体现了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当代美学中的价值，有助于将其中有生命力的思想吸纳到当代中国美学中来，有助于提升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理论体系中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体系建构，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术语、范畴、命题等思想作出了一定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概念体系的建构，接续中国古代的美学文脉，推动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在借鉴西方美学方法的基础上同西方美学接轨和对话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