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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年，那是小时候的事。长大了，人到中年就不盼了。 小时候有多盼年呢：每天掰手指头算，但哪里算得明白，只好支楞起耳朵听，听什么呢，听猪被杀时的嚎叫声，那是一种疹人的但又令人兴奋的叫声，可以横穿大半个村庄。猪一叫，年就快到了。 一进腊月，隔三差五就会有人家开始年猪了，大姨家差不多是村里第一个杀的人家，大姨夫是村里一流的木匠，东家姑娘的高低柜，西家娶媳妇的沙发床，盖踏屋，窗户啊、门啊，无一不出自他的巧手所以大姨家的日子也是一流的，那么早导一口大肥猪也就顺理成章了。 听着猪的惨叫，口里就不自主地流口水，这样说多少有点残忍的，去年的腊肉早吃光了，大人孩子肚里一点油腥都没有了。整整一个冬天，母亲每到饭时就会把晾晒好的干白菜用开水焯了，再烀几个土豆，配一碟生酱，就成了全家人的下饭菜，很奇怪，母亲吃了那么多年没吃够，每年都会晾上一大串干白菜，不知道是她习惯了这样的吃法，还是她的胃需要干白菜的安抚，而我们小孩子的胃大概是非常喜欢大鱼大肉的，一看到母亲端上来一碟干白菜，就会反酸，嘴也噘起老高。 但母亲说猪还瘦，再养些日子，上上膘，一大年的油水全指它呢。 于是我们一大帮孩子心不在焉地扒拉几口饭，就跑去大姨家看热闹，母亲也要去帮忙的，我们全家人中午要在大姨家吃血肠、杀猪菜的。 当院早就摆了一张大桌子，那是一张厚厚的木头桌子，平时是放在仓房的，只等杀猪才拿出来，桌子上一头褪光了毛的大肥猪乖乖地躺着，脖子上的刀口还在滴血，男人们腰上扎着粗布围裙，一遍一遍地给死去的猪洗热水澡，洗一遍用钝刀刮一遍，像是给它搓澡一样，天太冷了，在等待下一次的水泼下来的空隙，先泼下来的水就结成了冰，桌沿下结了长长短短的冰溜子，夹杂着猪身上的皴，黑不溜秋的，一点不像屋檐下的冰溜子，透明、干净，可以伸出舌头舔一舔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好心情，女人们忙着切菜，往带着猪的体温的血里搅荞面，接下来，开膛、择肠子、剔肉、砍骨头，小叭狗和大黑晃着尾巴人前人后地乱窜。 我和小花站在大姨家的大门上，叽叽喳喳，好像还高兴地唱了一首刚学会的歌，大概小叭狗嫌我扰了它们，或是在跟大黑狗抢掉在地上的碎肉没占着上风，一时气恼，尖叫着奔我俩冲过来，我和小花慌忙跳下大门，四下逃窜，但我们哪里跑得过一只气急败坏的恶狗，它把小花扑倒，狠狠地咬了她大腿一口，回头又去抢食了，我吓得大哭，把小花搀起来，掀开衣服一看，四个狗牙印在冒血，我很害怕小花因此会死掉，村里曾经有人被狗咬过发疯而死，她是我新结识的好朋友，失去她我会很伤心，很伤心。 我把小花送回家，没敢进屋，然后闷闷地独自回家了，中午用水泡了一碗饭胡乱吞下去，一家人都在大姨家吃香喷喷的猪肉，而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很讨厌那个热闹的地方，他们明明是听到我俩的哭喊声，但却没有人出来看一下，他们那么愿意陷入欢乐中，不愿意离开半分钟。 再好吃的猪肉也不能永远留在肚子里，爷爷说：酒肉穿肠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过年的花衣裳，那可不是每年过年都有的美事，那年母亲养的鸡没遭瘟，母亲抓了十几只水灵灵的大花公鸡去集市上换回来几十尺花布，准备给我们每人做一身花衣裳，我觉得母亲是把花公鸡的羽毛扯下来披在我们身上了，仿佛一张嘴会像公鸡一样打出鸣来。大姐是不会领这份情，她才不稀罕花里胡哨的衣裳，她要买小华那样带隐格的绿迪卡裤子和大领的格子上衣，她被母亲打了一顿也不悔改，直到母亲想办法给她和二姐买了一条绿迪卡裤子。 我是从来不敢提这样的要求的，巴巴的等着她俩穿小了、旧了，换下来给我，但那条绿迪卡裤子我好像没捡到，难道她俩把那条好不容易得到的绿裤子穿没魂了吗？ 我是非常喜欢花衣裳的，母亲把做好的衣服挂起来，不许我们碰，要等到过年那天才可以穿的，趁她不注意，，我偷偷地把脸贴上去，好柔软，有棉花的味道，母亲把每件衣服都做得肥肥大大，那是要我们穿上一年的，每件衣服都贴了两个大大的布兜，那肯定不是考虑美或时尚，无非要在过年的时候去给七大姑八大姨拜完年，她们会往我的大布兜里塞满糖果和瓜子，后来就装玻璃球、纸片子，布兜很容易被磨坏，在爬墙头时，不小心玻璃球就会从破损的地方掉下来，所以玻璃球会越玩越少，后来就都不见了。 我长久地盯着崭新的衣裳，红花绿地，多么新鲜、漂亮、千净，一点也不像姐姐们的旧衣服，一点光泽都没有，但它们是如何一天天变旧的呢？我一动不动地盯着，想看清楚它是被什么施了魔法，变得如此不经风雨，不经磨损，而不能一直保持新鲜的样子。 但鞭炮声响了，起初很远，稀稀落落的。后来，就近了，连成片了，许多旧的东西就此远去，新的、美好的日子开始了—— 作者:曾烟 摘自《通辽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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