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钱南王”之说，可以休矣！

            一、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1998年7月20日”记，《南京日报》记者吴崇明曾电话采访，问他对“北有钱锺书南有王元化”有何看法，王答：

“钱是前辈，我各方面都比不上他。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现在媒体有种种传闻，有的与事实相差很大，有的甚至无中生有，我没有办法去一一更正。至于有些关于我和别人并提或作比较的种种说法，我就更难以去辨明或说出自己的意见了。我不说，不是同意，更不是默认。人要有自知之明，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自然也不应妄自菲薄，而要实事求是。今天你们采访使我有机会表白我的意见，我很感谢。”

王元化于这段话后又记，该采访录，后发表在《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二版上。

从这个公开的答问录看，王元化之所以不同意“北钱南王”之说，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各方面都比不上钱锺书，那样并提，是唐突钱锺书的。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王元化的理性、谦逊和自知之明。而王元化把这段答话，一字不落，写在日记上，也应能体现出当天的思考，以及他对这种思考和表述的满意心理。

至于王元化该天日记最后云，此答话后来发表在某报某版，应是事后补记。

但据王元化博士弟子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所记，王元化对钱锺书的认知，实际上与他的公开答话，是有较大不同的。

2007年7月23日，吴琦幸提起学术界“北钱南王”说，认为中国文学文艺理论方面，其实二人“是不可以比的，根本是两回事”，他征询王元化意见。王元化说：

“我不如他博学，我没看过那么多书。”

“他去世以后，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他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我只有这四个字的评语。他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他思想内容非常平凡，我说他一走，没有人比他读书更多的了。”（按：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我从来没有把王国维、陈寅恪看做跟钱锺书一个档次的。那两个人我非常佩服的，陈寅恪谈历史那时很有眼光的。”

“他很狂，他连陈寅恪都看不起的，他是非常狂的人。”

“'通感’他提得还不错，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见解。”

“他跟我的关系不错，我始终不把自己跟他比。这我有一篇谈话在报上登过的，我说他是我的前辈，我的学问比他差多了，不能放在一起比。但他的狂妄我很不赞成。”

综上可知，王元化对钱锺书的学术评价，实质上，有两点。一是钱锺书读书多，自己难与相比；二是钱锺书没有思想，自己不屑与比。这样，王元化不同意“北钱南王”之说，实际上就不是如他答《南京日报》记者问所说，“我各方面都比不上他”，而是自视甚高，不欲被并提并论也。

                二、

王元化跟吴琦幸说，钱锺书跟他“关系不错”，王元化的依据在哪里呢？

王元化《1991年回忆录》里说：

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锺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锺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

这应该可以看作钱锺书对王元化比较友善的一个证据，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钱锺书为何要介绍马悦然给王元化，以及钱锺书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句话的目的何在。

这“关系不错”的另一个证据，是1981年在京西宾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论会12成员集体合影，时王元化61岁，小钱锺书10岁：

“这张照片，是摄影师就要按快门时，钱锺书一把将我从后面拉过来，没料到挡住了王季思先生。”

这句话出自王元化另一博士弟子胡晓明《王元化画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143页。我们今天看到的学位评议组合影，王元化紧居于钱锺书之左侧。如果的确是钱锺书把王元化拉到自己身边照相，那就当然可见钱锺书对王元化颇多好感。虽然71岁的钱锺书，要一把把后面61岁的王元化拉过来，似乎也不是太容易操作。

《王元化画传》143页，还收有一张照片，摄于钱锺书家，图片说明文字，有一句是，“钱锺书将其收藏的端砚拿给王元化看”，照片上，与王元化共赏者，尚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叶水夫。

这张照片，三人各具神情，弥足珍贵。王元化珍藏这张照片，可以体现出他对钱锺书的尊重，以及他对钱锺书邀其至家情谊的珍重。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1992年9月15日”所记，有几句话是：

偶见《文学报》某公文，翻出半个世纪老账，揭发《香粉铺》一文对某大家不敬。（我在文中批评他书中太多俏皮话和“掉书袋”，如先引西门庆赞潘金莲语“好一块肥肉”，再举塞尚赞其模特儿也是“好一块肥肉”。此书重印时，此等地方皆经作者本人删除。）

王元化这几句话说得隐晦，但并不符合事实。

所谓《香粉铺》一文，是指王元化1948年所发表的《论香粉铺之类》。王元化在文中远远不是批评了钱锺书太多俏皮话或者掉书袋而已。如言《围城》“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霉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作者对于女人无孔不入的观察，真使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竟是一个穿了裙子的男人！”……

这些文字，已经不是批评，而是批判，甚至是人身攻击。这样的文风，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于原作者，都是不公正的。至于说钱锺书后来删去了“好一块肥肉”等句子，那原因，或者与王元化有关，或者无关。以我之见，保留“好一块肥肉”，《围城》依然是《围城》——一部不完美的杰出小说——这世上，有完美的小说吗？

1980年代初，钱锺书尝致函美籍华人汪荣祖：

“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昔尝化名××作文痛诋拙作，后来则刻意接纳……弟亦与之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兄沧海不捐细流，有交无类，自不妨与若辈过从耳。”

吴琦幸认为，这几句话是背后指责他人，未免太不厚道。我则以为，这几句话，最能够真实地表现钱锺书对王元化的认知。历史不会化作云烟，发生过就是发生过，它必留下痕迹。“俗学陋儒”的品评，不一定正确，更不一定恰如其分，但足以说明二人道不同，大可不相为谋。如此，种种“亲密”“跟我的关系不错”等等，只是“虚与委蛇”下的社交假象罢了。

我也不能同意夏中义所说，王元化的文章，既未给钱锺书造成政治伤害，且钱锺书1980年代生活条件甚好，钱锺书就不必“得理不饶人”云云。（见夏中义《<围城>与“香粉铺”及克里斯朵夫——此案有涉王元化与钱锺书》）面对王元化以及其他左翼评论者的“酷评”，或因时代因素，或因个人因素，钱锺书始终未对“酷评”加以驳斥，这不是“露怯”，也不是认可。在私人信函里，表达对历史的记忆和态度，表达一己之好恶，总强于有恃无恐地、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地大张挞伐吧？

所以，我的想法是，既然钱、王二人，其道不合，其情不契，则世之好事者，就别再“北钱南王”，强配不休了——这是我翻读《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的最大感想。

另，《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一书，稀释过甚，或5000字足矣。而《九十年代日记》，补作色彩过浓，或可作又一部“清园随笔”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