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的温情与敬意

编者按：亭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商周，最开始是供帝王停歇驻足的高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交通干道上的邮亭、驿亭以及城内防御用的都亭、门亭;魏晋以后随着园林建筑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了游览观赏的亭，最早的史料记载有北魏的《洛阳迦蓝坦》和《水经注》;到了南朝时，园中建亭就相当普遍了，梁元帝在他的湘东苑就建有“隐士亭”等;唐代以后，亭几乎成了园林中的主要景观建筑，《长安志》云：“ 禁苑在宫城之北，苑中宫亭二十四所”，可谓史上最大以亭入苑之始，可以饮宴、娱乐、起居、办公或读书其中;到了宋代，亭的建造已不再纯粹地借山水，而是把人的主观意念和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纳入了建亭的构思之中，《营造法式》关于亭的篇章大放异彩; 宋元之后，亭的建造更为精细考究，核心转为意境创造如寓情于物、移情入境，成为中国传统亭发展的鼎盛时期。“亭者，停也，人所停集也”，作为天地山水之间的点睛之笔，亭以其风韵独秀，广受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尤其中国四大名亭：北京陶然亭、长沙爱晚亭、滁州醉翁亭、杭州湖心亭，徜徉此间，自有境界。本期推出第一集陶然亭，在这个令人迷失的凛冬，感受它给予的精神安顿。

北京陶然亭位于元代始建的慈悲庵内，其地高亢，举目远望，西山之俊美遥遥映入眼内。元代画坛最杰出的人物倪瓒，就只着笔于山水亭榭，翰林院编修张宣题倪瓒《溪亭山色图》：“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诗作表达的境界，凝结了对自然天地开合吐纳的透彻了悟，强化了“亭”共日月风华、聚天地之气的经典美学形象，传达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实现了人在“亭”中的精神安顿。

北京陶然亭

陶然亭给予人的精神安顿，可能是今天我们许多人都难以想象甚至想象不到的。安徽大家张恨水《陶然亭》开篇便说，“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北京土著老舍在《想北平》里感叹：“虽然我生在那，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新中国成立后，老舍重返北京，欣然为陶然亭内茶馆题字，恰巧也是《茶馆》发表之际，算是了却平生一桩憾事;湖南才女丁玲旅居北京时“沉到一种什么人也不理解的，也不愿意什么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着的颓唐中”，常常“一个人跑到陶然亭”;浙江才子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说每年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永安路106号

笔者曾在原宣武区永安路106号大院工作生活多年，旁边的陶然亭自然成了放松身心的好去处。伴随着一次次出入这老北京人俗称的“窑台”，不知不觉地逐渐认识了它。如今离京已六年有余，当再次展开它的画卷，历史的余温尚能真实的触摸。诚如梁思成、林徽因诗一般的描述：“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从窑台到“陶然自适于清虚之境”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汉人谋臣刘秉忠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意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多年杀伐生灵涂炭，僧众便召集募捐，在大都城南土堆上建成慈悲庵，以普度众生。彼时，刘秉忠按照“南朝北市，左祖右社”的规划正如火如荼建造元大都，急需大量方砖，慈悲庵一带的土质适合，于是附近兴建起大量官窑厂“以供营缮”，工程历时十八年之久。

慈悲庵旧影

政权更迭，而后的明清两代沿袭元制，继续在此设窑。因经年累月的烧窑取土，垒台筑窑，形成了许多的洼地和窑台。乾隆中期，慈悲庵僧众在窑台上建真武殿，渐成登高望远处，所以老北京人俗称此处为窑台。窑台视野开阔,可以欣赏到“陂陇高下，蒲渚参差”，特别是重阳后的芦花洁白，一望弥漫“宛如秋雪”，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卡地，这里也被雅称为“窑台映雪”。清代文学家、性灵派三大家均有传世诗作：赵翼《陶然亭》“蓼花红间芦花白，一片江南八月秋”，袁枚《游陶然亭》“岸芦进笋妨游屐，林蝶翻灰浣袷衣”，张问陶《陶然亭雨后》“冠盖百年游宴地，芦花应见古今情”，为后人乐道。

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紫禁城三大殿，工部郎中江藻被派往窑厂监督，闲暇之余见“面西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或许也为了更好的欣赏“瑶台映雪”,于是在慈悲庵内建亭，以作日常休憩、会友赋咏之用，亭依庵傍水，绿树成荫。亭名取晋陶渊明诗“挥兹一觞，陶然自乐”之情，又取唐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怀，曰陶然亭。清代两百余年间，陶然亭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经久不衰。

亭建好后，慕名而来的文人雅士越来越多，“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地方已经不够使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江藻的长兄江蘩对亭进行了修改扩建，在慈悲庵东面拓基造屋三间，“拆亭改轩”为南北砌筑山墙、东西两面通透的敞轩，致使陶然亭“窗棂洞开，四虚朗照;远岫高林，争来拱揖。”随后又环以修廊、曲折相引，凿方池注水、植幽花时卉，使得满园“庭槐交荫，碧叶凌空”，终令陶然亭成了一处 “陶然自适于清虚之境”的幽美之地。

这里有两个知识点：一是窑台(映雪)无雪。这个雪，指的是满地的白芦花;二是江亭无亭。陶然亭因江藻所建所以又叫“江亭”，而后虽“拆亭改轩”，但人们依然习惯称它“陶然亭”。

翰墨传神韵“坐一堂白月清风”

陶然亭成为“清虚之境”的幽美之地，自然少不了楹联佳作与方家翰墨。陶然亭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半，面积90多平方米。亭内存有五方石刻，四副楹联，最有趣的当数四大方家的“陶然”题款齐聚一亭，实现了一场跨时空的神交，令人大饱眼福。

先说南北墙上的五方石刻。一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江藻及其兄江蘩撰书的《陶然吟》石刻，记录了陶然亭的创建经过;二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江皋感慨其族弟江藻“远心静气，潇洒出尘，不忘林壑”撰书《陶然亭记》石刻，系桐城派散文佳作;三是光绪十九年(1893)湖南人谭嗣同作《城南思旧铭并叙》，刻石记录了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探求维新之路;四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吴中七子之一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开启了江亭雅集的黄金时代;五是1942年湖南人齐白石的《重上陶然亭望西山词》，挥毫而就“西山犹在不须愁，何用沾衫袖泪”以抒发爱国情思，诗中的西山是八路军的象征,也是不屈的脊梁。

《陶然吟并引及跋》拓片(局部)

谭嗣同《城南思旧铭并叙》

齐白石《重上陶然亭望西山词》

再来看亭内的四副楹联。正面挂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系《四库全书》纂修官、著名学者翁方纲所撰,上联写白天的清静,古寺被烟雾笼罩，无人到此;下联说夜晚的安谧，深堂于树林之中，只有明月照进来。以“无人”与“有月”对比，蕴含了超凡脱俗的韵味。后为两代帝师翁同龢补书，《清史稿》称赞其书写“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西向柱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为禁烟名臣林则徐于道光二年(1822)到访陶然亭撰写，清代学者、楹联学开山之祖梁章钜在《楹联续话》称：“亭中楹贴当推此为第一。”旧联已无存，现在悬挂的是由当代书法家黄苗子补书，柔中带坚、气韵生动;内侧柱挂联“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为清代翰林院编修沈朝初撰，此联妙语天成，不难想象窗外夏日里荷花满池的盛况，尤其清风赏月的意境;出口挂联 “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藏”改“笼”、“榻”改“树”，与进口挂联仅两字之差，杠的罕见。深堂与树林相融，明月从树影倾泻，杠出了更多的画面感，耐人寻味。

出口挂联

四大方家齐聚一亭的“陶然”题款，包含三块匾额和一处石碑。第一块匾亭内正西，是江藻题写的行书“陶然”大匾，笔致丰腴、结体稳健，署“康熙乙亥仲夏，汉阳江藻题并书”，康熙乙亥即1695年，他在《陶然吟》中道“偶忆白乐天有'一醉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从九衢尘土中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遂颜曰陶然”;第二块匾亭内东侧，湖南人齐白石题写的篆书体“陶然亭”匾额，据载1942年耆老之年的他意欲在此购生圹，以为百年后归宿之处，慈悲庵僧人闻讯慨然以二亩地相赠，他因此篆刻“借山记”和题匾“陶然亭”以表感激，篆书刚劲沉着，质感潇洒，大气磅礴;第三块匾额亭西侧檐下，出自郭沫若的手笔“陶然亭”， 郭体的要诀“回锋转向，逆入平出”，笔力爽劲洒脱，尤见功力;“陶然亭”石碑，右题“民国十九年”(1930)，下署“楚蒲袁俊书”，人们经常将此碑作为陶然亭标志，在此留影纪念。碑上的楚蒲为今湖北省赤壁市，袁俊为清末民初书法家，魏碑体“陶然亭”笔画如刷，笔力刚劲，别具特色。据史学家张次溪所著的《北平梨园金石记》记载：此碑位置，在陶然亭石阶上“老槐树旁，已倒卧。原碑阳为《梨园馆碑记》石刻 ”。民国十九年，为人磨去字迹，改刻“陶然亭”立碑至今。

江藻题

齐白石题

郭沫若题

袁俊 题

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建亭，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修改扩建 “拆亭改轩”，到1952年全面整修辟为公园成为新中国北京兴建最早的一座园林，再到1985年后陆续仿建的六省九地名亭如醉翁亭、爱晚亭、兰亭、鹅池碑亭、沧浪亭、独醒亭等落成园中园——华夏名亭园，作为精神安顿地，据考证有赋咏可查的文人墨客就有两百多位。陶然亭翰墨飘香传神韵，见证了三百余年来的文运兴替。

雅集开风气“醉听清吟胜管弦”

陶渊明归去来兮，呼酒旧时伴“陶然自乐”，蕉下听风、东篱把酒,兴起之处桌上泼墨;白居易置身高阁，与老友刘禹锡豪爽痛饮，“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陶然亭取其两者情怀，似为雅集而生，“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在他们看来，清吟诗句比丝竹管弦更打动人心，这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共鸣。热播剧《觉醒年代》有个生动的画面，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在陶然亭相聚，当钱玄同倒上酒，刘半农当即就吟出了这句诗。

《觉醒年代》剧照截屏

乾隆进士戴璐在《藤阴杂记》中说，每逢春秋两季，天气晴好的时节，陶然亭的聚会宴饮都座无虚席，“尤轰饮尽致，不醉无归”;道光进士、桐城派主要传承者梅曾亮在《江亭消夏记》里力推：“乐闲旷，避烦暑，惟江亭为宜”;掌故家、北洋政府时任湖南长沙关监督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记载，他入京后每遇文人雅集，大都在陶然亭。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首次试着小结了陶然亭三百余年以来空前绝后的十次雅集，以文会友、抛砖引玉，与君共陶然——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也就是陶然亭“拆亭改轩”扩建四年后，一场“五佬会”轰动京城，算是给雅集打了个样。劳之辨(康熙三年进士，左副都御史)、汪晋徵(康熙十八年进士，户部左侍郎)、张睿(康熙十八年进士，刑部右侍郎)、孙岳颁(康熙二十一年进士、礼部侍郎)、朱近庵(顺天府丞)，五位年逾七十、位高权重且极富文采的大佬相会于此，联句吟诗。汪晋徵有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休沐寻芳觞互飞。莽荡平畴天共远，参差林树堞同围。清歌志慨传遗事,胜地消闲待落晖。连日簪裾谐燕笑，友朋山水可忘归。

康熙四十九年(1710)，查良镛(金庸)的祖上查慎行，邀请同年(康熙四十二年)进士52人于陶然亭宴集。“曾是往年连榻地，重来容易感流光”，年轻的士子们意气风发、胸怀壮志，而年届六十的查慎行饱尝仕途艰辛，却萌生退意，更多的是感慨时光流水，“春来日日喜春晴,邀我同游不夜城。灯火参差亭北面，管弦清脆月初更。探花不减年时会，对酒偏伤老大情。五十二人官太冷，多君独着绣衣行。”三年后，查慎行黯然离京回到海宁故里。海宁查氏是江南人才辈出的世家望族，世代以儒为业，耕读为务，科甲鼎盛，康熙曾赞其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仅康熙一朝查家就有10人中进士，闻名遐迩的“兄弟三翰林”查慎行就是其一。

乾隆十九年(1754)重阳佳节，大学士纪晓岚登上陶然亭，与一众好友在此饮酒食蟹赏秋，后赋诗回忆时年此景曰：“左持绿酒右持螯，对此真堪赋老饕。记得红萸黄菊节，陶然亭上共登高。”士人们高谈阔辩，“纵酒成狂客，销愁仗友生”，传为佳话。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十一日，执京中学界牛耳的学政朱筠，群集了一批编修四库精通经史百家的汉学家，还有时任通政司副使的王昶受邀此次雅集，二人“互主骚坛，门人著录者数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王昶在当时拥有很高的声誉，乾隆夸他“人才难得”。王昶写下颇具思致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被刻在陶然亭内。诗曰：“趁暇呼朋熟，寻幽得地高。亭虚遥对堞，水涸细通濠。路隘才容骑，车低略似舠。回塘穿虇薍，枯树听虭蟧。绀宇凌千尺，苍岚映四遭。披襟凉更爽，掺袂喜斯陶。洵美南都彦，均推北地豪(谓朱筠)……”我们试着来感受下诗人当年所描述的画面：一片碧蓝的天宇下，陶然亭映入眼帘。亭外苍山群绕，亭下池塘枯涸、岸泥皴裂，一道道窄细的沟壕横亘，小路狭隘得不能并驾齐驱。待马驻车停，池塘里的芦苇仿佛苏醒过来，随风摇曳成一片波澜壮阔的海洋。三三两两的车盖掩映其间，竟恍若江南舟舠，营造出五湖烟水的意境，彼时驻足远眺，凉意顿生，舟车劳顿之苦全无，好不欢心。

道光三年(1823)，内阁学士、宣南诗社成员鲍桂星在陶然亭西北的龙树寺建蒹葭阁，以供诗社成员集会使用。宣南诗社创始人陶澍曾赋诗：“忆昔创此会，其年维甲子。赏菊更忆梅，名以消寒记”。因此宣南诗社又称“消寒诗社”，成员有林则徐、梁章钜、龚自珍、魏源等一批进士，诗社倡导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林则徐曾赞誉“志同道合”、“猷守相期许”。时年，鲍桂星邀请钱仪吉、吴嵩梁、顾莼、朱为弼、张澍等至此雅集。鲍桂星有诗云：“功名事业文章，他生未卜;嬉笑悲歌怒骂，到此方休。”再如吴嵩梁的“年年文酒追欢地”、朱为弼的“蒹葭阁畔屡相晤”等，文风之胜可想而知，时任翰林院编修的何绍基评点“每当春秋禊，胜地集轮鞅”。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翰林院编修徐宝善、刑部侍郎黄爵滋主持召集八年之久的江亭雅集规模达到全盛。时年六主各延七宾，参加者四十八人，“符群贤之数”，超过了以往召集的近二十次。圈子集结了梅曾亮、管同、潘德舆、龚自珍、魏源、汤鹏、马沅等一批提倡经世之学和主张开眼看世界的士人。此时清廷积弊，内忧外患“亡国之音哀以思”，汉学渐趋衰微，而发端于湖湘的理学思潮则有复兴之势，经世之学成为一时共识。言官之勇于言事，在当朝士人中成为一道耀眼的风景，因而整肃朝纲、抵御外辱、探讨治世良策成为雅集重心，和宣南诗社也时常诗酒往还。黄爵滋在《江亭展禊启》中写道：“布德行惠，天子所以祈泽;出门同人，吾侪所以观志。宜展曲水之期，爰仿右军之例。古人往矣，茧鼠之迹犹新;君子至止，主客之图可绘。跂兹同好，勿有遐心。”时任户部主事温肇江绘《江亭展禊图》于其后，以期“江亭之宴亦将著闻于后也”，此卷现藏于首都博物馆。两年后，徐宝善过世，黄爵滋膺命离京，延续十年的“江亭雅集”难以为继，抱憾解散。“乱云易障西山日，尊酒难消北海愁”，后人回忆此间盛景，只徒增叹然了。

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廿五日，原江亭雅集常客、一代文宗梅曾亮六十大寿，都中同人雅集于龙树寺置酒为寿。在这个以梅曾亮为中心的古文圈子中，主要成员始有朱琦、王拯、冯志沂、吴嘉宾、秦缃业、孔宪彝，继有吴敏树、邵懿辰、孙鼎臣、曾国藩、龙启瑞、黄彭年等。他们以文会友，切磋交流诗古文辞的创作心得。众人皆有诗以贺，邵懿辰复为诗序“而其文章之工，又必待其年至，而积以多”，秦缃业“雅善绘事”为图附之，王拯纪其事：“主宾翕集，冠履彬彬，仆马不腾，酒肴维具，觞宴再终，流连竟晷，谈谐间作，礼仪弗愆……”。孔宪彝诗谓“先生六十神采清，骨坚不借长年药。千秋事业托缥缈，廿载郎曹甘澹泊”。曾国藩赞其“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先有姚鼐在江南书院讲学传授，再经梅曾亮京师雅集传播流衍全国，后有转战于军旅之中的曾国藩振臂一呼“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自此奠定了桐城古文的中兴局面。

同治十年(公元1871)，晚清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发起龙树寺觞咏雅集。张之洞早年受学于胡林翼，颇以兵略、经济自负;入京师，很快融入“清流”圈子，曾国藩时年常将他与祁寯藻、张金镛等前代学臣相提并论“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张之洞致函潘祖荫：“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不可无一绝大雅集。晚本有此意，陶然亭背窗而置坐，谢公祠不能自携行厨，天宁寺稍远，以龙树寺为佳。”是日与会者17人，有无锡秦炳文，南海桂文灿，元和陈倬，绩溪胡树，会稽赵之谦、李慈铭、吴赓扬，湘潭王闿运，遂溪陈乔森，黄岩王咏霓，钱唐张预，朝邑阎乃兟，南海谭宗浚，福山王懿荣，瑞安孙诒让，洪洞董文焕。由秦炳文绘图，王壬秋题诗，桂文灿作记。秦炳文题图诗云：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

光绪二十九年(1903)，齐白石从西安抵京后，参加了由时任翰林院侍读、同门夏午诒发起的陶然亭饯春雅集，同行者有湖南老乡杨度、陈兆圭等。据齐白石留下的口述文集，当年农历三月三十日应邀作下了《陶然亭饯春图》，从这场雅集开始，齐白石与杨度开始了深度交往。这也是大儒王闿运最为看重的两位弟子。这一年，齐白石41岁，刚刚完成“五出五归”开拓视野的第一步，此前足迹未出过湘潭;杨度28岁，结束首次日本游学后，即赴京备考五月清廷科举末班车“经济特科进士”会试，践行他“以布衣取卿相”的抱负。

民国十四年(1925)，原张之洞觞咏雅集的常客、晚唐诗派领袖樊增祥年逾八十忽生雅兴，广邀南北才俊在上巳日(夏历三月初三)于陶然亭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正在清史馆中修史赵尔巽老人扶杖前来;民国首任总理、湖南人熊希龄率先响应;天演学家严复的高徒侯毅担任书记员，记下了这次集会的盛况：实到76人、因故未到后补写题诗的33人，此次雅集共达109人。文史专家丁传靖在《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开篇说：“夫定武精刊，茧纸非昭陵之本。永和未远，羽觞犹典午之遗。”到会的贺良朴、林彦博、李雨林三位画家，还各作《江亭修禊图》。此次雅集的一大亮点是，应用了现代拍摄技术和珂罗版铜版印刷，这在当时国内的雅集史上应该是头条新闻了，时尚圈最有文化的、文化圈最懂时尚的范。

贺良朴绘《江亭修禊图》(局部)

雅集，是古代文人精致生活的典范。历代最为经典的有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玉山雅集等，笔者试着小结的十次江亭雅集从某种发展脉络上看，已经从文人赋诗宴游的雅事，逐渐转化为中国传统文人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的象征。这种形式背后的文化力量与精神安顿，正是觉醒后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尤其是伴随着腐朽的统治，以及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雅集的片刻“陶然”，消散于乱苇荒烟。

觉醒年代“沿着梦想一路前行”

陶然亭给文人雅士提供“红尘中的清净世界”，它也因此有幸见证了寻求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进行革命和变革活动的历史片段。道光年间，林则徐、黄爵滋等在此主持策划了禁烟运动的草案;光绪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此计议维新变法;民国时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孙中山、秋瑾等均在此留下足迹。

“在我看来，只有一种人生道路是正确的，那就是沿着自己的梦想一路前行”、“天下的路是留给天下的人走的，有志者事竟成”……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在陶然亭燃起的先声与火种，让很多人热血沸腾，一种思想的光芒和魅力，一种青春的力量，一种中华民族的觉醒，一种复兴之路上的使命感，磅礴而来、蓬勃而出。

1915年，22岁的毛泽东在风雨中的长沙穿行，看到有人的孩子被贱卖，有人的孩子在轿车里吃三明治。大雨一来，有的鱼翻肚在青石板上，有的鱼在鱼缸中安游。这种山河破碎的景象令人悲愤，在读过《青年杂志》后心潮澎湃，他迎着风雨振臂高呼：“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1916年，27岁的李大钊从日本回到祖国。次年张勋复辟，他避难上海，想起多年奔走而国事如此心有感怀，“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处，只应共泛五湖舟。”是夜毅然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燃起的火种，点亮了整个中国。

《觉醒年代》剧照截屏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反军阀斗争日趋激烈。同年7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办 《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百姓吃饭的问题最大。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看了十分赞赏“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为深刻的刊物。”同年12月，为进一步推动斗争的开展，毛泽东率湖南代表团来京宣传“驱张(张敬尧)”，号召湘人联合起来共商大计。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匡务逊、萧子暲及“辅社学社”在京成员罗章龙、王复生、李启汉、易克嶷、周长宽、陈远谟等十人齐聚陶然亭，商讨“驱张”策略。会议决定，利用各种形式及手段继续发动群众，将“驱张”斗争进行到底。会后，与会者在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的古槐前合影留念。北京“驱张”运动的高涨，极大地鼓舞了湖南人民的斗志与决心，在湖南各界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同年5月决定出兵讨伐，6月张敬尧逃离长沙，所部也全部退出湘境。毛泽东曾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一定程度的行动上。”

毛泽东(左四)与辅社同仁在陶然亭合影

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在陶然亭召开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和北京工读互助团“五团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次会议发出了“团结联合”、“改造旧中国”的呐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党史学者认为，这次“五团体会议”有着重要意义，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的建立，也为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5年，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邵飘萍经李大钊等介绍入党，其创办的《京报》馆离陶然亭不到两公里，他积极奔走其间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次年英勇就义;同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共产党人高君宇在京病逝，因为生前多次在陶然亭参加革命活动，后安葬在慈悲庵内。三年后，民国才女、高君宇女友石评梅病逝，依照她生前的遗愿也合葬在慈悲庵。墓碑上至今铭刻着这对革命恋人的手书：“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先驱们相约陶然亭、相聚陶然亭、相识陶然亭，为中国的革命与未来，一起努力、一起改变、一起梦想。觉醒年代，他们沿着梦想一路前行，毅然筑建起重整河山、改造旧中国、创建新中国的雄心壮志。共产党人赵世炎曾写下一首长诗《怀润之》，追忆他与毛泽东在陶然亭敞开心扉、畅谈革命理想的情景：“忧忆陶然亭，对坐从谈诗：今人争自由，摆脱古人羁;成功在尝试，推陈出新奇……反帝反封建，认明作主题;展开阶级斗，拨白树红旗。理直气且壮，所面轧披靡。天下方滔滔，庸人泣路坟;吾辈固有守，遵循马克思。以俄为师法，行动岂能迟;吾道不愁孤，人民大众支。”

热播剧《觉醒年代》里有这么一幕：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后，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白色窗帘被风吹得摇曳飘荡，就像是彼时羸弱外交的一曲挽歌，接着是一帧帧没齿难忘的画面……无论是陶然亭里带着醉意的“高山流水”，还是长城上气吞山河的《青春》，都震耳发聩、响彻神州!

“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这山河越是风光旖旎、这青春就越是蓬勃美好，那些埋头苦干的人、舍生取义的人、为民请命的人，那些“沿着自己的梦想一路前行”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就显得越壮美和崇高。而这些人，一如翼然独立的“亭”，成为山川灵气动荡吐纳的交点，成为精神聚积的所在，成为民族和山河不屈的脊梁。

书山有路，静録有鹿

静待时光，静録相伴

静録书院，坐落于美丽的洋湖国家湿地公园北岸，致力打造人文与生活之美的书院文化会客厅，提供更自由、更有人情味和更有生活质感的阅读社交体验。佳人有约，君子不误;红颜有梦，知己不怠;天地之美，古今共谈。在这里，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文人雅集，生活典范

设计师语：“文如其人，静録就是吾静的无声版，坚持、素朴、平实、柔韧、沉稳，在空间里通过造型、材质一一对应，有如和吾静初见的感受。不正向大门的圆镜，是吾静最内里的投射，明心、清澈，有如他待人接物的风格，内心清明而不直接镜射，和他交往，让你知道自己的存在的片段，但又不至于成对立状的全部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