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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郑相盟誓 唯强是从 在与邻国的关系上，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准确：“陈、郑有宿怨，此时与蔡无怨。”况且此时蔡楚关系交好，是盟友。郑国侵蔡，马上招致楚国讨伐，郑国不得已向楚国求和。结盟之后，郑国便立即派王子伯骈向中原霸主晋国报告： “贵国君主命令敝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整顿战车，保持戒备，讨伐动乱。’蔡国不安分，敝邑之人不敢贪图安逸，举全国之力讨伐蔡国，俘虏蔡国公子司马燮，邢丘那次盟会上把俘虏献给了贵国。 “谁知楚国前来讨伐我国，说：'你们凭什么对蔡国用兵？’楚国大军焚毁我国郊外城堡，侵掠我国城郭。敝邑大众，夫妇男女，不敢安居，互相救助；国家将要倾覆，无处可以控告。百姓民众死去和逃亡的，不是父兄，就是子弟；人人愁苦悲痛，不知何处可以得到庇护。百姓民众实在困弊之极，知道毫无办法，只好接受楚国盟约，我和臣子不能禁止。现在，谨向贵国报告。” 使者是代表郑国、代表国君向晋国做此“先斩后奏”报告的。晋楚争霸，是当时国际社会政治主旋律，小国身不由己，必须“选边站”。与楚国结盟，也就意味着得罪了晋国，因此必须向晋国解释其中缘由，以求得晋国谅解。两个大国，谁都得罪不起呀！如何解释呢？使者很聪明、很会说话，把侵蔡说成是遵循晋国旨意；向楚国求和结盟，声称那是百姓大众的意愿。把自己“洗白”了，郑国君臣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可晋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晋国丞相知武子（荀罃，也叫知伯）派外交官子员对王子伯骈说：“贵国接到楚国讨伐命令，也不派一个使者来告诉寡君，便立即顺服楚国。（结盟楚国本来就是）贵国君主的意志，民众岂敢反对？寡君准备率领诸侯（大军）和你们在城下相见。请贵国君主思量。”从楚之决定权分明操在你们郑国君臣手中，休想逃脱责任！“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晋国要出师讨伐了，而且出师有名。 对于此时的晋国，楚相子囊是这样评价的：“晋国国君善于选拔人才，妥当任用官员。卿相让位于善人，大夫不失职守，士努力教导民众，庶人致力于农事，商贾、技工安于本业。”他还说：“（晋国）国君明察，臣下忠诚。”楚相子囊这种看法与前所述郑臣子展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此时的晋国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因此子囊坚决不同意和晋国争夺霸主地位，反而主张事奉晋国。晋国这一时期的作为正是子产所说的“修文德”，因而国内大治，诸侯亲附。 之所以出现如此辉煌、致使“对手”楚国格外敬重的局面，与晋国此时的国君有关。此时的晋国君主正是“三驾而楚不能与争”的晋悼公，晋悼公是继晋文公之后晋国又一位英明有为、四海宾服的君主。其实，悼公年方二十二岁。八年前，即公元前573年，晋厉公被弑以后，晋国权臣派人把他从京师接回来立为国君，当时只有十四岁。即位之前，这位名叫周子的十四岁少年，对迎接他的大夫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当初的愿望并没有想到会到这个地步（当国君），现在居然到了这一步，这难道不是上天的意志吗？（言外之意：你们不要自恃有拥立之功，以后就为所欲为）人们要求立有国君，是为了让他发布命令（治理国家），可立下国君又不服从他的命令，哪里还用得着国君！ “诸位大夫用得着我，在今天；用不着我，也在今天。恭敬并且听从国君的命令，神灵才会赐福、保佑！（这里还带有“威胁”与“奖赏”双重意思）” 这像十四岁少年说的话吗？是上天派我回来治理晋国的、而且符合民意，你们休想用对待厉公的方式对待我！也别想把我当作傀儡！众位大夫连忙恭恭敬敬地说道：“群臣之愿也。敢不惟命是听！”登位礼典一结束，马上就“逐不臣者七人”。即位后，十四岁的国君在国内进行一系列改革，除弊更新，造福于民。他还接受贤臣魏绛建议，实行“和戎”政策，倡导民族融合。这是前所未有的！《左传》称：“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晋悼公八年之中像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什么叫“三驾”呢？杜注：“三驾，三兴师，谓十年师于牛首，十一年师于向，其秋观兵于郑东门，自是郑遂服。”“三驾”俱与郑有关，“郑遂服”则“楚不能与争”，可见郑之重要，竟然关乎到南北二霸盟主地位。不说这些，那是后话，先说眼前的事。晋悼公领导下的晋国要讨伐郑国，北方诸侯国纷纷响应。晋国于郑侵蔡的第二年，联合齐、鲁、宋、卫等十一国，浩浩荡荡，杀奔郑国而来。这是公元前564年，“冬十月”。 郑国害怕，派人求和，晋国允许。鲁襄公九年（前564年）十一月初十日在“戏”地结盟。结盟仪式很隆重，郑伯率领一班朝臣都参加了。晋国士庄子（士庄伯）制作盟书，盟书宣读完毕以后，他却“灵机一动”说了一些盟书上原本没有的话：“从今天既盟以后，郑国如果对晋国不惟命是从，而有别的想法，就一定会像盟书所记的那样：神灵惩罚，国家倾覆!”这就是古人所谓“以兵乱之力强要郑”：用武力恫吓、要挟郑国与其结盟。 郑国人是有骨气的，郑国人是吓不垮的！就在士庄子话音刚落的一刹那，戏剧性一幕发生了，郑相子驷快步走上前，大声说道： “上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郑国夹于两个大国之间。大国不赐给我们友好话语、不安抚我们，反而用兵乱之力恐吓我们、逼迫我们结盟，让我们祖先神灵不能安心享受祭祀，百姓民众不能安居乐业，男人女人辛苦瘦弱，有许多悲苦我们无处诉说。 “从今天盟誓以后，郑国如果不顺服有礼、且有强大力量保护我们民众的国家（原文是'唯强是从’），反而敢有别的想法，有如此盟！” 所谓“有如此盟”，即是士庄子引用盟书的话：“神灵惩罚，国家倾覆。”晋人很意外，看到郑相“节外生枝”，就要重新修改盟书。晋相荀罃对中行献子（荀罃侄，荀罃之后任中军帅、执政大臣）说:“我们实在不合于礼仪道德，反而用盟约要挟别人，这难道合于礼仪吗？不合礼仪，靠什么主持盟会？不如姑且结盟而退兵，修养道德，休整军队，最终必将使郑国真心从晋，何必一定要在今天？我们如果不合于道德，不合于礼仪，列国诸侯、天下百姓都将会背弃我们，岂只是近邻郑国？如果我们休养民力、和睦民心，远方的人将都会顺服我们、亲近我们，岂只依仗这次和郑国结盟？”晋人还算有器量，放了郑国一马，歃血结盟后罢兵回国。 这次晋郑之间的会盟，是本书呈现给读者朋友的第一次会盟，以后还会有。那么，会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质意义又是什么呢？有一位叫吴澂的古代学者说：“盟，非盛世事也。王政不行，诸侯放恣，欲以战伐而敌雠，则不得不以盟会而固党，会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于神，故凡书盟者，《春秋》所恶也。”（《宋元人注四书五经·春秋三传》）这段话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诸侯通过盟会缔结军事、政治同盟，害怕盟会不可靠就通过盟誓加重其分量，盟主由于不自信就用神灵要挟与会者。因此，吴澂认为，凡是写到盟会，就是《春秋》表示厌恶的地方。（据此看来，郑国君臣参加这次会盟本来是被胁迫的，晋人又那样恐吓威逼，子驷那种行为则是义勇之举了。） 不过，我们不能对会盟一概否定，譬如后边还要提到的“宋西门会盟”“申之会”“平丘之会”等，那些会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那些“积极意义”是什么，暂且不管，先看看这次会盟效果如何。刚和晋国结盟，楚国又不答应了，同年底，楚国进攻郑国。郑相子驷又打算与楚讲和，子孔与另一位大臣子蟜反对:“和晋国刚结盟，嘴巴上的血还没干就违背它，合适吗？”执政大臣子驷，这次还有子展（上次二人意见相左，见上章），二人则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的盟誓本来就说：'唯强是从’（指上面的口头盟誓），现在楚国军队来到，大兵压境而晋国不能救援，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盟誓的话，难道敢违背！而且在要挟之下所说的盟誓（指上次的书面盟誓）没有诚信可言，神灵也不会降临（保佑）这样的盟会，神灵降临的是有诚信的盟会。 “诚信，是言语的凭证、善良的主体，所以神灵降临（保佑）。明察一切的神灵认为胁迫之下举行的盟会不洁净，违背它是可以的。” 古人是相信上天神灵的，认为列祖列宗会庇护自己、会赐福于讲诚信的后世子孙。子驷的意见又一次占了上风，郑国违背和晋国刚刚达成的盟约，又一次对天盟誓，和楚国结盟成为“友好国家”。两次盟誓的时间相隔不到两个月! “唯强是从”，是当时郑国结盟的指导思想、外交国策。处在两个大国夹缝之间，弱小之邦郑国要想生存下去，多么艰难！但是，子驷所谓“唯强是从”的“小国之道”是安宁之道吗？是长久之策吗？历史对此给予无情否定。同时，历史也给子产提供了施展外交才能的机会，以后的事实告诉人们：自立自强，自尊自重，国家才不会遭受凌辱，人民大众才会过上安宁和平的日子…… 郑国不仅外患连连，内乱也频频发生，距郑侵蔡仅隔二年，郑国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五族之乱”。子产父亲子国及另外两位国家重臣被杀、国君被劫持，国家政权险些被颠覆。少年子产强忍父死之痛，力挽狂澜，平定叛乱。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所谓的“童子”，会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是个东方式的天方夜谭吧。请看下章。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高根明（许昌长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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