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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仅用数语 止晋徵朝 少年子产当年平乱，“初出茅庐”使人眼前一亮，能否说是“一鸣惊人”，诸位自己判断。后来子产身为郑卿，在外交事务中的一席话、一封信，倒是实实在在“惊”动了霸主晋国：一席话，中止了晋国“无礼”行为；一封信，改变了晋国外交政策。这些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真会那么“惊人”、有那么大的威力吗？言过其实了吧。先说一个与口头语言相关的故事，看他如何“仅用数语，止晋徵朝”。 现代人常说，弱国无外交。历史上的郑国曾一度就是如此。 公元前598年，楚师讨伐郑国。原因是：去年郑国刚与楚国结为“友好国家”，便招致晋国为首的北方诸侯大军讨伐，郑国便又转而与晋国结盟，因此才又招致楚国讨伐。面临强楚大军，当时执政大臣子良献策道:“晋、楚不务德而兵争（靠武力争夺小国为盟友），与（相与、结交）其来者可也（谁来就顺服谁）。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于是，郑与楚盟于辰陵（地名）。你强国不讲信用，我也不讲信用；你强国不务德，我也不务德。以恶易恶，不讲信用，这成了子良当政时期的外交政策。 后来，子驷当政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唯强是从。前文已详，兹不赘述。 不讲信用，唯强是从，是子产之前一段时期内郑国奉行的外交政策。那时，郑国就像一棵左摇右摆的小草，“南风”强，降服于楚国；“北风”大，屈从于晋国。“弱国无外交”这句当今社会流行语，在历史上的郑国得到充分印证。而子产的外交主张与以往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挺起腰板，据理力争，郑国要自强自立，郑国要向超级大国说“不”，他要颠覆“弱国无外交”这一经典语言的绝对正确性！ 《左传》·襄公八年》（前565年）记载：“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这次邢丘之会目的很单纯，唯一一件事情是：盟主对各诸侯国“贡献财币之数”又做了规定，责令按时缴纳。“朝”是诸侯国君主朝拜别国诸侯；“聘”是卿大夫前去别国访问。这是一个国家两项重要外事礼仪活动，当然朝聘盟主是与特别丰盛的“贡献财币”相伴的。 邢丘之会后十四年（前551年）夏天，晋人却“徵朝”于郑。当时朝聘有一定之规：“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时间一到，小国君主、卿相大夫便带大批贡品朝、聘大国诸侯，无须霸主催促。“徵朝”则是霸主无视规矩，临时命令小国国君前来朝拜，常常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胁迫性。这样的朝见，对小国是一种灾难，会带来很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有伤国家尊严，国家君主任凭你呼来唤去、颐指气使，却也无可奈何。可这一次，在这个关键节点，子产站出来代表郑国对晋国使者说了一番过去霸主闻所未闻的话（译文）： “在先君（晋）悼公九年，寡君（国君自称'寡人’，大臣代表国君称'寡君’）于这一年即位。刚刚即位八个月，我先大夫子驷跟从寡君就去贵国朝见执事（不敢直言国君，敬称'执事’，犹如后世称皇上为'陛下’，但言'执事’处并非都指国君）。执事对寡君不加礼遇，寡君非常恐惧。 “这次朝拜活动结束以后，（随即）于我国二年六月（国君新立，按新立之年纪年），寡君朝见楚国君主（国君新立要朝拜列国，朝楚是合乎周礼的），贵国则发动'戏之役’攻打敝邑。楚国还很强大，但（并不欺负我国）对敝邑表明了礼仪。敝邑欲从晋却害怕犯下大错，以为'晋国或许会责备我国不尊敬有礼的国家’，因此不敢对楚国有贰心。于我国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跟从寡君到楚国观察是否有机可乘，以便离楚从晋。可是，贵国不解其意、不领会我们的苦衷，又发动'萧鱼之战’进攻我们。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敝邑毗邻晋国，贵国如草木，我们只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哪敢与贵国不保持一致呢？楚国逐渐衰弱不能保护我国（郑晋盟誓有'唯强是从’的誓词，见前章）。寡君倾尽国家财富，加上宗庙礼器，来（到晋国）接受盟约；紧接着（寡君又）率领群臣，跟从执事到晋国，参加年终会见。敝邑主张偏倚楚国的是子侯、石盂，回去后就讨伐了他们。 “湨（音菊）梁会盟的第二年（此前六年，前556年），子蟜告老退休，公孙夏（子驷之子，字子西，次卿）跟从寡君朝见贵国君主，参与'尝酎之礼’，协助祭典。隔了两年，听说贵国君主将要安靖东方，（那年）四月，又朝见贵国君主以听取事期安排。其间，寡君不朝见的时候，没有一年不派大臣聘问贵国，没有一次战事或其他事情不听命参与。 “由于大国政令无常，敝邑困乏不堪，意外的灾难又不断发生，所以我们无日不惊恐万状。尽管如此，岂敢忘掉贡奉大国的职责？大国如果安定敝邑，我们会按时朝见，哪里用得着（徵朝）命令呢？如果不体恤敝邑的难处、忧患，反而把不朝见作借口威胁下国，那就恐怕不堪忍受大国命令，而被大国丢弃成为仇敌了。敝邑实在害怕这样的后果，岂敢忘记贵君命令？ “一切托付给执事，请执事思量！” 敢于向超级大国说“不”，指斥其无礼行为、抨击其不加节制的“勒索”行径，这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而且还要讲究策略、讲究语言艺术。子产一席话道尽：曲在晋，直在郑。你对我们无礼，我们十分恐惧。我们依礼朝楚，你莫名其妙地攻打我们。晋数次伐郑，楚数次救郑，楚可谓“申礼”。我们若不依礼与楚往来，又恐怕你谴责我不敬有礼的国家。既然我们已经摈弃左右摇摆的外交政策，坚定站在晋国一边，所以我们朝聘盟主，从无坏过规矩，而且还超越了规矩。而你们的无礼，再加上经济上的盘剥，如果使我们实在不堪忍受而背晋从楚，那是你们的责任！子产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说得晋使理屈辞穷，无言以对。“徵朝”也不见了下文。 子产能说出那样的话，而且收到良好效果，充分说明：子产是有“战略”眼光、是有“大局观”的。何以见得？研读上面那段话，分明可以感受到，子产是根据晋楚争霸之“大局”判定：晋国不会与郑国绝交，它绝对不会把郑国推向楚国一方。 让我们对此时的“大局”稍作分析。此前，南方的楚国崛起，并迅速向外扩张。（楚国，颛顼之后，芉姓，周时始封之君为熊绎，子爵，后僭越称王。楚人有非常强烈的进取精神。）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吞并一些小国后，竟然陈兵周朝边境，询问九鼎之轻重，欲伺机取代周朝王权。这就是“问鼎”“问鼎中原”之类典故的由来。由此可见楚国野心之大，只是由于周大夫王孙满讲了一番“在德不在鼎”的道理，楚庄王才打消觊觎神器的企图，但与晋争霸之心一时一刻也未消歇。晋楚旗鼓相当，都希望自己的盟友越来越多，势力范围越来越大，最终一霸独强，号令天下。而晋楚争霸，地势优越的郑国则是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天然屏障，双方都极其希望郑国与之结盟，成为自己的战略伙伴。他们伐郑，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晋国“徵朝”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春秋时代是以礼治天下的时代，讨伐失礼的国家还要“大张旗鼓”呢。因为争霸，他们对郑国又爱又恨：“爱”其有地理优势，也有军事实力；“恨”其不死心塌地站在自己一方。所以对郑国又打又拉，以拉为主，以打为辅。而不管打、拉，都要亮出“礼”的招牌。盟主晋国生怕失去郑国，就从“礼”的角度，要求郑国时不时朝拜自己以表“忠心”。因此也可以说，晋国向郑国“徵朝”，既出于经济目的，更出于政治目的。 夹在晋楚两霸之间的郑国，确立联晋拒楚的国策后“譬诸草木，吾臭味也”，就不再三心二意、忽晋忽楚了，因而朝贡方面从不缺礼，甚至“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可是，如果晋国不以礼相待，不体谅小国的难处，随意“徵朝”，使得郑国“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硬把郑国推到楚国一方，那就是晋国自己失策了！子产从“大局”着眼，把其中的利弊得失讲得透透彻彻、明明白白，晋国君臣领会于心，收敛了自己的行为。 “徵朝”风波过去了，可还有一个更严重、更棘手的问题——经济问题，摆在郑国君臣面前（事实上也涉及其他诸侯国），压得郑国喘不过气。《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面对这一难题：繁重的贡赋，子产一封书信就破解了。真有那么简单吗？请看下章。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高根明（许昌长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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