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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郑伯朝楚 舍不为坛 子产所处的时代，主要矛盾是南北对峙，楚晋两个“超级大国”各据南北，为争霸一直虎视对方。但经过多年杀伐攻战，双方终于意识到谁也吃不掉谁，于是在公元前546年召开第二次宋西门和平大会。第一次和平大会对各自属从国没什么约束力。这第二次会盟约定：晋楚轮流主持召集结盟大会，晋楚各自的从属国交替朝聘南北两个霸主。因此这才有子产辅佐郑伯朝楚之事，话不讲明，或以为子产又像郑国前执政大臣子良、子驷那样，忽而从晋、忽而从楚，左右摇摆无主见，背信弃义不务德，则冤枉此公矣。 其实在此之前郑伯并不打算亲自朝拜楚王，而是“郑伯使游吉如楚”以履行“宋之盟”。游吉却“半途而废”，为什么呢？并非游吉受不了鞍马劳顿之苦知难而退或其他个人原因所致，而是楚人给他了一记“闷棍”，硬生生地把他“打”了回来。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游吉）及汉，楚人还之。”奉郑伯旨意，游吉带领大队人马，满载财物礼品，日夜兼程，已经到达汉水，楚人却命令他返回郑国。原因是什么呢？楚人说：“在宋国的那次结盟，贵国君主亲自参加，现在先生前来，寡君（让我）告诉先生暂且回去，我将要派'传车’（一种快车）奔赴晋国，向晋君询问（郑伯不来朝拜、仅派一大臣的原因，然后）再和你说话！” 原来，楚人是嫌游吉官职小，不够资格，是蔑视楚国，非要郑伯亲自朝楚！事实上，游吉是郑国名副其实的重臣。子产之后，接任郑相的就是游吉，在任郑相之前、之后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为后人所敬仰。一看楚人如此蛮不讲理，游吉就根据“宋之盟”的规定，讲了一番足以让楚人哑口无言的话： “在宋国那次会盟，贵国君王（和列国诸侯）签订和约（目的是）将要有利于小国，使其国君安定他的国家，镇抚他的百姓，以礼承受上天的福禄。这是贵国君王的宪令也是小国的希望。寡君因此派吉奉上财礼，由于敝国岁有饥荒之难（寡君不得亲来，故派我）特向执事聘问。现在执事命令：'你怎么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政事！一定要让你们国君放弃守国之任，跋山涉水，蒙犯霜露，以满足我国君王心愿、快其心意！’ “小国还期盼贵国君王赐给恩惠，哪敢不惟命是听？但这不符合盟书的规定（盟书并未规定卿大夫不能聘问），（如此不合礼的行为）会使贵国君王的德行有所损伤，也会对执事您有所不利，小国害怕的是这个。否则，岂敢害怕什么旅途劳苦？” 能说出这样有水平、高质量的话，可以证明：游吉身为郑卿，堪当大任。但问题是，他的“答辩”真的能让楚人无话可说吗？《左传》对此避而不谈，只是记载：“子大叔（游吉）归，复命。”大国就是大国，你说的再怎么有理有据，也无济于事，资格不够就得走人！当时，游吉“及汉”（到达汉水），已经深入楚国腹地，离楚都近在咫尺。路途那么遥远，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眼看就要完成出使任务，只因楚人轻飘飘几句话，郑国使团还得悻悻而回。 游吉当着楚人的面据理争辩，不失外交家风范，回到国内，他就不那么“矜持”了。游吉近乎诅咒地说：“楚子将死矣！”他对子展说：“国君就去吧，送了葬回来，让楚国好好痛快一下！”果如游吉所言，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己未，楚子昭卒。”康王（名昭）真的驾崩了。当然游吉并不是真的诅咒，他也不可能会把康王咒死，他说康王不久于世，是他认为：“（康王）不俢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心愿（贪图诸侯奉己以快其心意），欲久，得乎？”并引用《周易》上的话以支撑自己的预言。他还很深沉地说：“楚不幾（杜注：幾，近也）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意思是：不到十年，楚未能争霸，既然“楚不能复为害”（杜注），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得到休息了。 游吉被人家赶了回来，如楚的任务只有郑伯亲自担当了。“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如楚。” “游吉如晋”担负向晋国“解释”的任务：郑伯朝楚是需要向北方盟主晋国报告的，以防其产生郑叛晋之疑心。 郑伯这次朝楚，是宋之盟后郑国国君对楚的第一次和平之旅。春秋历史上南北夏夷之间共爆发四次著名大战，其中晋楚三次大战除城濮之战外，邲之战、鄢陵大战都是因郑而起。因此可以说，郑伯此行在国际上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这恐怕也是楚国拒绝游吉、非要郑伯亲往的一个主要原因吧。既如此，史书也一定会记载两国君主会晤、享宴等重大场面，可左氏对此似乎不感兴趣，他只写了子产君臣到达楚都郊外的一件小事：“舍不为坛”。 “舍不为坛”怎么回事呢？先说“为坛”，杜注：“至敌国郊，除地封土为坛，以受郊劳。”意思是：两个地位相当的国家（杜注中“敌”字不是“仇敌”的意思，指地位相当），客方到达东道主国都城郊，客方要清除杂草封土为坛，以接受东道主国“郊劳之礼”（表示慰问的礼制形式）。“舍不为坛”：子产不但不“为坛”，隆重其事，相反却不除草而为“舍”，古人谓之“草舍”。看到子产如此简单行事，富有外事经验的“外仆”认为不妥，他们对自己的执政大臣说：“从前先大夫辅助先君到四方各国，从来没有不筑坛的。直到现在，从未改变过！您却不除草就搭起帐篷，恐怕不可以吧。” 听完外仆的话，子产说：“大国君臣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君臣去到大国，随便搭个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着筑坛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子产解释道： “侨听说：大国君臣到小国有五种好处（原文为'五美’）：宽宥小国的罪过，赦免小国的失误，救助小国的灾难，奖赏小国的德行和刑法，教导小国考虑不到的地方。小国因而不困乏，思念、顺服大国，就像（久居在外的游子）回家一样。因此，大国筑坛，以这种形式弘扬大国功德，并昭告后人：不要怠惰，要俢其政德。” 子产认为：大国为坛，张大其事，是为了彰显大国功德业绩，同时告诫后人：“无怠于德”，“大适小有五美”。可“小适大有五恶”，小国有“为坛”的必要吗？子产说： “小国去到大国有五种坏处（原文为'五恶’）：向大国解说小国的罪过以求得大国宽恕；向大国请求（救助）期望得到自己缺乏的东西；大国要求小国奉行政事；大国要求小国进献贡品；大国要求小国服从自己随时发出的命令。不这样，大国就（巧立名目）额外加重小国财礼，用以祝贺大国的喜事和吊唁大国的凶事。所有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哪里用得着'为坛’、以昭示小国的祸患呢？（小国舍不为坛）以此告诫子孙后代：不要将小国祸患向世人宣告，就可以了。” 按照子产的理解，小国朝聘大国而于郊外为坛，那样大张旗鼓，岂不是将小国之祸昭告世人吗？昭告小国之祸，也就意味着昭示大国之恶！同样一件事，子产的看法与外仆完全相反，子产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 关键是，子产舍不为坛，用这种“低规格”形式以待楚人“郊劳之礼”，会不会刺激楚人，认为鄙视自己而追究子产君臣的责任呢？《左传》没说这些。从礼的角度分析，会有两个可能：楚国当时礼乐文明稍逊于中原，不谙此道；只要你郑伯来了就行，什么“坛”不“坛”、“舍”不“舍”的，此等礼仪上的“细枝末节”何须计较！ 春秋时期盛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小国时时处处都要谨小慎微。外仆所说的那种“传统做法”，或许当初有其合理性，普遍适用。但时过境迁，对待霸气冲天、靠实力说话的大国，就得换另外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方式了。 第二年（前544年），当时的中国要为两个“王”举行葬礼：一个是楚国的康王，僭越的；一个是周朝的天子，天下共主，正宗的王。“夏四月，葬楚康王。”郑伯又一次如楚，和鲁襄公、陈侯、许男一起为楚康王送葬。可是，“葬灵王，郑上卿有事”，不但郑伯已适楚没能去，就连郑国上卿如子展，因有守国之责也没有去。郑国只好也只能派年少官卑的印段前往，周王朝并没有像楚那样——，由此可见，当时的大国多么厉害，当时的霸主多么霸道，“礼”在“力”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无奈！更可见，当时的小国如郑国，要想生存下去，多么艰难！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高根明（许昌长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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