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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宋代的新儒学是回应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武人当政的局面而提出的一套文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明的一种巅峰表达。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后，大量参照新儒学的治国观念，制定了诸如《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等规范武士、朝廷贵族乃至天皇行为的典章制度，为江户时代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
（德川家康像） 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完成日本统一后，随即大规模发兵朝鲜，欲借道半岛，进一步雄霸九州，明军援朝抗日，双方在朝鲜展开了长达7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这场一言难尽的战争由此结束。 据说丰臣秀吉留下了这样的辞世诗：“昔如朝露来，今如朝露去。红尘梦中事，浪静了无痕。” 在他殁后不久，他打下的大好江山旋即易主，子嗣被斩尽杀绝，可谓千古悲凉。 但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东亚世界史的历史剧目仍在上演：秀吉逐鹿中原的雄心大略自是失败，但明王朝却也因秀吉的侵朝战争而遭致严重削弱。几乎与此同时，建州女真部落在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的率领下割据辽东，建立后金国，意欲问鼎中原。公元1644年，顺治定都北京，东亚大陆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中华王朝——大清王朝。 秀吉殁后，身为五位“托孤大臣”之一的德川家康（1542—1616）正式上位。 1603年，这位有着雄才伟略、老谋深算的大名在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后，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这一最高封号，并随即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正式建立了新政府。 家康在战国乱世中笑到了最后；由他开创的这个时代持续了二百六十余年，史称“江户时代”或者“德川时代”。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实行“大政奉还”，将最高统治权返还天皇，江户时代落幕。 承继江户时代的“明治时代”是全世界公认的辉煌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蒸蒸日上，先是打败了清朝中国，接着还打败了沙皇俄国。所以，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同这个高光时代相比，江户时代不就是封建、落后、黑暗的时代吗？若非如此，明治维新又何以发生？ 其实，上述疑问涉及历史认识的问题，它依赖于一个人们常有的预设，那就是革命爆发前的时代一定是黑暗、没落的时代。然而，这一点不适用于江户日本。 江户时代是日本史上的一个高度和平、繁荣的时代；在明治维新前的19世纪上半叶，尽管也发生了诸如“天保大饥馑”（1833—1838）以及因之而起的“大盐平八郎之乱”（1837）等自然灾害与农民暴动，但整体上我们也很难说它黑暗和没落。在今天的日本，我们几乎随处都会遇到这个时代创造的文化遗产，位于东京中心的皇家宫廷就是最著名的代表。再比如，位于京都的著名的“清水寺”以及“二条城”，也都是这个时代重修或新建的作品。 它不但是日本历史上的高光时代，在同一时期的世界史上，它的许多指标也名列前茅。 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韩利曾经对江户时代的日本和欧洲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人们的健康水准上，日本并不亚于工业化已经开始了一个世纪的英国。江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教育水准，如儿童的识字率等，也都不逊色于同时代的西欧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江户时代是一个高度繁荣、文明的时代，它才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了有效应对西方列强的各种条件。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重现江户时代日本的文明状态，而是要探讨如下几个问题：江户时代的日本如何实现了稳定与繁荣？从东亚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此时的日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它的自我意识，又获得了怎样的新内容和形态？ 重新审视江户早期出现的一个新观念，即“华夷变态”，有助于我们回答上述问题。 在当时日本的政治精英看来，处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由被称为“胡人”的北方少数民族，即女真族建立的国家；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来看，中国已经不再是文明的典范，而是由“夷狄”统治的国家。 这就是“华夷变态”的涵义，它最初源于德川幕府的儒家学者编撰的中国形势报告书。 但另一方面，这个说法中还有一个隐微但极为重要的含义：既然中国已经胡化或者说夷狄化，那么日本就成了“中华”的代表，成了东亚古典文明的继承人。 显然，“华夷变态”赋予了“日本”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与政治意志。这种自我意识的演变同样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需要从德川家康来谈起。家康是江户时代的第一代将军，相当于中国皇帝中“太祖”、“太宗”级别的人物。 这个德川家康老谋深算，善于隐忍，富于韬略，颇有中国三国时代的魏国大将司马懿的风范。由于目睹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悲剧，所以他在取得天下后，就开始了一个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思考：“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这个说法来自中国的《史记》，是一个叫陆贾的谋士说服刘邦转换脑筋的有名说法，意思是不能依靠武力治国。而德川家康熟读中国古典，对于陆贾和刘邦之间的这一对话，应该说早就烂熟于胸。 据说，家康喜好读书，“素留意学术”，“以修礼文为志”，对《论语》《中庸》《史记》《汉书》《六韬》《三略》《贞观政要》等中国古典尤其熟识。 于是，家康在治国方面自然采取了“文武两道”并行的举措：一方面，刀剑入库，马放南山，家康继续秀吉时代管束暴力工具、禁止一般百姓携带武器的禁令；另一方面，他要为新时代确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以及与其配套的意识形态。 最终，幕藩体制在他手中完成：这是一种以将军和大名为顶点的家臣集团身份结构，武士对于农、工、商三个阶层保有绝对的优越地位和权威。家康在他精读的儒学经典当中找到了这个制度所必需的“名分”意识。简言之，为了收拾战国时代扰乱的秩序和人心，家康导入了中华帝国最新的政治思想。 这一导入儒家政治思想的行为，堪比大化改新时代日本对隋唐律令制度的吸收，对后世日本的精神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将其视为日本史上的一次“开国”，而“开国”的本质正是一种文明化的方法。就此而言，日本在江户时代达成的繁荣与安定，有着儒家政治思想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实际上，江户幕府创建不久，家康就聘用了藤原惺窝（1561—1619）当法律和历史顾问。藤原惺窝是当时的一位著名的儒学家，一位朱子学的信奉者。 在此之前，中国宋朝时代形成的新儒学——亦即“宋明理学”，在日本多称“朱子学”——已经传入日本，不过大都依托于佛教。 藤原获得将军重用后，使得儒学研究从佛教寺院的教学体系中独立了出来，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学问。1607年，另一位著名的朱子学者林罗山（1583—1657）成为幕府的最高政治顾问。 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儒学研究已经高度发达，出现了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儒，诸如山崎暗斋（1618—1682）、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6—1728）等人都成为一代宗师。 这些大师一方面醉心于孔孟之道的深刻和普遍，产生了对古典中国的尊崇之意，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实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已偏离孔孟之道，因而产生了一种蔑视中国的心情。 比如，山鹿素行就有一本对后世有广泛影响的书，叫《中朝事实》，他在书里就直接宣称日本“以本朝为中华”或“中国”，也就是说，他直接用“中国”来称呼他置身其中的江户日本。 当然，日本以“中国”自居并不是空穴来风。除了大力吸收儒学的思想观念外，日本还确立了以朝鲜、琉球、荷兰为异国，以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依努为“夷”的“日本型华夷秩序”——江户时代的日本试图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 日本成了“中华”，那现实的“中华”又到哪里去了？ 在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中国的明王朝虽然正处于急速衰落时期，但毕竟还是作为大帝国屹立在那里。然而，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这个大帝国在数十年后终于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女真族建立的清王朝。 这意味着东亚的世界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动。 在当时已经掌握了儒家思想精髓的日本儒者看来，这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过程。 日本儒者自认是“中华”、“中国”，首先源于这一秩序转换带来的冲击。在东亚世界体系这个框架内，“中华”意味着文明，意味着霸权体系的核心。因此，日本儒者以“中华”自任实际表明了一种政治意识与现状认识：日本已经自认为东亚古典文明的继承人。 不过，日本在明朝中国覆亡后以“中华”自居并非只是它的一厢情愿。 除了它在政治思想上向中华世界的朱子学靠近外，明朝的一些遗民在日本的活动，同样给日本造成了“中国已经灭亡”的印象。如果没有明朝遗民的影响，日本“华夷变态”思想的演化可能会欠缺火候，不会那么顺当。这一点见诸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上。 第一位历史人物是郑成功（1624—1662），他的一些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比如，他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就是我们的历史叙事中特别强调的一笔。不过，在中日关系史上，他还有另外不为我们熟悉的一面。郑成功出生于日本长崎的平户，是一个中日混血儿；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在清军征讨福建时自杀身亡。由于这些关系，郑成功往来于中国大陆、日本和荷兰殖民下的台湾之间，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这段历史被江户中期一个叫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的著名剧作家，编成了戏剧《国姓爷合战》，当时极受日本国民的欢迎。所以，通过观赏戏曲，通过大众娱乐的传播方式，中华王朝已经灭亡的观念就在一般国民当中也流行开来。 第二个历史人物朱舜水（1600—1682）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他才华横溢，同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人并称，堪称一代宗师。明朝覆亡后，他追随郑成功，同样在东南沿海投身于抗清活动当中，其间数次到日本乞求援兵，但都未成功。 1659年，深感反清复明无望的朱舜水经过深思熟虑后，在友人陈明德和弟子安东守约的帮助下来到日本长崎，并决定终老异域。 朱舜水定居长崎后，他的忠义节烈与道德学问的名声在日本传开，引起了身在江户的水户上公藩主德川光国的注意。 1665年7月，在光国的盛情邀请下，朱舜水来到江户；同年8月，光国出任水户藩藩主，并聘任朱舜水为“宾师”（相当于水户藩的“国师”），这成为他在日本留下巨大功业的开端。其中，最大的一项事业就是指导光国进行修史——按照司马迁《史记》的方式，编撰一部日本的历史，即《大日本史》；该史书最终于1906年完成。 我们刚刚说的朱舜水的影响，正在于这部史书的编撰思想。朱舜水将儒学的核心政治观念，即政治的“正统性”的观念，注入日本的历史叙述当中。这个观念，就是“尊王”的思想，尊崇天皇的思想。提到“尊王”，很多人会立刻想到明治维新时期的“尊王攘夷”的口号。倒幕运动的爆发和改革的成功，都与这个“尊王”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朱舜水还依照中国古代礼制和工艺制法，“将中国的工程设计、农艺知识、衣冠制裁以及书版柬式分别绘图制型”，向日本弟子传授。今天位于东京的汤岛圣堂，就是按照他撰写的《学宫图说》建造而成。另外，他还会集自己的弟子，亲自传授中国的礼仪，“使得经历了三百多年杀伐风气的日本，化成极讲礼仪的国家”。日本成为“礼仪之邦”，朱舜水厥功至伟。中国儒学有“礼失求诸野”的说法，我们今天在日本能看到大量古代中国的“遗迹”，倒是印证了这句话。朱舜水在日本留下的遗言中有“我自非中国恢复不归”一句，他在日本的儒学传授，其实有着对故国和文明的深切思念。 日本的学者和政治精英对朱舜水的功绩也念念不忘。 在今天的东京大学的校园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纪念他的石碑。大思想家梁启超对此曾评价说，“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因此，“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是人类之幸了”。就思想观念来看，江户时代其实和中国已经走得很近了。 江户时代是一个高度发达、稳定的前现代的日本社会，这一点得益于它成功建立了一套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这套政治秩序的理论根据，就是中国在宋代形成的新儒学。 宋代的新儒学是回应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武人当政的局面而提出的一套文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明的一种巅峰表达。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后，大量参照新儒学的治国观念，制定了诸如《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等规范武士、朝廷贵族乃至天皇行为的典章制度，为江户时代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日本自我意识演变的角度来看，江户时代的日本在精神发展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吸收了中国的新儒学，吸收了儒学最高水准的文明论和世界观。这一点体现在“华夷变态”论上面，而这种论述最终凝聚为“日本即中华”这种自我意识的成型。这是日本精神史上的巅峰时刻。考虑到江户时代为明治维新准备了各种条件，我们还可以认为，传统中华古典文明的种子，即将在日本这块土地上结出全新的果实。 就此而言，我们对江户时代日本的重述，其实还提供了一个反思中国古典文明的新视角。如果从日本、从东亚整体的角度看，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辉煌的历史；上面引述的梁启超对朱舜水江户传教为“人类之幸”的评语，正可以从东亚文明的角度来理解。所以，如何避免以非黑即白的态度看待东亚古典政治文明，是历史认识的基本课题。当然，东亚古典文明在日本结出来的这颗果实，已经发生了变异。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些变异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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