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胡乱华”这个历史概念是南宋文学家洪迈提出的，在他的《容斋随笔》卷九中，这位一生好学，随手书写读书笔记的士大夫写下了夷狄乱华的设问。在这篇叫“五胡乱华”的随记中，洪迈写到：刘聪乘着晋朝的衰微，窃取中原，自己死了以后，子嗣就被诛灭，无论男女老幼都被靳准杀害。刘曜接着刘聪之后，不超过十年，自己就被人俘虏。石勒曾经兴盛过，儿子皇位被石虎夺走，石虎完全占有了秦、魏、燕、齐、韩、赵的土地。他死后不到一年，子孙就遭残杀，没有一个留下后代。慕容隽乘着石氏的内乱，占据了江山，也只终了自身。到他的儿子就被灭了。符坚的兴盛，又不是刘氏、石氏能比的，但是也不能免于失败，国家化为丘墟。慕容垂趁着符氏的动乱，完全恢复了前燕的国统，死后不足一年，帝业倾颓覆亡，这七个人，都是夷狄祸乱华夏的典型人物，可是都不能长久。当今的金国胡虏，建立政权八十年，传了好几代首领了，还没有灭亡，这是为什么呢？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提到：“宋人南渡；其例二也；……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洪迈是南渡的宋人，偏安江表，坐拥繁华，无力北归。 为什么五胡不能长久，究其原因，皇权血酬游戏的交替上演。为了满足各人的私欲，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乱华的不是胡人，而是权力的获取欲。当拥有了权力时，人性的贪婪、残暴、无耻喷发出来，以百姓为刍狗。如果说五胡的创业君主刘渊、李雄、石勒等人还懂替天行道，那么他们的接班人均毁于人性之恶。当宫室修建宏伟、贵族官吏服彩华丽、身配利剑、挑三捡四、朱门酒肉臭时，对应的则是百姓田园荒芜、粮仓虚空、流离失所，这些朝中的邪恶的统治者就成为了强盗头子。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中，最大的罪孽，莫过于贪欲过甚；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不知满足；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抢占他人财物。这些无道的行为，五胡时期多数是由权力中心发出。 来自西域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被称为袄教或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把人的善行归于光明和善良智慧之神，把人的恶行归于黑暗与贪婪邪恶之主，这是一种二元论，认为善恶各有本体，善恶之战，最终善战胜恶，光明战胜黑暗。这便是五胡十六国的历史都非常短暂的原由。 从王朝与社会关系看，应当把权力限制在国防、国家安全、司法刑杀和社会救济领域。不能超越这些边界去控制社会，不能放纵贪欲去征服他国，不能纵情声色剥夺百姓。要留自由空间给百姓，让百姓拥有自己的财富。成就百姓，国家才能繁荣强大。 五胡之祸源于东汉，当时朝廷有意识的削弱北方游牧势力，将草原民众内迁，以便控制。从曹操开始，更加大了草原胡人内迁进程，胡人入关在泾渭河流域对长安、洛阳形成C形包围。到了晋惠帝时，由于氐人叛乱，时任山阴县令的江统深谋远虑的写下了一道折子上奏朝廷，这便是有名的《徙戎论》，提出了将氐羌等胡人迁出关中，谨防并州五部匈奴潜在的威胁，但是并未被采纳。之后的“八王之乱”，印证了江统的忧虑，但一切都晚了。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汉国皇帝刘聪命石勒率兵进攻宁平城（河南鹿邑），呼延晏、刘曜攻洛阳，大败晋军，洛阳城陷，晋怀帝被俘，胡人将领纵兵抢掠、大肆发掘皇陵、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这一年晋王朝宗室、官员、军士、百姓十数万人死于战乱。 公元313年，刘聪毒死了晋怀帝。怀帝侄司马邺，在长安登基，是为晋愍帝。公元316年前赵刘曜攻长安，俘虏晋愍帝。公元317年晋愍帝被杀，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建邺登基，是为晋元帝，因为避司马邺的名讳改建邺为建康，历时52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开始。五胡入华夏，随之而来的是战争，导致平民大规模减少，代表华夏正统的晋王朝南迁，史称：“衣冠南渡”。 史料中记录了大军所过寸草不生，遍地狼烟，百姓命如蝼蚁，朝不保夕。原本为了各自利益的官斗变成了种族纷争。此后，西北诸胡及鲜卑侵入中原，中原士家大族十有六七到江南避难。中原汉人有能力走的都走了，走不了的纠合宗族乡党建立坞堡以自救，以致形成流民武装来抵抗掠夺。 为什么会形成两极？为什么有权有势的士族大家在国难当头时跑路，而老百姓要奋起抗争？
对士家大族来说，只要有钱，自己的国家不好换个地方一样收割，升官发财从不在乎形式、地点，国家兴亡关他屁事。晋王朝的士族掌握着王朝最多的资源为百姓做着最少的事儿。并极力宣传他们是世代为官，是王朝的精英，是推动王朝发展的原动力，提出“穷出奸计，富长良心”的理论来诋毁底层的百姓。 国难当头，老百姓也想跑，但是跑不了。他们能干的，只有拿起武器阻止战争，阻止家园被毁，国家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冲锋在最前面的永远都是底层百姓的子弟，哪怕这个国家已经支离破碎，也要以命相搏，而那些他们平时无比敬仰的权贵、士家大族们根本就靠不住。那些让当权者瞧不起的老百姓，那些喜欢谈论王朝更替的小市民，反而成为国之脊梁。爱国是底层百姓最后的尊严。他们依旧遵崇东晋为“正朔”，因为这块土地，是祖祖辈辈生根立命的地方，必须关注他，必须让国家兴旺起来，他们自己才能好起来。这便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所以那段历史被同样南渡的宋朝的达官贵人称为了“五胡乱华”。 五胡入主中原也并不是灭绝人寰，大肆屠杀百姓。因为国以家为基础，家以人为元素。那段历史，虽然多有横征暴敛，屠杀虐苛之事，但也有仁政安百姓的君王。 “八王之乱”中，五胡第一代君主，刘渊、石勒、李雄等远远强于西晋的末代君主。
先说刘渊，刘渊的国号是“汉”，算是明主，他本人文武双全，汉化的匈奴首领，为人豁达，擅长骑射，“八王之乱”时，脱离司马氏的王朝，回归本部，进军并州，割据建“汉”。他本人重视文化，主政时，能选贤任能，纳谏如流，励精图治，反对屠杀，重视百姓利益，采用了怀柔的养民政策。支持游牧与农耕地域百姓融合。但是在位仅六年去世，后世子孙刘保、刘聪、刘桀不屑，缺少治国之道，荒淫无度，“汉”立国仅14年。公元318年，外戚权臣靳准发动平阳政变，屠杀刘渊后人，镇守长安的中山王刘曜攻击靳准，之后登基称帝，改国号为“赵”，与石勒相互攻伐，刘曜在关中地区治理无方，一味征战，国势日颓，公元329年，刘曜兵败洛阳城西，被石勒所杀。刘曜的“赵”存世11年，因刘曜属刘渊的一脉，这段割据政权被称为“汉赵”。立国25年。 石勒原本是刘渊手下的将军，极富远见，热衷汉史，重用汉臣张宾等人，刘曜建“赵”后，石勒也在襄国建立了一个“赵”，为了区分，史家称为“汉赵”与“后赵”，石勒重视吏治，重用汉官，重视农业，鼓励开垦，减轻赋税，抑制胡人陋习，中原在数十年的战乱中得以短暂的休养生息。石勒当政时期，推行法治，遏制胡人嗜杀的个性，紧张的社会局势得以缓和。后赵重新修订统一了度量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并颁布禁酒令。石勒本人没文化，但是非常重视儒学教育，设立太学、小学，更为难得的是石勒打破了士族世代为官的旧制，开启了考试选官的先河，为后来隋唐时的科举制度埋下伏笔。石勒在位14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部。由于石勒崇信佛教，促进佛教以官方的形式在中原地区迅速传播。与刘渊一样，石勒在位时，极力避免可能发生西晋“八王之乱”的祸端，但石勒征战时曾大量杀俘，杀降不祥。去世后侄子石虎专权，将石勒妻妾、子孙屠杀殆尽，石虎荒淫残暴，石勒的功业毁于一旦，石勒去世16年后，自封大赵天王的石虎于公元349年称帝，当年病死，之后，诸子争权相互残杀，石虎的养孙汉人石闵坐大揽权，因胡人不愿为己所用，下达“杀胡令”，改本姓“冉”，于公元350年称帝，国号魏，诛杀石氏子孙，石虎之子石祇也在襄国称帝，后被手下大将刘显所杀，冉闵攻杀在襄国称帝的刘显。后赵的内战，引得鲜卑人“前燕”的慕容氏乘机南下，杀冉闵。十六国中没有算“冉魏”的原因一是冉闵属后赵延续政权，二是存世的时间太短。“后赵”灭亡，石勒所创的“赵”，起于公元319年，亡于公元352年，立国33年。
李雄是氐人流民首领李特之子，氐人属内迁的农耕部落，除个别习俗外，与中原农耕人没有太大区别，公元306年，自封成都王的李雄在巴蜀称帝，国号“成”，李雄改变氐人旧制，尊崇儒、道，依法治国，优待归附的各方势力和流民。注重民生、轻徭薄赋，当时天下大乱，但蜀中殷实富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李雄当政时，重史典，崇汉学，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但是李雄执政有一个短板，官秩不严，滥封爵位，官员无俸禄，取之于民，军队无组织，号令不畅。石勒死的第二年，公元334年，李雄病死，命侄子李班继位。自此，“成”也进入了兄弟残杀的进程，数月后李雄之子李期杀李班自立，之后任用庸臣，朝政江河日下，四年后的338年，堂叔汉王李寿攻克成都，废李期为邛都县公，李寿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李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滥杀无辜，百姓困苦。李寿死后，其子李势继位，大肆杀伐，国势更加衰弱。公元347年，东晋将领桓温率兵攻打成汉，成汉皇帝李势投降，成汉的残余势力在公元349年被晋朝消灭。“成汉”起于公元304年，亡于公元347年，立国43年。 这些短命的王朝究其原因是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机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亦有宽阔如海的胸襟。而短命王朝的共同点就是独裁，在独裁统治之下的官员，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损人利己，贪得无厌，利益熏心，心狠手辣，沽名钓誉，掩耳盗铃，不学无术，自以为是，滥发淫威，外强中干，揽权抢功，推卸责任，小人得志，媚上欺下，肆无忌惮，胆小如鼠。 最可怕的是军阀参政，成为国家方向的仲裁者，当世道混乱，行政管理世微的时候往往军队就开始干政了，原本军队是当司法和行政都背叛百姓，背叛王朝正统时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短命王朝的最大问题就是拥兵自重，各立山头，于是虚华之后便是战乱。 在《容斋随笔》卷十四“士大夫论利害”中洪迈说：士大夫分析利害，本当先陈述之所以有利的实情，可是在有利之中同时有小害存在，也当区分情况，让君主选择决断，这才符合对君主不隐不欺的道理。……班勇请求重新设置西域校尉，参与讨论的大臣问道：“班将军能保证匈奴不在边疆为害吗?”班勇答：“现在设置州牧来禁绝盗贼，如果各州牧能保证不出现盗贼的话，我也甘愿受腰斩之刑来担保匈奴不在边疆为害。如今跟西域交往，匈奴的势力就必定减弱，造成灾祸，就小多了。如果西域的形势被匈奴掌握了，那么内陆的损失就不止千亿，设置西域校尉确实有利。”班勇分析事情，可以说把利害双方的要点全都讲透了，足以供后人效法。 远在凉州的张氏集团意识到西域的重要性，那里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小国林立，且不堪一击，和平时，是人间天堂，战乱时，是最好的避难所，更重要的是联通东西的贸易通道。 前凉虽然为五胡十六国之一，但是其本身乃是汉人执政的割据政权，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建立起政权，极为不易。张氏的割据，只是一种乱世的无奈之举。西晋末年，当大部分士族南下时，也有少部分士族北上，凉州成为士族的北上聚集地。凉州同时收容关中流民，以士族名流为左右得力谋士，征召九郡子弟，建立学校，开始设置教育部门。同时劝课农桑，轻徭薄赋，一时之间，凉州大治，强盛一时，而且保存了优秀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经营西域则是前凉对历史最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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