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热情和信心

马兵等

主持人语：时值2019年的深秋，我们在翻阅这一季文学刊物时会发现，无论青年写作者还是文笔健硕的名家，对于故事和叙事的探索有一种微妙的趋同：其一是，在“非虚构”所带来的压力的反激之下，虚构的热情和信心其实又被暗暗激活。其实就对生活的塑造和映照而言，虚构的力量未必比非虚构标榜的真实、客观在强度上就要差多少，关键是小说家如何借由虚构在更大的意义上完成对时代的总括或者提炼。本次四季评，我们有意将一些具有题材一致性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做对比，以期在对照中做出观察。另外一点是，“怎么写”和“写什么”这二者间的配比显得也更均衡了，经历过先锋文学的淬炼和创意写作浪潮的裹挟，我们在一个最老实巴交的故事中也能看到一点溢出常规的技巧，同时我们也能在最滑头的叙事中看到对故事的别一种珍视。帕穆克说，小说艺术依赖于小说家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矛盾状态的能力——“怎么讲”和“讲什么”的这种有趣的均衡。不妨也做如是观吧。

写好故事胜过写得自由

仇子兴

读者能否对照着文字在脑海中演绎故事情节并且感同身受，决定了他们是不是愿意继续建构这个“突如其来”的文字世界。拥有一个好故事，往往能一定程度地提升小说阅读和传播的上限。

2019年秋冬之交的各大文学期刊当中依旧不缺少题材和故事俱佳的优秀短篇作品。一些作家采取短篇小说的形式，将长篇作品中原有的故事加以延续或补充，继续在期刊上发表，以实现创作的延展，王方晨《化燕记》和宁肯《火车》就同属此类。

王方晨的《化燕记》（《大家》2019年第5期）无疑是个“好故事”。作为长篇小说《老实街》的一个有机延展的部分，短篇小说《化燕记》继续建构“老实街”这一隐藏在济南老城深处的文学世界，“石头”唐泉生则是这个世界中最自由的孩子。石头爱捉迷藏，躲着藏着就跑到火车站看火车，而且不止一次。他满脑子都是稀奇古怪的念头，一回是出门看火车，被同样来自老实街的售票员桂小林发现，并带了回家;另一回更是在趵突泉公园失足落水，顺着护城河漂到大明湖，被老汉张十三救下。终于在某一天，石头变得“老实”了，他比老实街的任何孩子都更早地结束了捉迷藏的游戏，也不再去北关或者三孔桥看火车，这看似得益于“教育专家”芈老大对他的母亲说的一番话。但被压抑了天性的石头真的就“变老实”了吗？显然不是。搓澡工的出现，让“变老实”的石头突然欢笑着飞跑，看呆众人。就是这个曾经带着他扒火车的男人，又带着他“在下午光线明亮、微风吹拂的老实街上，手拉着手，一边欢快地大笑，一边畅通无阻地来回跑个不停”。长大后的石头像其他老实街的人一样成家立业，老实街也历经了城市改造，被压在一座大型超市下面。石头的“变老实”和老实街的“消失”，几乎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残忍的缩影，暗喻着老实街的居民与自己的精神根基慢慢撕裂，这个过程痛苦且不可逆转。无数的人、事、物都被城市化的钢铁洪流推倒、改造、甚至重建，人们永远也见不到古怪的石头和单纯的老实街了，却依然记得夕阳下的两只飞燕，“影影绰绰，我们看那远未燃尽的夕阳里，有两只燕子扑簌簌凌空而去”，那是对单纯美好的旧时代的追忆。

“现在，我已经比北京老，我充满回忆。”非虚构作品《城与年》，始于一句这样谜语似的文字。宁肯的“城與年”系列，通过独特的视角对北京这座城市的风物进行冷静观察，对亲友人物命运做了深刻的探究，对特殊年代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多个历史事件进行跨时空的反思与求索。短篇小说《火车》（《收获》2019年第5期）充满了回忆的画面，故事像是从老式放映机的镜头中一点一点铺张开来，延续了“城与年”系列对北京城旧时代风貌的书写。与《山花》2019年第6期刊出的《他挂在城墙上》和外一篇《九月十三日》（同样被标注上了“《城与年》系列”的副标题）不同的是，《火车》既没有刻意营造荒诞的情节，也没有使用复杂的叙事手法，而是由一个简单的纪录片镜头进行虚构式的扩写。故事背景设置在1972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四合院里的几个孩子走在镜头中，作为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背景。这些孩子叫五一子、大鼻净、小永、大烟儿、文庆、小芹和“我”，“我们”游弋在北京城的城内外、城墙根、铁路和庄稼地。“我们”热爱火车，总在铁路上奔跑追逐，爬上安静的列车模仿火车发动时“呜呜呜”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车厢里打扑克牌，火车突然发动，“我们”都纷纷跳下车，只有小芹没动，随着列车消失。小芹的失踪又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我们”瞒着小芹的姥姥和专程从新疆赶回北京寻女的父亲。小芹最终还是回到了“我们”身边，但早已物是人非，“我”从她的口中打探到她失踪的几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小芹跟着那趟火车的押车人来到山西，编草编挣去新疆寻找父母的车票钱。不可思议的是，小芹因为看手抄本的禁书《少女之心》而被警察铐走，便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火车”这一意象，在王方晨和宁肯两位老作家的笔下拥有了更深远的含义，同时也让我们的思考得以延伸。老城是一个稳定但却缺少生气的世界，火车就像城市扩张过程中锐利的尖刀，持续地造成对传统的冲击，撕裂了人们物质和精神的现状，拖着老城的笨重躯壳走向全新的时代。有形的老街和四合院，产生了一个狭小的、无形的“场”，束缚着石头、小芹这样的孩子，似乎老实街的人们和小芹的姥姥都是扼杀孩子们自由的“帮凶”，他们无情却也无辜。石头和小芹总想离开自己从小生活的这一片区域，或是寻找亲人，或是单纯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孩子们对陌生事物的渴求和欲望要远远超出成年人，对于他们来说，火车象征着他们冲破牢笼、出走远方的载体和仅有的希望。而渴望着自由的小芹，竟因为看禁书而被抓走坐牢——束缚终究不只是来自那个无形的、闭塞的“场”，而是特殊年代压抑的社会环境和愚昧蒙蔽的人心。

城与乡是文学书写中的一对永恒的主题，城市日新月异，乡村走向消逝，只要城市化不断持续推进，城与乡的对照就会得到文学创作的热点关注。李一清的短篇小说《大民还乡》（《当代》2019年第5期）讲述了农民梁大民进城与还乡的故事。小说采用了双线叙事的常规方式，将与梁大民生活切身相关的两个世界并行展现：一条线索在乡村，梁大民因村里修塘一事负气出走进城务工，多年后老五叔的孙子回乡当村委书记，带领全村人民修水塘、兴水利，走上致富路，梁大民激动地决定返乡，与全村人共同奋斗;另一条线索是在城市，梁大民在文化院买了套二手房，因早晨炒胡豆意外结识了对门的邻居刘诗人，作为业主的他主动建言献策，协助解决了小区安装电梯的难题。这两条线最终得以交叉：在协助解决小区电梯安装问题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农民梁大民感受到了尊重，也明白了行使权利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当老家梁上坪村寄来发展规划纲要和征求意见文书的时候，梁大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我签字不只是履行书面的形式，实则是一种表达自己意志的行为”、“同意了的事情，就得去参与、遵守、监督、执行”。促使大民选择还乡挖塘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其在远方受人喝彩，倒不如在家门前得到掌声！”梁大民的进城与返乡，是一个思想蜕变和回归本真的双重过程。梁大民自称“农棒”，从年轻时替父亲开“村民会”遭遇重大挫折，到参加“业主会”获得人们的尊重;从对开业主会一无所知，到主动参与老家乡村的发展规划。在这前后，梁大民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作者李一清通过重构生活中常见的“开会”，道出了公民个人对于集体、社会的责任和价值，表达了对基层民主健康、单纯发展的良好期待。

另一篇将离乡与返乡二者相互对照的好作品，是南翔的《曹铁匠的小尖刀》（《芙蓉》2019年第5期）。从故事本身来说，小说塑造了离乡和留守的一对老同学，商人吴天放和铁匠曹木根。来自深圳某高校的孙教授，经过吴天放的介绍，前来考察即将式微的打铁手艺，手艺人正是吴的老同学曹木根。曹木根为孙教授和两个学生演示打铁，打了一把小尖刀给他们把玩，但却拒绝了学生们带走小尖刀的请求。原来是因为曹铁匠的儿子因白血病早逝，而小尖刀是他和儿子之间最为珍贵的回忆。吴天放离乡奋斗的过程中，曾邀请过曹木根“出山”，曹木根固执的性格让他多次错失进城发展的机会，留在乡村坚守，但吴天放还是会经常暗中帮助这位老同学。作者借吴天放之口道出疑问：“没走出来（指没走出乡村，笔者注）未必是坏事。乡镇里的人如果都跑出去了，哪个来种田？哪个来种树？……我们出来就都对吗？他们不出来就都错吗？或者，出来也对，留下也对？”这让孙教授感慨万千，决定找人为曹铁匠做一幅儿子的肖像浮雕。

王安忆曾在非虚构写作的课堂上讲，小说是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而非虚构写作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窥见生活本来的样子。同期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刊出了一篇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来自广东金融学院黄灯教授的《我的二本学生》，该作品讲述了十数名学生的真实经历，如实地道出学生们求学、步入社会过程中的困难与处境，而这些故事最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众生相，影射残酷的社会现实。从文体性质来看，这篇小说更像是“披着小说外套”的非虚构作品，非常有趣。《曹铁匠的小尖刀》对曹铁匠的手艺、人生经历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虚构”，再以“非虚构”的方式直指“非遗”手艺和手艺人的生存现状。文中也还能找到两处细节来佐证本文的“非虚构”意图。一处是故事中的孙教授，为了打消受访的曹铁匠的顾虑，告知說：“不过你放心，录音只是我们的写作素材。最后成型的东西都会给你看的，尤其时间、地点、人名以及技术细节，我们做的是非虚构，非虚构的'非非遗，堪称'三非。”另一处是文末作者的介绍中，有“非虚构文学作品《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一条。由此看来，本文似乎更应该看作一篇以全知视角而写就的“非虚构”作品，即为非虚构作品作了虚构式的处理。

在《大民还乡》和《曹铁匠的小尖刀》两篇作品的对读当中，我们能够发掘出很多有价值的细节。梁大民与曹木根这两个形象，都具有乡村人纯朴而倔强的品质，他们展示出的文化水平倒并不比城里人差。梁大民住到城里以后，“开始严格约束自己”、“跟着斯文人学斯文，莫让斯文人瞧不起”;曹铁匠则对着孙教授和学生们解释“式微，式微！胡不归？”的来源和含义。不同代际的作家群体经历并进入当下时代的文学书写的方式完全不同。“50后”作家从年龄上来说，经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间较晚，并不像“70后”、“80后”作家成长于斯，因此他们在进入城市写作的时候，可能难免产生某种犹疑。李一清和南翔二位老作家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即将城市与乡村相互对照。在李一清笔下，“农棒”梁大民兼有乡村和城市生活的经验，因此重点在于塑造梁大民思想与行动上的成熟;而在南翔笔下，吴天放和曹木根分别代表了城里人与乡下人，二人性格、语言的对比十分精彩。有意思的是，两位前辈作家都为自己留了一些余地——梁大民、吴天放在城市中不管“混”得如何，最终还是要回归乡村、反哺乡村的，这与作家的个体经验有很大关系。

《花城》《雨花》《朔方》《青年作家》等期刊，依然不惜篇幅地为青年作家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同时邀请学界知名的中青年学者进行点评。总的来说，“90后”的短篇创作相对来说仍然较为稚嫩，既不具有深沉的历史感——这种所谓的“历史感”更多是来自于文学经典化的要求——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好故事”，甚至在少数篇目中，连模仿欧美文学的写作手法也略显拙劣。

谢青皮的中短篇小说《湖底的恶童》（《花城》2019年第5期）在今天这个文学生态之下不算太讨好，文本表面充斥着暴力、黑暗、死亡与恶趣味。在反复阅读文本之后，并没有发现故事有什么新奇之处，“歪眼”郑正一手操纵了多起附近少女的失踪和死亡，并将她们的尸体沉入湖底，其中包括“我”喜欢的女同学杨青青。“我”试图把杨青青的尸体从灯泡厂的女厕搬到桑林埋葬，结果被“歪眼”背后偷袭用钝器击倒，和杨青青一起被沉入湖底，显然“歪眼”并不希望有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他才是真正的“湖底的恶童”。将这篇作品进行归类也非常困难，它看似但实际上没有使用意识流手法，若是看作推理小说又早早地出现剧透。故事情节显然并不是这篇作品的主要着力点，流水账式缓慢的叙事节奏和干涩的对话让人近乎无法阅读，也难以揣度作者要传达出的中心意义。那么，这篇“不讨好”的作品到底为何要写？又是如何写就的？在这篇作品之后，紧接着刊出的是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与谢青皮的对谈，署名为《访谈：“'少作阶段是作家写作可能性的一种展示”》。在这篇对谈中，年轻的创作者谢青皮如此回答：“事实上，我至今的所有写作都是在取悦自己的表达”，“比如说《湖底的恶童》就来自我一个朋友曾经的一段往事，他提起的时候非常简短……这是我不曾经历过的生活，但我被那种描述里的氛围打动了，然后用写作进行了填补。”很明显，取悦自己的表达并未给这个故事增色添彩，而缺少实际经验的虚构创作更是让作品失真，走向自我的虚无。在被问及“你对今天中国文学和同时代人的写作了解吗”这个问题时，谢青皮的一系列回答更令人疑惑，不知是否是自谦的缘故，他多次强调自己“读得太少”。何平教授试图将谢青皮的创作与苏童24岁创作《少年血》进行某种浅显的对照，明显是过分的抬举。 在“少作阶段”拥有旺盛的创作欲望固然是件好事，如何延续自己笔下文字的生命力，才是刚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90后”们需要充分考虑的一点，否则只会浪费天赋，泯然众人。

较之《湖底的恶童》读起来更加令人困惑的，是李嘉茵的中短篇作品《水晶市集》（《雨花》2019年第10期）。故事采取了网络文学写作的一贯套路，将所有不幸加之于主人公卫泱的身上：父亲被同僚举报坐牢，逃离家乡和家人到很远的地方读书，和学校的助理研究员谈恋爱无疾而终，大学就读专业在自己毕业前被撤没有拿到学位证，想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衷肠的人，最后通过一首名叫《水晶市集》的现代诗来隐晦地传达凌乱的情绪。女主人公卫泱和男主人公顾尧的相遇是在“水晶市集”这个“现实中”存在的地方，卫泱念头一闪买了飞机票去见顾尧。作者借此将小说切分为零碎的多段，小标题分别为“卫泱”、“顾尧”、“水晶市集”，还有“飞机”、“垃圾场”这样模糊的意象。文末的备注标明了本文作者的大致情况：李嘉茵，出生于1996年，现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还是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的签约作者。仅从《水晶市集》这一篇来看，和青春情感类小说也没有多少差别，食之无味。这毫无悬念地印证了清华大学黄德海教授对于“当下文学的催熟制度有可能加剧写作同质化”的担忧：“不看成熟度，一味鼓励青年的姿态，搞不好会造成矫揉造作的作风，因为作风最容易不一样，而成熟的写作会有意地收敛作风。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我们给出的鼓励太多了，因此造成发表太容易，也因此造成写作遇到的障碍少了，容易限制进步和思考，按照很多杂志要求的，就一个路数。这样一来，我们变成了我们非常讨厌的同质化进程的参与者。”李嘉茵的其他作品或许与《水晶市集》大有不同，也许她有意地隐藏成熟的一面，期望通过《水晶市集》来展示她随性自由的风格，但这样真的就对她日后的创作有益吗？

梳理本季度各大期刊推介的“90后”作家作品，其中包括谢青皮（《湖底的恶童》，《花城》2019年第5期）、李嘉茵（《水晶市集》，《雨花》2019年第5期）、陈小手（《旅行家》《飞行团》，《青年作家》2019年第11期）、李晨希（《石榴树》，《朔方》2019年第9期）、祁十木（《埋体》，《花城》2019年第5期）、苏怡欣（《捉影》，《花城》2019年第5期）等等，大多是文字上取悦自我的自由表达。他们是当下走入文学创作领域的佼佼者，当中个别可能还信心满满，殊不知虚无主义的思维惯性与缺少节制的写作方式，正如失控的藤蔓一般爬满笔端，使得文字的营养悄然流失。“90后”写作者大多成长于汹涌的城市化大背景下，也就与乡村经验逐渐远离，相对轻浅的阅历暂时只够支撑他们从城市生活中取材;文学出版市场对“量”的庞大需求，必然会降低对“质”的约束。那么对于年轻作者来说，最合适的成长路径应是什么样的呢？

徐则臣在《“70后”转向加剧短篇危机》（《人民日报》2013年5月10日）中提到，很多“70后”作家雄心勃勃地写长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更利于影视改编，出版市场上长篇小说的利润更高，这些都让短篇小说的生存境况愈发艰难。文坛的主力“70后”逐步撤出短篇小说的创作，当“80后”、“90后”接手这片市场的时候，且不说扭转短篇“凋敝”的状况，能否接续现有的质量都还是个疑问。就2019秋冬季“90后”的短篇小说作品来看，暂时还无法从他们身上得到有益的结果。徐则臣为“70后”作家的辩护，似乎可以回答前段提出的问题，且作为“90后”们创作之路上的一点参照：“他们（'70后作家）几乎都是从文学刊物上起家，遵循短篇、中篇、长篇逐层递进的方式修习小说创作。如果长篇才是可供经典化的指标，那么可以说，他们经历了比前一代和后一代都要漫长的学徒期。”能够在当下文学出版市场大潮流中岿然不动的，依然是遵循客观规律，能够约束自己的文字，可以写好一篇故事，形成独特风格的写作者。好在年轻的作家们拥有青春和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和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时代经验之下，经历一番文海沉浮，“90后”笔下的文学世界会呈现出崭新的样貌。

现实主义美学意识的“回归”

丁安琪

在对2019年度秋冬季节短篇小说作品的阅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青年作者写作过程中流露出的带有指向性的“回归”意识。根据小说描写人群年龄结构的不同，可以将这种回归意识划分为回归自我、回归家庭和回归生命这三个递进式命题。

对于回归自我这一命题的写作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的：首先是作家们关注到了一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面临挫折与挑战时的不适应感。在安勇的小说《汉娜小姐》（《上海文学》2019年第10期）里，老裴的女儿本来在领事馆有着一份让他满意的工作，却想辞职去国外旅行读研，老裴十分不解。为此，他的女儿专门安排了一场饭局，让老裴见了德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和自己学韩语的男友小马。席间，老裴对于女儿、副领事和小马之间的沟通基本插不上话，还意外地被副领事的小狗汉娜咬伤，在开车送父亲去医院的路上，女儿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从小到大，她一直希望父亲能多给她一些关注和鼓励。我们不禁猜测，也许女儿根本不想出国，这只是她的一个幌子，她只是想通过这顿饭局让父亲给自己更多的关注。旅行也好，读书也罢，她其实只想在父亲的鼓励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给自己一个回归本心的机会。小说的主题并不十分深刻，意义也仅限于对一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表现，即以小说中稍显稚嫩的女儿作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缩影，反映出他们对可能遇到的压力与挑战准备不足，还是希望像从前一样靠父母的鼓励与关注获得坚持的动力。此外，作者精心穿插的副领事汉斯来中国前的故事也稍显突兀，并不那么融洽。对于小说中的代际观念冲突，作者不置可否，但是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对受到西方文化较强影响的年轻一代的了解以及对当下“留学热”和“出国热”的体察依旧难能可贵。

王瑞琪的《出界》（《青年文学》2019年第10期）里，老板不断提高的工作要求让主人公无法像以前一样混日子，她和裴小姐一样想要逃离现在的工作环境，所以她以表姐的婚礼为借口请了三天假。婚礼期间她得知办公室的同事冯天因为不能继续这种生活而离职，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逃避。老乡羡慕她在电商大厦里有那样一份体面的生活，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只有在走进电商大厦，排队等电梯的那一刻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走进位于四十九楼的玻璃办公室，她再次变成了受别人观赏的人。离开老家陈县的地界很多年了，她的知识水平和生活方式都不允许她再次回到这里，但她又不知道如何才能将西平市电商大厦里的生活继续下去，她想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借由这样一个故事，作者描写了一些青年人在大都市的高楼大厦里迷失自我的现实生活。作者没有直接回答主人公内心的困惑，而是用她的高中同学夏盈莹一个人吃外卖作结，间接给出了回答，社会的竞争是激烈的，只有努力上进才能让自己越来越好。只要坚持下去她就会意识到，她内心真正渴望回归的，并不是一个每天熬日子的自我，而是一个生活充实而有价值的自我。

来自淄博的青年作家冯鹤闻对这一题材的写作也有贡献。在小说《向上》（《福建文学》2019年第10期）里，主人公杨小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小时父母争吵时母亲对她一次抱摔的阴影里，她一直很难适应周围的环境，总是血压过高。在传媒单位工作时她不仅对保持与周围同事的关系感到吃力，无休止地甚至是凌晨三点辦公室里的独自改稿更让她身心俱疲。她选择了辞职，到谁都不认识自己的郊区民房过一个人的生活。但她不能把自己一直封闭在那个狭小的空间，母亲因脑梗住院，期间她一边吃药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一边照顾母亲，5000元的住院费让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始工作。一个陪床的夜晚，在邻床男人的呕吐声中她想起了曾经的同事小祁写的关于向日葵的诗歌，明白了自己必须要向上。终于，她开始走出童年的阴影，对即将要开始的工作不再感到畏惧，对治好母亲的病也有了更多的信心。作者没有对主人公的童年不幸有过多的怜悯，而是塑造了一个逼迫她走出阴暗，逼迫她不断向上的现实环境。就像小祁诗歌里的向日葵所隐喻的那样，必须向着太阳才能生长。

书写青年人奋斗之路上回归自我的过程固然是一个角度，表现他们的努力奋斗给周围人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介入这一命题的方式。在顾拜妮的小说《油麻地老虎》（《山花》2019年第10期）里，主人公陈思琪的生活和杨小宁一样艰难。母亲顶着压力甚至是卖房子，供她在香港读完了大学，可惜她没考上研究生，但她依然选择在香港死磕，为获得永久居留权而努力。和舍友一起挤在租住的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坚持下来，并且坚定了留在香港不回内陆的想法，为的就是能给自己在将来要出生的孩子在起点上获得一些改变。作者对陈思琪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表现陈思佳的坚强和独立，她还想突出妹妹影响下姐姐陈思佳的改变。姐姐陈思佳从小到大一直服从母亲的安排，在经历了流产、分手、丧母这一连串的打击后，她来到香港。感受到了异域文化的冲击和妹妹的蜕变后，她开始改变那些曾经根深蒂固的观念，她也明白了自己不是最惨的那一个，她只需要回归那个重重掩盖下的真实自我，多一些忍耐和坚持，然后无所畏惧地生活下去。欧曼的小说《怒放》（《长江文艺》2019年11月上）里主人公程晨同样经历了一个个坚定信念回归自我的过程。她临时代替苏姐和老总一起参加一个饭局，酒桌上其他公司老总们的言辞让她忍无可忍当场离开，当晚她就准备好了辞职信，同时她也明白自己将失去靠着多年的打拼才获得的一切。但是老总并没有让她离职，接下来她帮老总照顾了独自在家的孩子，和苏姐交接了工作，明白了老板和苏姐这些所谓的成功者也有着自己的软肋。她没有抢到回家的动车票，母亲吕红霞就来到她的城市，陪女儿一起过年。起初，吕红霞不愿让女儿在这里过着合租房子、起早贪黑的生活。但是这个城市有着家乡小城没有的夜晚、自己从没去过的商城、电影院，女儿的年终奖能为自己买一套自己不敢想的护肤品套装。最终，母亲不再要求女儿回到小城过稳定的公务员生活，她相信女儿能像她当时走出小山村一样在S城获得绽放。两篇小说写的都是主人公蜕变的过程和她们影响下另一位亲人回归自我的过程。从此，家庭于她们而言不再是奋斗的阻力，而是永远的精神支持。两位作者都借鉴了底层文学的写作视角，关注到了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想要在大都市里打拼出一番天地的不易。虽然由于两位青年作者阅历和写作经验的限制，小说对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还不够丰富，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但是青年作者对于南漂和京漂的关注，着实值得肯定。

对于回归家庭主题的书写主要是通过女性的婚恋问题展开。在小说《霜华》（《四川文学》2019年第10期）里，主人公琼是农村的高中生，高考失利后嫁给了相貌平平、反应极慢的丈夫。为的就是夫家帮她获得正式工作并且转为城镇户口。虽然婆婆对她始终有提防之心，丈夫的妹妹妹夫还多次奚落她和丈夫，但是为了工作和户口，她忍了下来。去粮店当临时工后，她感觉到了工作带给她的自尊。但是家人并没有因为她工作的忙碌而给予她任何的体谅，她想要和丈夫出去自立门户，却被公公以她的编制和户口尚未落实为由加以阻止。小说没有告诉我们琼会不会和丈夫离开公婆的家，但是答案不言而喻。对于琼这样一个经济不能完全独立，在工作和户口这样的长期立足问题方面对公婆有较强依赖的农村进城女性来说，她没辦法决绝地离开这个家，在做出了出走夫家的努力之后，回归家庭依然是琼的必然选择。小说的背景和今天有较强的距离感觉，但是小说对于由农村来到城市这一群体的关注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月岛的小说《脚踩祥云》（《山东文学》2019年第10期）里，主人公小米同样为出走家庭做出过隐性与显性的努力，然而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小米毕业后和同居的男友在北京工作，却迟迟不愿结婚，多次的搬家和不断上涨的房租让小米最终下决心和男友结婚买房。她想完全不靠父母贷款买房，奈何力不从心，只能用了父母的积蓄。然而从做出这一决定开始，她发现包括婚礼的规模、是否邀请伴娘伴郎等问题就无法按照她的意愿进行下去了。在和丈夫因为是否要孩子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后，她冲出了家门，但还是选择和追出的丈夫一起回家。小米的好友桔子在小说里和小米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照，她对小米的每一次劝解和她在自己家庭中的妥协都是符合社会传统观念的劝解与妥协。小说对诸如双方父母出钱为孩子交首付、房产证、育儿观念等社会敏感问题都有所触及，也描写了抱定不婚主义的小米决定结婚后，公司内部对她的消极评价。但作者同样承认回归家庭才是应对这些磨难的唯一选择。

在回族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盛开》（《雨花》2019年第10期）里，马冬梅与李小梅是几十年的闺蜜。前者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不再相信婚姻，对闺蜜一心奉献于家庭的做法表示不理解。自从网购兴起，马冬梅一直通过快递为李小梅送去一些她自认为后者需要的诸如化妆品、衣物和插花等点缀生活的小物件，也逐渐把自己的闺蜜带进了这个现代化的世界。即便是后者已经不再向她支付任何的款项，她依然执着地下单，大量物品的涌入让李小梅的丈夫几度发怒。终于，在送来了最后几件快递之后，她告诉李小梅，自己不会给她买任何的东西了，因为她也要结婚了。在小说的结尾，读者才明白马冬梅为闺蜜不断下单的原因其实是想为自己的独身寻找一种合理性。她执着地想要证明——不结婚，没有家庭，靠着网购必需品和打卡瑜伽健身，自己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但最终她还是结束了独身的生活，像普通女人一样组建家庭。女作家对于生活的细腻关切在这篇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李小梅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操持繁重的家务，逐渐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黄脸婆，丈夫却没有给她应有的体谅，但是对生活的坚持让她在生活的苦涩之外活出了自己的幸福。也正是这种幸福的感召让马冬梅逐渐回到了一个寻常女人的轨道。

在《霜华》里，回归家庭是以牺牲个体价值为代价换取经济地位的必然选择，在《脚踩祥云》里，回归家庭是面临生存压力与观念束缚的唯一选择，在《盛开》里，回归家庭却是获取人生根本幸福的最可靠方式。三位作家笔下的三个不同故事，在不经意间联接起了一条当代女性的自我成长之路，也契合了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终极追求——经济自主是女性获得独立的根本保证，但两性之间彼此的包容与支持才能带来人生的终极幸福。

在青年群体和婚恋期女性之外，也有一些作家选择为经历了祖国发展变化的普通老人发声，通过代际转换，完成了对于生命回归的思考。在刘涛的小说《出租车往相反的方向行驶》（《青岛文学》2019年第9期）里，老高每天中午和妻子在幼儿园接了孙子之后打车回家，回家的反方向就是城市唯一一座殡仪馆。老高有一次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父亲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幼儿园接他回家，饥荒年代母亲在幼儿园的墙洞里给他递进了一个罐头，自己有了儿子，在家人的反对中电大毕业，调去电视台当了记者。父亲母亲相继去世，自己开始去幼儿园接孙子，每天想方设法地在吃上给孙子换口味，身边的一位同龄好友因为心脏病去世，而他的孙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作者的写作技巧还不太成熟，所以在回家的反方向设置殡仪馆，让老高想起自己参加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进而引出老高对自己过去生活回忆的这种情节展开方式也稍显稚嫩。但是作者想要追求的文学效果是好的，老高和祖国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人到老年，他和孙子一起回到了他人生的起点，这是生命的回归;他的孙子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这是生命回归后的延续;因为祖国的强盛，他的人生会更加精彩，这是生命回归后的发展。

在吟泠的小说《乔美人》（《湖南文学》2019年第10期）里，作者借一个宁夏大家庭里的儿媳妇之口，讲述了她的婆婆乔美人的一生。婆婆年轻的时候因为穷，不得不用南瓜碾死了自己怀了七个月的双胞胎，公公去世后，婆婆打了一个经济翻身仗。儿女们都挣了大钱，但依然对她十分孝顺。每次出门，婆婆帽子、口罩、手套、丝巾、墨镜什么的都齐全，她的屋子无论何时都收拾得一尘不染，柜子里的衣服比儿媳妇还多。几个儿子轮流开车带她回老家，走亲访友，四处显摆。她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儿女们让喜欢排场的母亲挣足了面子。仅从这些细节来看，婆婆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年轻时吃过苦，人到老年，过上優越的生活之后，自私、爱慕虚荣等缺点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但是作者却在小说的最后一小部分来了一个大转折——这几年来，婆婆开始变老，变得符合一个老太婆的样子，开始给小儿子绣鞋垫，开始谈到树葬。婆婆信仰天主教，她的妈妈就是教会的育婴堂里长大的，在那里，她还有一个乔玛利亚的名字。小说的宗教化的结尾表现出了一种回归生命本源的哲学意味，婆婆的一生历经苦难，晚来享福。无论她身上的优点与缺点，从生命的本质来说，她和所有人是一样的。她和她的妈妈一样，人生始自教堂也将终于教堂，作为她的儿媳妇，“我”也是如此。

从自我到家庭再到生命，这十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构成了一条文学中的时间谱系，通过不同的切入点对回归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表现，彰显了文学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