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时也住在重庆的鲁自诚一家，从南岸看到山坡上的上清寺一带火光冲天，鲁自诚拍下了一张照片，并模拟两岁的儿子克行的口气写了一段话：坡坡好大火啊！姆妈，娘舅家该不会中烧夷弹吧？”韵三母子于警报解除后，登高远眺，正值克行呼唤时摄。廿九年（即公元1940年）端午大轰炸后。 后来，为了躲避空袭，中央党部秘书处让部分带孩子的女职员，暂时疏散到附近乡下去。我带着小放随队躲到一个叫小湾的地方，住在老乡家。老乡家都养狗，见陌生人就咬。所以，我们都备一根打狗棍。每天早上，我一手拄着打狗棍，一手抱着小放，背着小包袱，到临时“办公室”去，晚上再回老乡 家借住。因老乡家孩子有传染病，不敢把小放寄放他们家，所以，天天拄着打狗棍，抱着小放，早出晚归。因我担负着机密的工作，在乡下办公，实在不便，不久我们不得不又回上清花园办公，回家住。 1941年6月5日，是重庆历史上最悲惨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是抗战前在十八梯与观音台之间开凿的隧道。由于技术问题，两头未能对接，遂半途而废。抗日战争开始后，重庆市政府将其改为专供市民百姓用的公共防空设施。 如果说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日寇的罪行，那么对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腐败昏庸的国民党当局则要承担重大的责任。 6月5日那天，日寇对重庆进行的是所谓“疲劳轰炸”，整个白天，敌机轮番进入市区，连续几个小时，警报不解除，防空洞内空气逐渐稀薄，闷得人透不过气来。各机关单位自己有防空洞，只要头顶没有飞机声，还可以临时出来透透气。大隧道像个关了车门的公共汽车，里面挤满了人，无法透气。 整个大隧道防空洞由七条隧道组成，发生惨案的这条隧道位于较场口。该隧道正常容量为5000人。而事发当天，据说挤进了上万人。 洞口设有木栅门。按常识，公共场所的太平门都是向外开的，人们从里面推就能打开。可是洞口的木栅门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开的！更为荒唐的是，那天木栅门上还加了锁，外边有宪兵站岗，不准洞内的人出来。头一二个小时，洞内还算安静。之后，随着隧道内温度逐渐升高，氧气越来越稀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纷纷问洞口拥挤，但外面敌机正在轰炸，防空值勤人员未接防空司令部解除警报命令不能打开洞门。 晚上九点左右，已在洞内避难几个小时的市民感到呼吸困难，以至于窒息，在死亡威胁面前，他们终于不顾一切地向洞口挤去。洞门打不开，造成洞口严重堵塞，空气更不流通，站在最前面的人被挤压在闸门上，发出一声声惨叫，活活被挤死。许多人因窒息倒下，接着又被涌上来的人踩踏而死。 到夜里，轰炸停止，外面的人劈开木栅门，看到尸体重重叠叠堆到了洞顶。死者面目青紫，口鼻出血，其状惨不忍睹，生还者寥寥无几。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前去抬尸。 在大隧道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内，我听中央党部的职员谈论大隧道遇难者情况时说，三个洞口同时往外抬尸体，花了七八个小时才清理完毕。 重庆老人高键文是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之一。老人清楚地记得，惨案发生后，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江边，用50条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五天时间才告完成。而他自己所在的杂货店有五人进入防空洞，其中四人没有回来。从衣服街到木货街、草药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道上，许多店面的门再也没有人开过。 在这次大惨案中遇难的，有人说是数万人，有的说是万余人。据重庆防空司令部1941年6月7日发布的公告说，“死亡461人”，这显然是谎言。 许多死者家属组织请愿团，向政府请愿，要求公布死亡的真实数字，外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这次惨案的疑点。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重庆市政府在6月12日再次公布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社会舆论还是不相信， 认为此数字与实际情况不符，提出要公审主事人。 蒋介石为了缓和局势，安抚民心，命令1941年4月新上任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审查委员会，查清案情，追究责任，公开审理此案。 吴铁城马上成立“特别审查大隧道惨案委员会”，主要公审对象是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公审大会召开之前，吴铁城等国民党高官为了推卸责任，保刘峙过关，事先组织了一个预审会，帮助刘峙设计如何说谎，以对付公审人员，欺骗广大群众。 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导演的这幕丑剧。 特别审查大隧道惨案委员会在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一个房间内，专门安排了临时聆询室，由专人设计若干条记者或群众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帮刘峙设计出对其有利的应对答词。 刘峙答词的核心问题是这次惨案的死亡人数。规定刘峙回答时不得超过千人；要承担一些责任，但不能过头，争取安全过关。 为了让刘峙在公审时能对答如流，吴铁城要求他熟背答词，因此要中央党部机要处派速记员将预审会的全部问答记录下来，交刘峙反复预习。 这个速记任务被派到了我和居正修头上。 预审会开始，刘峙来了。刘峙满脸横肉，他那脑满肠肥的形象，与当时生活艰难，脸有菜色的重庆百姓形成了强烈对比。当预审员让他走上预审台座位时，他两腿开始发抖，脸也变了色，像一张白纸。 不知是谁斥责他道：预演就这样，将来正式上台怎么办？ 刘峙这才镇定下来，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预审会上，“专家”帮他设计了几个问题。先问：“日机轰炸不止一天了，在闹市中心，人口最多，只有这么一个隧道，而且洞口又小又窄，更没有通风设备，这是管理不当，你这个防空司令躲在安全的防空洞里，你想到百姓了么？闷死那么多同胞，你要抵命的！” 设计的刘峙回答是：我责任重大。正准备疏散人口到附近乡村去，可时间来不及了。 设计追问：你知道大隧道到底闷死了多少人？ 设计的刘峙答：“大约八九百人。” 这是个最敏感的问题，虽然刘峙的回答比原先公布的644人要多，设计人员还是担心，在公众面前仍通不过，因此要求刘峙面部表情要做出痛苦、悔恨、欲流泪的样子。可是刘峙呆若木鸡，怎么也做不出这种表情。居正修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话：“肯定不会表演的。”我看看他，不露声色地会心一笑。 设计人员考虑到群众会进一步追问抚恤问题，设计问道：你对死伤者家属如何抚恤？ 设计人员要刘峙显得很难过，一再表示：要从重抚恤安排的！ 主持预审会的人要他将上述几个问题再演习一遍，刘峙仍不能顺利背出他的“台词”，只好让他把速记员记下的问答词带回去背诵。 对此，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僧恨：还是二级上将呢，简直像头蠢猪！国民党怎么弄这样笨的人去当防空司令呢？岂不是拿重庆百姓的性命开玩笑么？ 后来刘峙是怎么表演的，我没有看到。公布的审查报告上说，此次惨案共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151人。这时市民已不相信官方的报道了。 刘峙被撤职，市长、警察局长被记大过处分，抚恤金大户20元，小户10元，这件事便草草收场。可是过了不久，被人们称为“草包司令”的刘峙又被蒋介石委以要职。 受尽大轰炸磨难的重庆人疑惑重重，因为所有防空袭的人，在进防空洞时，都将细软打包随身携带，而抬出来的尸体，几乎都是衣服不整，甚至有人赤身裸体。遇难者随身携带的细软都哪里去了？据说，发惨案财者大有人在。抬尸的担架营工兵先抢金银首饰，后抢细软衣服。被长官发现，勒令把抢的东西都往仓库抬， 实际值钱的都到刘峙老婆的库房里了。 在重庆大轰炸的日子里，当地百姓天天提心吊胆，一有防空警报，就要钻防空洞。 在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之后，重庆防空司令部才正式启用空袭标识球，向市民昭示日机来袭情状。防空警报球实际是红色大灯笼分三个等级，三角形表示预警，圆球表示紧急，长形表示解除。防空司令部一旦得到敌机起飞的情报，马上就会在市区的几个高处挂起一个三角形灯笼，市民称它为“挂起”，这个预警信号提醒人们随时准备防空。还不能确定敌机是否要来轰炸，市民仍可照常工作和生活，但不宜外出。 敌机进入市区防空警戒圈之后，就会挂起两个红色灯笼，同时发出一长悬挂在高坡上的“防空信号球”一短的警报声，所有人员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进入防空洞。 警报器发出一声声连续不断的短促的声音，三个红灯笼挂起，是敌机已接近重庆的紧急警报声，路上不准有行人，防空洞里的人不许出来。警报器发出一声长鸣，是警报解除的信号，人们才能走出防空洞，恢复正常的生活。 侵华日军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对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进行了200次轰炸，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统计，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放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7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 除此之外，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还发生过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在机房街的新兵团，就有数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就死亡200多人。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承认当年他在重庆也扔过细菌炸弹。后来有人查阅资料，发现重庆出现鼠疫、霍乱等疾病的时期，和日军投弹的时间很相符。 日机轰炸还引起了重庆住房拥挤、交通混乱，断电、断水、断炊，严重威胁着市民的生存。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并没有让重庆人屈服。那时重庆有一首民谣：“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表现了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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