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高超协调能力的中央政府秘书长——魏征

具有高超协调能力的中央政府

秘书长——魏征

余大芹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公元627～ 649年，被史学誉称“贞观之治”，它创造了君主时代最辉煌的时代。

 

       魏征(公元5 80～ 643年)，字玄成，钜鹿(今河北晋州)人，曾任河北武阳郡书记，隋末战乱时参加瓦岗军，任起义军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后入唐，任太子李建成洗马(掌管图籍的秘书)。唐太宗即位后，魏征先后任谏议大夫、光禄大夫、尚书丞、秘书监等秘书官职，最后任门下省主官侍中。人们大多知道性格刚直、才识超群的魏征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一位善于协调的贤臣。纵观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200多宗事项，几乎囊括唐朝初期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涉及协调朝政事务、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并取得了很好的协调效果。

 

       一、明确而独到的协调理念

 

       魏征曾主持编写《隋书》，一次唐太宗问魏征：“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魏征答：“失去民心。”唐太宗又问：“民众与君主应是何种关系?”魏征引用先贤的话答道：“君主就像一只大船，百姓就是汪洋大水，船只有在水中才能乘风前进；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祖(李渊)举义旗推翻隋朝统治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基

 

       魏征明确而独到的协调理念还表现在他对君臣关系的独到见解上。一次唐太宗问他：“?”魏征的回答一语中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君王要多听各方意见，才能免受蒙蔽，避免片面性。”唐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鼓励大臣们提出不同意见，从而避免了朝廷决策的失误，“由是鲜有败事”(《资治通鉴》)。此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了“贞观之治”期间协调君臣关系的重要准则。

 

       二、艰巨而复杂的协调任务

 

       贞观初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作为辅佐朝政的重臣，魏征亲自协调的事务上至朝廷大事，下至百姓家事，真可谓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

 

       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后登上皇位的。尽管太子被杀，但其追随者散匿在民间，虽有朝廷赦令仍不能令他们免除疑虑。由于魏征曾任太子洗马，与李建成部下比较熟悉，唐太宗就派他为特使，去河北一带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并授予他遇事可以酌情处理的权力。魏征在履职途中遇到两辆被押解去长安的囚车，分别押着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他俩都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从长安逃到河北后被抓的。魏征看到这一情形，就同副使商量说：“朝廷已下了诏令，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现在又把李志安和李思行押送到长安治罪，今后还有谁敢再相信皇帝的诏令呢?我们奉旨安抚，谁还会相信我们呢?现在把他们放了，不再问罪，在朝廷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其他人就会归降。”于是魏征利用唐太宗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当即释放了李志安和李思行。就这样，魏征圆满地完成了安抚任务，协调好了唐太宗与太子旧部之间的矛盾。

 

       贞观六年，唐太宗坐稳了皇位，他的开明政策已初见成效。这时许多大臣请求唐太宗去泰山封禅，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坚决反对。唐太宗不解地问：“你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魏征答道：“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全国户口并未恢复到隋末大乱之前的水平，国库还很空虚，如果千骑万乘浩浩荡荡千里东巡，耗费会有多大呀，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啊!再说封禅这件大事必然引来各国使者、远夷君长的扈从，现在中原一带人烟稀少，草木丛生，他们看到大唐国力如此虚弱，对大唐怎么会不产生轻视之心?……这种只图虚名而实受其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魏征的谏言延宕了太宗的行期，后因中原数州洪水爆发，封禅之事再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魏征这次直谏其实是协调了百姓休养生息的需要和太宗炫耀功德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给国家带来了安宁平和的环境。

 

       贞观七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唐太宗，对三件事提出尖锐批评：“在洛阳修建东宫是劳民伤财；地租过重让老百姓无法忍受；妇女喜欢梳高发髻的风气都是受宫中女子的影响。”唐太宗接书后大怒道：“德参这家伙是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斗租，让宫里的女子都剃光头，他才会心满意足吧。”于是他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得知此事后忙谏道：“自古以来，臣下上书如果不偏激就不能触动人主之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狂夫之言’，圣?”唐太宗觉得魏征说的在理，于是不但没有治皇甫德参的罪，还让他担任了监察御史。魏征一番合情合理的谏言，不但免除了一位无辜臣子的罪，而且还有效地协调了君臣之间的关系。

 

       三、得体而有效的协调艺术

 

       魏征作为负责审议政令的门下省主官，经常主持政事堂会议，这个会议的主要功能是协调三省之间、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的不同意见，魏征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坚持让大家畅所欲言讲真话，使中央政令在出台前得到充分论证，因此贞观年代的政令能较好地兼顾国家、皇室、大臣和百姓等几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使整个国家形成比较和谐宽松的政治环境。

 

       作为封建帝制下的大臣，最难协调的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古代皇帝地位至高无上，臣子上书规劝或批评皇帝，稍有不慎，往往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历来就有“伴君如伴虎”的古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陈述不合皇帝口味和心思的意见，让皇帝牺牲一点局部利益以协调君臣

 

       魏征高超的协调艺术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让协调对象(主要是皇帝)非常清楚地理解协调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例如，魏征释放李志安和李思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彰显朝廷宽大政策的可信性，以感召更多原来的敌对分子归顺朝廷，所以当他将处理此事的思路和依据奏报朝廷时，唐太宗大加赞赏。又如，他劝阻太宗封禅，所陈述的主要理由也是“这会给大唐政权带来巨大危害”，所以易被太宗采纳。

 

       二是魏征很善于运用“寓贬于褒”的策略(也就是时下常说的“表扬激励法”)，他深知皇帝非常顾及面子，喜欢听顺耳的话，因此在协调中需要皇帝作出让步时，他就会巧妙地给他戴上高帽子，从而让他愉快地接受调停。贞观七年，有一外戚犯事，都官郎中薛仁方严加查办，这名外戚家人来告御状，唐太宗闻之大怒，反而要惩罚薛仁方。这时魏征出面协调，他说：“自古皇亲国戚犯事都很难禁御。自古能禁断此事，唯陛下一人。仁方履行职责，严格执法，正是在帮助你呀，怎么能处罚他呢?”高帽一戴，矛盾化解，唐太宗听后便采纳了他的意见。

 

       三是魏征善于发现协调对象的优点和特点，用各种方式强化唐太宗“从谏如流”的形象，从而为其直言谏诤创造了条件。纵观魏征与唐太宗合作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魏征在前期对唐太宗的进言用词比较委婉谨慎，而真正的犯颜直谏主要在后期。由于唐太宗每接受一条意见，魏征都会在各种场合予以充分的宣扬，使唐太宗在朝廷内外得到了一个善于接受臣下意见的好名声。所以有人说唐太宗从谏如流的形象是魏征“塑造”出来的。

 

       应该强调，善于协调不仅是一个具体技巧问题，还需要协调者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分析矛盾能看到实质，提出建议能说到点子上。魏征在这些方面颇具优势，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学问家：曾先后主持《隋书》《周书》《梁书》等正史的编撰工作，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遂良等合编的《群书治要》50卷。他对唐太宗的诸多上书谏言大都收录在《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两本书里，成为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2006年3月，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的开场白：“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就出自魏征之笔。

 

    

       (来源：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