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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何谓中国文化?必须彻底搞清

 三平斋 2023-01-15 发布于广东

关于文化,有两个个事实必须知晓。

一是,文化对西方而言是新概念,现代才有,古代所无,尚不足200年,而对中国则是一个古老概念,自文明伊始就有,至少有10000年。

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对人的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因此文化这一概念出现和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人本身是独立的,这样才会对生活方式有一个独立认知。

处于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形态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并非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人都拥有独立性。当人缺失独立性时,就不会对人的生活有独立的认知,就不会有文化概念。其实,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动物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独立的认知,因为动物是毫无独立性的,因此,动物也不会有文化概念。

也就是说,有生活方式,和有对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是两码事。唯有拥有独立性,才能拥有对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才会有文化概念。

中国之所以自文明伊始就有文化的概念,因为中国在那时就拥有高度的独立性。西方之所以直至现代才有文化的概念,因为只有到了现代西方才拥有独立性,在古代是没有独立性的。

何谓人的独立性?就是思考的独立。何谓思考的独立,就是能够不受教条制约地独立思考。中国在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就实现了思考独立,让思考不受任何教条的羁绊,并以这种独立思考为中心,形成了中国的义理-心性文化。

在现代之前,西方则一直处于宗教社会,其思考则一直受到宗教的禁锢,而不具备独立性。进入现代社会后,西方经过“启蒙运动”,推翻了基督教,进入世俗社会,实现“理性化”,然后才拥有了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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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尽管现代西方实现去宗教化和思考独立,从而拥有了文化概念,但是,其去宗教化是不彻底的,其深层思维中依然保留着宗教残余,这导致其思考的独立也是不完全的,依然受到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但是,很遗憾的是,实现独立思考尚且不足200年的现代西方,却错误且教条地认为,不仅自家的思考独立是彻底的,而且是在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文明中是最彻底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无知无畏、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他们知道,中国不仅早于他们10000年就实现了思考独立,而且这种思考独立真正地破除了一切教条,是真正的独立。

真正实现思考独立的基本前提是,意识到思考的独立存在。目前只有中国文明真正意识到思考的独立存在,真正实现了思考的独立。现代西方并未真正意识到思考的独立存在,也并未真正实现思考独立。

原因就在于,现代西方的去宗教化是不彻底的,依然保留着宗教因素,这使得他们的思考依然是依附的,而非真正的独立。现代西方的思考依附体现在两个方面:制度依附和知识依附。

制度依附是说,现代西方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好最理想的制度,陷入一种制度崇拜和制度迷信。知识依附是说,现代西方认为,他们的科学就是发现和关于真理知识的知识系统,它象民主制度一样,是人类最理想的知识系统。

这种制度依附和知识依附,都是根源于基督教。

基督教认为上帝为人类设计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拯救人类的神圣制度,必须信仰和崇拜之。这些制度也是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约定、契约,因此《圣经》实际就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约书”。人类只要全心全意全能地信仰信守上帝之约,就会得到上帝的拯救,死后进入天堂。

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本身也是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是具有绝对确定性的力量、规律,是世界的创生者和支撑者,是世界的后台老板。因此,对真理,人类只有信仰,而不能思考。现代西方推翻了基督教,但是并未推翻其真理思维,而是加以改造和继承,基督教的神学真理,摇身一变,换了个马甲,变成了科学真理。

在基督教神学时代,真理是依附于上帝的,上帝是绝对独立于人类之外而存在。进入现代后,真理是依附于客观世界的,客观世界和上帝一样,也被认为是绝对独立于人类之外。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发现那些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真理,也叫客观规律。对这些科学真理,人类应该象对待神学真理一样,去信仰和服从。

在宗教时代,人丝毫没有独立性,具备独立性只有上帝。上帝对人是不可思考的,而只有信仰和服从。在现代,人尽管获得独立性,但是却是有限的,真正独立的是民主制度和科学真理。对民主制度和科学真理本身,人是不可思考的,而只能信仰和服从,陷入制度迷信和知识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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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的义理-心性文化中,真正独立的是思考本身,在思考之外,一切都不是独立的,都是可思考的,都是思考的对象。因此,中国文化认为,真正最重要的,真正不变的,只有思考本身,思考之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可变的。

当中国的古人发现思考的独立性之后,就为思考单独起了一个名字,叫“心”。汉字“心”的原始义,就是指人的思考功能,而非生理上的心脏。心的心脏义只是引申义、第二义。后人反而弄反了,认为心是象形字,其字形是对心脏的象形,其第一义是心脏,第二义才是思考,然后说,中国古人很愚昧,认为人是用心脏来思考。其实真正愚昧的不是中国古人,而是认为中国古人愚昧的现代人。

因此,心性和义理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核,而且这两个实为一个东西,就是宋明理学说的“心即理”、“性即理”,这是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外国人就更难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学习范式也是西方的,而西方文化中是压根没有中国式的心性和义理概念。

为何说义理和人心是同一个东西,因为义理是人心的内在属性,是思考的内在属性,是人在进行思考、判断、选择时的内在原则,基于这些原则去判断是非、善恶,去进行“善善恶恶”的选择,最终落实到行动。这样一来,义理就呈现在人的行为之中,使得人的行为是“合理”的、有礼的、有道的。

​人的外在的合乎义理的行为,就是人心主动地独立地思考、判断和选择的结果,而非对外在的教条式义理准则的被动地遵守和服从。

因此,在中国文化认为,人外在的善行,恰恰取决于他的思考是否真正的独立,如果他真正的独立思考了,真正地按照本然心性去思考、判断和选择,其行为必然是合理的、善的。所以《中庸》说“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率性”就是遵循自己天然本性,“诚”和“率性”基本同义。

孟子说“性善”也是此义,性就是义理,天然内在于人心的评判准则。所以,孟子的“性善”,并非静态善恶,而是包含着动态的思考,而且是绝对独立的思考。人也只有做到独立思考了,其“善”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呈现在行为之中。人的所有的背离善的恶行,都是思考不独立的结果,失去思考独立性的结果。

人为何会失去思考的独立性,根源在于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用外界的错误的成见、教条,去替换自家之天然本然之心性,作为自己思考、判断和选择的原则,这样这些错误的成见和教条就会呈现在他的行为之中,成为恶行。

因此,义理和人心等同的实质是,义理和独立思考等同。义理是通过人的独立思考来呈现,一个人的思考越独立,他的行为就越合乎义理,就越善。

所以,中国文化的中心问题转化为如何实现和维护思考独立的问题,也是排斥外界教条和成见对人心的影响和干扰问题。从孔孟到朱熹王阳明,一直到晚清,都在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传统经学,实为维护思考独立之学。

孔子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就是打破一切外在的教条和成见,保障思考的绝对独立。孟子说性善,也不是为人心挣个善的静态虚名,而是捍卫思考的独立。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通过破除外在教条和成见,破除外境的污染,而重新回归思考独立的状态。“天理”就是义理,也是人性,“人欲”就是受教条和成见影响和出现的欲望,也就是那些错误的教条和成见本身。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为“知思合一”,也是让思考能够重回以自家良知为基本原则的真正独立的状态。

“心物之辩”这个辩题也是为维护人心独立、思考独立而设。“心”就是思考,“物”就是人心之外、思考功能之外的外境。同时,“物”也是人心思考认知之结果,是人心思考认知能力的产物。

所以,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任何呈现在人面前的外物,都是直接或间接经过人心的思考认知功能而展现。同时,“心”和“物”之间又有泾渭分明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心是思考功能本身,而物则是已经脱离人心的人心之思考的已经固化、固定的结果、结论。

作为思考本身的心,是活的、空虚的,作为思考结果的物,则是死的、实在的。心的活的、空虚属性,使得它可以容纳一切,将一切物都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一切皆可思考,没有不可思考之物。而物的死的、实在的属性,则使得它机械和不能容物。

“心物之辩”根本目的,就是明确心物的属性,建立正确的心物关系,使得心不受物的影响和干扰,不执著和迷信于物,而保持独立的思考。心一旦执著和迷信于某种物,就由活变死,由虚变实,就物化了,也就失去思考独立了。人心一旦失去思考独立,就会由善变恶。

注意,人心就是思考功能本身,物则是思考功能之外的一切外物,而且也是思考的结果。既然物是人心之思考认知的结果,就不仅包括“客观”的有形之物,更包括一切“主观”的无形之物:一些的结论和判断都是物,一切的制度、法律都是物,一切的理论和知识都是物,一切的宗教和神学设计都是物,一切的技术发明和思想创新都是物……

因此,现代西方所信奉的民主的制度系统和科学的知识系统,都是属于物。这就意味着,现代西方是以民主和科学这些物为中心的,而非以人心和思考为中心的。所以,现代西方文化也是迷信于物的,并未实现人心的独立、思考的独立。

以心物之辩的视角,现代西方迷信于民主和科学这些物,和古代西方迷信于神和上帝那些物,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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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调一遍,文化不仅是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对生活方式的独立认知。而这种独立的认知,则取决于思考独立的程度。尽管,现代西方在形式上摆脱宗教之后,具备了思考独立,但是这种独立是不彻底的,依然受到民主和科学教条的桎梏,因此,现代西方的文化概念,就不是真文化,而是似是而非的伪文化。

只有古老的中国的文化概念才是真文化,因为中国真正实现了思考独立。

在西方的文化概念中,将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等同,并依据经济、技术、制度等外物式的标准去评判优劣,这实为一种外物式文化观。

因此,在英语中,表示文化的单词分别与农业(culture)和城市(civilization),显然在对西方而言,在历史上某些时期,认为农业和城市是先进的,并用其指代的先进生活方式。进入现代后,人摆脱宗教而独立,这些相关单词就有独立的文化之含义。如果现在去早文化这个单词,其词根一定和民主和科学相关。

而在中国,文化、文明的核心在“文”,而“文”的的本质则是“文以载道”。文是道的承载工具,道就是义理、人心。广义的文,是指人的一切的“合理”的行为,狭义的“文”则是指典籍、文章。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文化”的核心在道不在文,而道则是义理,而义理的要义则在思考独立。思考独立之下的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文,才是真正的文化,思考不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文,也不会有真正的文化。

或者或,中国文化是义理-人心-思考为本位的“心文化”,西方文化是以外物为本位的“物文化”,神、民主制度、科学都是物。只有“心文化”才真文化,现代西方所出现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本位的“物文化”,是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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