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40多年前的改开之初，有一场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为代表。在改开40多年之后，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形式和思想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再次面临需要对真理进行大讨论的局面。为何要对真理进行大讨论，目的就是破除教条主义。 40年前中国需要破除的是左倾的教条主义，即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将新中国所实施的对探索共产主义建设的某些策略教条化；当前的中国需要破除的是右倾的教条化，即将改开后所推出的促进经济建设的策略教条化，将所引入的某些资本主义制度和理念教条化。右的教条化可以概括为两条：将市场经济教条化和将改革开放本身教条化。 概而言之，40年前的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教条化，当下中国的教条化则是资本主义式的教条化。40年前的教条化，是由建国后30年的，共产主义式的经济建设历史所积累；当下的教条化，则是改开后40多年的，学习和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历史所积累。 关于反教条化，目前我们存在两个误区或盲点。 一是，当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式的教条时，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教条化是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错误，是我们自身的错，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真理，没有错。用更俗的语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经，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二是，我们只知道马克思主义式的教条化，只知道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会产生非教条主义，并去反对它，却不知在学习和实践资本主义中的某些制度的过程中，也是会产生教条主义，也应该去反对它。 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践的历史经验看，教条主义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无论在早期的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的建设时期，都产生了严重的教条化和教条主义。革命时期教条化的典型代表是王明，建设时期教条化的典型代表则是四人帮。 既然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很容易产生教条主义，既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是必然的，那么，教条化之错，就不仅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践者之中，还存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着教条化的基因。用句俗话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同时，当我们在改开之初反对马克思主义式的教条主义之时，尤其是希望通过学习和引入西方的资本主义中的某些制度和理念要素去促进经济建设时，而错误地认为，教条主义只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有，资本主义则是理性的，没有教条化和教条主义。经过40多年的积累，甚至出现了对西方制度和理念的盲目崇拜，这些人士现在被称之为“公知”。 现在之公知，与此前和王明、四人帮本质相同，都是教条主义者。区别仅在于，公知是右的资本主义式的教条主义者，王明、四人帮是左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教条主义者。 不仅马克思主义会被教条化而产生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同样也会被教条化而产生教条主义；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存在教条主义的基因，资本在主义中同样也存在。不仅马克思主义是有缝之蛋，资本主义也是有缝之蛋。 不仅马克思主义是包含有教条主义因素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是包含着教条主义因素的意识形态。尽管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针尖对麦芒、势如水火，但是在在深层的教条主义本质上，两者却又高度一致。其实，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主义和资本在主义中的教条主义，两者实为一物，本质相同，来源也相同，都是脱胎于基督教的真理观。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皆为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去宗教化、世俗化的产物，是一对基因相同，性格相异的孪生兄弟。更准确地说，是去宗教化和世俗化不彻底的产物，都还保留着宗教残余，这构成双方所共享的教条主义基因。 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出现一场巨大的转型，从此前宗教社会，通过“启蒙”和“理性化”，而去宗教化和世俗化，向世俗社会转型。在宗教社会中，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神，整体上是神所设定的神的秩序，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于神，无条件接受和服从神的秩序。而在现代的世俗社会中，上帝被打倒，神的秩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人所设计的世俗秩序。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西方为世俗社会所构想和设计的两套规划方案。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其实不过两套规划方案，都带有空想属性，而对两者的执行也都带有试验属性。但是，两者却又都以为自己是确定、确凿的“真理”，都以自己是“科学”，并且相互指称对方为伪，形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并在二战后化身为持续40多年的美苏对抗的冷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一度狂喜，他们错误将苏联的共产主义的失败，看成是美国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因素，而资本主义中也存在同样的因素。因此，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不仅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彻底成功，恰恰相反，而是意味着美国的资本主义必然会象苏联的共产主义一样失败，美国必然会出现苏联一样的解体。 马克思主义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包含着教条主义基因，而这些基因则又是为基督教所遗传，是宗教残余，也是宗教因素。而基督教秩序，其实也是一条带有空想因素，甚至臆想因素的，对社会秩序的规划设计。西方对基督教秩序的实践和执行，也是一场社会试验，尽管持续时间相对很长。试验的结果也是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试验一样，是失败的，因为西方在近现代出现了打倒上帝的去宗教化。 美西方的资本主义试验，也难逃象共产主义在苏联、基督教在西方一样的失败命运。 基督教在西方的失败，其根源就在更严重的教条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根源也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因素。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继续在中国存在，根源是，中国文化中存在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因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中国能够成功地实现反教条主义。弱化甚至消除马克思主义中教条主义中不利因素，而保留和发挥其中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利因素。 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去教条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和美国西方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不同，西方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而中国的则是去教条化的、中国化的市场经济。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却不知中国也同时拯救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就基本在世界销往了。同样，大家也都知道改开后，中国从美国西方所引入的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功实现经济居崛起，也可以算一次对中国的拯救，但是却不知道，在资本主义某些制度帮助和拯救中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拯救资本主义。因此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教条资本主义，同苏联的教条共产主义一样，十分僵化，在面临挑战和危机时无法调整，只能崩溃。 从中美对抗到新冠疫情，再到俄乌战争，及其所引发的美西方对俄罗斯的自残、自杀式制裁，在这一些列事件中的表现说明，美国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教条化了，已经非常僵化了，随着事态的发展，必然崩溃。 中国从西方所引入的资本主义，象从苏联所引入的共产主义一样，都中国化了，也都在实践上去教条化了。经过去教条化后，僵化的教条主义成分被过滤和屏蔽，只留下其有用性的技术因素：资本主义可以促进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共产主义可以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和正义。这样中国既得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好处，同时又避免了其教条主义的僵化和愚昧，这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 贰 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中存在一种独立、独特的文化评判能力，甚至文化本能，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独立而正确地评判，能够超越于两者之上，看清两者优缺点，从而在实践中实现去伪存真式的学习和引入。 中国的这种独立、超强的文化评判力，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为西方和苏联文化所无。正是因为这种独立的文化评判力的缺失，使得苏联和美国都无法看清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其中的教条主义因素视而不见，沉溺其中，陷入执着于此的教条主义而不可自拔，唯有等待崩溃的降临。 因此，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要素的引入，绝非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批判性地、有选择地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具备主体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中国自身，中国文化自身，是中国文化主动地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独立地评判和选择。中国文化是主体，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是客体和工具。中国文化自身是第一位的，而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理”，即双方所共享的“科学真理”，只是第二位的。 苏联和美国西方都将“真理”奉为第一位，以真理为神圣，但中国文化却不以“真理”为神圣，又能力将真理将为此等地位。一旦真理被降到此等地位，真理便不成真理了。也就说，中国文化中存在消解真理系统的文化评判力。 我在前面的文章和视频中多次指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义理，中国文化是“义理文化”，而且是“义理-心性-人民”三位一体的，义理、心性、人民三者实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侧面。因此，中国文化的内核也是心性，也是人民，中国文化也是“心性文化”、“人民文化”。 所以“义理”就是讲理、评理的理。在中国文化的认知中，各行各业有不同的专业技能，但是，无论你是哪个行业，也无论你拥有何种技能，但都必须讲理。不同人的力量、财富、势力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力量大小、无论财富多寡，也不管势力强弱，都必须讲理。这样在中国文化中，义理就是第一位的，义理高于任何专业技能，高于财富和势力。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讲理的意识，同时拥有讲理的能力，能够基于义理进行思考和评判。当然每个的讲理能力是有差异的，讲理能力、评理能力最高的就是“君子、大人”，讲理能力最弱的，甚至论理的，就是“小人”。评理、讲理的过程就是一个独立的思考的过程，义理是基于思考的，是思考的结果，也是思考的属性。反过来也成立：思考也是义理的属性。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 “心”就是思考的器官和功能，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也是最高级别的抽象。说“心”是思考的器官，是从思考功能的意义上而言。用计算机术语来讲，是逻辑的、虚拟的、软件的，而非从生理上、物理上、硬件上而言的。从生理上、物理上、硬件上来说，思考的功能是由大脑发出的，而心则是思考功能本身，不涉及大脑。犹如，我们在研究如何使用一款手机APP时，只需学习这款软件的功能，而无需关注手机的物理硬件，无需知道手机芯片是如何运行程序的。 从甲骨文字形看，“心”的字源含义就是对基于评理的思考，基于“仁”的思考，生理上的心脏是第二义、引申义。 “性”是心之性，即思考功能的属性。思考需要判断和选择，而判断和选择则需要一个判断的标准，选择的标准，而人心则天然具备一些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天然具备“善善恶恶”的选择能力和选择倾向。即人天生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同时又天然具备一些固定的思考和选择模式，形成善的判断和善的选择，最终形成善的行为，即合乎义理的行为。 人的外在的善的、合理、合礼的行为，是内在“心”的思考、选择的结果，根源心之性本善。孟子将其称之为“性善”，并具体构造了“心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心内在的、固有的四种属性，决定了人之外在行为的“仁义礼智”，即义理性。 这意味着，中国文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判断主体，即是一个独立的心性主体，具备独立的完全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社会秩序的建立应该基于人的心性，每一人充分发挥心性，独立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其行为自然是合乎义理的，从而就自然形成合乎义理的善的社会秩序。《大学》的“八条目”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具体展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心性是人之心性，心性也是人之本质，因此，当说心性、义理时，实际上就是在说人，说个人，全体的个人就是人民。心性不仅是在说个人，而且是把个人看穿，直至个人的抽象本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唯有中国文化，实现了心性层面的独立和自由。中国传统学术、学问的核心就是在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不仅是人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唯有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才是人的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现代西方所讲的以权力、财产为核心的独立和自由，是伪独立和伪自由。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义理人、心性人，每一个人都具备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每一个人都是义理的评判者。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石就是基于将心比心的协商而形成的共识，就是“仁”和义理。整个社会是由所有的个体人所组成，二人关系（仁）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所有的二人之间的共识，就是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中国文化也共识文化，中国社会就是共识社会，共识主义社会。 共识、义理就经过全体人民所评判的，为全体人民所认同的。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指出，义理就是“心之同然”。而“心之同然”又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心为产生相同的判断，会形成合乎公平正义的共识。二是，人心之所以会形成共识，根源在于人心中存在相同的结构、属性，即人性中存在相同和永恒的成分。“圣人”就是能够理解和发现人类之共识的人，即圣人能够通众人之心、人民之心。因此，“圣”的核心义项就是通。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心性主体，都是独立的心性能力、思考能力、评判能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评判者。在心性层面，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的心性都值得尊重，每一个的评判能力都值得尊重。所有人的评判就形成人民的评判，这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共识，就是义理。民心就成为衡量合理性的唯一标准，人民是唯一的评判者。所以有“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中国文化所具备的独立和超强的文化评判力，其根源就是中国文化所具备的独特的义理性、心性性、人民性。最终承担这种评判的是所有心性独立的个人，所有心性独立的个人的全体就是人民。 归根结底，中国文化所具备的独立评判力，来自人民，是人民评判力，俗称“民心”。 在中国文化中，唯有人、人民是主体，而人是心性人，人民是心性的人民，心性之位、民心之外的一切都是“物”，地必须接受人民的思考和评判。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人民、民心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必须接受人民的评判，必须服从、服务于人民。 这意味着，中国在文明伊始，就实现了彻底的、真正的理性，是基于人心心性的，义理式的，人民理性。在心性、义理之外，在民心、人民之外，不会虚构任何的超越性的、迷信的神圣概念，这些虚构的概念创造和决定世界。既不会虚构人格化的神灵，也不会虚构非人格化的哲学实体以及真理。 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不存在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存活空间。中国文化是天然的反教条主义的、反意识形态的，不仅反宗教神学的，也反半宗教的哲学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关于哲学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半宗教本质，及其与神学的继承关系，我们以后另文相熟。这里只是告诉大家，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哲学真理和科学真理，是源自基督教的神，其本质也是象神一样的虚构，是一种非人格化神。因此，科学并未实现真正的理性，而是依然保留着宗教迷信，是一种意识形态，包含着教条主义基因。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科学，其底层思维都是真理，是基于真理的知识系统，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因素，同时也包含着有用性的技术因素，包括制度性技术和产品性技术，凭借着基于义理的独立的文化评判力，中国能够对它们优缺点正确识别，在实践上吸收其技术有用性，摒弃其真理式的教条主义成分。因此，当它们被引入中国后，也同时被改造了，被中国化了。中国化具体就是义理化、人民化，废掉其虚构的真理教条，将其技术的应用合乎义理，服务于人民。 因此，中国公有制、市场经济和科学，实质上都可加上义理和人民，是义理公有制、人民公有制，义理市场经济、人民市场经济，是义理式科学、人民科学。 叁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述中，是人民缺位的，也是评判者缺位的，真理在实践中会自动呈现出真理性，无需谁来评判，无需评判者，当然也无需人民来充当评判者。在这个表达式中，人和人民是不具备主体性的，具备主体性是真理，虚构的真理。一如在宗教时代，人没有主体性，唯有神才具备主体性。 西方文明和中国中国的核心差异就在于，西方文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性，或者否定人的主体性，而迷信和错误地将主体性赋予给虚构的神灵和真理。从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上来说，无论古代的神学体系，还是现代的科学体系，都是否定人的主体性的，而肯定神灵和真理这些虚构之物的主体性。而中国文明则认为只有人、人民才具备主体性，人之外的任何之物，都不具备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就表现在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即独立的心性能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批判当时的教条主义，但是这种表述说明，它所使用的和身存其中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套真理式的知识体系，是包含教条主义的。我们现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不仅也批判教条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观点，而且还有批判包含教条主义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真理式的知识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所共享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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