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律学史的角度释李因笃杜诗评语中的几个音注问题

芙蓉书阁 2023-01-15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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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2 17:20:41)

（日）长谷部刚\文李寅生\译

（长谷部刚，日本鹿儿岛大学文学系；李寅生，广西大学文学院，南宁530004）

（一）前言

在杜甫诗文集的注释典籍中，清代钱谦益笺注的《杜工部集》二十卷（通称《钱注杜诗》）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专著。但在乾隆年间，由于清朝把钱谦益的著作列为了禁书，所以《钱注杜诗》在康熙六年（1667）初刻之后，因遭忌避在清末之前并未重印和翻刻过。到了宣统年间，《钱注杜诗》才逐渐出现了数种翻刻本，其中之一便是《诸名家评本钱牧斋注杜诗》。

《诸名家评本钱牧斋注杜诗》是宣统三年（1911）由上海的时中书局翻刻《钱注杜诗》而成。正如书名所示，在书眉上刊登了明末遗民和清初名家共十八人的杜诗评论。其书眉虽有“吴云……”、“李云……”等记载诸家之姓的字样，但编者袁康在卷首所题的“考定辑评诸家姓字”却标明了诸名家的姓名。在列举的名字中，虽然提到了张自烈、张尔歧、俞汝为、韩子遽、申涵光、卢世潅、陈廷敬、王士禄、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潘耒、卢元昌、宋犖、邵子湘、黄生等，但在所采用的杜诗评论中，占半数以上所引用的却是“吴云……”、“李云……”的观点。关于“吴云……”，袁康认为是指吴农祥；而关于“李云……”，袁康却认为是“'李’疑为天生先生因笃，或容斋先生天馥”，究竟是李因笃（字天生）还是李天馥（号容斋），他回避了直接作出结论。从袁康在“考定辑评诸家姓字”的最后所说“案：以上诸家原书均未采列，余于别本附入”的话来看，袁康所依据的“别本”大概便是“李云”了，所以袁康才特意回避了“李”的特定所指。

《诸名家评本钱牧斋注杜诗》（以下简称《诸名家评本》）在清末翻刻的数种《钱注杜诗》中，因其所用版本较好，故而流传较广。例如在现代中国的高校中，国家所指定的文科统一教材、由王力所主编的《古代汉语》曾就唐诗的平仄问题谈了如的下观点：

杜甫《寄赠王十将军承后》前六句：“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缠结青骢马，出入锦城中。时危未授钺，势屈难为功。”钱谦益引李（因笃？）云：“'臂’字宜平而仄，应于第三字还之，且无粘联，拗体也。集中只此一首，人藉口不得”。

“'臂’字宜平而仄，……人藉口不得”在《诸名家评本》卷十一《寄赠王十将军承后》书眉上便引用了“李云……”中的一条。李的话大意如下，杜甫五言律诗《寄赠王十将军承后》的第二句“臂悬两角弓”中的第一字“臂”应为平声而入仄声，第三字则应肯定为平声。此外，这首诗并不遵守粘联之法，属拗体。类似这样的拗体诗，在杜甫的诗集中只此一首，因而它也给编者留下了一些口实。

《古代汉语》中所说的“钱谦益引李（因笃？）云”乃为一个错误。“李云……”中的一条在《诸名家评本》的书眉中已经引用了，如前所述，它并不是清初的钱谦益，而是清末的袁康。李因笃生活在钱谦益之后，所以钱谦益不可能在自己所注释的杜诗中引用李因笃的观点。《古代汉语》中所附的“李（因笃？）”的疑问，是根据《诸名家评本》中的“考定辑评诸家姓字”而来的，由此便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本文首先对《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究竟是李因笃（字天生）还是李天馥（号容斋）的问题进行研究。其次将对“李云……”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并就“李云……”中所说的杜甫律诗中的几个问题从诗律学史的角度进行阐明。

（二）“李云……”中的“李”究竟是李因笃还是李天馥

如果从结论来说，《诸名家评本》中“李云……”的“李”肯定是特指李因笃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与清刘濬辑《杜诗集评》⑸中所引用的“李云……”的评语大致一致，而《杜诗集评》中的“李云……”则特指是李因笃。刘濬所辑的《杜诗集评》共十五卷，共收集了王士禄、王士祯、钱燦、朱彝尊、李因笃、潘耒、查慎行、何焯、宋犖、陆嘉淑、申涵光、俞瑒、吴农祥、许昂霄、许燦等人的杜诗评论，于嘉庆九年（1804）刊行。

编者刘濬在自序中谈到了下面的问题：

国初名辈若王氏士禄、士正、朱氏彝尊、李氏因笃、吴氏农祥、查氏慎行，以能诗名一世。诸先生皆有杜诗评本，当时不受梓，流传者少。嘉兴许晦堂（许燦）先生淹博好学，酷爱藏书，乃鉤求而尽得之。余于许氏为葭莩亲，因得借归録而藏之。

从这个自序来看，王士禄、王士祯、李因笃、朱彝尊、吴农祥、查慎行等人的清初诸家的杜诗评论，因没有刊刻，故而较少流传。

《杜诗集评》记载了李因笃的名字，而百年后的《诸名家评本》中却回避了特定的“李云……”。此外，两者之间所引用的“李云……”的评语也存在着若干的异同。因而《杜诗集评》与《诸名家评本》在所引用的各自原文方面运是大概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下面将就李因笃的生平做一个简要概述：

李因笃⑹（明崇祯四年<1631>——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字天生（又字孔德、子德），号中南山人。陕西富平人，明朝诸生。在明亡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任代州知州陈上年（字祺公）的幕下，与傅山、顾炎武、屈大均等人结识。尤其是康熙二年（1663）与顾炎武的相识，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以后，李因笃与顾炎武多次就音韵的问题进行讨论。康熙六年，李因笃和顾炎武共同让陈上年作为刊行者重刻了《广韵》。并且这个《广韵》的原本也为李因笃所有⑺。当时通行的并不是106韵的“平水韵”，而是206韵的《广韵》。为了全面地研究“今音（中古音）”，李因笃才和顾炎武共同竭尽全力重新刊刻了《广韵》。此外，李因笃还与顾炎武《音学五书》⑻的编集有很深的关系，该书中的《音论》三卷经常出现李因笃的名字。

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因黄培的文字狱受到牵连而在济南被捕入狱，李因笃为顾炎武的释放而奔走于京师。康熙十七年（1678），李因笃由内阁学士李天馥的推荐而入博学鸿儒科，他虽以母老家贫而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朝廷的要求。第二年，李因笃被授翰林院检讨，奉命编修《明史》。李因笃的行为受到了顾炎武的猛烈批判⑼，过了月逾他便以母亲老病为由而三度上书请求辞官归乡，获得了康熙帝的亲准。到了晚年，李因笃讲学于关中书院、朝阳书院等处。

李因笃作诗以杜甫为宗，其诗集有《受祺堂诗集》三十五卷。此外其著作还有《受祺堂文集》四卷、续刻四卷，《古今韵考》四卷，《仪小经》一卷，《汉诗音注》五卷等。其中《古今韵考》四卷为后出，略述了顾炎武《音学五书》的内容，并为其中的缺佚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李因笃与顾炎武都属于勤于钻研音韵学的人物，而值得注意的是，《诸名家评本》中除了“李云……”的评语外，还有些关于杜诗诗律的运用和押韵问题的论述，并且这些论述或与李因笃的音韵学有关，或与其一致，或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此看来，《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则是特指李因笃了，其详细观点则在下面的（三）中论述。

（三）李因笃的杜诗音注

如前所述，因为在《诸名家评本》中所看到的“吴云……”、“李云……”占了整体内容的半数以上，“李云……”亦即李因笃的评语占了绝大部分。通览李因笃的杜诗评论，其大部分观点并沒有超出体裁、内容两类传统的评点范畴。

但是，李因笃的杜诗评论也有其值得引人注目之处，如关于杜甫的《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皇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五言古诗，李因笃认为：

李云“兴尽本韵”者，盖篇中所押之字皆《广韵》三十小部。唐制二十九筱、三十小通用。而此首专用小韵不及筱韵，故云然。由是推之，可关门刘平水并省之误⑽。……（以下略）

关于杜甫《聂耒阳以仆阻水……》的押韵，李因笃的见解便是如此，其大意主要如下：所谓诗题中的“兴尽本韵”，是指诗兴中的“本韵”即尽在《广韵》上声三十小范围内的押韵。在唐代由官府制定的韵（官韵），上声二十九筱与三十小是通用的⑾。但在杜甫的这首诗中，“眇、绍、表、小、溔、旐、悄、矫、醥、赵、扰、少、沼”只押韵了三十小，并沒有涉及二十九筱。由此可以看出，平水的刘渊把二十九筱与三十小合并成为了十七筱（“平水韵”的分韵）是错误的⑿。

李因笃之时，世传的106韵的“平水韵”是沈约《四声谱》以来的传统之韵。李因笃所得的《广韵》在和顾炎武共同覆刻之后⒀，《广韵》记载：代表今音（中古音）之书者只此⒁。《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一条，在内容上与覆刻的《广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清初的音韵学史上，李因笃的业绩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

[A]上平声二十文与二十一欣（殷）

《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还有如下的内容：

· 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诸名家评本》卷九）

李云：“斤”字在殷韵。韵窄。唐人多通真，非出也。

· 杜甫《赠王二十四待御契四十韵》（《诸名家评本》卷十三）

李云：……“筋”字、“勤”字，俱在殷韵。此并与真、谆、臻韵合。知般韵唐人以其部窄，多与真通。不与文通也。

从杜诗的押韵情况来看，其在《广韵》中所同用独用的规定正确与否还是值得研究的。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的“斤”字、《赠王二十四待御契四十韵》“筋”字、“勤”字是作为韵字而使用的⒂。“斤”、“筋”、“勤”属于《广韵》中的上平声二十一欣（殷）韵⒃，而属于二十一欣（殷）韵的字较少（韵窄）。正因为如此，唐人多与十七真通用。十七真与十八谆、十九臻通用，所以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与《赠王二十四待御契四十韵》中，作为押韵字，所用的即是十七真、十八谆、十九臻、二十一欣（殷）韵。也就是说，即使是用了二十一欣（殷）韵，但这边并不是岀韵。而且二十一欣（殷）韵与二十文并不通用。——以上则是李因笃的见解。

这个见解与以下所引顾炎武的《言论》是完全一致的。

按唐时二十一殷虽云独用，而字少韵窄，无独用成常者，往往于真韵中，间一用之。如杜甫《崔氏东山草堂》，诗用“芹”字，独孤及《送韦明府》、《答李滁州》二诗用“勤”字是也。然绝无通文者，而二十文独用，则又绝无通殷者。合为一韵，始自景祐。去声问焮亦然。唯上声吻隐，《广韵》目录著有 “同用”字，说见下条。

顾炎武认为唐代二十一欣（殷）多与十七真通用，并举杜甫《崔氏东山草堂》（《诸名家评本》卷九）和独孤及的诗作为例证，继尔他认为在唐代已独用二十文韵了。顾炎武还谈到了去声二十三问和去声二十四焮也与此相同的情况。

在《诸名家评本》中，李因笃把二十一欣（殷）与十七真通用作为了例子，由其所举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和《赠王二十四待御契四十韵》可以看出，李因笃所指出的内容，正可作为顾炎武考证的补充。

关于“惟上声吻隐，《广韵》目录著有'同用’字，说见下条”，《言论》认为：今本目录十八吻下注云：“隐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隐又各自为部，不相连属，而其下各注云“独用”。友人富平李子德因笃以为目录误。……（以下略）……

在李因笃和顾炎武所发掘的《广韵》（今本）目录中，上声十八吻、十九隐是同用的。但正象上平声二十文和上平声二十一欣（殷）所不能同用那样，与上平声二十文相配的上声十八吻和与上平声二十一欣（殷）相配的十九隐也不能同用。李因笃在《广韵》目录中所指出的失误便是这些。

顾炎武和李因笃重刻《广韵》之际，他们在《广韵》的目录中所注记的同用独用规定实际上是唐代的规定呢？这或许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话题！这种研究迹象，不仅出现在顾炎武的《音论》中，在《诸名家评本》李因笃的评语中也能看到。尤其是顾炎武的“二十文独用”说，由于戴震《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⒄采用了他的观点更是名声大噪。但在《诸名家评本》中，李因笃的评语也谈列了与此相关的见解，所以“二十文独用”说不能归功于顾炎武一个人的功劳，还应该考虑到李因笃的评语也是是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的。

[B]上平声十三佳韵与下平声九麻韵的通用

下面的例子是杜诗中佳韵与麻韵通用（通押）的。

· 杜甫《喜晴》（《诸名家评本》卷二）

李云：“佳”字不与麻韵通。公此诗及“泛舟登瀼西”之作用“佳”、“崖”、“柴”、“涯”字皆出韵。

·杜甫《柴门》（《诸名家评本》卷六）

李云：按《广韵》九麻中亦无“涯”字，而唐人近体多用之。

杜甫的五言古诗《喜晴》第二句末押“佳”韵，第八句末押“涯”韵。同样，五言古诗《柴门》第二句末押“崖”韵，第四句末押“柴”韵，第二十句末押“佳”韵，第二十二句末押“涯”韵。“佳、涯、崖、柴、涯”因属上平声十三佳韵，所以两首诗均为上平声十三佳与下平声九麻混合在一起押韵⒅。

李因笃认为，在《喜晴》诗中，“佳”与下平声九麻不通用，《喜晴》诗与以“泛舟登瀼西”开头的《柴门》诗在“佳”韵之外，使用了“崖”、“柴”、“涯”字，这些皆为出韵。李因笃还认为，在《柴门》诗中，唐人近体诗上平声十三佳与下平声九麻多通用。而类似的佳韵与麻韵却不通用。但在另一方面，佳韵与麻韵又能通用，李因笃的这种见解肯定是矛盾的。

按李因笃“唐人近体多用之”所述，上平声十三佳与下平声九麻通用的例子，只能在杜甫和其他唐宋诗人的近体诗中所见⒆，但类似于《喜晴》诗与《柴门》诗的矛盾现象，李因笃却不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了。在李因笃的《古今音考》⒇卷三“集唐人古诗通用韵”的“平声·五歌六麻为一部”条的双行注中，他认为“杜〈喜晴〉用'佳’字。〈柴门〉二十一韵麻韵用'柴’'佳’二字又'崖’字”。所举的“五歌六麻为一部”之下的麻韵与佳韵通用的例子，在《古今音考》中是作为例外的例子处理的。

杜诗中的佳韵与麻韵通用的例子，并不拘限于韵书的规定，也可能是杜甫（712—770）根据自身的实际发音得出的结果。慧琳所著的《一切经音义》（784—807著）是撰述当时都城长安字音的贵重资料，从其所调查的反切结果来看，可推测出在当时的长安，佳韵与麻韵是合在一起的（21）。当然，杜甫的实际发音与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并不都是完全相同的秦音，以上所述的见解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再如，完全属上平声十三佳的字与下平声九麻并不通用，但限于“佳”、“崖”、“柴”、“涯”等字则变成了复杂的问题。在清初，李因笃或许对这类问题了解不够。前面提到的《诸名家评本》中的矛盾见解，即关于上平声十三佳韵与下平声九麻韵的通用问题，李因笃的解释大概就有些牵强了。依笔者管见，李因笃可能是最早论及佳韵与麻韵通用现象的人物。

正如以上所举例子所说，《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在杜诗的押韵中仅谈到了一些资料做存在，而顾炎武的《音论》与李因笃的《古今音考》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事实上，《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足可以证明是李因笃的评语了。

在《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中，除了类似所谈到的押韵情况外，律诗的解释和施行音注其总数中有少数内容并不在其体系中存在。李因笃为汉代诗歌所加音注、评语而写的《汉诗音注》（22）便是这类情况。如果从这点来看，《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其所论及的杜诗律诗的运用和押韵及所谈到的材料正与李因笃的《杜诗音注》名实相符。

（四）杜诗的“四声遞用”

清初的朱彝尊在其书简《寄查德尹编修书》中说：

蒙窃闻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论矣。少陵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曷言乎细？凡五七言近体，唐贤落韵共一纽者不连用，夫人而然。至于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声，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他人不尔也（23）。

朱彝尊在这里听说的李天生即李因笃。杜甫自诩的“晚节渐于诗律细（24）”的“细”是指什么呢？大约是指在五七言的近体诗中，唐代优秀诗人在非押韵句中不连用相同的声母，而大多数人却使用。但是，关于第一、三、五、七句的句末用仄声，杜甫则必隔用上声、去声、入声的同一声调，而不连续使用同一声调。其他人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李因笃之言的大意便是如此。

朱彝尊在引用了李因笃的观点之后，于杜甫的七言律诗中，只举了八首与李因笃观点不符的例子（25）。继之他又说：“其它本文字虽有异同，若从之则合李因笃之说”。在文章的结尾，朱彝尊谈到：“天生之独见，善不可沒也”，对李因笃的发现给了高度的评价。

李因笃的发现，便是被传世称之为的“四声遞用”（26）。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也谈到了以下观点：

李天生曰：少陵七律百六十首，惟四首叠用仄字，如《江村》诗，连用“局”、“物”二字，考他本“多病所须惟药物”作“幸有故人分禄米”，于“局”字不叠矣。《江上值水》诗，连用“兴”、“均”二字。考黄鹤本“老去诗篇浑漫兴”作“老去诗篇浑漫与”，于“均”字不叠矣。《秋兴》诗连用“月”、“黑”字，考黄鹤本，“织女机丝虚夜月”作“织女机丝虚月夜”，于“黑”字不叠矣。可见“晚节渐于诗律细”。凡上尾、仄声原不相犯也（27）。

李因笃认为在杜甫的一百六十首（实际是一百五十一首）七言律诗中，只有四首连用了仄声的同一声调。这四首诗如果按其它版本，则并不重复出现在同一声调中。这个结论与前面朱彝尊调查结果所说的八首并不一致，据简明勇《杜甫七律研究与笺注》（28）所载，在杜甫的一百五十一首七言律诗中，按照“四声遞用”原则的只有五十六首，约占三分之一强，剩下的九十五首则连用仄声的同一声调表现，所以这也绝对不象李因笃所说的“莫有叠出者”。在五言近体诗中，其情况也与此相同。

约三分之一的七律运用了“四声遞用”原则的事实，说明了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也可能是杜甫的意识在这方面的运用。被认为是杜甫绝笔（29）的五言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30）诗，尽管是一首三十六韵的长篇，但在非押韵字中并没有连续出现仄声的同一声调（31）。这类诗歌便是按照“四声遞用”原则完成的作品。

在非押韵字中，仄声同一声调的连续出现虽如前面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引李因笃的“上尾”发言所说的那样，但这本来应该是被称之为“鹤膝”的。在六朝的声律论中，所谓的“鹤膝”之病在五言诗第五字和第十字应为同一声调（32）。顺便说一下，“上尾” 之病在五言诗第五字（非押韵字）和第十字（押韵字）也应为同一声调。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盛唐时期，从平仄律到近体诗的韵律形式已经完成（33）。但正如李因笃所指出的那样，在杜诗中因某种程度避忌“鹤膝”，故在平上去入的四声中，六朝新体诗的韵律意识还被部分地保留着。

《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关于这个“四声遞用”原则虽不多见，但还是找到了其中仅有的一条。

杜甫《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骞飞避暖，劲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其二（《诸名家评本》卷十六）

李云：正入与上作变换。

在这首七言律诗中，第一、三、五、七句的句末（非押韵字）为“有（上声）、塞（入声）、巧（上声）、日（入声）”，上声与入声交替着出现。“正入与上作变换”大概便是指这种状况。这首诗正是四声遞用的诗，避免了“鹤膝”的毛病。

按前节（三）所述，李因笃和顾炎武在《广韵》中同用独用的规定是否是唐代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的还是需要加以研究的。正因为如此，李因笃才对杜诗押韵的实际状况做了调查，并且把调查的结果保在了《诸名家评本》的“李云……”中。

李因笃发规了杜诗中的四声遞用后，并对杜诗押韵的实际状况做了详细的调查，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主要的是在李因笃对杜诗押韵的逐一调查中，他发现了非押韵字也有一定的规则，这便是“四声遞用”。

在《诸名家评本》的“李云……”中，就杜诗的“四声遞用”通过详细的调查，可知前面的“李云：正入与上作变换”仅是其中的一条而已。在《诸名家评本》以外的资料——朱彝尊《寄查德尹编修书》等所看到的内容，与李因笃“杜诗四声遞用”说也是有关系的，由此可以判断这一条也是极具重大的意义。

《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肯定是指李因笃了。李因笃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主要是①《广韵》的发现与覆刻。②协助顾炎武编集《音学五书》。③撰写专著《古今韵考》。与这三点有密切关系的内容，也包含在了《诸名家评本》的“李云……”中。

李因笃和顾炎武根据《广韵》弄清楚了“今音（中古音）”的情况（34）。其工作之一就是李、杜二人多活用杜诗的资料，对《广韵》目录中的同用独用规定加以研究，而这方面的功绩不能归功于顾炎武一个人。《诸名家评本》中的“李云……”除保留了杜诗律诗的运用和押韵实际情况外，其中的李因笃对杜诗评语中的音注问题也是不能轻视的。

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李因笃的杜诗音注在诗律学史上的有意义的问题。对李因笃而言，杜诗肯定不是单纯的音韵学上的资料。在《诸名家评本》中所看到的李因笃对杜诗所加的评语数量极大，音注部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通览李因笃的杜诗评语，可以如实地看出他对杜诗的酷爱。而对其内容的具体研究，则有待于今后的机会了。

注释：

⑴参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贰臣传乙·钱谦益》及姚觐光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七。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出版）。

⑵参见周采泉《杜集书录》上册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

⑶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四册1522页段下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出版）。

⑷钱谦益（1582——1664）。李因笃（1631——1692）。

⑸《杜诗丛刊》第四辑所收。

⑹关于李因笃的传记，笔者主要参考了《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李因笃”（赵侃执笔，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出版）。

⑺关于顾炎武和李因笃在康熙六年重刻《广韵》之事序，参见陈上年所作之序，见吴怀清编《关中三李年谱·天生先生年谱》（《关中丛书》所收，今《丛书集成新编》第256册所收）；以及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学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

⑻《音韵学丛书》所收（《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十一册，一九七九年出版）。

⑼参照顾炎武书简集《蒋山傭残稿》卷二《答李子德》，今据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

⑽《诸名家评本》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