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再论沙丘文化及相关问题

点滴斋书房 2023-01-16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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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沙丘文化及相关问题

前几日，写了一篇《关于沙丘地望之争问题的讨论》网文，发表在我的公众号及朋友圈中，引起很多热爱历史文化朋友、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实际上此篇文章我无意去否定什么，重要的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个千古之谜的问题。

在研究先秦史诸多问题时，因为缺乏历史文献记载或记载不实，论证一些历史问题更需要文物考古材料的支持。在没有大量考古资料的出土情况下，历史学研究多依靠先秦及正史文献的记载进行论述和推理研究，这些方法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这是由于史前或先秦历史记载述较为久远，同时也多为口传历史，故存在着很多不实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研究历史为己任的学者，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方法研究。当时，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研究者，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

顾先生在论述时解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层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打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行作为研究标准的局面，启迪了研究者的心智，解放创新了传统研究思想，进而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进步。

在跟随孟世凯先生学习先秦史时，先生让我读《史记志疑》《崔东壁遗书》《古史辩》等著作，在学习古代文献的同时，更要注意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在学习《古史辩》中，记得有论述大禹的文章，对大禹的来历，顾先生引《说文》“禹，虫也”，提出“禹是一条虫”的假说，更是石破天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禹，虫也”这个论述实际上不是顾先生的首创，他的老师崔适先生就说过：“禹之本义为虫名，犹鲧之本义为鱼名”的说法。

当然这仅是一个假设，后来顾先生对大禹文化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他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将地理与历史相结合进行论述，系统的对上古史进行研究，这些成果体现出他的治学思想，以及对文献的整理、排比史料，看史实之间的异同与流变等严谨的治学方法。

那个时期，在没有实物根据的情况下，可以先否定，通过否定引导讨论以引发学术研究，是一种研究创新，所以在疑古派的推动下，老一辈的历史家用一种务实的学风，对传说时期的历史和先秦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系列批判。

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进行实证研究是自北宋开始，以欧阳修、曾巩、赵明诚为代表，研究以铜器及碑刻墓志为主要对象，开创并形成了中国的金石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之路。在元代时有类似考古调查的《河朔访古记》，成为历史文献与实证相联系研究方法的萌芽。特别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研究者，将甲骨学与商代史进行对比研究，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证学派。

我国的考古学是建立在地质学基础上形成的。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并进行科学发掘，这标志着中国中国考古学的开始，此后李济、梁思永等人以西方考古理论，对安阳小屯进行数次考古发掘，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如今我国的考古学已经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建立以考古地层学相关的诸多分支学科，如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科技考古等等。

在考古学发展的推动下，历史学研究与考古资料进行紧密的合作联系，以物证史，以史证物，开拓引领了现在史学研究，在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等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历史学研究在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和研究带动下，在1990年代时，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新课题，用科学的考古材料“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进行“重写学术史”的研究。

邢台考古工作的发展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邹衡、唐云明、郑绍宗等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在曹演庄、东先贤、南大郭、柴家庄、尹郭村、南大汪、西关外、董村等地点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开启了邢台历史文化研究的之路。

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由于特殊的文化环境，邢台中断了考古工作，至1989年邢台召开全国历史文化研讨会后，在1990年恢复考古工作，邢台区域不断有新成果的发现。

邢台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地区，城市的建城史有3500年的历史。先秦历史研究是邢台历史文化研究的优势，但有诸多的历史问题需要解决，如传说时期的文明起源，即尧文化的问题，先商起源问题，商代祖乙迁都于邢的问题，西周邢国历史发展等等诸问题，这也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沙丘文化。这些问题不仅是邢台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问题，还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学术问题。

国内的很多大家十分关注邢台历史文化研究，如傅振伦、邹衡、李伯谦、李学勤、孟世凯、罗哲文、吴荣曾、曹定云、郑绍宗、石永士等等先生，他们有善长于地方史志的学者，也有重视历史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还有许多专注于金石、甲骨考据的先秦史大家，更多的是持有考古铲的考古学家。先生们长期对邢台历史文化研究给予支持和帮助，多次来邢台进行指导和考察，引导邢台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纵深发展。

1991年，邢台南小汪遗出土西周甲骨文后，李学勤、王宇信、曹定云等先生专文进行研究。1993年，在配合邢台轮胎厂基本建设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商代至战国时期的墓群和先商遗址，以黄景略、邹衡、李伯谦等先生专程前来考察，对保护和后期邢台邢国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奠定了工作基础。这些工作不仅是邢台考古工作的突破，也解决了许多历史问题，以西周邢国为例，此前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对西周邢国停留在文献研究之上，从唐云明先生对西关外西周遗址的试掘，到邢台南小汪遗址的发报，再到邢国墓地的发现，使我们对邢台西周文化从文献研究到实物论证，深度推动了西周邢国史的研究和发展，并得到史学界一致认同。再有一例，1996年，即我国在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以东先贤遗址发掘为突破口，填补商代史年轮的重要一环，虽然说遗址发掘对解决“祖乙迁于邢”有重要作用，但因为没有找到其城址，所以司马迁之论还尚待于学术界全面承认。

在邢台考古工作的发展中，有诸多的学术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和破解。现在的问题，我们缺乏对邢台历史全面认识，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地方研究者，以偏证全，或死抓材料而忽视文献，或有长于文献、地方志而无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证实。与此种种，如尧文化与新石器考古的结合，地理学与大禹文化研究的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的结合，于此等等之类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配合和综合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突破。

以大禹文化为例吧，这是一个传说时期的研究课题，涉及面比较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大禹的传说和记载，如四川汶川有禹生石纽的禹穴沟，浙江有大禹陵，河南、山东、山西等等地方都有大禹文化的传说故事与志书记载。中国先秦史学会也以此为专题进行了数次的学术研讨，我曾参加过四川、浙江、河南、山东等地的大禹文化研讨会，如山东的禹城，是以大禹史迹和考古工作相联系，以探讨夏代文明，河南亦是如此，两地对大禹文化进行多年的研究工作。大禹文化主要是围绕河文化产生的，河北的上游是河南，其下游是山东，而处于地理位置之中间的河北却无动之中。

在邢临高速建设中，河北文物考古部门对高速一处鲧堤进行了发掘，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科学的报告。鲧堤在河南、河北、山东都有部分存在，邢台区域的临西、威县、南宫、清河等分别有其遗迹和记载。最早关于鲧堤的记载于《汉书》之中，同时也见于历代各县区的地方志书中。

《禹贡》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记载大禹治水“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显然大禹是到河北的。因为河北的简称为“冀”当然，这个“冀”不是今天的河北，是包括河北在内的一大片区域，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并以此区域为中心划天下为九州。中华的文明史是一部多元一体的发展史，中原地区以黄河为中心，过去的黄河从河北经过，并形成很多大泽，不仅有大陆泽，还有鸡泽、这也包括今天的白洋淀及衡水湖，因为这都是古黄河流经的地区，在河南、山东区域的古黄河流域发现许多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址，在此区域遗址中的一些文化类型，考古界认为其对应研究的时期是夏代形成的前后那段时间。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从海外购回一件青铜器，经李学勤先生鉴定，这件看似普通的青铜器竟然隐藏着一个历史秘密，这就是遂公盨。在青铜器的内底，共有10行，98字。在铭文前面有这样一段“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李学勤先生对照《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记载，证实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存在和《尚书》禹贡中记载历史的吻合。

“大陆既作”也是《禹贡》中的记载，就是说大陆泽治水已经完成。大陆泽即在今天的任泽区、隆尧县、宁晋县一带，在远古时，其范围更大，很可能涉及到今天的平乡、广宗、南宫等地。我们从历史发展中得知，文明发展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中原一带的黄河流域，还是南方的长江流域，其文化发展与治水都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注意对大禹文化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相关的考古发现，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活动，河北是相对落后的。

大禹、鲧堤、沙丘等等，都是历史发展中的学术问题。

沙丘平台是一个涉及商代史、东周史、秦代史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有诸多的学术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地望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是一个考古工作先行的问题。而不是去用那些从地里捡来的砖瓦，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放下吧，共同去探讨和拥有这份文化遗产，孟世凯先生说“有祖大家祭”，任何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你因你拥有而拥有，而是在创新的思维下进行时代的引导下，实现创新拥有的产业发展。

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认识到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不同，即便我们今天解决不了沙丘地望问题，当你用全新的创新手法，将沙丘文化与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相结合在一起，也会走出一条文化发展的新路。

当前，在文献中沙丘文化区域内的平乡县、广宗县、清河县、临西县等地，已经有诸个点位的考古发现，为今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等方式方法，将会有许多新成果与发现；到那时沙丘文化的探讨将不是停留在地方文献研究上，也不会停留在若干点位的研究上，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用一个全新认识和角度去复盘沙丘文化，同时这些文化也将给历史发生地带来一个怀古式游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