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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百三 二日三，是“二百三十亩地”的简称。那时特别强调劳动课，学校明明发了课程表，但只要班主任进教室吆喝一声；“今儿去二百三——”学生们没二话，立时到车棚中推出自行车，呼啦一下子就拥出校门，风驰电掣而去。二百三十亩地——学校的农场，就躺在路边等着学生呢！不让这些农家的孩子们干点农活儿，教师们从哪儿得到粮食补助呢？学生食堂的馒头怎能“个儿大”些呢？主管二百三的老师早等在那里，见学生来了，也吆喝一声：“一班，北边掰棒子！二班，南边除草。”顿时，学生们就隐没在庄稼地里了。  农村的孩子呀，这点上就是可爱。班主任尾随而至，于是和主管二百三的老师一块儿抽烟、喝水、聊天儿。老师和衬里的干部一样，天生是不用干活儿的，学生们都是村里出来的，对此早就见惯不惊。 平时，吃住都在二百三的，只有原先在学校管后勤的那位“张老师”，过去他在学校食堂管账，后来账目上出了点事儿，学校就调他到二百三，主管这里的一切。农场只有三间大北屋，院子里有口机井，养了条狗。这儿没有厕所，不论是谁，也不管什么时间，都是“就地解决”。今天让学生们奇怪的，主管老师又多了一位，那就是我。 “徐老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同学们纷纷发问。 “你每两星期回一次北京，是吧？” 我点点头。 我愣了一下，但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我不得不正色回答了：“说不上扩散。教师们没事儿，在一块儿闲聊天儿呗。东一句西一句的，有说的，有听的，完了就完了，谁也不往心里去。” “没那么简单吧？比如——”问我的这位一板险，然后列举了几桩关于江青的小道消息，“好像都是你讲的吧？”  我一听，知道没办法再推诿了，我大概在老师们闲聊天儿时讲过，大家当时哈哈一乐，散了。谁知道有人背后捅给了公安局，但是，这几条明显属于“最轻量级”，是农村人少见多怪，就凭它也构不成多大罪名。当前最要紧的，就是要防止他们“捯根儿”。果然，那位主问的又查起我的消息来源。 我故做惊讶态：“我每回都是骑自行车回家，半道上在大兴县歇歇脚，吃八两肉丝炒饼。其实，我过去吃六两就够了，现在也不知足怎么回事，非八两不饱。兴许是他们秤上搞了鬼。”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主问的不耐烦起来。 “消息来源：就在铁道边上的黄村饭馆’，有几个干部子弟大吃大喝，他们一边吃喝一边说……” “你就在一边听，是不？”主问的盯住我的眼睛，“行啦。别再瞎编啦。告诉你，这回不打算真搞你。你要接受教训，回北京听到什么，就装在肚子里，少往外'显白’，不要让别的老师觉得就你能！你还是教政治的呢，要注意点影响！”我连连点头。 我回到学校，以为这事儿完啦，心里只是琢磨这告发者是谁。我把几个消息讲述的地点分别排了排队，把几个场合的听众往一块儿这么一凑——一准是他，他也是北京人，但在农村安了家。他已很少回北京，见我每个大礼拜风急火忙地往回赶，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经常要超一点假，本来忠厚的老校长对此是有默契的；可他非要新来的教导主任在排课表时，把我的政治课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上午排满。前一段，他在教师们聊天时，又总是引逗我开讲“北京的新鲜事儿”…… 一周过去，老校长找我谈话：“城北呀，学校最近碰到点困难，要你帮助一下。” 老校长停了好半天，才说：“二百三那边，老张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又没文化，你帮帮他。好不好？” 我脑子里打了个闪，准是公安局研究了我的情况，觉得就凭传播那几条谣言定罪也不容易，何况县里真出了个反革命，县领导未必能脸上贴金；但是让我继续教政治，恐怕是不合适的了。准是他们和学校打了招呼，故而校长出来收拾“残局”。 “城北啊，你先去一阵儿吧。你从那儿回家也方便，只要你跟老张俩人关系搞好了，就算超点儿假，学校这边也不会说什么……” 这么着，我就把铺盖抱上自行车，“杀”好，驮到二百三来了。此际，学生们见到我，都不免要问调二百三的原因，我只能含糊其辞。当然，我听说是由两名病号老师分担了我的政治课时，不免心中难受，因为他们一位原来教生物，一位教体育。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位落井下石的北京老乡来到二百三，当着其他老师的面儿，当众奚落我：“老徐啊，你不是喜欢写作吗？这回你可有时间了。说不定将来你能一举成名，还能调回北京去呢！” 我情绪反常地安稳，倒是“张老师”看不过去了：“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徐老师教书教得好好的，干吗调到二百三来？这当中准有人告密。咱们大家都访它一访，一旦访出这个人来——咱捏死这东西！”说着一跺脚，碾死了一只虫子。 教师们纷纷安慰我，许多人把眼神投向那个北京老乡，他很不自在，借故出门“方便”走了。 晚上，老张告诉我，告密的就是那个北京老乡。教师们都知道了，也都避开他了。老张讲，二百三的事儿他包了，知道我爱看书、爱写点什么，就撒开了看、撒开了写去。要回北京，随时可以走，没什么假不假的。 于是韬光养晦，我在二百三住了有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我练了一手绝活儿：当众孤独。不论人家怎么向我打听北京的小道消息，我就乐呵呵地跟他“转磨”绕圈子，不急不躁，不愠不火,老张每次“后都夸我“大有长进”。我每次回北京，都要带一大包书回来。有时学校里的老师实在闷了，跑到二日三找我闲聊天，我就躲到永定河大堤的柳树底下读书。累了，有时采些蘑菇，用鲜肉炒了，请老张品尝。作为回赠，老张提了些蚂蚱，油炸了蘸椒盐，这是他当年在天津饭馆学徒时学来的。 毛主席逝世后的一些夜晚，我发现许多飞机从南边天空飞来，直奔北京而去。我很紧张，也很兴奋。老张问我怎么回事。我讲，这些飞机里准是南边的“节度使”，到北京和开国元勋们商议军国大事去了……老张一吐舌头：“这话可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敢泄露出去了……”  可喜的是，此事让我有幸而言中。“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皆大欢喜。可我依然呆在二百三里。没多久，老校长又找我谈话，说“因工作需要”，学校准备调我回去接着教政治。我跟老校长说，“感谢学校在最困难的时候保护了我。不过，我现在实在是太困难了。结婚已经一年多，双方谁向谁那儿调动都不方便，惟一的念头是回北京。只要先回去一个，另一个也就容易了。 推荐阅读：  作者简介：徐城北(1942年10月20日-2021年10月11日)， 笔名塞外、品戏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生于重庆，长于北京，求学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曾在新疆和河北工作了15年，"文革"当中被迫在全国游走了22个省。粉碎"四人帮"后专业归口，调回首都，在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后转入学术研究，曾任该院研究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成果:多年专注于对京剧艺术及其背景进行学术研究。著有《梅兰芳与20世纪》《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各类著作共4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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