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论陈寿 (1）-《三国志》曲笔之失直书与曲笔，是史学史上一对对立的概念。中国史学自古崇尚直书。春秋时，晋灵公不君，正卿赵盾屡谏，不惟不从，反欲除去赵盾。赵盾出走，族弟赵穿攻杀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董狐直笔，开史学直书之先河。司马迁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为史家直书之典范。刘知几论直书曰：“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又曰：“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惑经》） 两千多年来，秉笔直书一直被奉为史家天职、良史风范。然而，为自身利害考量而为曲笔隐讳、阿时媚主，也是众多史家的癖好；乃至肆为诬书秽史，以博取官位荣利，代不乏人。《史通⋅曲笔篇》曾列举后汉晋宋间此类现象，尖锐地抨击了若干史学名家：“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三国志》作者陈寿赫然在抨击之列。“借米而方传”，或未必然，清儒朱彝尊、王鸣盛等已有辩驳。而刘知幾之抨击，就陈寿而言，并非仅针对此一事件，主要还是为《三国志》书法而发。知幾之外，唐刘肃亦批评曰：“陈寿意不迨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大唐新语⋅总论》）二刘言虽苛，而事出有因。清赵翼对《三国志》书法不厌其烦地进行了梳理，也不无宽容地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而回护即曲笔。 1. 陈寿最严重的曲笔在于魏少帝曹髦之死。 曹髦不堪司马昭凌逼，欲亲讨诛之，事泄，反为昭党成济所害，《魏志⋅三少帝纪》但书“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其下更载皇太后令，诬指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祸”；并录昭奏，称成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结果成济作了替罪羊，司马昭不仅无罪责，且为讨贼有功者。故赵翼曰：“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反观《汉晋春秋》，则“差有次第”（裴注语）地记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读佚文第74至第77条，虽只是断简残编，而司马昭无君之心、弑君之罪，以及当事诸人的各种表演，呼之欲出，暴白于后世。对比之下，承祚之曲笔，已无可讳言。 2. 对魏国奠基者曹操的回护。 亦如赵翼所言：“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两朝革易之际的书法成式，一如前引《后汉书》与《三国志》书法的对比，毋庸细述。 而《魏志⋅武帝纪》活脱脱就是一个“回护过甚”的样本。《武帝纪》所刻画的曹操，堪称“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然而曹操其人，早年识者许劭即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目之。其后因缘际会，“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绍表为东郡太守，据兖州，以其中间攻于毒、眭固、陶谦，又为张邈、陈宫所败，六七年内，转战百艰，所获甚微。适会天子东还，遂挟以自重，方有扶义征讨之事。然则操之功业，盖因辅汉而后致，非汉已亡，待操而能存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七《魏志⋅武帝操》）而操一旦执政，即挟天子以令天下，威福自专，芟刈大臣，滥杀无辜，觊觎非望，种种作为，为时人及后世所不齿。 孙策责袁术僭号书有云：“幼主非有恶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胁于强臣”（《吴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幼主谓汉献帝，强臣即斥曹操。陈琳《为袁绍檄州郡文》，以为“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魏志⋅袁绍传》注引），虽讨伐之辞，不无已甚，而所涉事实，并非杜撰，不然何以使曹操读之惊心，翕然而起，头风顿愈。 自唐已降，学者评议曹操，除文学成就外，几乎尽为负面。如宋苏轼曰：“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苏轼文集⋅孔北海赞序》）；胡寅曰：曹操“功非扶汉，志在篡君，直乱臣贼子之魁桀耳”（《读史管见》卷五《汉纪⋅献帝》）；洪迈曰：“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 故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虽仍帝魏抑蜀汉，字里行间于曹氏多所宽借，亦不得不曰：“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可知曹操虽有篡汉之心，却未敢妄动，故终其一生，未尝一日为帝。而陈寿《三国志》不仅为曹操立帝纪，言必称公称王称太祖，而且虚誉溢美，过甚其辞。其《武帝纪》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清王夫之论曹操父被杀而操兴兵报仇之事曰：“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九》）如此狂悖之奸雄，寿评竟无一字訾议，曲笔回护，乃至于斯！ 3. 对司马氏的回护。 晋人写三国史，是否敢于直书，关键之关键是看其对司马氏的态度。而赵翼有云：“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廿二史札记》序列了《三国志》为司马氏回护的诸多例证，而《汉晋春秋》佚文恰好提供了若干对照的样本。 譬如在魏、蜀兵争中的讳败夸胜。赵翼举例说：“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郃来救，郃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 这种讳败夸胜，在涉及诸葛亮与司马懿对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如蜀汉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复出祁山伐魏，《魏志⋅明帝纪》仅记曰：“三月，……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再无下文。《蜀志⋅诸葛亮传》亦仅记曰：“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连司马懿名字都没提到。而《汉晋春秋》佚文第36条则以近四百字的篇幅，对这次北伐作了翔实记录，将司马懿受魏帝重托，临阵却但知避战，以致诸将讥其“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仍隐忍不敢出，而终至大败，摹写得细致入微，叙事记言，栩栩如生。 又如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率众十万由斜谷出伐魏，《明帝纪》记曰：“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至八月，“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而《汉晋春秋》佚文第40条则记曰： 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佚文第41条又曰： 亮卒于郭氏坞。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葛马两次正面交锋，《三国志》皆一笔带过，以不了了之。大敌当前，司马懿或一味怯战避让，或竟千里上表请战，诡对诸将，自是十分丢脸的事。承祚讳莫如深，也就见怪不怪。而《汉晋春秋》所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的讥讽，以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民谚，至今脍炙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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