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古代农村乌白旗械斗恶习现象，而且乌旗村相邻的一定是白旗村。在村村相处时，不同旗一般不相互邀请参加活动，当然现在早已经没有这个观念了，村与村之间已经成为睦邻互信了。 “乌白旗”是指近代蔓延于莆、仙两县的农民联乡械斗，其械斗结联范围之广，死伤人命之多，损毁财产、破坏田园庄稼之巨，被官府、地霸、豪绅勒索欺诈之惨，都是骇人听闻的。这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恶习，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封建残酷统治的产物，是对苛捐杂税的抗议。学术界也不断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今文明社会我们要剔除这种糟粕。  乌白旗械斗与林俊起义 清咸丰三年（1853）永春林俊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闽中地区一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林俊起义军在闽中地区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时莆田群众在胜利的鼓舞下，特别乌白旗群众，经过林俊的起义军的组织教育后，也一致认识到官吏腐败苛民，应积极起来响应起义，共同对敌。于是纷纷起来迎接林俊民起义军，迅速向莆仙地区挺进，推毁各地反动基层统治，取得一系列胜利。虽然最后林俊起义军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下去，但莆田乌白旗群众在响应林俊农民起义军时的作用，是值得—记的。  乌白旗械斗史料 关于乌白旗来历，有不同说法。莆田乡绅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中说：兴化的乌白旗始于道光十八、九年，最初随处联合各小乡与大乡斗，后来越联越多，而大乡亦联合起来。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仙游的香田、连江、慈孝三里，“联乡大斗，旗分黑白，而乌白旗之名大著”。此后，有的村落加入乌旗，有的村落加入白旗，“纵五十里，横几百里，亘于莆仙之间，战火不息”。  施鸿葆在《闽杂记》则说：“兴化乌白旗之始，起于仙游洋寨村与溪里村械斗，洋寨有张大帝庙，村人执庙中黑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白旗领斗，亦胜。由是二村相械斗，常分执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乌旗尤强；其俗呼黑为乌，故曰乌旗。”  《枫亭志》另有说法：“道光十八年(1838 年)，发生乌、白旗会众械斗，乌旗派信仰玄天上帝，白旗派信仰圣母娘娘。查乌、白旗的缘起，因乡民奉祀玄天上帝，造有七星黑旗，其俗呼黑为乌，故称乌旗。若遇两乡争斗时，乡民持七星乌旗出阵，指挥得胜。败者则用圣母娘娘的白裙挂在长竿上以抗制之，遂成为乌、白旗派别之始。”  乌白旗械斗实质 乌白旗械斗实质是封建反动的产物，它的发生，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在反动统治的旧社会里，一方面，剥削阶级里的基层当权派，他们不时为了争夺权利和地位而产生了内部矛盾，经常鼓动、欺骗和驱使本基层统治下的群众来为他们利益的争夺进行械斗，这是械斗发生的原因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因长期忍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无情的政治压迫，求生不得，救死不遑，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黑曙的奴隶生活下，有时不免带来了一些“自私”“狭隘”和“浅见”等不良性格。这些不良性格导致了不少社会交际和生活接触中争端的产生。  争端有时虽甚错综复杂，究属内部问题，本可通过协商进行解决，言归于好。但是在旧社会里，上则统治者，下则封建把头、恶霸、流氓等，他们对群众的这些争端，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利用争端，在'权益”、祸辐迷信、家族“荣誉”或地域观念等的借口下，对争端的双方极尽教唆，挑拨、操纵之能事，使争端扩大和复杂；加上反动的上层和地方派系，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这些争端的扩大和复杂，直至酿成械斗，发生命案，然后从中勒索、敲诈。  另外，特务、讼棍、土劣以及一些职业的和事老（郎所谓公亲），则更幸灾乐祸，推波助浪，乘机与封建头子或反动官吏勾结，互相利用，共同分赃。我县械斗所以连续不绝，这是主要根源，因此，我县有械斗事件时，从表面看，参与的双方虽然都是—般农民和若干城市手工业者，但其实质，也是剥削阶级进行其罪惑活动的方式之一。  近百年时间，乌白旗械斗大大小小场次无法具体统计，但引起乌白旗械斗的争端，则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  墟集问题 莆田西天尾、黄石、笏石、江口、北高各镇都有墟集处所。墟场权利如摊位租金、搬运费、沃头租（收费公厕）等收入，常为当地巨乡大姓流氓地霸所占，彼此间分配不均时，常起争闹;争闹得不到解决，各趋极端，就鼓动群众械斗以泄愤，时起时伏，历久不休。 船渡问题 莆田平原以木兰溪划分为南北二洋。两洋交通，除宁海桥外，其他各渡口都设置渡船，供行旅过渡。过渡的地点有三江口、镇前、西洙、东阳、港利及土坂等处，渡船或为一乡所共有，或为一姓所独占，或为连乡所共同经营。如他乡另辟渡口，兜揽客货，就能引起械斗。莆田平原沟渠纵横，除木兰溪有渡口外，其他沟渠亦有。渡船初设时期，这种纠纷无处不有。  沙田问题 沿海的灵川、武盛、奉谷等三里，某些海岸上升的地段，海滩绵延数里或十数里，附近乡民往往种植咸草于海滩上，获利甚厚；经过三五年后，成为子田，报官完税，划归私有。巨乡大姓，恃强凌弱，恣意侵占，讼不得直，发生械斗。往往由于-二乡肇事，终至祸延全里，沿海地区的械斗，多半由此而起。 垦牧问题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从事生产，多为个体经营，常有盗耕牛、争水草、夺水陂、侵间田、占山地、摘果实等小纠纷发生，成为酿成械斗的导火线。 水利问题 乾隆《莆田县志》里，也有一则明代的材料：“弘治十二年，夏秋冬三时不雨，民至无水可食，南北洋争水，有操戈相杀者。”（《县志》卷三十四《祥异》）水利的兴废，关系农田丰歉甚巨。旧时官吏，对水利无规划统筹，任乡民自建，此疆彼界，互不相让，甚至对他人兴修水利，非理阻挠；或借口风水迷信，挟众破坏已建成的工程。更有甚者在上游堵截溪水，导致低田无从得水，发生争执，上下游各乡发生械斗。 蒸尝田 封建社会宗法观念极强。各乡大族都有祠堂，始祖称大宗，支派称小宗，置蒸尝田，收租以供祭祖、修祠、扫坟之用，积累添置，有达数百亩以上的。后因族众愈多，族中出现把头，恃势欺凌邻乡、外姓;亦有大房霸占小房蒸尝。 迎神赛会 岁末节庆，莆田各村普遍举行迎神赛会。神灵巡境，佐以扮装的故事，马队、旗队、铳队，备极热闹。游行路径，乌白旗双方区别甚严，不能越境一步，如果稍为越出境界，势必引起纠纷，发生械斗。亦有在中途设伏，遇对方队伍越境时，开枪拦截，爆发械斗。因迎神迷信的争执引起械斗的几千每年都有。 龙舟 临水乡村，多备置龙舟;端午节及其以后，农事正暇，常举行龙舟竞渡。乌白旗乡的龙舟集于一处，游弋时一有机会，便互相竞赛;胜者眉飞色舞，败者垂头丧气，不慊于心，往往借故生事，械斗立时发生。另一种启衅原因，是各乡互请龙舟挂彩，同派乡村有新置龙舟或重新修缮，必请其划至本乡挂红庆贺，犒以酒肉，以示亲善。龙舟划往时，经过非同派乡村时必须偃旗息鼓，否则必遭拦阻截击，往往酿成械斗。 迷信风水 乡民迷信风水，营坟盖屋时尤盛。坟墓、房屋、水利等地址的选择，方向的确定，往往会被有关的乡村认为对其村风水有碍，发生争端，争之不已，即引起械斗。 调戏妇女 因观剧、看热闹而调戏妇女引起械斗的例子也不少。如清季某年，江口东岳观举行迎神赛会。驻驾塘头村的东庭宫；四方妇孺往观者不少；塘头村个别不良分子，乘机调戏石庭村妇女，事后两乡互相掳殴，引起械斗，自冬至春，死伤甚众，乌白旗各乡相继加入，田园废置甚多，损失殆难数计。因观剧、看热闹而调戏妇女引起械斗的例子亦多。 总之，自清代后期直至整个民国时期的一百多年间，在莆仙地区发生的乌白旗械斗，十分惨烈，给莆仙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地方的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尽管乌白旗的农民曾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参加林俊领导的反清斗争，但仅是昙花一现，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而乌白旗械斗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却十分明显，其惨烈的历史教训也令人警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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