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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传龙老师授权发布！ 祠堂本《西山读书记》的底本、 校本与臆改 王传龙 摘要：宋刊《西山读书记》在清初时已罕见流传，乾隆初年真氏祠堂重镌此书，不仅成为《四库全书》的收录底本，也是有清一代最为通行之本。本文考证祠堂本所据的两种底本，其一为选编本，内容不全；其二为递修本，刷印时间介于元统二年至嘉靖元年之间，且存在大量缺页，而两种底本均缺少乙记下二十二卷。祠堂本变乱底本体例，自行臆补缺页及漫漶文字，尽管声称“集厥采用书目，互相磨校”，但参校之书却只有《四书章句集注》《伊川易传》等寥寥几种，其余数十种引书并未核对。《四库全书》在抄录祠堂本时，并未参校内府所藏的宋刊善本，反而全面沿袭了祠堂本的改窜内容，仅个别字词略有修正。 关键字：真德秀；西山读书记；真西山；真鼎元  《西山读书记》本分甲、乙、丙、丁四记，据开庆元年（1259）门人汤汉《序》称：“《西山先生读书记》惟甲、乙、丁为成书。甲、丁二记，近年三山学官已刊行。乙记上则《大学衍义》是也，其下卷未及缮写而先生没，稿藏于家，学者罕见之。汉来建安，请于先生嗣子仁夫右司，传钞以来，手自校定，厘为二十二卷。”[5]按此，《西山读书记》甲、丁二记在开庆元年之前即由三山学官刻成，乙记下则由汤汉最后校定刊行，而丙记则未有成书。三山为福州别称，今宋本乙记下、丁记卷末皆有“监雕：迪功郎福州福清县县学主学张植；提督：奉议郎通判福州军州事兼西外宗正丞黄岩孙；提督：奉议郎特添差福建安抚司参议官仍厘务涂演”三行题记，可知除甲记、丁记之外，乙记下亦由三山学官负责刊刻事宜，汤汉只是稿本的校订者。乙记上即《大学衍义》一书，此书真德秀于端平元年（1234）献诸朝廷，早已别本单行，习惯上并不包括在《西山读书记》之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载江西巡抚采进本“《读书记》六十一卷”，亦只含甲记三十七卷、乙记下二十二卷、丁记二卷，而不计《大学衍义》，本文准此处理。 宋淳祐七年（1247）王稼称：“郡庠刊《西山读书记》成，学者争诵之。”[6]郡庠即府学，此所谓刊成云云，时间在汤汉传钞之前，故尚不包括乙记下。但乙记下、丁记既然皆由张植等人负责雕刊，则其存板当在一处。按此，《西山读书记》于开庆元年在福州全部刊成之后，板片一直存放于福州府学，一方面因此书体例详明，于先儒授受源流无不胪晰，甚便治学问道，另一方面也因其卷帙浩繁，双行小字注文过多，翻刻实属不易，故自南宋至明代，虽然偶有选刊本出现（如选刊甲记若干卷或单独刊印乙记下），但全本则一直使用此套板片重新修补刷印。笔者所见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处所藏福州刊递修本，主体板片无论字体及板裂状况皆可吻合，可知皆同出一源，惟刷印时间则互有差异。据北京大学、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宋、元、明三朝递修本考察，可以确认《西山读书记》至少有十次补板： 第一次、第二次补刻发生在南宋晚期，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距离初刊时未久。其一，样例如甲记卷二第8页，卷三第29页，卷七第31页，卷八第15、16页等；其二，样例如甲记卷十五第11页等，版心狭窄，无下鱼尾。以上两种补刻板片均于版心最下方记该页字数，与前后板片特异，当为补刊工匠计酬之用。原本刊于福州，字体近柳体字，是典型的闽刻风格，而此两次补板则为工整欧体字，属典型的杭州刻本风格。联系汤汉的仕途履历，开庆元年乙记下刊成之后，其由提举福建常平任上被召为礼部郎官兼太子侍读，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与京城（杭州）两地为宦，很容易让人推出《西山读书记》的板片随汤汉运至杭州国子监，故采用了杭州刻工补刊个别板片的结论。然而这一结论并不可靠，因为杭州国子监的板片入元后储存在西湖书院，但据元代胡师安等人所编《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并未记载收藏《西山读书记》一书及其板片。笔者推测板片自刻成之后始终收藏在福州府学，直至元军攻破杭州之后，南宋小朝廷重新定都福州，大量杭州刻工扈从而至，因而承担了一定量的补板工作。丘浚《大学衍义补》称“尚幸十三经注疏板本尚存于福州府学”，[7]王鏊《震泽长语》亦称“今犹见于十三经注疏，幸闽中尚有其板”，[8]可佐证福州府学直至明代成化年间仍储有大量宋元板片，并未因朝代更迭而迁移毁弃。 元代是补刊重刷的高峰期，有四次补刊在版心下方明确标注了年份，分别为大德五年补刊（样例如乙记下卷一第44页、卷六第50页），大德十年补刊（样例如乙记下卷十七第53页），延祐五年补刊（样例如甲记卷二十七第1、15-24页），元统二年补刊（样例如甲记卷二十六第1、15、18页）。其中延祐五年补刊板片数量最多，可知原板片至此时已出现了大量的损坏。考虑到延祐年间正是元代科举重新开启的时期，不排除这次大规模的补刻活动背后有科举利益的推动。 此外，另有三次补刻未标注年代，但根据板式、字体判断，应当发生在元末明初。其一，样例如甲记卷七第20页，卷三十五第23、26页，字体与前后板片迥然有别，兼之原本为白口，此页则为上黑口，版心最下方又题写刻工姓名“何敬”、“戴添”等。又，样例如甲记卷三十五第24、25页，乙记卷一第69页，上下大黑口，版心最下方题刻工姓名“范”等，与前者略有差异，或为同期不同刻工所补刻板片。其二，样例如甲记卷十七第31、32页，乙记下卷六第63、64、65页，卷十八第19、20页，板式、字体亦皆与原本迥然有别，书名题写在上鱼尾上方，且行文潦草倾斜，一望即知为不善书之工匠所补刻者。其三，样例如乙记下卷七第53页，各种错漏讹字达46处，全书罕见。此页上鱼尾之上记板片字数，下鱼尾之下记刻工名“禾”字，字体也与前后板片特异，应为识字不多的工匠所补。 入明之后，《西山读书记》的板片最终入藏南京国子监。至明代嘉靖元年（1522），板片迎来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补刻，样例如甲记卷三十七第3页、乙记下卷八第65、66页等，皆于上鱼尾上题“嘉靖元年补刊”，下鱼尾之下则记页码和板片字数。嘉靖《南雍志》记载了板片在国子监的储存状况：“《真西山读书记》六十卷，存者二千八百面。……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上《大学衍义》四十三卷、下《读书记》二十二卷，丙缺。”[9]按，“六十卷”当为六十一卷，即甲记、乙记下、丁记之和，因乙记上《大学衍义》别出，未计入卷数。据笔者统计，《西山读书记》正文页面合计二千七百零一面，然则经过嘉靖元年的补刻，此书的板片已基本完整，两千八百面应包括残损的板片与补刻的新版片在内，故存在重复之数。 上述十次补刻活动，仍只是笔者所考辨出的较明显者，此外又有若干板片亦有补刻嫌疑，但因为采用了与底本一致的行款、板式，字体风格亦略相似，故无法下断语。而补板之中，又有一补再补者，譬如甲记卷十第28页，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补即上述杭州刻本风格者，而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此页则为臆补，内容不连贯，属上述“行文潦草倾斜者”。又如甲记卷三十二第24页，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两种版本，但字形及内容却有明显差异（详见下文），可见初次补板之后又有再次补板修正。  真德秀裔孙真鼎元、真元杰遍加搜访，自称“于吴越间迭购古本二，其一则开庆汤汉刊，其一则咸淳乙丑（1265）陈氏所梓”，[10]此二种亦即祠堂本的底本。真氏裔孙并未详细描述古本状况，这也导致后世对祠堂本所采用的底本缺乏了解，进而引发了对祠堂本变乱宋本体例的激烈批评。譬如《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云：“见在盛行祠版，乃以丁记二卷羼入甲记为第三十三、三十四卷，又匀甲记为三十八卷以足四十之数，而乙记下不刊，颠倒遗漏。”[11]类似的批评虽然无误，但若站在真氏裔孙的立场上判断，这却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真氏裔孙所得宋代咸淳乙丑（1265）陈氏所梓之本，今已散佚，无从详考，此前的历代藏书目录中亦从未提及，但据其刊行时间判断，仅在汤汉刊行全本之后六年，此时全本板片并未毁弃（如前所述，全本板片直至明代仍留存于世，总数量超过两千七百片，而且多双行小注，工程庞大），则陈氏所梓当非全本而是选编本，这也正是清代仍可觅得此书，历代却从未记录有另外一套全本的原因。 真氏裔孙所得第二种汤汉所刊古本，虽无具体描述，但笔者仍可大致推断，其所得应当为一残本，且刷印时间应在明代嘉靖之前。《西山读书记》六十一卷全本，在明代中期时已极为罕见。刊行于万历年间的《内阁藏书目录》，记录内阁共收藏《西山读书记》十种，但皆为缺卷残本，其中竟然无一完璧。清代李光地在康熙晚年万寿节时进呈一部《西山读书记》，其札子内称：“真德秀《读书记》乃其平生攻苦积累所成，颇为前儒推重。然访之德秀浦城旧乡，久无此板，故此本皆系前人写补，间亦残缺一二，无从钞足。若禁苑未备此书，似亦可供乙夜之览也。”[12]以李光地重臣之身份，又属进呈皇帝万寿节贺礼，竟犹无从觅得全本，其珍稀之程度可以想见。《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载此内府所藏本，缺丁记，甲记又缺五卷，亦可相佐证。以真氏裔孙之力，要觅得完整之古本，其概率极低。而祠堂本刊行流通之后，《四库全书》又据以抄录，并未觅抄真氏裔孙的两种古本，也可从侧面印证真氏裔孙所得不全。由此可递推，祠堂本未收乙记下二十二卷，盖因底本此部分残缺之故，并非有意为之。从常理而言，真氏等人既为真德秀裔孙，又于康熙时即已开始整理刊行《真西山全集》，自无删削祖先著作而不刻之理。 世传全本《西山读书记》均存在缺页或补板现象，无一例外。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元修本《西山读书记》六十一卷，今所见最晚所补板片标注为元统二年（133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华再造善本》即据此本加以景印（以下简称“再造本”）。再造本卷首有“安乐堂藏书记”“海源阁”“杨绍和曾敬观天禄琳琅秘笈”“东郡宋存书屋珍藏”藏书印，知其曾为怡王府藏书，后归杨氏海源阁，并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洵为珍稀之善本。但再造本仍存在十分严重的缺页现象，据笔者统计，所缺页凡合计二十七板五十四面，个别残缺者（如破洞、缺角等）尚不计在内。今列表如下：
上述大量缺页并非无从弥补，除甲记卷十第4页、卷二十六第15页及卷二十八第23、24页之外，宋、元、明三朝递修本均已补刻板片，与原版行款、内容皆衔接一致。亦即，再造本缺页之中的绝大部分，在明代嘉靖元年已重新补刻板片，补足了原本的内容。再造本另有若干虽然不缺页，但是板裂、漫漶过于严重的页面，三朝递修本也进行了替换。然而据笔者考察，祠堂本并未照录嘉靖时所补刻的板片内容，反而自行臆补缺页，导致大量文字与底本内容不相衔接，甚至连行款、字数都无法对应。譬如再造本甲记卷三十六第12页缺页，台湾“中央”图书馆、北京大学所藏三朝递修本已补刻板片，其于《尚书》正文下引苏轼、朱熹、蔡沈三家之语为双行小注，而祠堂本对应页面为卷四十第2-3页，于《尚书》正文下仅摘取《朱子语类》之语为双行小注，内容、字数皆不合。由此可见，祠堂本所觅得的汤汉序刊之底本，其刷印时间必在明朝嘉靖元年补板之前，但具体又早至何时呢？笔者比勘现存版本文字差异，寻找到一关键例证，或可对此底本的刷印时间精确定位。 甲记卷三十二第24页，由于先后两次补板，造成了细微的文字差异。所补板片版心下皆题“延祐五年刊”及刻工名姓“林”，惟再造本铲削“延祐五年刊”字样，只留有“林”字。今按，同卷第21-24页版心皆题“林”字，而第24页版心、字体不同，然则“林”当为底本原刻工名姓，而非补刊刻工。笔者比勘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叶恭绰旧藏六十一卷本（以下简称“台全本”）与再造本的此页板片，由于再造本重描过板框，故乍看之下似有差异，但细查则文字形态、栏线板裂吻合一致，可知同出一板。台湾“中央”图书馆另藏抱经楼旧藏甲记三十七卷本（以下简称“台甲本”），此页版心亦注明“延祐五年刊”，但台全本、再造本“而美厚复不不常厌足”之“不不”，此本作“尔不”，显然是在重新补板时修正了错讹之处。祠堂本亦作“尔不”，可推知其底本刷印时间应在台全本、再造本之后。再造本最晚的补板时间为元统二年，则祠堂本之底本的刷印时间不会早于此年。又，台甲本即前述三朝递修本，已有嘉靖元年补刊页面，故其刷印时间应晚于祠堂本的底本。概言之，真氏裔孙所得汤汉之刊本，其刷印时间应介于元统二年至嘉靖元年之间，此期内并无较大规模的补雕活动，故其底本仍保留有大量的缺页及漫漶页面。而咸淳乙丑陈氏所梓本既仅为选编，其校勘的作用与价值势必有限。由于所得底本的先天不足，祠堂本既无法刊行乙记下，就只能合刊甲记三十七卷与丁记二卷。而甲记最末一卷原本只有9页，与其他诸卷厚度并不相埒，故祠堂本将甲记三十七卷、丁记二卷重编为四十卷本，至少在卷数上属于十分自然的选择，无足深怪。 祠堂本《重镌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本末后》称：“第汤锓虫晦，陈刷脱简，商之同研李君萼等，集厥采用书目，互相磨校，有证者补，无文仍阙，厘为四十卷，寿之梨枣。”所谓“陈刷脱简”云云，从侧面佐证了笔者之前的结论，其底本应存在大量残缺，而“汤鋟虫晦”之语，似乎底本的保存状况亦不甚佳，困难之上更添障碍。《西山读书记》的主体部分为真德秀杂引诸书原文及注疏，虽有汇集剪裁之功，而缺乏独撰创新之力，若祠堂本真能“集厥采用书目，互相磨校”，则绝大部分残缺、漫漶文字皆有望恢复，兼之“有证者补，无文仍阙”的严谨态度，势必无征不信，文字精确。遗憾的是，笔者在校勘祠堂本文字之后发现，类似的语句是自我吹嘘的套话，祠堂本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改窜与臆补现象，《仪顾堂题跋》谓之“脱落讹谬，几不可读”[13]才更接近实情。 祠堂本在《读书记纲目》之前罗列书稿、对稿、缮正、分阅、覆阅、督梓人士共29人，注明“閤族裔孙重刊”，看似井然有序，实则多为挂名，这也是家刻本中的常见现象。《西山读书记》援引书籍近百种，祠堂本虽然声称“集厥采用书目，互相磨校”，而据笔者详细核对文字异同，发现其所采用的参校之书只有《四书章句集注》《伊川易传》等寥寥几种，其余大量的引书并未核对，甚至常见之书亦多未查阅。举例言之： 甲记卷三十六第24页，底本注文：“正义曰：……凄怆者，谓此等之气，人闻之，情有凄有怆也。百物之精也者，人气扬于上，为昭明；百物之精气，为焄蒿、凄怆。”此处引《礼记正义》之语，但诸本皆残缺“此等之气，人”五字、“为昭明；百物”五字，祠堂本分别臆补为“精神悚然，使人”六字、“神灵光明，人”五字，虽然看似文从字顺，但字数不尽合，文义亦有差异，可见并未核校所引原书。再如，下页所引《礼记正义》“二端既立，谓气也、魄也”，底本残缺“既立”二字、“也、魄”二字，祠堂本分别臆补为“气魄”二字、“其盛也”三字，亦未磨校原书。 甲记卷十七第15页，注文“便是个持气象”，祠堂本臆改“持”字为“持定”二字，而《二程遗书》原文作“持敬”。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理学修行方式上却是迥然分别。卷三十六第11页，注文“周公之金滕，不知命乎？……至诚可以回造化”，底本残缺“知命”、“回造”四字，祠堂本分别臆补为“有命”、“感造”四字，文义亦有差异。此句亦出《二程遗书》，可见祠堂本亦并未核对。 不仅《礼记正义》《二程遗书》这类儒家典籍并未参校，祠堂本甚至连《荀子》等寻常子书也未认真核对，例如甲记卷二十八第20页，注文“偏险而不王”，祠堂本改“王”为“至”，而《荀子》原文则作“正”。 上述的臆补情形在祠堂本中可谓随处可见，故知此本的校勘工作未用实力。底本缺卷、缺页的先天不足，加上后期参校的不够用功，令祠堂本声价减半，难称善本。但从另外的角度考察，凡祠堂本改窜之处，或为底本文字存在残损漫漶，或为底本存在误字，文义不畅，本身确有校勘之必要。祠堂本几乎对所有的类似情形都进行了处理，可见其的确有“全面校对”之事，而且处理之后语意连续，不再影响阅读。但这种所谓的“全面校对”，其手法就是对存在阅读障碍的地方随意臆改，若一字有误，则替换为相近字形，以求字义连贯；若几字有残，则随意增补，以使句意流畅。《西山读书记》本欲充作学者辅佐人君平治天下之书，故针对经书之要旨，不惜字斟句酌，罗列理学诸家异说以反复推敲，力求妥帖公允，而祠堂本看似轻微的字句改窜，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譬如上述“持敬”与“持定”之别，前者敬慎小心，“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君子谦逊求知之法，后者则一心求定，隔绝众缘，不免有近禅之讥。祠堂本的校对不顾忌原文逻辑，又不出校勘记标明所改之处，故而泯灭了臆改之痕迹，若读者不能取前代刊本以比勘文字，则必入其彀。阮元称“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14]恰中祠堂本之病。 祠堂本出现之后，前后多次刷印，比珍稀的宋版递修本更为易得，让大部分清代学者藉此获知了真德秀的正己、谋国之法，但同时也因为臆补、臆改，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而四库馆臣又采纳祠堂本作为底本，将其抄入《四库全书》，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祠堂本的影响力。 如前所述，李光地在康熙晚年已呈进宋刊递修本《西山读书记》，可知此书久藏内府，而嘉庆初年成书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以下简称《后编》）仍录存此书“五函三十六册”，又同时批评祠堂本“乙记下不刊，颠倒遗漏”，然则四库馆臣何以竟选择祠堂本作为底本，而依样进行抄录呢？ 今核宋刊递修本《西山读书记》并未载于乾隆四十年（1776）所编的《天禄琳琅书目》，而直至《后编》始收录，可推知至少在《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此本并未成为皇帝的私人藏品，而仍庋藏于内府之中。《四库全书》收书数千种，所采用底本大量来自内府藏书，递修本《西山读书记》并非四库馆臣无法触及之物，故而选择祠堂本为底本，势必有其他的重要原因。据笔者考证，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其一，内府所藏递修本不完整。李光地献书之时，曾特别说明“间亦残缺一二，无从钞足”，可知此本最初已不甚完整。又据《后编》所载，此本仅存甲记、乙记下，而无丁记。《后编》称“然提督、监雕名列通部之末，似本无丁记，非脱佚也”，则是一明显误断。乙记下卷末的确有提督、监雕之名，但并不能说明乙记下即为全书最末，因为丁记卷末同样有提督、监雕之名，且文字内容一致。盖因《后编》编撰者未见丁记，误以为雕刊题记必在全书之末，而不知乙记下、丁记之末皆有此题记，故悬揣而误。除缺少丁记之外，内府藏本的甲记、乙记下也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后编》记载阙补全卷者有甲记第四、二十、二十一、二十八、二十九卷，此外甲记二十三卷缺第五页，乙记下卷二十一缺第二十、二十一页，可见此本距离完整相去甚远。《四库全书》为敕修大型丛书，受其体例所限，不可能抄录残本入编，故而选择相对完整的祠堂本，亦是自然之理。 其二，存世宋刊递修本皆缺页、漫漶严重，校勘任务繁重。《西山读书记》体量宏巨，转引繁多，而且并未逐一注明原书出处，往往只有“致堂胡氏曰”“南轩张氏曰”等作者提示，甚至只用“又曰”“或曰”等语。由于板片长期刷印，不仅全书缺页严重（如前表所列），还造成了大范围的漫漶字句，识别起来十分困难。若欲选择内府藏本作为底本，四库馆臣不仅需要补全缺卷，还需要逐一考索底本所引原书，比对漫漶字句，才有可能顺利抄录，费时且费工。今核《四库全书》本《西山读书记》卷首题名，总教官、校对官分别为庶吉士或检讨，誊录者则为监生，前者为新科进士，后者则尚未释褐，皆只负责校对、书写文字，而详校官中书孙球、覆勘者刑部郎中许兆椿亦非细致之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议罚所进《四库全书》有讹误者，孙球被记过二十四次；[15]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议罚，许兆椿被记过二十八次，[16]两人各被罚俸三个月。四库馆臣的议罚原则，是检查所抄录文字与底本文字是否一致，每一处讹误则记过一次。在这种运作模式之下，选择文字清晰的祠堂本为底本，不仅工作量相对更低，而且受罚记过的可能性也会大幅下降，显然是符合馆臣切身利益的选择。 其三，祠堂本序文的蒙蔽。雷鋐为祠堂本作序，称“近年先生后裔得善本参校，重付剞劂”，真鼎元、真元杰又称“游学吴越间，叠购古本二”，“集厥采用书目，互相磨校”，造成了一种祠堂本为最善、最精之本的印象。雷鋐出身于翰林院编修，为当世理学名臣，真鼎元等人又为真德秀后裔，这种特殊的身份也令他们的言论显得更有说服力。由于宋刊珍稀难觅，在无法汇集诸本进行比勘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发现祠堂本的错漏之处，故而其本流通甚广。四库馆臣采纳外地进呈的祠堂本作为抄录底本，相比使用内府所藏、康熙帝所留之珍本，要更为简便易行。 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祠堂本最终被选中作为抄录《四库全书》的底本，这虽然并非最佳选择，但亦无可厚非。然而更为不幸的是，据笔者比勘发现，《四库全书》非但没有以内府藏本作为底本，甚至也完全没有参校过内府藏本。内府藏本亦即《后编》所著录之本，今仍有残卷存世，国家图书馆藏甲记卷五至卷八、乙记下卷五，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乙记下卷三，卷前皆钤“天禄琳琅”、“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等印章，知其曾为乾隆皇帝珍玩之物，亦即雷鋐所不得见者，而卷首“朱子儋印”等私人印章亦与《后编》记载相符。内府藏本虽仅剩残卷，但据笔者比勘，此数卷在所见版本中刷印最早、质量最好，其他递修本的部分漫漶字句，内府本仍清晰可辨。譬如甲记卷五第2页，再造本右侧数行漫漶严重，其第六栏“问：程子曰'义□□□□利’，只是当然便安否”，祠堂本臆补为“问：程子曰'物各得所为利’，只是当然便安否”，四库本仍之，而内府本则文字清晰，作“问：程子曰'义安处便为利’，只是当然便安否”。祠堂本臆改之后，虽然字句流畅，但文义全变，而四库本原样抄录，显然并未参校内府藏本。又如再造本同卷第19页，右侧第二栏“□□□从仁义礼智中出”，祠堂本臆补为“形上从仁义礼智中出”，四库本仍之，而内府本则作“百行皆从仁义礼智中出”。祠堂本臆补非但句义全变，而且字数不合，四库本依旧照抄，亦可证其未核对内府藏本。 需要同时强调的是，四库馆臣并非只知照抄祠堂本而全然不作校勘。据笔者比勘祠堂本与四库本，发现四库本改动了部分字词，在质量上略有改进，但这种情形并不算常见。以丁记卷一为例，列表如下：
祠堂本对于底本的改动之处，《四库全书》本几乎皆依样抄录，整卷所改仅有两处，但皆更为准确，与所引原文相符。概言之，四库馆臣在校勘底本时，采用了与祠堂本几乎完全一致的“臆改”方式。凡祠堂本改动之处，若文句通顺，则《四库全书》本依样保留；若文句不畅，则《四库全书》本酌情改字，绝大多数亦是修改为字形、字音相近之字。祠堂本间或有仍缺之处，《四库全书》本亦未核查所引原书补足，依样留缺。譬如祠堂本卷三十五第33页（对应再造本甲记卷三十二第25-26页），共有五处文字残缺，合计残缺38字，《四库全书》本皆注明“中阙”而未补。前三处转引自张耒《书宋齐丘化书》，此篇《苏门六君子文粹》《宋文选》《文章辨体汇选》三书皆收，而此三书皆有《四库全书》本；后二处转引自《朱子语类》，而此书亦有《四库全书》本。四库馆臣竟连本馆所同编之书亦懒于参校，仅一味踵袭而抄录之，可谓不能尽心其事者。祠堂本的影响力本局限于福建一隅，《四库全书》本则将其影响力扩展至全国，是以推波助澜之责实不可逭。 *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福建阳明学者治学与交游研究”（FJ2019B071）的阶段性成果。 [1] 陈栎《定宇集》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脱脱 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63页。 [3] 脱脱 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64页。 [4] 部分图书馆登录有清康熙真氏祠堂刊本《西山读书记》，属于误载。清康熙时所刊为《真西山全集》，并非《西山读书记》。乾隆四年，真鼎元、真元杰刊成《西山读书记》之后，后人将之附入《真西山全集》中，作为丛书之一种，因而造成了存在康熙刊本的假象。祠堂本《西山读书记》卷首有真鼎元、真元杰所撰《重镌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本末后》，叙述此书刊刻经过甚详，可相佐证。另外，祠堂本封面页题“乾隆四年重镌”，但卷首雷鋐《重刻真西山先生读书记序》落款时间为乾隆八年，故亦有部分图书馆登录为乾隆八年刊本。此序当为后刷时增入，乾隆四年、乾隆八年实为同一刊本。 [5]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开庆元年（1259）福州官刻元修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按，下文所引《西山读书记》文字，除特别注明出处者，皆据此本录入，不再一一注明。 [6] 王稼《序》，载陈淳《北溪字义》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三年（1508）寿藩刻本。 [7] 邱浚《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 1999年，第806页。 [8] 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第1页。 [9] 黄佐《南雍志》卷十八，民国二十年（1931）影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增修本，第33页。 [10] 真鼎元、真元杰《重镌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本末后》，载《读书记》卷首，北京大学藏乾隆四年（1739）真氏祠堂刊本。 [11] 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清光绪刊本，第11页。 [12] 李光地《榕村集》卷三十一《万寿节进书札子》，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96页。 [14]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四部丛刊》景清道光本，第17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7年，第1634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7年，第1755页。 【作者简介】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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