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陵发掘纪实（上）

定陵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竣工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耗白银8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的赋税总收入。其地下建筑有玄宫；地上建筑有宝城、明楼、棱恩殿、棱恩门、左右廊庑、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占地约180000平方米。1956年至1958年，我国政府组织考古工作者对定陵地下玄宫进行发掘，出土文物近3000件。1959年在原址建立定陵博物馆。定陵以气势恢宏的地面建筑、高大神秘的地下宫殿、旷世绝伦的文物珍宝闻名世界。

周总理批准发掘明陵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起草。吴晗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对明史颇有研究，早有发掘十三陵的打算，只是由于战争频仍，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如愿。随着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开展，考古工作也卓有成效的开展起来，一批考古新人也在成长，吴晗觉得发掘明陵是时候了，于是联合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文化名人，写下了这份报告。

吴晗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准主管文化事业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然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对发掘明陵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尽管我国的发掘工作早在20年代就已经起步，有着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北京猿人化石等经验，但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发掘皇陵这样巨大的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必须慎重。

左：郑振铎；右：夏鼐

双方意见不一，究竟是发掘与否，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5天之后，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上挥毫签字：“同意发掘”。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5年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成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王昆仑、《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委员会下设一个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共9人，具体从事发掘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年仅28岁的赵其昌任队长，白万玉任副队长。

从发掘长陵到发掘定陵

一切准备就绪，工作队便开始了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赵其昌带着队员们携带各种考古工具，冒着纷飞的雪花，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位于北京市郊区昌平县天寿山十三陵的长陵后，在宝城、宝顶上进行勘探。我国从周代起，墓上就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发掘明陵是我国有组织的用考古学方法，对皇陵的第一次科学发掘，而不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的野蛮发掘。勘探的目的是要找到通往地宫的隧道，有条不紊的保持陵墓及墓内棺椁、古物完好的前提下进入玄宫。偌大个皇陵，地宫入口究竟在哪？考古队员们在宝城、宝顶上勘探多日，毫无结果。

冬去春来，转眼又是一个年头。鉴于长陵勘探毫无线索，发掘委员会决定先挖一个小的陵，等有经验后再挖长陵，于是发掘的目标转向献陵。献陵埋葬的是朱棣的长子仁宗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然而，工作队员们经过近半个月的勘探仍无所获，没有找到地宫入口的蛛丝马迹。经夏鼐、郑振铎等研究，又决定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定陵建成至今仅300多年，其规模仅次于长陵，曾遭受过3次大火，地面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其中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逼近京城时，从柳沟入德胜门，攻下十三陵，焚烧了十三陵大殿，捣毁了定陵、庆陵、德陵城墙与城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清军入关后，又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定陵和德陵。由于定陵明楼坚固，得以保存，长陵的棱恩殿也因坚固而存世。

从发掘长陵到发掘献陵再到发掘定陵，明陵的发掘可谓一波三折。然而，当考古人员的铁铲一旦移到定陵，就在那里定格了。因为一个城墙黑洞的发现，揭开了通往地下玄宫的秘密。一天，当队员们转悠到宝城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没有梯子，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经观察，这个洞口好像是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出可辩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跃。后来经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定陵的入口终于找到了，工作队便全力投入定陵的发掘工作。由于发掘工作量大，发掘委员会雇请了十三陵周围村庄的61个村民。

1956年5月17日，发掘定陵的工程正式开始。首先是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外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探沟，目的是摸摸地下情况。按照工作队用绳子做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铲出黄土，再把翻起的土小心的装入筐中运往远处。两个小时后，宝城内侧砌的石条暴露出来，在一块石条前，有个民工忽然惊异的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大家循声而至，只见石条上露出3个雕刻粗浅的字迹：“隧道门”。吴晗和夏鼐闻讯后驱车赶到工地，一致作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入口”的结论。果然未出他们所料，10多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个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个由砖墙构成的通道便是史书记载的通向皇陵的第一条隧道---砖隧道。不久，在“隧道门”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城砖起券的大门。发掘人员为保证陵内的安全，因而没有将此门拆通，竟使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碣，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溜过了，致使在以后的发掘中走了一些弯路。

发现通往地下玄宫的“钥匙”

为了更多暴露地下情况，工作队决定在定陵明楼后再挖一条长30米、宽10米的探沟。在第二条探沟开挖一个月后，由于无新线索出现，加之发掘工作枯燥单调，不仅民工的挖掘热情急剧下降，而且有些工作人员也情绪低落。在一个雷雨天，当地农民谷永中、周福林、张利三人跑到长陵棱恩殿避雨，谷永中靠在殿内左侧的大殿柱子上，周、张二人坐在大殿的地上。这时一声雷响，把谷靠的柱子劈倒，谷当场死亡，周、张受伤。与此同时，定陵明楼前檐右角上的琉璃瓦兽也被雷击落在地。触景生情，民工们一个个神情紧张、议论纷纷：“怕是皇帝显灵了呢！”“这是皇帝对咱们的警告！”“皇家的陵墓怎好随便挖掘”一年长的民工突然扑通跪在明楼前。磕头作揖，痛说自己的“罪过”。雨住后，裕陵村一个中年妇女去草垛拿草时，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家人立即请来一个神婆，神婆从腰中取出一根半寸多长的银针，在口中沾些唾液，照准中年妇女的人中穴猛力扎去，中年妇女怪叫一声蹦将起来，然后拨开人群，向大街奔去，边跑边喊：“不是我的错，是定陵里来了一伙人，要掘我的老窝，我呆不下去了，哎呀救救我，救救我...”老乡们说这是中了“撞克”，叫皇帝的鬼魂给缠住了。

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件事，无疑给发掘工作尤其是民工的情绪造成巨大影响。民工中有的找借口溜了，有的干脆不来了，即使是没走的也懒懒散散。发掘工作陷入了困境。队长赵其昌、副队长白万玉苦口婆心的做民工们的思想工作，终于稳定了民心，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针对前段的发掘情况，夏鼐决定加深探沟。一天，民工栾世海刨出了一块长约一尺许、宽约半尺的石头，上面刻有：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块小石碑后来被捧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的钥匙”。找到了地宫的坐标，工作队员和民工们顿时欢腾起来，数月来积压在人们心中的郁闷、谜团终于散开。第二天，民工们自动做了个木套，把这块关键时刻给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的原地保护起来。40多年后的今天，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安然无恙的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里，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

金刚墙是地宫的防护墙，墙后便是地下玄宫，可以说，找到了金刚墙，就是找到了地宫。如果小石碑记载准确，说明再往前挖16丈，深3尺5丈，就是金刚墙了。小石碑的发现，增添了发掘人员的工作劲头，探沟进度加快。为了使发掘后出土的地宫文物能抢在一个不冷不热、气候又比较湿润的季节完成、整理、修复、保护等工作，发掘委员会从京城租用了一台卷扬机，又用了几个小矿车，安上小铁轨，这样出土的进度就大大加快了。与此同时，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人朱欣陶也来到工地，协助工作队的工作并着手筹备建立定陵博物馆。

正当发掘人员按小石碑所指方向劲头十足的挖掘时，一道难题又摆在他们面前：从隧道门一直探寻的砖隧道中断了。按理说，顺着砖隧道应能找到入口，但隧道为什么到此中断了呢。要想解开这个疑团，还必须向里探寻。于是工作队决定按小石碑指的方位再开一条探沟。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向西开的第三条探沟开挖不久便发现两道东西走向的石墙。两墙南北相隔8米，用花斑石条砌成，由1层至17层向西斜下，全长40米，这便是较砖隧道更高一档次的“石隧道”。找到了石隧道，说明离地宫不远了。果然，到了石隧道尽头，出现了一道横贯南北由明砖砌起的大墙。墙高8.8米，厚1.6米，厚厚的墙基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端有黄色琉璃瓦檐，这就是小石碑、小石碣所记载的“金刚墙”。金刚墙的中央是一个“圭”形的砖砌门券，上窄下宽，由于陵道填土多年的侧压力，它向里凹进去约两厘米多。“圭”行门券上的砌砖没有用灰浆，这对发掘人员拆墙提供了便利。可以断定。进入“圭”形门券，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宫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

从1956年5月17日工作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刚墙的封土，正好是一周年。金刚墙的发现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大批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一睹金刚墙的雄姿。敏感的记者们手持采访本、照相机也随之拥来。面对此情，长陵发掘委员会做出决定：“除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在定陵现场拍摄外其他新闻单位的采访一律谢绝。”受到特别关照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不失时机地派人员前来拍摄打开地下玄宫前后的珍贵镜头。

探进神秘的地宫

地下玄宫就在眼前，发掘人员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一年多艰苦的发掘工作总算有了结果；紧张的是地宫幽深莫测。在到达金刚墙之前，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发掘民工中流传，说什么陵内有飞刀、暗箭、毒气、陷阱，人下去必死无疑。在金刚墙发现10天之内，一个身穿破衣、头戴苇笠的老头，悄悄的出现在工地一角，极为神秘的对民工说：“我家藏有祖传陵谱，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飘着一只小船，要想见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必须踏舟而过，有一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条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着才能成功，不然必得丧命...”

民间的传闻、野史的记载、神秘的老者...构成了一个个谜团，在发掘人员心中滚动。长陵发掘委员会认为陷阱、暗器之说恐怕不成立，定陵建成已三百多年，即使有这些防护设施，也早失灵了。至于说陵墓里预先就放有毒气，那是夸大的传说，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掌握化学的毒气。但地宫里的防腐等材料肯定不会少，光凭这大陵300多年的历史，里面的气体对人体多少会有些毒害。为稳定发掘现场情绪，郭沫若、吴晗、邓拓、郑振铎先后来到发掘现场并告诫工作人员：“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要做好妥善准备，以保证人身与文物的绝对安全。”学医出身的郭沫若还嘱咐大家：“古墓有尸毒，你们千万注意。”为具体防范进入地宫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危险情况，发掘委员会为工作队配备了防毒面具、马灯、矿井安全帽、胶皮手套、福尔马林等。并接受了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的意见，为躲过探沟内极不均匀的阳光，将打开金刚墙的时间定在了晚上。

金刚墙的拆除工作马上开始了，发掘人员都带上防毒面具，两名工作人员提着马灯顺着梯子爬到“圭”形券门顶端，开始往外抽一块重达48斤的墙砖，由于砖没有用灰浆砌筑，故抽动并不废太大劲。砖抽出来了，里面并没有暗箭、乱石之类射出，只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从洞口“哧哧”的窜出，一直窜了好久。待洞里的气味排完后，大家又继续拆门券，拆到第15层时，洞口已有两米多高了，夏鼐宣布停止抽拆。

为让洞里的有害气体彻底排出，发掘人员并没有立即进洞，晾了一天。为慎重起见，进洞之前，白万玉让一民工到昭陵村买来一条狗，想把它放进去试试，看看有没有暗箭、陷阱、毒气之类。赵其昌说，狗进去了反而会把里面的东西刨坏。白万玉又让队员去买来一只大公鸡。爬上竹梯从洞口把它扔下去，结果，里面黑，洞口外亮，它又从洞口飞了出来。无奈，赵其昌、白万玉两位队长决定让队员庞中威进洞。于是庞中威戴好防毒面具，提着马灯，从拆开的洞口下去了。为防万一，白万玉将一根长绳的一头系在庞中威的腰上，另一头由洞口的人攥着。庞下去后，用马灯照路，马灯在洞里暗如豆火，他只好用手电筒照。脚落之处，有“嗦嗦”的声响，他顺电光一看，原来是石条铺的地上散落着腐木板、绳索之类。往前走了几步，既无飞刀暗箭，也无陷阱之类，于是他向洞口射出一道电光，这是事先定好的洞内平安无事的信号。见信号后，夏鼐带着队员们戴好防毒面罩下到洞里去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也跟着进洞拍摄。

这是一个呈长方形的墓道券，队员们在偌大个墓道里摸索前行，脚下的“嗦嗦”声更响。蓦地，队员刘精义和冼自强几乎是同时喊道：“地宫门！”顺着电光，只见两扇洁白如玉的巨大石门突兀而现，高高的矗立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