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或花落——状元杨升庵的诗意才情与颠沛人生蒋开磊 许久以来，我一直试图去真正品味一个人。 他得恩于朝廷，却蓄意冲撞了帝王；他才高八斗、文采飞扬，却忘情于山水，颠沛于南疆；他生前衣食难撑，终老不得还乡，死后却被追谥为“文宪”，诗词至今为人传唱。他，就是明代“风雨”状元、大明三百年来“第一文人”杨升庵。 状元杨升庵被“谪戍永昌”对他来说是仕途上的大不幸，但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来说，却是其个人在文学文化史上的大幸运，也是云南文化史甚至整个明代文化史上的大幸运。假使时间只停留在杨升庵生活的那个年代，他因仕途的羁傲与多舛而徒增了许多人生的不幸和慨叹。但，当后世的人们把他的一生与才情放置到历史的长河中，这才真正发现，他的人生价值、人文价值、文学价值都显得尤其重要且难能可贵，他在历史时空长河中的人文价值尤其历久弥新。事实上，正是他那羁傲的性格和多舛的命运才使得他的人生颠沛流离、傲骨常抒、才情常青，才让他的诗文更接地气、粘泥土、带露珠，才会有这沧桑老辣的人生感悟和力透纸背的世间悲悯才情。 杨升庵，名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中期权臣少师杨廷和之子。明正德六年（1511年），时年二十四岁时，进士第一，御题状元，授翰林修撰，充经筵讲官。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无子无嗣的荒唐武宗正德帝薨，堂堂大明帝王之家就这样突然断了香火，国无承接。值此时局之下，依制议礼，按开国帝王朱元璋“兄终弟及”的祖训，朝廷重臣、太师杨廷和等在正德托孤之时代为起草诏书，诏其亲堂弟，兴献王（正德帝亲叔）之子朱厚熜承袭皇位，称帝号为世宗，改年号为嘉靖。 “自古帝王家天下”。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大明历史上，嘉靖皇帝是一个把“帝王权术”玩弄到了极致的政治强人。只可惜，当时包括少师杨廷和、状元杨慎在内的一档宫廷旧臣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持律而谏、因循守正，逆帝意而为之，致使抵制帝王的巨大风险随之而来。明世宗嘉靖帝即位后的第六天即下令礼官集体商议其父“兴献王”的封号，并由此而引发了明代中期最著名的“议大礼”之争。 明代，是一个封建王权极尽苛刻的朝代。此次议礼，以首辅大臣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们为维持宗室大宗不绝，引经据典，认为世宗朱厚熜应过继给武宗之父即弘治帝朱佑樘，称弘治帝为皇考，而以生父朱佑杬（朱佑樘之弟）为皇叔父。嘉靖帝对此极为不满，要求择日另议。七月，经皇室私下授意，新科观政进士张璁等人上《正典礼疏》，主张嘉靖帝继统不继嗣，朱厚熜应尊崇所生，为生父兴献王立庙京师，加称“兴献帝”。此疏深合世宗心意，朱厚熜得疏后，当即召见群臣，下令尊己父为“兴献帝”。此时此刻，众多因循旧礼的托孤重臣、朝政首辅，包括杨廷和、毛澄等人在内，仍持律严拒，多次送回皇帝诏令。这一年，因世宗新位，根基未稳，在群臣一致的反对声中，嘉靖帝只能暂且让步，下诏把新科进士张璁等人贬出京师。 嘉靖三年，世宗朱厚熜的地位已日趋稳固，此时此刻，被贬为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此时已非彼时，此景已绝非前事，世宗得疏后便当即诏此二人入京，委为翰林学士，负责礼仪事项。张璁、桂萼借机上疏，驳杨廷和等人的议礼之失，请正大礼。旧臣杨廷和已因屡持异议早为世宗所不满，他被迫请辞。与此同时，朝中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皆具疏反对，议礼两派针锋相对，世宗左右不下，满朝大哗，群情汹汹。七月十五日，早朝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与翰林编修杨慎（杨廷和之子）等便集合朝中官员共二百余人，由辰时至午时跪于左顺门前，吁请世宗收回“皇考”成命。世宗大怒，遣锦衣卫逮学士丰熙，给事张翀、毛玉等八人，杨慎等仍撼门大哭，声震阙廷。世宗愈加气恼，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令余八十四人姑且待罪。次日，一百八十余人受杖，编修王相、给事毛玉等十八人被杖死。九月颁诏，定称其父尊号为“皇考恭穆兴献帝”，称孝宗弘治帝为“皇伯考”。 “左顺门事件”是“议大礼”的转折点，此后朝臣多依违顺旨，张璁等人所议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等礼仪，均得以顺利实现。新入主的嘉靖皇帝就这样利用“议大礼”事件，强势树立了帝王的权威。而权臣杨廷和等则被革职为民，告老还乡；其子状元杨慎在廷杖未死之后接着又被谪戍永昌，时年三十六岁。自此之后的三十余年间，杨慎终其一生未得归朝，亦未获允返乡，直至七十二岁时猝死贬所。 后来的史实证明，世宗朱厚熜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在皇统问题上“始而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其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佑杬的尊号。究其实质，世宗嘉靖皇帝的目的并非真正孝顺生父，而是他作为藩王入主皇宫称帝之后，因其对帝位的得来并不自信，于是便利用“议大礼”事件为自己入主皇宫而洞察臣情、确立皇权作一次基本测试，目的是为这个原本“捡来的”帝位强基固本。嘉靖皇帝通过议礼之争，打击了杨廷和等一批先朝阁臣和部分言官，启用了部分新科进士和拥护帝王主张的人臣，皆在确立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其对帝王术的运用充分体现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强基固本，唯我所用”的基本特点。由此看来，嘉靖皇帝十四岁入主皇宫，在位四十五年，其穷尽一生只为修丹练道，自称“嘉靖道长”，以祈福长生不老。而他在宫女弑君未遂案之后甚至不理朝政二十五年，但其利用宦官、权臣、秘探和锦衣卫“互监互治”下的大明江山却依然稳稳当当、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得不说，他绝对是一个“帝王权术”的游戏大师，他的“权术”手法炉火纯青、老辣干练。他用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忠诚”加“告密”。而在排斥异己方面，他则是目不揉沙、针不过缝、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以至于，在议大礼事件过去三十多年后，都已成耄耋老人的杨升庵“回乡省亲”事件再次被地方官员告发之后，他仍然记仇在心，龙颜不悦，愤而问之：“他还没死？”怒而批之：“遣返戍地，终世不得还乡。”也因此让时年已七十二岁的濒死之人杨升庵，在他因病临终前只身躺在滇池边上的“碧峣精舍”中愤而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他至死还在抱憾，并悲愤地叙述了自己因病归蜀，途中遭人告发，后仍被遣返回戍地的痛苦和哀叹。 世间之事，多情总被无情误，自古绝情帝王家。叹只叹，一代状元杨升庵，其取名为“慎”，可在对待自身仕途及揣摩帝王心意方面却因循守正，不懂圆润，从而导致了仕途上的不“慎”，最终充军永昌，并终生颠沛于南疆。其前半生在识礼议体、守责卫道的人生仕途中，仅只看到了“封建礼教”这把达摩克利斯神剑四周的光环，却忽略了它的锋利与残忍，并最终成为了“纲常”的牺牲品、“卫道”的失败者。但事实上，也正是明代这样一个痴情的文人和多才的学者，才成就了历史上宫廷中的所谓“礼”与“仪”的辨识；才成就了个人在封建传统中尊崇“纲常”还是遵循“内心”的辨识，才成就了从宫廷“状元”流落到民间而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学“大师”的辨识。 入仕为官，出仕为文——状元杨升庵的人生，正是在这“出仕”与“入仕”间写就了他一生的悲壮与才情，写就了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悲情与豪迈。在人生的前半程中，他顺风顺水、及第登科；在人生的后半程，他生活上披荆斩棘、波澜不惊，文艺上却惊涛拍浪、体恤民情。他凭借人生阅历和文学巨献被后世称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大明“三百年来第一文人”，也被后世皇家帝王谥尊号为“文宪”。由此看来，在他的人生当中，真正的社会贡献并非是前半程的官样诗文，而是在人生的后半程中，在他经历了发配边疆、体察民情、感悟历史之后的诗文沉思和历史感怀，这种拍岸惊魂的起落人生，带着我们感受到了世事无常、人情冷暖、沉沉浮浮、花开花落，同时又为我们树立起了历史上感悟最深、体恤最丰、最为真挚的“悯民诗文”的伟大丰碑。 杨升庵毕生著述四百余种，今存一百五十余种，被后人辑为《升庵集》。《明史》称其为“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他不仅在经、史、诗、文、词曲等方面有较高造诣，而且在医药、民俗、金石、书画、植物、动物、天文、地理等方面都有大量著作留存于后世。其作品文学类有《升庵诗话》《升庵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艺林伐山》《绝句衍义》《廿一史弹词》《古今风谣》等；经史类有《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等；音韵学有《古音》《丹铅》《六书博证》等；史地类有《六诏野史》《滇载记》《滇程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等；还有训诂、医学、天文、金石、书画、音乐、戏剧、花卉等多个门类著作，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明代文化大家。 杨升庵三十六岁谪戍永昌，同样在保山谪居了三十六年。他人生的前半程，书写的是科考与公文；后半程，书写的却是史籍与诗文。其诗文作品既寄情于山水，又写意于人生；既愤慨了现实，又抒怀于当下；既抒写了温情，又表达了哀怨。诗文之中，时而与乡绅好友和词，时而为劳苦大众鸣冤，时而体悟了人生的伤痛，时而极尽了哲思的表达。这种身怀悲悯、感怀世事、贴近民意、体悟灵魂、富有哲思的艺术表达，使得他的文学造诣和人生感悟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彻底的升华，以至于到达了时代人文的巅峰，直至多数诗词歌文至今为后世传唱。 事实上，当身怀悲壮的杨升庵只身被捉押着踏入同样险峻壮美的滇西大地之时，状元的情怀在政治风云的情感交错中深切地体悟到了皇宫政治的狭隘，体悟到了朝廷吏治的腐败。但当他作为充军囚徒走出宫廷，越过长江，踏上壮美的滇西高原之后，其又真真实实地体验到了边地山川的广阔与博大，体验到了边地人民的真诚与质朴，在他与地方学士文人的交往中，他倾心于体察民情，倾心于坊间讲学和诗词吟唱。这种强烈的人生反差、人性反差促使杨升庵这个“最有文化的外乡人”在当地乡绅与文友的帮助下，很快就安定下来，从容起来，调整过来，释怀开来。他最终走出了政治阴霾，走入了民间疾苦，走向了释怀与沉思，从人生的低落徘徊处走向了文人的雄浑与激昂。 他寄情于山水，所到之处“穷尽山川以抒怀”。如在《南枝曲》中，其以生在“穷山绝顶”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来“喻己”，抒发绝壁求生、孤芳傲骨的独立情怀。在《山茶花》中，他盛赞山茶不畏严寒霜降，用“绿叶红英斗雪开”来吟咏自己正直无私的人格理想。在《出郊》中，他用“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来形容滇西高原的田园美景；用“白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来形容自己作为外来文人的清白与从容，他在褒扬滇西高原大地的生机与葱绿的同时，抒发了自己作为外乡文人的圣洁与清高。他巧誉云南风光，抒写祖国河山，借景以抒怀，抒怀而表意。如在《海风行》中写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写的是山水之气势，书的是雷霆万钧之雄伟。在《龙关歌》中描绘洱海之夜色：“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在《夜宿泸山》中描写西昌：“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在滇池边上的西山华亭寺中，他书下长联：“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外；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他描写昆明的气候“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并由此而成为了雅称昆明为“春城”的第一文人。他的写作，他的诗文，山水惊于天地间，豪情发自宁静处；诗书画于柔纸中，诚挚写在时空外。 他悲悯于大地，所见过往“皆为民请命”。杨升庵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封建朝纲由盛走衰的时代，其典型的特征就是朝纲混乱、皇室任性、阉党专权、百姓受苦。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地方官员擅权掠财、坊间思想混乱多元、官方无视民间疾苦、万千百姓民不聊生等等。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当杨升庵的人生从为“皇考”呼转而变成了为“民运”呼之后，一代状元才真正体验到了四季山川的更替，体验到了世间万民的疾苦。曾经，他吁“大礼”，是为了纲常；现在，他吁“民生”，却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体恤与真情。自从状元杨升庵走出了宫廷，走入了民间，在他深入生活、体验世事沧桑的历程中，他已不再是那个“纲常”的维护者，而是一个真正的“民生”呼吁者。其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文采、悲悯的情怀，与其命运的蹭蹬、思想的跌宕、情愫的丰富等因素相依相衔，并通过他的思绪，把世间世事和民生疾苦毫不保留地抒写在现实文笔的嘤咽之中，筑就了封建时代“悯民诗文”的伟大丰碑。他梳理和编撰了《风雅广逸篇（七卷）》，专门为人民疾苦鼓与呼。其中《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滇池海口而占田肥私的丑恶行径。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在《击壤图》中，他书道：“陶唐天子调八风，凤仪兽舞明廷中。谁知鼓腹行歌者，复有山中击壤翁。”在《燕麦谣》中书道：“马牙冰，满林白，损我苦荞伤燕麦。甲子阴，鸟无食，山头农甸心客。荒眼，双流血。腊马躜，春牛吼。癞象来，穷军走，括金使者空城守。”充分描绘了绝粮绝收条件下的民间世态。在《观刈稻纪谚》中，他替老农吟唱：“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在《层台驿》中泣血而书：“陡坡千百磴，破店两三家。湿灶薪无焰，硗田饭有沙。瘦兵宵泣血，猛虎昼磨牙。行路难如此，羁愁一倍加。”在永昌戍地，他和乡绅文人张含看到了永昌大地上连年不断的“玉石之祸”，含泪应和张含的《宝石谣》而作《宝井篇》：“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那种体察民情、深度悯民的为民情怀，书尽了人间凄婉，击缶悲歌，荡气回肠。 他思乡思归，字字句句“乡愁别绪在心田”。状元杨升庵谪居永昌三十载，其生命中的最后六年又隐归于滇池西山高峣毛氏同僚的家祠之中，因此，其“思乡”与“怀归”就时常成为了他感怀诗词的不二主题，这些诗句大多数凄婉多情、悲伤感怀，初闻涕泪满衣襟。最初，他在被谪戍入滇之时，夫人黄娥伴阖家到江陵话别，朔风飞雪中，二人相拥而泣，身为充军囚徒的杨升庵悲作《江陵别内》：“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夫人黄娥悲愤别夫归蜀途中又应和而作散曲：“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回四川独居期间，黄娥再作散曲：“晴雨酿春寒，见繁花树树，残泥涂满眼。登临倦，江流几湾？”抒发了夜夜思君的凄苦与愁盼。此去经年之后，杨升庵在充军服役途中少得归家。嘉靖八年，因父亲杨廷和去世，他得以请假归蜀服孝，其间，途中作《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朓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又作《早发解州》：“旅宿先鸦起，归心与雁争。冰霜残腊路，花柳上春城。”抒发其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办完父亲丧事之后，在朝廷官员的一再催促下，杨升庵只能抱憾回滇，其在别亲返回谪戍地时，又作《宿金沙江》：“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表达其往返滇川的愁情之苦、乡思之浓，让人肝肠寸断。又是此去经年，夫人黄娥盼夫归蜀，连寄家书，其在《寄夫》中书道：“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怜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随后又书《寄升庵·调黄莺儿》：“云山几盘？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当无数次由盼望转为失望之后，黄娥最后在《寄升庵》一诗中叹道：“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面对此情此景，同样被谪戍在永昌的困囚杨升庵，以《拟青青河畔草》借景抒怀：“云间有孤雁，附书自乡县。翩翩欲下来，闻弦却惊散。草青雁北飞，草枯雁南归。雁飞有归时，征人无还期。”正是这样无比凄苦的分离，让一代状元杨升庵的一生都沉浸在思乡与思念的离愁别绪中。直到晚年，当他面对晚烛枯灯时，仍用《转应曲·银烛》抒怀唱道：“银烛。银烛。锦帐罗帏影独。离人无语消魂。细雨斜风掩门。门掩。门掩。数尽寒城更点。”在现实中，杨升庵身处的真实场景就是这样：面对着残烛晚年，细雨斜风，原本只是“卫道”纲常的才情状元杨升庵，因帝王的绝情与狭隘，到头来，只落得人老影单，身病志残，不可返乡，而最终老卒于贬所——这是一场怎样悲壮而凄凉的颠沛人生？ 他感悟人生世事，让思绪的跌宕“嘤咽于词藻之外”。或许是因为科考高中“状元”，或许是因为充军谪戍边疆，杨升庵的许多诗词穿透了历史，凝练着沧桑，撼动了时空，拷问着灵魂，激荡着思想，词句间传递出的意境总能直达人们的心灵，直抵灵魂最深处。站在杨升庵所处的时代上看，有明一代，始终是一个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文风盛行的封建时代，万事万物“八股”遵章，中规中矩，复古呆板。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状元杨升庵因政治上的剥离而能撇开“学研式”文法垒壁，广泛吸纳魏晋六朝、宋词元曲的多元文风，对文、词、诗、书、赋、散曲、杂剧、弹词等都多有涉猎和广泛吸纳，通过“手法创新”形成了“清新浓烈、瑰丽婉至”的独立诗词文风。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一直被后世所广为传唱的《廿一史弹词·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从词曲风格上看，这是一首咏史词，又是一曲抒情词。其借叙述历史的兴亡抒发了人生的慨叹，高亢中饱含着深沉，豪放中略带有含蓄，抒怀中又富含有思辨。从全词看来，这既是历史的写照，又是世事沧桑的写照，更是杨升庵颠沛人生的自我写照，同时还是沿江观景的现实场景写照和世事沧桑的真实体悟，整体词句既书写了历史，又照见了现实，既写意了场景，又抒发了感怀。诗词中的那种历史思辨、世事拷问，既慷慨悲壮，又荡气回肠，至今诵来总能让人感怀到历史的高远和人生的苍茫。也因此，这首词总能唤起读者们“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沉思和“时光逝者如斯夫”的恍然顿悟，是一首至今广为传诵的绝妙好词。 杨升庵一生当中类似这种感悟历史时空和抒发对人性思考的诗词很多。如《寒垣鹧鸪词》中书：“秦时明月玉弓悬，汉塞黄河锦带连。都护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甘泉。莺闺燕阁年三五，马邑龙堆路十千。谁起东山安石卧，为君谈笑静烽烟。”又如，在《咏史》中写道：“月仗云门五彩球，御前争赌最先筹。须臾赢得西川印，便脱青衣拥碧油。”他用这种亲身经历过的世事无常，描写朝臣在帝王治下“伴君如伴虎”的多舛和险恶，主张少计较眼前的得失，把个人的命运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客观评判。再如，在《三岔驿》一诗中写道：“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这词中意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驿站的十字路口，目睹朝来暮往的人流，感受熙熙攘攘的名利场景，品味“短亭流长”的别样人生。在《敦煌乐》中，他借史以抒怀：“角声吹彻腊梅，胡云遥接秦霞。白雁西风紫塞，皂雕落日黄沙。汉使牧羊旌节，阏氐上马琵琶。梦里身回云阙，觉来泪满天涯。”我们至今无法得知，半生为囚的杨升庵是否有机会造访过敦煌，但就凭这首“敦煌”乐曲，其近写腊梅号角，远写胡云秦霞；上溯苏武牧羊，下叙阏氐琵琶，最终却落得“觉来泪满天涯”。身为充军戍卒的杨升庵，其驻足在永昌太保山下的五米陋室中，面对着斜门寒风、满天星空，遥看历史，一声长叹，曾记否，曾经的少年，身居宫阙，博览群书，声震阙宇，意气风发。而如今，却因了卫道纲常而流落他乡，形单影只，空生华发，两相比较，怎不教人“泪满天涯”？类似这种借古喻今、写景而又抒情的佳作，无不表露着对历史的思考和人生的参悟，让杨升庵这颠沛流离的起浮人生更加具有历史的渗透力、生命的感悟力和人文的说服力。 他体悟文词创新，把毕生诗文采揽于“桑间濮上”。纵观杨升庵一生的诗文，他既遵循文理章法，又注重意境写画，同时还广采民歌之长，以延展小曲之意，让曲、牌、调、文、词等的写作手法和诗词意境总能出新出彩，使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便于吟咏诵唱。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文用绵州民歌的曲调，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又如《少年游·红绸绿暗遍天涯》中唱道：“红绸绿暗遍天涯，春色在谁家？花谢人稀，柳浓莺懒，烟景属蜂衙。日长睡起无情思，帘外夕阳斜。带眼频移，琴心慵理，多病负年华。”还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鹧鸪天·元宵后独酌》等词，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则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廿一史弹词》，叙述三代至元及明季的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同时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如《汉杂事秘辛》一文所叙之事皆淫艳，而言辞却端庄大方、尔雅持重，不见鄙秽。其还著述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情趣景致高雅，建树颇丰。杨升庵在文学创作手法上既讲求文法创新，又主张诗文引词要有出处；他既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又偏爱诗词的对仗工整，使文得其法，词能达意，字里行间，多获新解。 纵观状元杨升庵的一生，其生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明博学，十四岁乡试第一，二十四岁高中状元，入仕时即进入宫廷，充翰林编修、经筵讲官。如果历史真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那杨升庵的一生或许会是一个朝廷官宦，要么重臣，要么权臣，也或者是个奸臣贪官，进而兑现了他后世诗文中“须臾赢得西川印，便脱青衣拥碧油”的别样人生。总而言之，他不大可能跟明代历史文化或民间疾苦扯上一丁点关系，也不大可能成为明朝历史上的“第一文人”。但事实上，状元的人生因受到了帝王江山更替的“大势”左右，同时也受到了自己学识认知和选边站队的“小势”左右，以至于，在议大礼的“左顺门事件”之后随即被贬出宫，充军永昌，并永世不得归朝。 从政治“高处”跌落的状元杨升庵就这样突然地被抛弃于当时的政治之外，抛入了“水火”与“真情”共生的“边地民间”，他的人生说不上是进了高堂，也说不上是下了炼狱，正是这种在此之前他从未见到过的“边地民间”，人情冷暖与这个半生致仕、才华横溢的落寞状元强烈的碰撞，才使他的心境和才情从人生的巨大落差中、从人性的最大反思中解放了出来，发挥出其毕生所致的学识与才华，抒写出跨越时空之外的感怀与沧桑，从而铸就了这个“大明三百年来第一文人”的颠沛人生和起落抒怀，直到此时，“大明第一人才”才有可能真正成为那个被后世追谥为“文宪”的才子。从表面上看，其身世虽然难免跌宕而悲惨，但究其实质，其学识才华与对人世间的真情体验却无人能与之比肩，特别是他身处的那个政治昏暗的致暗时代。由此看来，状元杨升庵的一生，其确实不是为了到宫廷为官而生的，而是在为“大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寻根”而生的，我想。 回首历史，当三十六岁的状元杨升庵因获罪发配永昌而只身踏上滇西高原大地之时，状元的获罪之身就与云南大地上的壮美山川当即发生了强烈碰撞，旅途的艰辛、山川的壮丽、离别的愁苦与落难的消沉交织在一起，状元在悲愤的情怀中一路行走一路哀叹，他感叹于山川之美，感悟于朝政私弊，感慨于世态炎凉。但事实上，他虽身为囚徒，在他最终抵达永昌之时，远在边徼大地上的地方官员们却对他以礼相待、视如上宾。按照明代籍地管理制度，臣民户籍通常分为民籍和军籍两类，杨升庵的充军户籍当属地方谪戍守卫军籍，按理他应当在戍地服军役。但因当时永昌指挥使司惜才爱才，敬仰杨升庵的状元才华，遂特批其为军籍文职，在太保山东麓四川会馆后院处设置居所（即今太保山下状元楼所在地），让其专心撰文著述、安养生息。除此之外，又因永昌籍官员张志淳曾于正德年间任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职，其与杨升庵之父杨廷和同朝为官，是为同僚好友。因此，地方名士张侍郎之子张含等视杨升庵为世交，结拜为兄弟。由此，在各地方名士和诸多文人好友的庇护下，状元杨升庵虽身为囚徒，却身心自由，并可以在戍地范围内以文会友、以诗会友、以酒会友，四处交友讲学。因此，杨升庵在永昌谪居了三十年，其中有一段时间，其夫人黄娥心疼他在异乡的鳏寡，遂特允其纳妾伴居。直至花甲之年后，按律他原本可以告老还乡，然而，由于地方官员的举报，心胸狭隘的嘉靖皇帝再次御批遣返，从而致使已近耄耋之年的杨升庵不得不返回滇西，坐地为囚。是时，又有昆明西山高峣富户毛沂，其在滇池西山坡下筑屋，名“高峣海庄”。毛沂之父毛玉也是因“议大礼”之事同时被嘉靖皇帝廷杖致死的难友之一。杨升庵与毛玉同朝为官，又同时落难，两家为世交，且惺惺相惜，因而，在当时，当杨升庵再次被遣返回滇西之后，滇池名士毛沂（“议大礼”廷杖之死给事毛玉之子）不忍杨状元落寞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境地，遂差人迎接花甲老人杨慎到高峣家中居住。杨慎隐归高峣后，把避居之所题名为“碧峣精舍”，意寓为“碧波之上的舒适居所”，并在那里愉快地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六年时光。他最终老卒于贬所，至死未得还乡。之后，人们把他在保山的文职办公居所称为“状元楼”，而把他在滇池边上的卒所改建为“升庵祠”。就这样，悲情状元杨升庵在他为后世留下了“学富五车”的浩瀚诗文之后，终于跌跌撞撞、凄凄婉婉地走完了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 明代状元杨升庵文魁天下、章泽后人，他在谪居地游历名山大川，与乡间士人往来，与陇上百姓交流，通过聚会、交友、讲学等方式，传播了文学经典，弘扬了诗文和唱词，拓展了中原文化，为永昌乃至整个云南戍地培育了一大批文化人才，他教授过的名人学士有杨世云、李元阳、张含、王廷表、胡廷禄、唐锜、吴懋等，世称“杨门七子”，可谓文风蔚及“三迤”。杨升庵在哲学、美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当时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启蒙思想先驱者的高度，其思想和学术成就极大地影响和提升了云南的整体学术水平，为后世云南的人文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坐观云展云舒，笑看花开花落。原本，状元杨升庵的命运也只是明代中后期“大时代”背景下的一次起落人生，他因“议大礼”的这次“意外”留给我们的思考也只是“入仕为官，出仕为文”的哲思与辩证。然而，也正是他命运的这些蹭蹬才成就了他从“状元”到“文宪”的角色提升，才真正能展示并呈现出他的一世才情和永世诗文。回望历史，岁月的长书又何尝不是如此？数千年来，历史的洪流潮起潮落，是非成败与功过得失也无非是历史长河中闪耀而过的一瞬间。这也正如状元杨升庵不幸生活的那个时代，当年那个睚眦必报的“嘉靖道长”，他耗尽国力、用尽一生以孜孜探索的“长生丹”，也依然没能挽救他花甲之年就行将消亡的性命，包括他老朱家的大明江山以及被后世历史所湮没的无情更替。叹只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事实上，只有这首永世传唱的经典，似乎还能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适度地扭转着时空，以慰藉着我们那些看似已经极度荒芜的心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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