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东安市场（下）

（接上文）

正街与头道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为全场最重要的所在。东、西、南、北四面摆着四个鲜货（水果）摊。东是郭四、刘春，南是名叫姬老的商贩，西是刘鸿印哥儿俩，北是于焕章等三人合伙。他们贩卖水果之外，随节令也卖些糖葫芦、豌豆黄类的吃食，郭四带卖空竹。

刘鸿印老人回忆起宣统年间他把苹果、樱桃卖给宫里的事时说，他进宫卖果子，先是交结了管挑金缸水（消防用）的太监曹五头。皇宫里大年三十夜，要用大个儿的苹果二三百斤放在神像前上供，还要用小个儿的苹果五百斤，备大年初一早上宫里每人拿一只咬一口，取平安吉祥的意思。苹果大的和小的，个儿要匀。头几天，由曹五头传话给刘鸿印把果子张罗妥当。在大年三十的白天，穿上预先给他的进宫衣衫，挂上腰牌，由曹五头引路，带着他把苹果送到内务府掌礼司果子房交验领款。这些果子，只在宫里过一夜，初一晌午，仍由曹五头卖给刘，刘再拿到市场去卖。这样做虽然要花一笔钱，但仍是一桩有利可图的好买卖。

还有一年的端午节，宫里要刘办五百斤白樱桃，刘向德胜门果子市辗转托人，东奔西跑地勉强凑到三百斤，正着急没法交差。太监陈四来对刘说：“不要紧，差的二百斤你折钱，由我去安置。”实际陈少分给每处宫院一些樱桃，而把这笔钱私分给太监，这也是太监们耍的花招。

茶园的出现，是市场里一个新兴行业。茶园，就是现在的剧院。早年的戏园子，座位不是面向戏台，而是摆的方桌子，四面坐人。来人可以边听戏边喝茶，因此习惯称之为“茶园”。吉祥茶园，是一个被别人称做湘王的太监集资开办的。吉祥茶园在市场东路的北头出现之后不久，有个名叫于庄的人，又在西路上盖了丹桂茶园。梅兰芳、王凤卿、孟小冬、谭鑫培、金秀山、杨月楼等许多名角在这两个园子唱过戏，老十三旦侯俊山，也来反串过武小生。市场有了戏园，大大方便了内城听戏的人们，不必再像往年绕道前门去外城听戏了（清制内城不许开设戏园、旅馆、妓院)，所以极受欢迎。稍晚，在丹桂茶园以南，又盖中华舞台；再往南，又开了个同义商场。市场中门，就是在这个时期开辟的。

在第一次大火前不久，市场里也出现过电影院，叫东安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很简陋，只是搭个席棚，没有台，在地上竖个木架子，张块布幕，放些板凳。要是幕前面客满了，幕布后面也卖座。上映的影片，都是外国侦探片子，放映时，有人讲解。这个电影院开设不久，遇上大火被烧光，没再恢复。后来这里改建为润明楼菜馆。

从1912年第一次大火到1920年第二次大火的九年之间，市场里新出现的买卖有西路北头的畅观楼；中路一进大门，有中兴楼；头道街拐角处有青莲阁。这些“楼”，一般是楼下开铺子，楼上是清唱茶座和台球房。只有畅观楼有茶座而不设清唱，开的是照相馆、镶牙馆和台球房这类比较清静的买卖。

市场东路上的杂技场，更是五花八门。有唱大鼓的，说快书的，玩杂要的，摔跤的，拉洋片的，看相算卦的，还有听“话匣子”的。这种话匣子，不是大家熟悉的带大喇叭的唱机，它类以八音盒，把音律钉在铜棍上，外面用硬纸套着蜡管放在匣子里，用手摇把开动弦条。听的人把两根皮管（像医生的听诊器)塞进耳朵眼里，才能听到匣子里的发音，多半是外国歌曲，每听一次收铜元一枚。

市场逐步发展着，商品随着风俗时尚的转变，更多地吸引了游人顾客。不仅劳动大众是老客人，旧时的王孙公子、贵族命妇以及军阀、官僚、太太、小姐、少爷们，也成为这里的新顾客。外国洋人也走进了市场。这里，机灵敏感的商人意识到，还只是卖些低级货品，就不能适合有钱人的胃口。于是，市场里的各行各业日趋奢侈，洋货也就逐步充斥了市场。

市场里小摊儿一天天增多，连中路西路之间的大道上也摆了地摊。铺面屋不够应付新来客户的需求，因而又扩展南花园为市场。

这时，南花园只剩下几棵松树和几块假山石，地势低注，遇雨成塘，只是个名存实亡的花园。商贩们先在空地上靠东和靠南两边盖房，有卖彩票的，有地球房、台球房。西边最初是几个席棚，摆些杂货摊，后来改建为名称“德昌”的一大片铺面屋。这里开过古玩店、金店、鞋帽铺和书铺。不过这里地处南头，位置较偏，买卖不如北头好，人们为玩球而去的居多。直到开辟了南门，这里的生意才兴隆起来。

东安楼是扩展南花园时修建的，楼上也是清唱、台球，另辟精室称“沁芳茶楼”，专为清朝贵族男女来场游息而设。

一进市场南门，有一段空地，早年顾客坐车来逛市场，车辆就停在这里。后来车辆一律停在场外大街上，这块空地就闲着了。执事的孔管理，嫌这里空着难看，考虑到冲着大门，得摆个像样的摊才合适。他去劝业场请来一家珠宝翡翠玉器商，朝大门摆着。商贩们当时开玩笑地说：“只有它是请进来的，而且是个'宝摊’。”

当初的地摊上，也有卖书的。但不过是卖些小调唱本，设什么正经的东西。后来郑佩珊首先在畅观楼下开设佩珊书社，开始卖些石印线装的旧小说，之后添铅印书，那时称为洋版书。再往后，娄升臣哥儿俩也开书社。还有个姓向的，挤进二道街摆摊，也称书社，有了书社，跟着就有卖文房四宝的景星堂出现在畅观楼下。

正在商贩们憧憬着发财致富的前景时，民国九年(1920年)阴历五月中，市场又被大火烧成瓦砾。只有东北角的东来顺、吉祥茶园，中路头道街口的青莲阁和紧挨着的中兴楼没有波及。据说是他们用钱买通消防队，才得以保全下来。

关于起火的原因，大家这样传说：“这把火起于二道街东段路南锦益兴耍货铺，铺主文焕章因买卖赔本放的火。”要说耍货铺这个行当，那时都看大三成利，70元的本钱，可以赚30元；就算小三成利，100元本钱也可以赚30元，养家餬口是不成问题的。锦益兴本身并没有赔，是文焕章的儿子到南方去倒腾买卖失败了，没法弥补亏空，就不择手段，放火烧店。说是放火，但抓不到证据。文焕章那时已是六十开外的年纪，在前清做过小官，对他无可奈何。再说要赔他也赔不起，商贩们只好自认晦气，官厅也只得以“不戒于火”为原因，不了了之。

商贩们都迷信“火烧旺地”，认为东安市场“能养人”。第二次大火后又重整旗鼓，在火场废墟上力图恢复旧业，恢复速度比第一次大火后更快。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本家们改变了过去对市场商贩不屑顾盼的态度，如今也把他们作为放款对象了。中路的铺户和小摊儿争先恐后地恢复了营业。次年，丹桂、中华重建，不再作为戏园子，而改成了商场。畅观楼恢复旧观后，书铺、文具店和古董文玩摊儿，几乎都集中在这里，其中也有收买外国文玩的。东安楼于1928年重建时，换了主人，改称东庆楼。桂铭是最晚盖成的一个商场。同义商场被火焚后，原地产业主任月峰与陆某涉讼获性，就租给一个资本家，修建了桂铭商场。合同期满，房产仍归任姓所有。

南花园里，除东、南、西三面铺屋照旧恢复外，中间又添盖了八间花厂子。后来有一户卖金鱼，有一户卖通州土产陶瓷。

解放后，相面算卦这套迷信行当都取消了。可是当年，在东安楼下那个地方，赵虎臣摆地摊相面算卦，居然以此发财致富。他在第一次大火后，就般进了三道街路东正街上的一间铺面里，挂起“问心处”招牌。普通一卦收5角俄，合婚要1元。碰上达官贵人来算卦，说不定就能要上10元、8元大洋。即便如此，赵虎臣仍生意兴隆，应接不暇。

杂技场上五花八门的玩艺儿，在第二次大火后，陆续消失，以至绝迹。原因是小吃摊儿是固定在这里摆摊的，而耍玩艺儿的不固定，也许耍上三五天或十天半个月，又赶别的场合去了。这时候的小吃摊儿，一是还在露天，要受雨来便散的威胁；二是体面人不太愿意在露天的摊儿前坐下来，望望便走了。更主要是摊户在这些年中有了积累，也想搬进屋开铺子，能做更多的买卖。于是小吃摊贩使钱买通驻场巡官和管理员，逐渐乘隙把耍玩艺儿的摒除出去，把地租给摊户盖房开店。就这样此起彼伏，逐步排挤，小吃店群代替了原来的杂技场。

东安市场里的商民公益联合会，会址设在市场对面的菜厂胡同，三年一选。中兴楼百货店的傅心斋、瑞兴隆鞋铺的党芗洲、稻香春的张春山、东昇玉的王鹤庭，先后当过会长。

东安市场自1903年初创至1949年北平解放的46年中，经历了清代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同又先后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者的蹂躏。历代反动政府一方面在这里征收大量的苛捐杂税，一方面又对商贩们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的行为，给予了种种的支持和方便。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东安市场走上了新生的道路。它的一些经营管理经验，对今天加强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也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