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旧京时的井窝子

前面一篇文章讲了北京城时期其实并不缺水，除了附城内外的大小水源之外，内外城中还有大大小小的水井，当时俗称“水窝子”，由此还诞生出一个行当来。我就赵润龄先生的文章来一窥究竟。

井窝子，又名水屋子。早年间，北京各胡同里有不少官井 (公共汲水的井),各家住户自用自汲，彼此无争，和乡间大略相同。后来有钱有势的人家，雇人给他们挑水，久而久之，挑水的人就包揽了一个胡同乃至这一方各胡同的人家的用水，受有钱势人家的支持，这口官井也就被他们把持了。

官井有了固定的井主，往往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装盖两间矮屋，作为挑水的住处，俗称为“井窝子”。

还有一类私井，是北京的一些官吏、贵族和富商出钱，在自己的家门口或院子里打井。他们找人给他们挑水，同时也给别人送水，收取“井租”,也允许邻居来汲用。久而久之，挑水的仗着井主的钱势，另招人给这一方人家送水，也就成为井窝子的掌柜的，进而变成这一方的水霸，水霸们有时为争水道，彼此殴斗，甚至于“以刀守水道”。

旧时井上汲水，有辘轳、滑车和人力三种。

辘轳和乡间灌园所用的相同。井上支一三角架子，上有横木，一端安装大木头轴，插辘轳把，以大绳拴柳罐，放下取水，然后一圈圈地摇上来。

滑车即滑轮。在井上支高架子，中悬一滑车，以大绳绕滑车，两端各系一柳罐，一上一下取水。

人力。是用绳拴柳罐或木桶，放下了取水，一把一把地向上提。

送水多用水车子。水车是二把手单轮小车，两边各安一个大水柜。水柜上盖一端有较大方孔，另一端有较小圆孔，汲水上来倒入大孔，小孔可以排出空气。水柜下方有圆孔，塞以木塞，为放水用。每车装满两柜水，足有五百斤上下。

送水的推着车子，到各家大门口外，用短扁担铁钩子，将放满水的两只木桶(别名水筲)挑入人家厨房，倒在水缸里。用水户每担水不过花一文钱或半文钱，包月更少些，每担不过一个制钱。包月的到月头给钱，零挑的有的当时付，有时记账。记账法，是挑水的人在住户大门旁砖垛子上画鸡爪子形的记号，五个一组，到时照记号算钱。井水有甜有苦，甜水贵，苦水贱。

井窝子的掌柜有的参加劳动，有时不参加劳动。掌柜的与伙计(即挑水的)是“三七账”,即伙计得三成，掌柜的得七成。掌柜的规定伙计每天必须挑多少水，才算完成任务。挑水的人，名称为“串百家门的”,多是山东人。他们不喜欢人叫他“大哥”,因为《水浒传》上的武大郎不是英雄，但也不敢当“二哥”,因为武二郎是大豪杰，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们为“挑水的老三哥”。他们挑水进门来，目不旁视，更忌讳和妇女闲谈，不拘多么热的天，从不赤臂。山东人最豪爽、坦率，和人说话，直来直去，都极简短，就有人认为他们说话又倔又伧 (口语，音葬，愣和粗的意思)。山东人身强力壮，很能吃苦。北京冬天，滴水成冰，满水车都是冰锥子，他们推着水车，吱吱喽喽地走着，却是满头大汗，头顶冒热气。

挑水的人每天不知道要出多少汗，当然衣服是不能整齐清洁的。但夏天下雨，要穿新鞋。因为路滑泥深(那时北京大街小巷都是土道)。鞋是蓝布实纳毛布底，又结实又便宜。他们不穿布袜子，而用包脚布，为的是好洗。冬日冰天雪地穿的靰鞡(茅窝)是用猪皮做的，内包稻草，系以绳，并在脚心处拴铁条，为“拿滑”。

每到年节，伙计休息一天或半天(大年初一休息一天，但必须提前在除夕把各家用水供足)。端午、中秋，休息半天，也有的不休息。过节也不过是晚上吃炖肉烧酒炒鸡蛋而已。平常伙计每天两顿小米面窝窝头咸菜(吃白面不顶劲),永不变更。有的伙计是零雇短工性质的，有的管饭。管饭的，也不过是窝窝头咸菜。

每遇住户有喜丧事，用水较多(那时有喜丧事之家，必然要搭棚请客，预备酒饭),挑水的还要帮助住家劳动，因为他们有力气，又不怕脏污泥水。这几天，挑水的照例是在住户家吃饭，也不过是吃客人吃剩下的“杂合菜”。一个人吃不了，就用大盆端回井窝子，与伙友共餐一顿，也算是改善一次伙食。有时还要把好一点的鱼肉，留给掌柜的受用。

掌柜的由单身汉慢慢地娶妻生子，落户北京。有的到老年发财回老家，就把这个井窝子倒给别人。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前后，京城接连发生火灾，损失惨重，慈禧太后大为光火。当年三月十八日，清农工商部的溥颋、熙彦、杨士琦上折，奏请建自来水。不到十天，慈禧太后允诺此事，成立了“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周学熙成为公司首任总理。

要建厂，必须找到合适的水源。周学熙多次亲自勘察，测定位于今朝阳区的孙河水味道甜美，源流不竭，且两岸多为麦田，是理想的京师自来水水源。周学熙决定在孙河与东直门修建两座水厂，设备器材由德国进口。但是负责器材供应的瑞记洋行除不按时供货外，还常常以次充好，提供大量德国制造的不合格器材。1909年11月3日，东直门水厂试车送水上水塔时，刚一开车，水塔旁边的铸铁水管突然爆裂一尺有余，原来这根水管是早有裂纹的残品。像水龙头的橡皮垫用纸垫代替、提供生锈的自来水管等现象，更是不胜枚举。可当时中国无力生产，供货方又无理抵赖，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购买德国制造的供水器材设备，这不仅给施工带来困难，而且也给日后运营带来许多麻烦。

1908年底，光绪、慈禧相继离世，施工管线和出殡路线撞了车，工程给“国丧”让道，挖好的线沟被重新掩埋，待出殡结束后，再挖开继续施工，工程修了近两年。1910年3月，姗姗来迟的自来水初入京城。

拧开龙头就有水，自来水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看热闹得多，捧场的少，全市480个水龙头每天的生意少得可怜。在自来水公司正式营业时，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甚至造谣中伤，说自来水是“洋胰子水”，不能使用，造成了初期自来水销售十分困难。为了消除许多人顾虑，京师自来水公司颇费苦心地在《白话报》上，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分别刊登广告，详细声明，请报社指导舆论，开导社会，使人人皆知自来水的好处。

同时，还以科学说理的方式启蒙市民并驳斥那些谣言，广告中说到“……但有一宗须向大家声明的，就是这龙头乍放出的水，带一点白色儿，这个白色，并不算什么毛病，拿着显微镜细细的瞧，全是极小的白水泡儿……不过一分钟的时候，那水泡就化得干干净净，这个水就全变清了。有不知道的，以为是管子洗不净，又说跟洋胰子水一样，殊不知这个道理，一说就明白了，大家就不致误会啦。”

为了广招顾客，自来水公司刊登广告时说到“……往后拿一个铜子儿，就可买两张票，拿一张票就可取一挑水，实在很便宜了。二月初十至五月初十，三个月呢，本公司更是价格优待，把水价减去一半。列位拿着一个铜子儿，更可以买四张票，取四挑水了……”虽经大力宣传，但营业状况仍然不佳，靠着四百二十个街市龙头卖水和极少量的专管用户用水，1910年平均每天的供水量仅1613立方米。

东直门水厂的建成，当时主要考虑的是皇宫大内和市区内的豪门巨贾、达官显贵。可当初宫内并不喝自来水，他们喝的是玉泉山的水，至于自来水管安入皇宫主要是为了消防，不过当时只从东华门引入一段DN200mm的管道，安装到文昌阁就止住了，全长不过300米，在上面安装了几个消火栓，但纯属象征性的。不光皇宫，初期许多达官显宦也不喝自来水，原因是他们害怕水中被洋鬼子下毒。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满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成立，一些达官显宦由于风气的逐渐开化，才敢饮用自来水。而普通百姓由于生活贫困，根本就喝不起自来水，虽然水厂近在咫尺，却只能“望梅止渴”。当时有一位老者感慨地说：这个水楼子（水塔），我看了40多年了，直到今天（解放后）才吃上它装的水。

清朝覆亡后，由于政局不稳，1910年后的39年间，北京自来水业并未快速发展。1942年，原日伪北京特别市公用管理总局自来水管理局为了扩充水源，增加供水能力，减少东直门水厂的负荷，准备在安定门外黄寺兵营南部建设安定门水厂。水厂建设因经济困窘，工程进展缓慢，至1947年底只完成水源井9口，配水机房1座，变电室1座，配水管道1条，吸扬井1座，容积1000立方米。由于工程质量低劣，在1948年底试运转中存在许多问题，不具备供水条件，尚需修建，修建费用需当时金圆券1000亿元。由于国民党政府已危在旦夕，最终修建化为泡影。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没有新增设的水厂，城区供水普及率只有30%，日供水能力仅5万立方米。用上自来水，对于多数京城百姓来说，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奢侈事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自来水才算是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首座自来水水塔是东直门水厂水塔，它由德国设计师设计，建成于1910年，塔高54米，容积750立方米。该水塔属钢结构水塔，塔身下面有一个非常坚固，内嵌三合土，外包粉红色花岗石，边缘处磨成圆形线脚的高台；塔身分为六层，每层均为六角形，六面共镶有装饰龙12条（每面2条，意为二龙戏珠）；每层外廊平台上备有可折叠座椅，登塔至此可籍以小憩，不但可以乘凉，还可以观赏风景；水塔每层装饰了12个铜铃，每个塔角挂有2个，一层至五层为小铃铛，六层为大铃铛，每值微风吹来，悬铃叮当做响，不但十分动听，还可惊动雀鸟，使其不敢在此做巢，免除鸟粪污染塔身之弊，用意非常周到；

储水部分直径约14米，高约5米，下面由8根支柱承托，塔身自重加上水重超过千吨以上，但支座处只有64条“Φ1.5”的螺栓，就把整个塔身固定在埋在地下的钢板上，屹立50余年岿然不动，其设计和施工技术令人叹服！只可惜这座水塔早在1957年就被拆除了。值得庆幸的是，在2003年9月，该水塔设计图纸由德国大使馆赠予自来水集团，总算是弥补了水塔被拆除的缺憾。

自从自来水引进了北京城的千家万户后，井窝子自然也就成为了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有意思的地方，北京话中称这些挑水的叫“老三哥”，或“串百家门的”，他们大多是山东人。那么为什么叫三哥呢？这是因为他们是干下等活计儿的，不敢称大哥，同时也因为《水浒传》上的武大郎不是英雄；但也不敢当“二哥”,因为武二郎是大豪杰，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们为“挑水的老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