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车简话（中）

（接上文）

北平沦陷以后，市民惶恐不安，电车营业萧条。据公司董事会第十六届股东会议报告记载：“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争突发，商民纷纷迁移，百业停顿，电车晚出早收，勉力支撑，乘客寥若晨星，坐受损失，实非人力所能挽回。”

日本人力图整顿业务，修订了规章制度，还派人赴大连学习。顾问室采取若干业务措施，如开行快车、变更行驶路线、厉行行车时刻表、实行排队顺序上车、设立外勤修车工匠；在东单和西单营业所设指挥本部，由营业、工程处长负责，监察本部由董事、处长、顾问负责，随时到车路巡视；表彰业务乘绩(即发给奖状或奖金),选择司机、售票生“师范”,提高“待遇”等。另外，还经常举办“行车调查周”、“乘客秩序整理周”、“乘客协力周”、“票款竞卖周”等等活动。并“粘贴标语，发布通告，组织纠查班，严加考核”。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处心积虑、兴师动众地采取高压手段和种种措施，但是背离人心，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1938年初，电车公司筹建西直门北厂，又开辟了天桥至永定门的第七路(灰红牌)电车，全线是单轨，只一公里多长，往返行驶一辆有轨电车。以后又拆改了崇文门至和平门线路，改为崇文门经虎坊桥至菜市口。这时各条线路每日行车共约八十辆。到1942年，又先后自日本和上海等地购入残破不堪、不合规格的各类车型的机车、拖车、货车共48辆。有的根本不能用，有的机车只能改作拖车，大部分车子是拆成零件使用。

这样，虽然有了一百多部车辆，在1943年，平均每日行车100辆，载客十余万人次。最高的11月份，平均每日出 车103辆，为解放前历史上最高记录。后来，终因车辆超过行驶年龄，损坏不堪，无力修复，1944年至1945年，每日平均出车数急剧下降到二三十辆，载客三万多人。到1945年7、8月间，每日能够行驶的车辆已不足十辆，甚至有一天全市仅有一辆破电车行驶于街头。原有的七条路线，因车少无法调度，四、五、六、七路都停驶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河山光复。国民党政府派员接管电车公司，改组了董事会，公用局局长凌勉之兼董事长，由南京飞来的国民党飞行员高在田充任官股常务董事，中法银行的巴达克为官股指派的法籍董事，其余官股董事还有社会局局长等。商股常务董事推选刘一峰(前公司营业处长)充任。其他商股常务董事有金城银行的杨济成、张企权，盐业银行的韩诵裳和交通银行的杨大勇。董事会于11月改组后，即进行接收整理工作。这伙“劫搜大员”,以整顿公司、缩减机构为借口，挥舞大棒，一下子裁减职工10%。当时公司职工有1321人，其中130人被无故解职而告失业。

1946年，又以种种借口，开除工人达一百六十余人。为了加强对工人的监视，公司还提出“加强稽查，惩处舞弊”,组织了高级稽查训练班，进行特种训练，然后派赴车路工作。据1946年12月统计，稽查员有117名，司机、售票生有443名，高达1:3.8,即不到4名司机、售票生就被一名稽查员加以监视。此外，还大量发展特务组织，与“工人建国会”(即伪电车工会)取得密切联系，以控制全体职工的言行。

在车上，电车工人不仅没有言论自由、而且经常遭受军、警、宪、特、汉奸走狗的欺凌殴打，人身安全毫无保障。车上常有“摇头票”、“点头票”,实际上是不买票。如果找这种人要票，他说一声“派司”(身份证明)就算是客气；否则，他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动不动就掏出手枪把你带走，甚至纠集同伙捣毁电车，群殴电车工人。如果售票生不收票，一旦被稽查发现，轻则罚款，重则开除。

记得解放前，有一天李福海先生在第六路车上卖票，车开到磁器口站，上来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便衣特务，李福海先生让他买票，他不理睬。李福海先生怕漏卖车票被查出来要罚款，又追问他买票不买，不料他举手就打，被李福海先生挡了回去，没打着。车往西开到板章路站，这个特务下车，把李福海先生拽下车，扭送到治安总署。他大骂一通，说李福海先生没长眼睛，不认得他是谁。然后把李福海先生关进一间小黑屋，押了一天夜，连口水也不给喝。后来经公司派人去交涉求情，才把李福海先生放了出来。

售票生蒋玉和因卖票和三个特务发生口角，被打得鲜血直流，而狠心的资本家却无理地斥责他说：“无故和乘客吵架，耽误行车时间，着即罚款两元。”老售票生郭子明因票款多出一角钱，被公司开除后，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他们夫妻抱头痛哭，最后一家四口人跳进了护城河。老工人李祝三工资收入低，为了全家活命，当卖一空，最后逼得他把自己亲生的小女儿卖掉。

在万恶的旧社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电车工人累死累活干一个月，工资却不够十天的生活费用。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在接班前和下班后，起早贪黑地去拉洋车，卖报纸，当小工，打执事，做小生意等等，以此来强维持痛苦的生活。

但是，国民党官员都营私舞弊，大发横财。如官股常务董事高在田购置私人住宅，接连娶了两个姨太太，还把他的小舅子胡昆伟安插在购置科任科长，掌握全公司的采购大权，大吃商人回扣，挪用公款，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后来，让他担任人事科长，掌握人事大权。胡昆伟在赌博时，以金戒指、金酒杯作赌注。由此可见他们生活腐化的程度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解放前夕，公司没有增添一辆新车，仅仅依靠向银行借款，修复了部分车辆。1947年是最高年份，平均每日出车82辆，载客六七万人次。以后日益下降，到1948年底，平均每日出车仅23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美蒋军车到处横冲直撞，交通秩序非常混乱，电车事故不断增加。根据1947年不完全统计，全年共发生事故281件，其中军车撞电车事故多至203件，占事故总数的73%以上。仅一月份的27件军车事故中，就有18件撞车以后逃跑了。又据1948年6月16日工程处报告记载：“一月份以来每月平均撞毁待修的车辆达四十部之多。”

由于电车稀少，车一到站，乘客便蜂拥而上，从车门上不去，就从车窗往里爬，甚至攀跨在车的外面。当时的《北平日报》刊登了这样四句打油诗：“站头等车两三时，望眼欲穿脖梗直；为省金钱六、七角，好似婴儿盼奶吃。”

1948年下半年，公司每天只出几辆车，有时开有时停。在电车沿线大站上，出现了兽力大车(趟子车)兜揽乘客。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下，北京电车惨淡经营了28年。临近解放时，由于公司连年亏损，全部资产已向银行抵押一空，濒临破产，奄奄一息。

电车工人不甘心受压迫受剥削，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他们由自发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的斗争，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力量。

1925年2月，电车通车刚刚两个多月，官僚资本家就强行压低司机工资，广大司机起来反抗，采取了罢工行动。后来，公司董事会函请京师警察厅派来全副武装的保安队驻厂弹压。第一次罢工斗争，虽然暂时失败，却点燃了电车工人斗争的烈火。

1928年11月，为了争取车路工人的人身安全保障，抗议警察殴打工人的暴行，地下党组织与电车工人取得了联系，全体工人统一行动，开出车以后，不卖票，任人搭乘，使资本家一天就亏损了3000元。这样，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保障人身安全等四项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时报纸曾报道：“北平电车昨日全部大开放，所有乘客律不用买票。”

1932年，中共河北省委发来《告北平电车工友书》,声援电车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而进行的一次罢工斗争。声援书揭露国民党工会破坏工人团结、出卖工人利益的伪善面目；指出“只有全体工友团结自己的力量，才能够进行斗争，只有用罢工的武器，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号召电车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工农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地下党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人运动，迅速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张家口、沧县等解放区给电车工人带来了大量革命著作和宣传材料。内容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朱德游击三千里》、《青年知识集丛》、《延安归来)、《大众哲学》和《晋察冀日报》等等，并且秘密进行翻印、散发和传阅。在工人中传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和《工人歌》等进步歌曲。党还把工人斗争的骨干分子分批送到解放区培养，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领导能力，以保证电车工人斗争的胜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