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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导报》访谈 书家简介 郑利权 1979年生，浙江磐安人。研究生毕业于浙江大学艺术系。现任职于杭州国家版本馆，副研究馆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协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研究会副主席、浙江省文旅厅优秀专家。从事美术研究与书画创作30余年，在核心中文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书法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等项目，著有《浙江书画史研究札记》《浙江书法史百家百作论稿》等。  “板凳甘坐十年冷” ——郑利权访谈 □本报记者 黄俊俭 黄俊俭：你曾写过许多篇有关书画方面的文章，并见诸于报端。你在《兰亭精神与当代浙江书风》一文中，谈到一个区域的文明与文化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融汇“二王”书法所形成的“兰亭精神”在浙江区域的形成与发展，是促进浙江成为书法艺术“中心”的根本基因之一，你认为区域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么，就请你以“浙江书风”为例，谈谈地域书风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 郑利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了一方的书法。浙江区域长期以来独特而深厚的“兰亭”精神积淀，直接地造成了这一区域相对稳定而序的“二王”帖系书法传承脉络与书法风格特征，同时也孕育了一大批引领书坛的帖系书法大家，创造了丰富的艺术成果。因而，探讨浙江区域书法的承续与风格特征，离不开对“兰亭精神”的归纳与梳理。 “兰亭精神”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传统中国书法精神的高度浓缩，同时也是浙江区域书法传承与发展的核心基因。“兰亭精神”孕育了浙江书法，“兰亭精神”的传承发展与浙江区域书风之间存在着一致关联性，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核心特征：多元创新、精致和谐、人文学术。 “多元创新”——浙江区域书风并没有因为在“二王书风”的笼罩下而裹足不前，也没有走单纯“摹王”的路子，而是创造性的看待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与时俱进是“兰亭精神”的又一特性，这是“兰亭精神”至今生生不息的发展之源，也是浙江书法在魏晋之后占据书坛重要地位的核心基因。 “精致和谐”——是浙江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的典型特征，也是浙江书风的整体特征。从东晋“二王”到隋朝智永，从初唐四家中的虞世南、褚遂良到南宋陆游、张即之，从元代赵孟頫到明代徐渭、倪元璐，清代赵之谦，近现代的马一浮、陆维钊、沙孟海都呈现出精致和谐的整体书风格局。 “人文学术”——“兰亭精神”反映出诗书互化，注重学养的治学精神。纵观浙江历史上的“二王”帖系书法家，他们书学合一，形成潮流，书家无不以饱学为标志，根植国学，拓广书意，是浙江“二王”帖系书风在历史上引领潮流的核心因素。 浙江书法老一辈书家群体，秉承“兰亭精神”，在书法艺术领域探索实践，大放异彩。他们不仅个性风格明显，具有唯一性，而且彼此书风距离较大，特色鲜明。他们意识到多元与个性书风的重要性。对“兰亭精神”的继承，并不是表面意义的摹仿，而是对于“兰亭精神”的综合领悟。 浙江书法中青年书家群体，对“精致和谐”的理解是到位的，但在“多元创新”和“人文学术”方面明显积累不足，还有差距。浙江“慕古”青年书家群体正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其背后却隐藏着古典文化与学识的荒芜。“功夫在书外”，古代文人之所以把书法视为“余技”，是有意把书法归纳到文人范畴中去，而成为文人修养的附属品。浙江书法中青年书家普遍喜欢笔法与技法的追求和表达，但似乎有点过头了。“精致”的另一面是“刻意”，“精致”过头就是“造作”，将技法格式化与程序化，过于注重腕力与动作元素，这是当下许多师法“二王”一路的书家的普遍问题，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种现象。在信息爆炸、冷漠浮噪、功利化、同质化、制作化的语境之下，时刻告诫我们作为生命诗性感悟的独特性、唯一性和永远的不可重复性，这才是“兰亭精神”的本真意义。 黄俊俭：对于全国性书法展览作品，你认为存在“四多四少”的现象，即重复多，思考少；技巧多，性情少；形式多，内容少；制作多，创作少。请你具体阐释一下，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郑利权：这是一个感官与视觉的快餐化、碎片化时代。然而，过度追求视觉与感官刺激，对书法艺术本体也是一种伤害。在视觉化诱导下，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书法创作生态正逐渐恶化，面临着日益盛行的“制作化”“演艺化”，这种“真”制作与“假”创作，以花样百出与叠乱迷离的外在形式干扰正常的艺术创作，与书法的诗性传统背道而驰，不仅对公众的艺术审美形成极为严重误导，而且书法艺术有沦为低俗工艺与演艺的危险。 当代书坛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我来看是“炫技”中的“骨法”缺失。在全国展览频出的大背景之下，传统书法艺术似乎就是一个“技巧”的大熔炉与竞技场，大多数书法家就像杂技演员一样，进行一场又一场的“炫技”活动。正如汉赵壹《非草书》说：“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有学者用“高技能、低审美、边缘化”喻示当代书法生态。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当代书法“同质化”的现象，这种千人一面，不分你我的书法现状，表面上看是技法的同一化倾向,以及过于注重技法层面，故而许多学者提出书法的“炫技”论，深究之，其实恰恰是古典技法的基础性与多元性缺失，传统技法并非一个狭隘的笔法概念，而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多元的维度，因而单纯的技法并不存在，从这一点来说，当代书家缺少的正是最为纯正的古典技法以及取法的高度统一。 同时，当书法创作沦为展览的附属品之后，在展览入选这一指挥棒之下，书法家日益成为一个书法考生，展览评委就是考官，历届获奖作品就是重要参考资料，染色和拼接成为重要手段。在形式上表现为流行染色，做旧与仿古，在章法上流行拼接。书法的“有色时代”在展览的推动之下风靡书坛。章法上的拼接，纯粹就是展览的产物，一方面有利于模仿创作，提高作品的成功概率；另一方面提升作品的规模，使若干小作品组成大作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组合柜”形式。制作用尽，无非是为了吸引评委，在数万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增加入展的砝码。于是，外在形式视觉成为书法创作的第一要素，为了能在展厅中显眼并获得较强的视觉感染力，书法家挖空心思，对于外在形式的过于注重，势必削弱作品内涵。书法创作形式与内容的本末倒置，对书法本体是一种致命伤害。 当下书法生态出现的种种问题，功利是一个方面，而根本原因是过分强调独立的艺术形态，使书法艺术从传统文人结构中剥离出来，从而丧失了植根书法艺术广袤的传统文化土壤。难怪当下书法形态中，对于技巧与形式层面的过度强化，而思想与内涵层面的严重缺失，正是书法艺术脱离传统土壤的畸形产物。也就是说，滋养书法这棵树需要多重的养分，既需要传统文化中的国学、诗文与学术的滋润，也需要国画、篆刻等相邻领域的养分。养分越多，长成苍天大树的可能性就越大。 黄俊俭：10年前，你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楷书冷落与大师缺席》。在这篇文章中，你梳理了当代书法生态后发现，五种书体存在着极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行草书参与者最多，其次是篆书，而楷书则备受冷落。你认为，楷书的冷落彰显出中国书坛的浮躁心态，更为重要的是彰显当代书法家较为普遍的书法基础薄弱化、书法创作功利化的问题。那么，10年后的今天，你的观点发生变化了吗？为什么？ 郑利权：中国书法艺术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却并未出现我们所期待的大师级人物。书法大师其实是一个现代概念，古人从不称自己或别人为“大师”：古人喜欢把书法大师冠之为“圣”，诸如唐代李嗣真《书品后》称王羲之为“书圣”，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把张旭称为“草圣”。而更多的情况是以“家”代“大师”，诸如把薛稷、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喻为“初唐四家”；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称为“宋四家”。所以，书法大师的概念界定是基于当代情境与历史评价综合的产物，至于怎么样的书法家可以冠之为“书法大师”，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一个可以量化的客观标准。从当代各行业的现状来看，“大师”缺席是一个普遍现象。至于原因，许多学者多归之为环境的浮躁、思想的贫乏、修养的缺失，以及心态的功利等。 当下的楷书，比起10年前，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中国书协和省级书协成立了楷书委员会，各级书协组织对楷书越来越重视，中国书协推出了楷书年展，定期举办楷书理论研讨会，对楷书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当前楷书创作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发展不均。在书法“国展”、省展中，小楷占据半壁江山，主要因为小楷在展览中比较容易获奖和参展；二是风格单一。小楷也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问题，评委审美的趋同，引领了一部分年轻人的跟风，普遍取法狭窄，造成单一化和同质化现象；三是创新不足。楷书要创新，比其他字体要难，难就难在要突破法度，建构形成自己的一套书写系统。大量的唐楷作品没有突破唐人技巧的藩篱，在魏楷作品中，几乎形成了一种展览式的魏碑体，生硬做作，缺乏生气。而“二爨”一路的作品，则勉强组拼，矫揉造作，不够自然。 暂且不论大师，楷书与“大家”的关系，正如清梁巘《学书论》所言：“学书宜少年时将楷书写定，始是第一层手。”也就是说，要成为书法“大家”，楷书是必备条件。 书法有法，楷书就是作为楷式、模范的书法。楷书所奠定的“法”是所有书法字体形态的基础，也是书法创作过程中基本法则与艺术规律。五体在表达情绪方面有着不同的功能取向，篆书是圆融、隶书是灵动、行书是妍美、草书是狂放、楷书是宁静。楷书所呈现的宁静、恬淡、严谨、平和的心境，无论是做学问也好，还是攻书法也罢，宁静与恬淡的心态都是必须的，都需要戒骄戒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其实就是楷书精神。 传统书法艺术在多元文化的交流激荡中，呈现出暂时的浮躁心态，并不奇怪，书法大家的当代缺席，也不必多虑。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师的形成与自然界规律一样，书法史上的大家，大多“无意于书”，在生时都不称其为大师，与其天天说造就“大师”的方法论，不如天天提倡“练字作楷”的实践观。 黄俊俭：你认为当代草书存在“同质化”现象，请你具体谈谈“同质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利权：当代草书的“同质化”就是由于草书取法单一化、创作观念的格式化，导致当代书法家创作的草书作品千篇一律，出现创作风格与样式的雷同，千人一面，没有自己的特色，存在着“重复多、特色少、视野窄、起点低”的问题。 当代草书的“同质化”现象表现在三个层次。其一是草书类型的同质化。如果把草书分为章草、小草、大草(狂草)的话，在当代书坛，章草与大草是一个稀有产品，而写小草的人是最多的。因为小草介于行书与大草之间，在字形上比较容易把握，对于性情和节奏的要求也低一些。其二是草书取法与风格趋向的同质化。当代草书多取法于“二王”、孙过庭、徐渭、傅山、王铎等少数几家或是个别两家的杂合，笔法技巧相似，笔墨风格雷同，缺少独树一帜的风格样式。其三是作品形式与章法安排的同质化。简单的说，就是大的结构安排和编排手法是相同的，具体的内容又很少有独家的。 草书同质化现象，使当代草书没有特色或特色不明显，这必将影响草书的质量。从近年来中国书协举办的书法大展中的草书作品看，“摹仿”的痕迹明显，没有标志性的东西和独特的个性，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以说当代草书创作还处在初级的“摹仿”阶段。草书“摹仿”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摹古”，另一类是“摹今”。“摹古”类似于集字式创作，是古代某草书家字体的集合体。“摹今”是临摹式创作，书法家通过对当代草书名家作品的反复临写，对其草书风格进行“克隆”。 当代草书的“同质化”现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其中有书法家急功近利、创作图省力与方便的个人因素；有书法的学科化，高等院校书法教学体系的模式化的教学体制因素；也有草书出版资源的单一化、书法展览评审机制、评委导向的评审因素。 可以说，草书艺术蕴含着中国文化独特的艺术性、情感性与时代性。多元化时代，书法家的开拓创新精神是很重要的。在21世纪的草书艺术领域中，“差异化”与“多元化”是草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其生命的根基所在。 黄俊俭：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郑利权作品 （访谈发表于2023年1月18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七版）
黄俊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书法访谈录》《军旅书家访谈录》，曾在南宁、苏州、扬州、厦门，以及马来西亚举办个人书法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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