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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本內封圖像章嬗變探微 ——江戶日本文化與宗教剪影 羅 琴 展開討論之前，有三點需要說明。一是鈐蓋圖章的主體是書籍製造者，藏書家所鈐圖像章則非本文討論範疇；主要方式是鈐蓋，但也有少部分用雕版印刷方式；鈐蓋的位置為內封，但偶有因無內封而鈐蓋在書前幾葉；圖像章核心是圖像，而非純文字章。書籍製作者鈐蓋的這類圖像章，有的會在章上刻下自己的堂號，不同本子上蓋的同一出版商的章可能為同一圖章，尤其是同出版商同書同版本鈐蓋相同圖像章概率高。一般的藏書家蓋圖像章比較少，有時是藏書家個人小像，有時會刻上某某藏字樣。藏書家的圖像章一般會配合藏書家其他文字章出現，比較好辨認。二是嚴格意義上講，圖像章的鈐蓋時間是書籍刷印時間，而非書籍雕版刊刻時間，每一部書具體的印刷時間難以考察，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刊刻時間，但需知這只是圖像章鈐蓋的時間上限。三是本次調查，日本刻本（以下簡稱日本本）以早稻田十萬冊（不是部）古籍為主體，中國刻本（以下簡稱中國本）以筆者歷年所見海內外藏本為主體，雖然基數尚可，但如果有更多樣本、更豐富的資料，也不排除動搖或補充局部觀點的可能，以後尤當加強調查朝鮮本和越南本。 目前所見13例中國本內封圖像章，以1606年為最早確切時間[6]，但此本內封缺損，現存為後世描摹，描摹時也將圓形圖像章以朱筆補上，但僅描紅色外框，未描圖像章內部圖像。另有1630年折枝花卉圖章[7]。其他3例明末圖像章，均無具體書籍刊印時間，包括文人畫風格山水讀書圖章[8]、麒麟圖章[9]、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圖章[10]。清代1670年1例、1691年1例、1695年1例、康熙間2例（1662-1722）、1705年1例、1786年1例、1817年1例。日本本圖章目前所見最早為1669年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章[11]。隨著明末商業出版興盛，中國刻本首先在內封鈐圖像章，17世紀末傳播至日本。但18世紀以後，相比於浩瀚的中國古籍，圖像章在中國本中只是零星存在，但18至19世紀卻在日本本中呈現爆發狀態，數量遠遠碾壓中國本。 中國本有書生蟾宮折桂圖章4例（1670年1例、康熙間2例、1786年1例）（圖一）、文人畫風格山水讀書圖章1例（明末）（圖二），均未在日本本中發現。蟾宮折桂圖在日本本的缺席，原因可能是“書生”是普通人，不像“魁星”那樣有神力；“桂”“貴”諧音及其對應的意義對日本人來說有語言障礙；抑或是樣本數量限制，尚未發現而已，皆未可知。山水讀書圖雖精美而富有雅趣，但或因雕刻繁複，抑或數量稀少，甚至不如魁星之類有庇佑神力，亦不見於日本本。  所見13例中國本圖像章中，魁星點斗獨佔鰲頭3例（明末，1695，1817）、傳統動植物圖章4例（明末，1630，1691，1705），共計四類7例圖案被日本本傳承。目前見日本本動物圖章七枚8例，包括蝴蝶圖章一枚；雙鳳圖章一枚（1811）；蝙蝠圖章一枚（1854）；龍正面圖章一枚（1863）；盤龍圖章一枚2例（1881，副本）；獅子戲球兩枚（1884，不詳）。這些動物圖章幾乎集中出現在19世紀，但源頭來自中國。見於中國本者，比如麒麟圖像2例（明末[14]，1691[15]），雙龍圖像1例（1705）[16]。動物圖章有裝飾和象徵吉祥的作用，如獅子對於日本人來說有除魔消災、防止火災的作用；蝙蝠諧音“福”；麒麟、龍鳳等瑞獸珍禽自不必多言。 中國本圖像章中，“魁星點斗獨佔鰲頭” 3例（明末，1695，1817）（圖三）。明末本上魁下鰲，鰲頭朝左，右腳踩鰲頭，左腳踢斗，手拿毛筆，圖上方有三顆星，這是中國典型的魁星形象。1695、1817兩圖章與原型有較大差別：雖然都上魁下鰲，但刻印粗糙拙劣，且鰲頭朝右，左腳踩鰲，右腳踢斗，圖像上部的星星1695看不清，1817有七顆。目前所見日本本158例魁星元素圖像章中有41例與中國明末本形象比較符合（如圖四），同為“魁星點斗獨佔鰲頭”鈐印章，週邊有圓框，圖像疏朗，單腳踩鰲，上下構圖，鰲頭朝左，三顆星。此類日本本圖章最早時間為1696年，18世紀17例，19世紀13例，其餘未知確切刊刻時間。  魁星圖像章雖源於中國，卻興盛於日本，且在彼邦衍生出近十個變種。
所見日本本內封魁星元素圖像章158例（占全部日本本201例的79%），可分為五類：魁星點斗獨佔鰲頭（鈐蓋97例、雕版印21例，合計118例）、只有魁（鈐蓋9例）、只有鰲（鈐蓋3例）、“魁”文字（鈐蓋3例）、上老人下鰲（鈐蓋25例）。魁鰲皆存的118例中97例用鈐印方式，21例用雕版印刷方式與內封一體印刷。97例鈐蓋圖章中93例有外框，4例無外框。有外框的93例中，89例圖形疏朗，4例圖形密集。圖形疏朗的89例中，3例雙腳踩鰲，為上下結構；86例單腳踩鰲。單腳踩鰲的86例中，22例為左右結構，左鰲右魁；41例上下結構，鰲頭朝左；23例上下結構，鰲頭朝右。 （一）魁鰲皆存及其刪減替換 圖六：只有魁（日本）[19] 圖七：只有鰲（日本）[20]   “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圖像章最重要的元素是一腳踩鰲頭、一腳向後踢的魁星，以及被踩在腳下的鰲。但158例圖像中，魁鰲皆備的118例（1669-1874），只有魁9例（1726-1860）（圖六），只有鰲3例（1773-1927）（圖七），“魁”文字章3例（1876，無時間），另有25例雖然具備人鰲兩元素（1779-1856），但魁星鬼的形象被替換成了老翁（詳後）。只有魁或鰲的，是“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的減略版。僅刻“魁”字的圖章則是圖像的文字化。 （二）鈐印與刷印 筆者所見中國本內封圓形圖像，均系印章鈐蓋。但在201例日本圖像中，有21例是與內封一同雕版再刷印，且均為“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形象。刷印的21例分兩種：一種是半葉內封刻大魁星點斗獨佔鰲頭，有9例（1690-1814）（圖八），為所有案例中魁星體型最大最精美的，因為通常鈐蓋的魁星章只有平常圖章大小，占內封的一小塊，此種則占整個半葉；另一種是內封上部刻小魁星點斗獨佔鰲頭，有12例（1669-1847）（圖九），大小與普通圖像章一般，但週邊沒有圓形外框。1669年是筆者目前所知日本魁星圖像見於內封的最早時間，卻是雕版印刷的形式。可見魁星鈐印圖像章傳入日本的時間應該更早，後來才是雕版刷印，這樣省去了每本單獨鈐蓋的麻煩，但喪失了白紙黑字紅章的審美意趣。 （三）圖章外框的有與無 “魁星點斗獨佔鰲頭”鈐蓋的97例圖章中，93例有圓形外框，唯獨4例無框（1692-1733）（圖十），這4例構圖都是上下結構，即魁星在上，鰲在下。圖像章是圖章的一種，而圖章因為其物理形態，一般都有邊框，但傳至日本後，一部分擺脫了外框的束縛。
（四）線條疏朗與線條繁密 93例有框的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章中4例線條非常繁複密集（1749-1862）（圖十一），甚至難以看清具體圖章細節，因此單獨列出，其他89例則繼承中國本特點，線條相對疏朗。 （五）獨佔鰲頭與雙腳踩鰲 89例疏朗圖章中，86例單腳踩鰲，3例（1799，另2例江戶中後期）是上魁下鰲結構的雙腳踩鰲（圖十二），雙腳踩不合“獨佔鰲頭”原意。 （六）上魁下鰲與左鰲右魁 86例單腳踩鰲又分上下構圖和左右構圖兩種。上下構圖指魁在上、鰲在下，計64例。中國本原章也是單腳踩鰲、魁上鰲下。單腳踩鰲除上下構圖，還有左右構圖22例（1686-1796）（圖十三），此類皆左魁右鰲，無左鰲右魁，實乃上下構圖鰲頭朝左之變形：將鰲頭朝左的鰲沿週邊圓圈順時針推三分之二個身位，因魁星未旋轉，導致魁星腳踩的位置從鰲頭變為鰲背或靠近鰲尾，嚴重背離“占鰲頭”原意，且構圖失去平衡感，不合重力原理。
（七）左與右 單腳踩鰲且上下構圖的64例又能分兩種，其中鰲頭朝左41例（1696-1874）；鰲頭朝右23例（1750-1880）（圖十四）。相比於上下構圖還是左右構圖，鰲頭朝左和朝右本來不是特別重要，但構圖時後踢的腳一般靠外側，而站立的腳一般靠內側，就會造成若鰲頭朝右，則魁星左腳站立、右腳後踢，而一般魁星應該右腳站立、左腳踢斗。所以鰲頭朝左的41例圖章最符合原型，鰲頭朝右的23例則不符合。正因為原型是鰲頭朝左，所以此前左右構圖那種變形，只有左鰲右魁，沒有左魁右鰲。目前所見最早上下構圖鰲頭朝右的例子是1750年，出現相對較晚，甚至比左右構圖的1686年晚得多。
（八）魁星與壽老人 前已論及，有25例圖章（1779-1856）魁星變成老翁（圖十五），形成上老人下鰲的構圖，這也是“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的變形。鬼面魁星變成盤髮髻的慈祥老人；龍頭龜身麒麟尾的鰲，從此前特別突出龍頭到突出龜身。當然，因人物成了老人，也不再是踩鰲踢斗形象，而是雙腳站在鰲背上。鈐蓋在內封上的魁星圖像章明末在中國首先出現，17世紀末在日本書籍上出現，而老人鰲的圖章則晚至18世紀末才在日本書籍上出現，應當是一個較晚的變種。額頭突出、盤髮髻的慈祥老人形象很像中國的壽星。將面目猙獰的魁星替換成老人，應當與日本民間福祿壽、壽老人信仰有關。這也是魁星圖像章傳入日本以後，經過百餘年的時間本土化的一種表現。 （九）鰲與魚 鰲的原始形象應該是龍頭龜背麒麟尾。中國本明末1例，隱約見龍頭，身體和尾巴淹沒在雲中，全部形象不可見，入清的兩例也做簡化處理。但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形象在諸如瓷器、繪畫、版畫等中均有體現。日本本118例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圖章中，因刻印品質，有22例看不清；有15例為龍頭形象（1690-1847）（圖十六），但身尾在雲中，與中國本的處理類似；其餘圖章基本是龍頭，只有1例為魚頭（1775）（圖十七）。118例以外的只有鰲圖章2例也是魚頭（1773，1927）。身體部分，118例中絕大部分看起來是魚身，而非龜身，只有少數4-5例略似龜身，此乃日本與中國鰲形象最大的差異。尤其是左右構圖的圖章中，鰲身體比頭尾所占版面多得多。日本是海洋國家，漁業資源豐富，龜身變魚身，是本土化的直接體現。奇怪的是，118例以外的25例上老人下鰲圖章中，鰲是非常明確的龍頭龜身麒麟尾。尾部形象，V字形的是魚尾，一根一根的是麒麟尾。118例圖章中清晰可見麒麟尾56例，魚尾31例。這些圖章中，或雕刻精美，或粗製濫造，品質參差不齊。比之中國本對身體尾巴隱藏於雲中的模糊處理，日本本將其具象化，但龜身多變為魚身，麒麟尾部分變成魚尾。乍看之下，大多數日本本圖章與其說是鰲，不如說更像是他們本土的海魚。
（十）變幻的星辰 和魁星有關的158例圖章中，一般在圖像上部有幾顆星星，其數量統計如下：
《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31]北斗前四星天樞、天璇、天璣、天權，古人因其形狀，稱為斗魁，即魁星。也有以魁星為北斗第一顆星天樞。統計表中有98例為三顆星，似乎難以解釋，但魁星本為北斗前四星斗身部分，圖像章中已經有魁星形象，只是非以四顆星的形式，而是以青面獠牙的鬼形象存在，則北斗七星除去魁星代表的四顆星，自然只剩下斗柄的三顆星[32]。中國明末刻本魁星圖章也是三顆星，可知三顆星是本來樣態。但隨著翻刻的走樣，星辰數量呈現零顆、五顆、六顆、七顆、八顆、十顆、十三顆不等。六顆可能是因為魁星也有北斗第一顆星的說法，則除去魁星，北斗剩六星。北斗七星全刻的有25例，出現應非偶然，可能一因魁星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二是與“點斗”之“斗”相呼應。 （一）客從何處來：日本本文昌帝君圖像章 日本古籍內封除了鈐蓋魁星因素圖像章，還有其他類型，比如文昌帝君圖像章。目前見文昌帝君圖像章13例（1789-1873），其中1例無圓形外框，構圖包括文昌帝君，坐騎白特，零個（1例）、一個（5例）或兩個童子（7例），童子名天聾、地啞。文昌帝君祖庭四川梓潼七曲山大廟有白特殿，其對聯云：“梓潼帝君乘白特下臨凡界，三清老子騎青牛西出函關。”關於二童子，《堅瓠集》云：“文昌帝君從者曰天聾地啞，蓋帝君不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33]又文昌帝君為科舉神，天聾地啞有保密之需。圖像章上方為星辰，其中1例模糊不清，4例無星，8例七顆星。  從上表可知，文昌帝君形象分為四類：戴斗笠狀冠冕8例（1789-1833）（圖十八），戴翅羽烏紗手拿如意3例（1831，1831，1837）（圖十九），簪髮並戴髮冠1例（彩印很晚）（圖二十），戴方巾1例（1873）（圖二一）。 圖十八：文昌帝君之斗笠（日本）[34] 圖十九：文昌帝君之翅羽烏紗（日本）[35] （二）和魂崛起：日本神道人物圖像章 所見5例圖章，人物均在雲上，可見並非凡人，而是具備神格。烏天狗又稱鴉天狗，是日本神道教中級別不太高的妖怪，有瞬間穿越時空的技能，日本稱小孩丟失為“神隱”，認為是烏天狗所為，烏天狗形象經歷了從怨靈到修行者的轉變，事蹟見《今昔物語》等。少彥名命為“開拓三神”之一，被視為集智慧、商業、開拓於一身的神明，也被奉為醫神、酒神、溫泉之神，多有神社祭祀，事蹟見《日本書紀》《古事記》《伊豫國風土記》。巴御前乃鐮倉時代木曾義仲之妾，箭術超群，屢立戰功，事蹟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日本武尊是日本神話中天皇的直系祖先，本名小碓尊，曾弒兄，後戰功累累，如殺出雲健，討熊襲，平蝦夷，後英年早逝，事蹟見《古事記》《風土記》。 日本崇尚“萬物有靈”， 神道教為其本土宗教。神道教稱日本為神國，《古事記》《日本書紀》載，日本天皇為天神後代，日語中稱皇室人為“雲上人”。17世紀末起，日本興起以研究《萬葉集》《古事記》等日本古代典籍為中心的復古國學，“復古國學”“國學派”進一步提出“復古神道”，提倡“大和精神”的國學，“國權主義”“尊皇思想”情緒高漲，國學和神道緊密結合，為後來明治維新“國家神道”先聲。 值得一提的是，5例（1832-1866）圖像章鈐蓋書籍均為醫書，一是與江戶後期蘭學（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並發展有關，二是與江戶後期日本教育注重醫學等實用科技有關，201部鈐蓋圖像章的日本書籍中37部為醫學書（僅次於文學類的74部，位居第二）亦是其證。蘭學各個門類中醫學尤受推崇，緒方洪庵（1810-1863）就曾開辦蘭學私塾，向三千門生講授醫學和其他西學。 （三）洋才西來：日本本西方天使圖像章 19世紀中後期，除了中日傳統形象，鈐蓋在內封的圖像章還出現了西方面孔，目前見3枚5例：吹海螺的小天使（1849，副本）（圖二六），形象為有翅膀裸體的吹海螺小孩；吹海螺的小天使（1855），形象為有翅膀裸體的吹海螺小孩；小天使（1870，副本）（圖二七），形象為有翅膀的裸體小孩；小天使（1873），形象為有翅膀的裸體小孩。以上除1例為橢圓形外框外，其他均有圓形外框，繼承了原始圖像章的圓形外框樣貌。1849年兩部為《濟生三方》及其副本，1873一部為《健全學》，以上為醫學類書籍。1855一部為《和蘭字彙》，1870兩部為《西洋道中膝栗毛》及其副本，以上為蘭學書籍。
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荷蘭人等在日傳播西方文化和天主教，如沙勿略1548年到鹿兒島傳教。16世紀末豐臣秀吉發佈“驅逐傳教士令”。17世紀前半葉五次頒佈“鎖國令”，長崎成為唯一合法對外口岸，日本人在此與荷蘭人經商交流，形成“蘭學”，即西洋學。1612年禁天主教；1632年“寬永禁書”，禁基督教相關書籍；1685年“貞享嚴令”，加強禁書。1720年德川吉宗撤銷禁書令，允許天主教以外的西洋書輸入，洋書馳禁，尤倡醫學。1790年“寬政異學之禁”，遏制除朱子學以外的學說，但很快失敗。1839年“蠻社之獄”，官方只允許蘭學的醫學、天文、數理化等自然科學傳播，到50年代末，西方社會科學始在民間合法傳播。1853年藩校相繼改革，洋學塾興起，並有海軍教學。1854年佐久間象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簡稱“東德西藝”，與“和魂洋才”類似，“藝術”指西方科技。1855年幕府設洋學所。1858年日美簽訂友好通商條約，國內矛盾一觸即發，爆發“安政大獄”。1860年又有“櫻田門事件”，要求“尊王攘夷”，後走向倒幕維新。1839年“蠻社之獄”後，雖然西方社會科學不被允許傳播，但民間依舊禁而不絕，1849年兩部《濟生三方》鈐蓋西方天使圖章就是西方宗教文學藝術在日本用圖像代替文字傳播的例證。1853年藩校改革，後設立洋學所。1858年日美通商章程簽訂，尤其是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不管是西方的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在日本社會迅速傳播，並為日本社會帶來幾千年未有之變革。1855、1870、1873三枚4例西方天使圖章便是在這種背景下鈐蓋。 書籍內封圖像章發源于中國，興盛於日本。其興盛原因，除了裝飾、廣告、防偽作用外，恐怕還與江戶中後期日本特殊的社會環境有關。 日本圖像章以魁星元素圖章為大宗（158/201），其次是文昌帝君圖章（13/201），二者都是科舉之神。魁星點斗意為科舉奪魁，但江戶日本並無科舉制度，社會極重出身，想要實現階層流動非常困難，如此一來，與科舉相關的魁星在日本似乎並沒有流行的社會基礎。雖然如此，江戶時代（1603-1868）日本教育體系卻比較完備，從貴族到平民都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其時學校有以下幾種。一是幕府直轄學校，為幕臣（上級武士）和御家人（下級武士）子弟設立，為幕府培養官吏和實務人才，先後設立二十一所，代表為昌平阪學問所。二是藩校，各藩為武士子弟等設立經營的學校，1661-1871間設立兩百多所。後期藩校打破世襲，武士子弟而外，平民子弟也可入學。三是寺子屋，是專門為平民子弟設立的民辦初等教育機構，江戶末期有一萬五千多所，教師包括平民、武士、僧侶、醫生、神官等。四是鄉校，是在鄉村設立的公辦初等教育機關，招收平民子弟，不接受武士子弟。鄉校數量不多，比如天保間有寺子屋1987所，鄉校僅13所。五是私塾，是一些學者在私宅設立的高等專門教育機構。私塾學生年紀大，不分出身，教授學問程度比較高[47]。德川吉宗執政以後，推行“享保改革”（享保1716-1735），注重教育，尤其是發展寺子屋，推動了日本的教育進程。基於以上各個層級的多樣化教育機構，1848-1860間江戶地區平民子弟就學率已經達到86%，一般商人子女幾乎100%上學接受教育[48]。江戶時期，男子有40%以上，女子有10%左右，接受過家庭以外的教育[49]。 既有學校，就不可避免有各種考試。比如奈良時代的貴族教育，大學寮的學生每十日休息一天，休息前有小考。每年七月舉行大考，如果連續三年考試為下等，會被勒令退學。而魁星生日是七月初七，每年七月中國的學生有魁星會、魁星宴，不知日本是否也受此影響。因為考試日期與魁星生日接近，促進了魁星崇拜在日本的流行。到江戶時代，各個類型的教育機構也有各種考試。19世紀前半期廣瀨淡窗創立的私塾咸宜園奉行“三奪之法”：年齡之奪、學歷之奪、地位之奪，僅憑在校的學習成績決定升留級。有“月旦評”，每月考試；“試業”考作詩、作文、寫書法；“消權”是師生口頭考問。另外還會記錄各種平時成績。雖然日本教育最後的指向並不像中國是科舉，但希望能取得不錯的考試成績總和魁星寓意相通。就像今天的中國雖然沒了科舉，但魁星、文昌帝君的香火依舊旺盛。 另外，就是要考慮圖像章這種特殊的形式，圖像章是蓋在書上的，而鈐蓋的又是些什麼書呢？日本201例圖章中，識字書日用書15例，經書16例，史部書22例，詩文為主的文學書74例（包括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農學1例，插花茶道繪畫等15例，醫學（包括傳統醫學與西醫）37例，其他蘭學19例，這些類別都是各類學校的教學範疇，許多應該是江戶時代的教材。如德川吉宗享保七年（1722）下令京都的柳枝軒書店出版《六諭衍義大意》作為寺子屋的教材，在201例鈐蓋圖像章的書籍中，有1686《難太平記》一部、1686《新編鐮倉志》一部、1715《賈浪仙長江集》一部、1721《今昔物語》兩部、無年份《韻府古篆匯選》三部，均是柳枝軒刻本。幕府直轄學校教授經書、歷史、詩文。藩校重經書、歷史、詩文，希望以儒學之道培養武士，但幕府末期也重實用，學習算數、醫學、天文等。寺子屋注重讀、寫、算，往來物是教材之一。鄉校注重讀、寫、算、道德教育。私塾則各有特點，重視國學、洋學、醫學等等。圖像章的鈐蓋數量也是在“享保改革”推動教育發展以後明顯增加的。201例日本圖像章中170例鈐蓋書有明確出版時間，其每四十年分佈數量如下：
享保以後，鈐蓋圖像章書籍數量明顯攀升，1781-1860達到高點，到明治維新教育改革以後數量斷崖下降，這與江戶時代日本上述五類學校尤其是寺子屋的發展趨勢相一致，可見圖像章與江戶時代學校教育的關係。綜上，因為鈐蓋圖像章的書籍與各個學校教材或者教學內容密切相關，其受眾大多數是學校學生，而學生有學習和考核壓力，因此有奪魁寓意的魁星圖章會以壓倒性的優勢出現在江戶時代的日本書籍中。 另，江戶時代日本學生會拜孔子和天滿天神。天滿天神即主張“和魂漢材”的菅原道真，是日本的學問之神、書法之神，每月二十五參拜。魁星以圖像章的形式大量鈐蓋於與學校教育有關的書籍之中，而天滿天神則以神道教神靈形式在神社、神宮被人參拜，二者並不衝突。 文昌帝君圖像章存在於日本本中，除去日本教育、識字率、學業考核壓力等原因外，還有以下原因： 文昌帝君信仰在日本原本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文昌帝君信仰在宋元以後的中國特別盛行。“至遲在明朝末年，《陰騭文》已流傳日本。……十九世紀，日本出現不少文昌經籍的翻刻本和日譯文。”[50]在琉球，還有文昌帝君祠。這些都是文昌帝君信仰在日本傳播的基礎。 文昌星原本除掌管文運、賞功進士以外，還有主管生死的功能。《春秋元命苞》論述文昌六星功能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咎也。”[51]《梓潼帝君救劫寶章》記載文昌星職能云：“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死生貴賤,下主十八重地獄輪回。”[52]知其掌管人間壽命。魏晉道教興起以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泰山主年壽。至宋灶神司命，文昌星司命職能才被弱化。隋唐兩宋科舉興起到興盛，文昌星“司祿”和“貴相”的職能被重視，文昌星一躍成為科舉之神。元仁宗將梓潼神加封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文昌星和梓潼神合一。明代天下學宮立文昌祠。從多重職能到特別突出掌管文運職能，是“文昌信仰的社會操作淹沒神學操作性”[53]。但在中國幾乎遺失的司命職能，在日本卻能被再度發現。掌管生死的中國泰山府君信仰傳至日本，後在日本與地藏信仰融合，成為陰陽道信仰。另外，日本有七福神信仰，其中就有福祿壽、壽老人，是掌管福壽和財運之神，源於道教的南極仙翁。因為有這些信仰基礎，文昌星的司命職能在日本有了生存土壤。之前魁星部分，魁星被替換為壽老人的二十多例圖章，也是這種趨勢的具體體現。 文昌帝君是書坊業、刻字業、鐫碑業的行業神，得到書坊主的青睞理所當然。《帝君惜字律》有“功例”24條，“罪例”29條[54]，比如功例“抄寫敬重字紙書，訓合門人，令其珍惜者，三百功，子孫發達”[55]；罪例“己身不敬字紙、經書，又不訓教子弟，遞相輕侮者，一百罪，惡瘡遍體，再生癡聾喑啞”[56]。敬惜字紙對於出版物的傳播和保護有特殊意義，文昌帝君因此也為書坊主所重視。 文昌帝君勸人向善，提倡忠孝，與江戶年間日本的文化思潮相合。勸善如《文昌帝君陰騭文》，勸忠孝如《文帝勸孝錄》《孝經》《忠經》《勸孝文》。文昌帝君還有避邪保平安作用，如某《文帝全書》首冊鈐朱印“此書敬請家庭供奉，不但驅邪解厄，而且諸事吉祥，消災降福，靈應異常”，“汪繩武敬啟” [57]。基於以上因素，文昌帝君圖像章鈐蓋在於日本本內封上，便不突兀了。 另，不像佛教在日本廣泛傳播，日本並沒有道教，只是在其文化中保存了諸多道教元素。孫亦平認為：“在史籍文獻中很難找到有組織的教團道教進入古代日本的記錄，但也找不到可確證的道教道觀。但另一方面，日本歷史和社會文化中卻留存有許多道教因素，成為道教在日本存在的鮮活證據。”[58]而我們所見的魁星、文昌帝君圖像章，便是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教元素的“鮮活證據”。 總之，明末至清，中國書坊主在所刻書籍內封鈐蓋圖像章作為發兌章，這類圖章17世紀末傳至日本。日本對此有繼承，也有發展。中國本的魁星點斗、動植物圖章在日本本中有反映；蟾宮折桂、山水讀書圖圖章暫未見於日本本。魁星點斗圖像章雖首見於中國本，但在日本衍化出近十個變種。日本本中另有不見於中國本的圖像章，如文昌帝君、日本神道教人物、西方天使。文昌帝君不見於中國本,或許與樣本數有限以及此種圖像部分來自韓國有關。用西洋的天使形象、日本神道教的神與妖制作圖像章，與江戶後期日本復古神道、蘭學發展有關，這極大地豐富了圖像章的種類，是日本人不拘於陳規、革舊維新精神的體現，直觀生動反映日本彼時思想文化之動向與時尚。以魁星與文昌帝君為代表的圖像章盛行日本的原因包括：江戶中後期日本教育體系相對完備、教材需求大、識字率高、學生考核多樣、多元思想活躍等。日本本圖像章嬗變史，不僅是書籍史的一部分，也能直觀反映江戶日本與中韓歐文化交流情況、反映日本社會、宗教、文化、教育變遷的某些側面。
感謝胡劼辰、石祥、許超傑、竇瑞敏等老師提出修改意見，鍾彥飛、林振岳、北川直子、玉置奈保子、南江濤等老師提供資料。 [1] 林振岳老師私下告知，這類圖章應該最先出現在書坊刻書發達的福建地區，具有防偽功能。 [2] “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為魁星一手點斗、一腳踩鰲頭形象。“蟾宮折桂”，為書生手持桂花枝形象。 [3] 林振岳《肖像藏書印源流考》，見《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11月，第493-508頁。 [4] 本文2020年10月完成寫作，並第一時間交予三位同道審閱修改，同年11月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版本學研究》研究生課程上講授，21年5月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承辦的“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联谊群第十二次沙龙”上做同名報告。2021年5月得知山東大學潘超老師有《魁星鳌頭：東亚漢籍出版與科舉文化》一文，曾在2021年4月北京大學舉辦的“中华文明传播史”系列工作坊之“东亚汉籍传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讀。潘文6月在山東大學舉辦的“东亚汉籍编目学术研讨会——中韩工作坊”再次宣讀。從題目上看，本文與潘文研究對象有相似之處，但側重點應該有較大差別。 [5] 關於東亞漢籍的研究，可參見陳正宏《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中西書局，2014年。 [6] 《韻會小補》，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方子謙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7] 《合刻少微通鑒大全》，明崇禎三年（1630）清白堂刻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8] 《國史經籍志》，明末徐象橒曼山館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9] 《有圖山海經》，明末廣陵蔣應鎬繪圖晉陵李文孝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0] 《玉堂對類》，明末存誠堂黃爾昭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1] 《勸懲故事》，中尾市即兵衛寬文九年（1669）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2] 圖一《新鐫繡像今古奇觀》，清浙省會成堂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13] 圖二《國史經籍志》，明末徐象橒曼山館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4] 《有圖山海經》，明末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5] 《律例箋釋》，清康熙三十年（1691）吳門顧鼎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16] 《禹貢錐指》，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胡渭家刻本。此本內封所鈐圖像章外部為相對雙龍，中間鐫篆字“御題耆年篤學”，此六字為康熙對胡渭的評價。 [17] 圖三《玉堂對類》，明末存誠堂黃爾昭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8] 圖四《唐詩選國字解》，江戶書肆嵩山房小林新兵衛寛政三年（1791）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19] 圖六《鹽松紀行》，日本須原屋茂兵衛文化六年（180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0] 圖七《生花枝折抄》，日本東雲堂安永二年（1773）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1] 圖八《李撰文選》，日本京都井筒屋莊兵衛寶曆十二年（176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2] 圖九《勸懲故事》，日本高士裡藏版中尾市即兵衛寬文九年（1669）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23] 圖十《炮炙全書》，日本心遠堂元祿五年（169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4] 圖十一《和蘭內外要方》，日本文政三年（1820）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5] 圖十二《幽蘭集》，日本暮雨巷寬政十一年（179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6] 圖十三《難太平記》，日本雒陽書肆柳枝軒貞享三年（1686）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7] 圖十四《古文孝經參疏》，日本東京嵩山房寬政元年（178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8] 圖十五《徘諧寂栞》，日本江戶書賈須原屋伊八文化九年（181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9] 圖十六《淡淡文集》，日本文貨堂寬保二年（174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0] 圖十七《日本名家詩選》，日本江戶書肆山金堂安永四年（1775）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1]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中華書局，1959年，第1291-1292頁。 [32] 此解釋為胡劼辰老師提出，筆者深以為然。後在《魁本對相四言雜字》中見“斗”圖解作“ [33] [清]褚人獲撰《堅瓠集》八集卷四，清康熙刻本。 [34] 圖十八《蘭齋畫譜》，日本東都書林須原屋茂兵衛享和元年（1801）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5] 圖十九《眼科錦囊》，日本江都書林芳潤堂天保二年（1831）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6] 圖二十《柳川畫譜山水部》，日本和泉屋市兵衛江戶晚期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7] 圖二一《成形圖說》，日本薩摩府學明治六年（1873）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8]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中華書局，1959年，第1293頁。 [39] 孫亦平《論道教星斗信仰在朝鮮半島的傳播方式》，《宗教學研究》，2013年第4期，第26頁。 [40] 圖二二《延年養性訣》，日本櫻甯室藏天保六年（1835）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1] 圖二三《革溪醫砭》，日本舞適無寞庵嘉永七年（1854）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2] 圖二四《救疾摘方》，日本芄蘭舍嘉永六年（1853）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3] 圖二五《一夕醫話》，日本慶應二年（1866）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4] 以下日本形象由玉置奈保子女士辨認，北川直子女士也提供了莫大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45] 圖二六《濟生三方》，日本天真樓嘉永二年（184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6] 圖二七《西洋道中膝栗毛》，日本東京書肆萬笈閣明治三年（1870）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7] 以上關於日本江戶時代教育，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5-91頁；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南開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 [48] 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南開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6頁。（原見：海後勝雄《近代日本教育史》第一卷，誠文堂新光社，1951年，第318頁。） [49] 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南開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6頁。（原見：R·P·ド-ア、松居弘道譯：《江戶時代的教育》，岩波書店，1970年，第235頁。） [50] 王興平《文昌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中國道教》，2000年第2期，第53-54頁。 [51] [漢]司馬遷撰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中華書局，1959年，第1293頁。 [52] 《梓潼帝君救劫寶章》卷一，明末刻《百家名書》本，日本京都大學藏本，第二葉A。 [53] 卿希泰、姜生《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決定論》，《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巴蜀書社，2004年，第1頁。 [54] 《增訂敬信錄》卷一，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七十七至八十二葉。 [55] 《增訂敬信錄》卷一，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七十八葉。 [56] 《增訂敬信錄》卷一，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八十葉。 [57] 《文帝全書》首冊，清乾隆四十年（1775）關槐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58] 孫亦平《“日本的道教”抑或“道教在日本”——百年來有關道教在日本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第77頁。 【作者簡介】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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