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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博士、教授 敦煌艺术是中国艺术的骄傲，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是世界上最大的壁画和彩塑的博物馆。敦煌艺术除受内陆汉族文化影响外，还受邻近的西域（新疆、中亚）文化影响，而且还延绵千年，因此艺术信息量特别巨大。 敦煌除艺术信息外，其他信息量也非常巨大，以至于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即敦煌学。对于我们今天21世纪信息社会的艺术创作来说特别重要，敦煌艺术就是一大信息宝库。
敦煌北凉壁画，272窟，说法图 伟大的敦煌佛教艺术有两大奠基人，他们是竺法护和乐僔。 竺法护（231~308年），是西晋（265~316年，3、4世纪，首都先是洛阳，后是长安（西安））高僧，祖籍月氏（中亚），世居敦煌，世称“敦煌菩萨”、“敦煌开士”。 他八岁出家，拜印度高僧竺高座为师，因此姓“竺”，他随师游历西域，带回大量梵文经典，回到敦煌，收徒译经，在敦煌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汉胡僧俗信徒集团，后又游历两京长安（西安）、洛阳，沿途译经传教（多为大乘佛教），为佛法东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学生竺法乘也是西晋僧人，也是幼年出家，并随师去长安等地，后返回敦煌，建寺收徒，卒于敦煌。（参考《敦煌学大辞典》）。师徒俩都活跃于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他们建的敦煌佛寺可能是敦煌最早的佛教艺术，早已焚毁，无影无踪，当然当时建的敦煌佛寺应在敦煌城内，而不在城外鸣沙山上。竺法护应是敦煌佛教艺术的奠基人。 《梁高僧传》中的《竺法护传》上说：“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说明西晋武帝时（3世纪）敦煌已有佛寺，其中佛像、壁画，崇尚京邑，学习首都长安、洛阳，佛像样本来自两京画坛，而佛经来自中亚。 敦煌佛教美术虽然来自两京，是从东向西传播的，但敦煌靠近新疆、中亚，中亚犍陀罗佛教美术肯定经新疆传入敦煌，影响敦煌。可见早在西晋时（3世纪）敦煌佛教美术就受到东（内陆汉人）西（新疆、中亚胡人）两个方向的双重影响。而这时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还没有开凿。 其实早在两汉时敦煌就受到东、西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向西经略西域，与新疆交流，另一方面受东方内陆汉王朝管辖，中原乱时，大量汉人来敦煌避祸，也带来先进的汉文化。 西晋画坛有三大家，即卫协、张墨、荀勗（音序） ，这三大家加上东吴曹不兴（曹家样）和刘宋陆探微二人，是五大家，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都被尊为“第一品”。 西晋三大家中，最伟大的是卫协，他上承曹不兴曹家样，下启顾恺之、陆探微，在“第一品”中，承上启下，是中国佛教美术史上的重要画家，谢赫赞他：“古画之略，至协始精”，可见是卫协开创密体绘画，影响到顾恺之、陆探微、陆绥父子，刘宋袁倩学陆绥，都是密体，北齐曹仲达又学袁倩，曹仲达已是密体末流，而此前南梁张僧繇已开创疏体，很快就取代了密体。可惜上述诸家绘画现已不存，现存顾恺之的画也是后世临摹的。
顾恺之《女史箴》插图
顾恺之《女史箴》插图
顾恺之《女史箴》插图
顾恺之《女史箴》插图局部 西晋绘画现存只有彩绘画像砖，也在敦煌出土，可以作为上述已毁的敦煌西晋佛寺壁画来参考，也是现存最早的敦煌北凉壁画的渊源和基础。 敦煌西晋彩绘画像砖基本上沿袭汉末旧制，仍画神禽灵兽（祥瑞）、神话、历史故事、佛教（莲花、大象）、社会生活等，画像砖都是小砖画，一砖一画，不像酒泉、嘉峪关用多砖拼成大画，敦煌砖画白地、黑线、红彩，毛笔飞扬，色彩明快，气韵生动，质朴豪放，整个看上去，基本上就属汉画，除佛教题材外，外来影响很少，说明敦煌地区传统文化积淀雄厚。这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敦煌艺术很有意义。
敦煌西晋彩绘画像砖
敦煌西晋彩绘画像砖 说起佛教图像，诸如莲花、大象、佛像等，汉末已有，鲁南、苏北、川南都有出土，三国东吴铜镜上也有佛像、飞天、莲花、卷草等，都是印度马图拉佛教艺术经东南海路传来的，川南则是经川滇缅印古道传来的。上述西晋敦煌的佛教图像，可能来自新疆，也有可能来自内陆。 乐僔，是十六国前秦（351~394年，4世纪，首都长安）僧人，是敦煌莫高窟的创始人，据文献记载，前秦沙门乐僔在建元二年（366年，四世纪中叶）来到敦煌，落日余晖之下，见鸣沙山上金光灿烂，如有千佛显圣，遂开窟造像，敦煌石窟艺术从此开始。开创敦煌石窟的第二人大概就是法良了，他也是十六国时的僧人，在前秦乐僔之后，应是4世纪末5世纪初。 他二人都是来自内陆，由东向西，来到敦煌，带来内陆佛像样本，例如乐尊带来的就是前秦首都长安的佛像样本，这与上述西晋敦煌佛寺的情况一样，再次证明敦煌佛教艺术一开始就是来自东方，来自内陆，来自当时首都。此后敦煌艺术也一直是这样，主要来自内陆各朝首都。 可惜他二人开的石窟，现已不存，早被后来的大规模的长久的开窟造像运动给覆盖了。竺法护和乐僔是敦煌佛教艺术的两大奠基人。 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十六国晚期北凉（401---439年，五世纪前期，首都张掖）时的，主要有268、272、275等窟。壁画主要有尊像（佛、菩萨）、故事画（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供养人像（汉人、胡人，画得很小）等。
敦煌北凉壁画，268窟，平棊图案，飞天
敦煌北凉彩塑，275窟，交脚弥勒
敦煌北凉壁画，272窟，供养菩萨
敦煌北凉壁画，272窟，伎乐，飞天
敦煌北凉壁画，272窟，伎乐，飞天 北凉佛（包括菩萨）像，圆脸，大眼，薄唇，身材魁梧，上身赤裸，下着长裙，衣薄透体，衣纹有韵律感，渲染明暗，有立体感（但因年代久远，渲染部分铅粉氧化变黑，变成粗线）。色彩以红为底色，用白、绿等色彩画，浓重热烈，充满异国情调，有些像新疆龟兹（例如克孜尔石窟）壁画，受中亚后犍陀罗艺术（4~7世纪）的影响。 但仔细看，又与龟兹壁画不同，北凉壁画简洁洗练，端庄典雅，这又是中国艺术的风格，说明同时还受内陆汉族佛教美术影响。
龟兹克孜尔壁画，说法
龟兹克孜尔壁画
龟兹克孜尔壁画
龟兹克孜尔壁画，涅槃
龟兹克孜尔壁画，飞天
龟兹克孜尔壁画，菩萨
龟兹克孜尔壁画
龟兹克孜尔壁画
龟兹克孜尔壁画，供养人
龟兹克孜尔壁画
库木图啦石窟壁画 这与上述西晋、前秦情况一样，也是受到东（汉）西（胡）两个方向的双重影响（参见拙作《中国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东晋十六国（4、5世纪）时，北方五胡南下，逐鹿中原，胡人原始，野蛮落后，没有文字、文化，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学汉族语言、文字、文化、制度、技术、艺术等，尤其是学习南方东晋正统汉人文化，进行汉化改革，文化建设基本上都是雇佣汉族工匠、文人。 其实北朝（5、6世纪）也是如此，北朝石窟、书（北碑学南碑）画（北画学南画）、工艺美术（北瓷学南瓷）等都学南朝，是对南朝艺术笨拙粗犷的模仿，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变异。 所以北凉佛像也是这样，其上可见南京东晋顾恺之（346~407年，4、5世纪）画风影响，表现出正在中国化、文人化的改造过程中。也就是说南京影响北方中原，北方中原又影响到西北敦煌。 如果将东、西两个方向的影响比较一下的话，北凉壁画受邻近的新疆（龟兹）影响要大一些。这是因为南京离敦煌远，东晋影响要经北方中原中转，才能慢慢地传到西北河西走廊西端，信息来得较晚，影响较弱。 但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尤其是5世纪后期北魏汉化改革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就主要受内陆汉族文化影响，从此以后一直受内陆首都影响，与内陆文化同步发展。 北凉故事画也受顾恺之影响，例如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卷》，是个横卷插图，采用分段多幅连环画式构图，一改汉画（画像石）故事画的单幅画构图，在中国插图史上，是一大飞跃，广泛影响到十六国后期、南北朝壁画（参见拙作《中国插图艺术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自然也影响到敦煌北凉壁画，例如第275窟本生和佛传壁画，本生壁画描绘尸毗王本生故事，就画了割肉和贸鸽两个情节。
顾恺之《洛神赋》插图
顾恺之《洛神赋》插图
顾恺之《洛神赋》插图
顾恺之《洛神赋》插图局部
顾恺之《洛神赋》插图局部
顾恺之《列女传》插图
顾恺之《列女传》插图
顾恺之《列女传》插图 佛传壁画描绘佛传故事，太子出游四门，原来画有四个情节，后因后世修建，破坏了一部分，现仅存出西门见老人一个情节。整个看上去，平面布局，富于装饰性，人物故事简洁明确，一目了然，可见顾恺之插图艺术对敦煌北凉壁画的影响。 为了说明顾恺之影响敦煌北凉壁画，我再举个旁证材料，是离敦煌不远的酒泉丁家闸墓室壁画，也是北凉时的，与上述敦煌北凉壁画同时同地，画上人物，尤其是仕女，服饰容貌，文静娴雅，以线造型，顿挫有致，与顾恺之的画风相近，可见顾恺之文静典雅、生动传神、轻松、成熟的画风的影响。 中国古代画、塑不分，彩塑、壁画互相影响，互相移植，二者同步发展，风格一样，只是一平面，一立体而已。 敦煌北凉彩塑就是这样，仍以第275窟为例，几尊交脚弥勒像，都是单身坐像，也是身体魁梧健壮，圆脸，大眼，薄唇，上身裸体，下穿长裙，衣薄透体，如同出水，衣纹富有韵律感，与上述壁画北凉佛风格一致，也是受中亚后犍陀罗佛像影响。
敦煌北凉壁画，275窟，本生故事
敦煌北凉壁画，275窟，割肉贸鸽
敦煌北凉壁画，275窟，佛传故事，出游四门
敦煌北凉壁画，275窟，供养人 而面相慈悲，神秘微笑，玄想悠远，文雅幽静，又可看到东晋顾恺之中国化、文人化、精致化的改造过程。很快顾恺之的学生陆探微（5世纪后半）就开创了中国式的佛像，中国佛像以中国南方又瘦又小的文人形象为模特，完全中国化了，从而改变了东西方双重影响的局面，从此以后敦煌只受东方内陆汉人文化影响。 综上所述，敦煌西晋、前秦、北凉一直都是受到东、西两个方向的双重影响，以东方内陆汉族文化为主，西方中亚、新疆胡文化为辅，而且外来文化影响越来越小。北魏前期（5世纪）仍沿袭北凉。等到北魏后期，孝文帝汉化改革（5世纪末），进一步学习南京南朝正统汉文化，尤其是陆探微开创的中国佛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很快就一统天下，甚至影响到朝鲜、日本，敦煌自然也不例外，陆氏中国佛像6世纪传到敦煌，也中国化了，外来影响几乎消失。 从此以后，敦煌一直受内陆各朝首都文化影响，与内陆文化同步发展。 敦煌北魏、西魏、北周、隋学习南京南朝文化，唐代、五代、宋初深受大唐两京文化影响，西夏初学唐后学宋，元代藏密来自西藏，汉密来自内陆。如果说内陆各朝首都是大脑的话，那么敦煌就是神经末梢，是中国佛教美术传播的最后一站，当然在传播过程中会有变异，各朝首都的佛教美术要远高于敦煌，可惜都毁灭殆尽，无奈的是我们今天只能看敦煌了。这就是我的敦煌艺术史观，也是敦煌艺术史的构架大纲。 敦煌莫高窟北魏佛像、壁画很多，北魏（445---534年，五六世纪）以孝文帝汉化改革（471---499年，五世纪后期）为界，以前是北魏前期（五世纪），以后是北魏后期（六世纪）。 敦煌北魏前期（五世纪），基本上沿袭北凉艺术，仍然受顾恺之影响。北魏前期佛像，主要有第254、257、259等窟的彩塑。基本上沿袭十六国北凉遗风，依然是体格健壮，衣薄透体，沉静安详，既有后犍陀罗影响（后犍陀罗又受马图拉影响），又有东晋顾恺之的中国化、文人化改造。 例如259窟洞窟形制正从印度式中心柱窟向中国式殿堂窟转变，是过渡形式。彩塑上层是菩萨像，下层是佛像，菩萨像与上述北凉菩萨相似，也是多为交脚，只是更加精致文雅，更加中国化了。佛像慈悲微笑，沉静典雅，更加幽玄，更接近顾恺之文雅风格。 顾恺之的横卷分段多幅连环画式构图也影响到北魏壁画，例如257窟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有《小沙弥》、《须摩提女》、《九色鹿》3幅，都是连环画长卷，构图如同顾恺之插图《洛神赋图卷》，都是按照故事情节发展顺序安排多幅连环画，中间用山石、建筑来分割，同时也起联系作用。 为了说明北魏前期仍受顾恺之影响，我再举个例子，山西大同（北魏前期首都）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残片），上画孝子、列女故事，其中列女部分与顾恺之画风相近，可能就是以顾恺之的画为底本（样本)制作的（参见拙作《中国工艺美术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出版）。可见顾恺之画风不仅影响到佛教美术，还影响到世俗美术、工艺美术。 北凉与北魏前期比较，北凉新疆影响强一些，而北魏前期更多的是内陆汉文化影响，说明北魏统一北方（439年）后，与敦煌的联系加强了，控制加强了。当然北魏又受南朝南京影响。 总之顾恺之画风风行东晋、刘宋，影响北方，而且还远及河西敦煌，不愧为中国画史上第一位影响深远的艺术大师。五世纪后半期随着刘宋陆探微的出现，顾恺之的时代就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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