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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周浦籍书法家张彼德题字 凌翔 前 言 本文写作化了两年多时间，主要是搜集资料、核对史实、查找人物肖像等方面困难甚多，多亏得到倪所园、张大卫、汪飞中、周正康等师友的鼎力相助、反复补充，使传主形象逐渐清晰饱满。此外也参考了有关网络资料加以充实，在此特表诚挚谢意。 然缺漏、谬误之处肯定依旧多多，故恳请各位高人援手斧正，不胜感激之至！ 很多人听过高晓松创作的校园歌曲《同桌的你》，一听到这首歌曲，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我小学时“同桌的你”——倪所园。 我幼年时家住周浦镇船厂街，倪所园家与我家隔着一条叫咸塘港的大河，就在我家的对岸——南八灶最南面。她长得漂亮可爱，有一张圆圆的脸，脸上两个小酒窝，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甜甜的小嘴，人们都叫她“园园”，但我觉得叫她“圆圆”更贴切。  六十多年前我在周浦镇小学读书。她父母为了让她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从南汇县三墩镇搬家到周浦。1955-1959年小学一到四年级我与她同班，也曾同桌。 有一次，倪所园邀请我到她家里去玩，我很高兴的同她一起去了。印象深刻的是：她家住在南八灶粮管所进去的一条弄堂最里面的顾家宅，借了顾家房子。顾家中间是客堂，两面是厢房，倪所园家租了面南的一上一下的房子，很大很好，也很整洁安静。不像我家是打铁铺，烟熏火燎，脏乱差又加喧闹不堪。 她从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橱里拿出一个鲜艳漂亮的金属饼干听子，取出几块糕点请我品尝。当时大家能够吃饱饭已属不易，能吃到这种糕点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六十多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但当年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倪所园漂亮可爱的脸庞，又会闻到那喷香甜美的糕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倪所园的外公是浦东名人张新吾先生，父亲是倪衍昌先生,母亲为张维篁夫人，我一直是“有眼不识泰山”。  张新吾先生（1879年12月14日－1976年9月13日），又名星五，曾用名奎、百槐，川沙县龚路镇人．中国早期应用化学第一名家。少入上海梅溪书院，1899年天津北洋大学堂毕业，其后官费留学日本。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从日本东京大学（帝国大学前身）应用化学系毕业回国，是中国人攻读应用化学科的第一人。创办天津工艺学校，兼任教师。翌年调北京，在商部任主事兼任进士馆教习和北京高等实业学堂教师。 1922年，与吴蕴初、范旭东等创办中华化工业会（中华化工学会前身），历任九届会长。曾出资南开大学，办矿科并任董事。在农商部任职期间，主持筹建宣化龙烟铁矿、石景山炼钢厂（现“首钢”前身）、河南六河沟煤矿创建，任总经理、董事长。 1918年，丹凤火柴公司与天津华昌火柴厂合并，改为丹华火柴公司，张新吾担任董事长。同时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安东设立火柴匣料和轴木厂。在全国首推无黄磷安全火柴。联合大江南北几十家火柴厂组成“中华全国同业联合会”，振兴民族工业，抵御洋火柴独霸中国市场。 抗战期间，他以丹华火柴公司董事长身份，隐居北京八年。日本三菱等财阀曾多次要求与其合作办厂开矿，汉奸王荫泰、殷同、曹汝霖等亦多次逼其出任伪职，均遭拒绝。 他以现代科学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研究《中庸》、《易经》等国学，1930年代出版《学庸新义》，由唐文治撰写《序言》，称其为中国化学第一名家。他力求注释中华民族传世经典，正本清源，破除迷信，还经典以真实面貌。 张新吾晚年在家潜心研究国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1966年6月写成《三极论》（即原道、《易经》、《中庸》）初稿。老友黄炎培曾建议将此稿推荐给毛泽东主席一阅，但他以尚未完稿而推辞。文化大革命过后半个世纪，经家人精心藏匿的手稿在北京再现，后由法律出版社刊印全国发行。 倪所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公没有参政。1950年，他辞去丹华一切职务，后来一直没有工作。60年代初，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中央委员会），同时参加全国政协学习小组的活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公被红卫兵从北京押送到上海市区我小舅舅家。后来再来到周浦，有个朋友安排他住在南油车弄的旅馆中。外公在北京时，被西城区红卫兵打得皮开肉绽，屁股都被打烂了，我母亲每天去用药膏给他涂抹治疗。当时我父亲也被批斗，造反派、红卫兵来抄家，搞得我家里一塌糊涂，全家人焦头烂额。过了一段时间，请小舅舅将外公和阿姨（我母亲的妹妹）领回去，再送回北京。” 我有幸得到倪所园馈赠的《三极论》一书。张新吾先生不仅以实业救国，是中国早期应用化学第一名家，而且对国学也有如此深刻的研究，其素质之高，令我辈后学小子五体投地。 所谓三极，张新吾认为：“道者大自然，一者太极，二者两仪，亦即阴阳，三者太极与两仪之合体，谓之三极。所谓中庸，乃三极单个运用之道也。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者，万物生生，皆由于三极之单体，依于阴阳配合而成。所称易道，乃依据此义，以三极所成单卦，相重而成重卦，以代表事物之道也。由是而知，中庸与易道，同出一源而有联系，且明示中庸在前，易道在后。易道是从中庸进化而成，遂在研读工作上予以联系，交相支援。易道愈演愈退化，由于后人对'三’之正义未能认识之故，三者乃太极与两仪之代表也。愚于清检庸易二道，抱住'三’之机轴进行，得到迎刃而解，中途未遇障碍。”［见张新吾《三极论》第2页三极论序（一）］
张新吾先生晚年著作《三级论》 倪衍昌先生（1908——1988）是南汇县三墩镇人。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会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南京、北京等地税务部门工作。解放初期曾任黄炎培秘书。两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后回沪任职于同兴袜厂。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期间，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自觉下放农村，提早五年退休，只领一半退休金，并在周浦图书馆、工人俱乐部当义务服务员兼退休工人大队长之职。
5-60年代周浦工人俱乐部/家灵插图 汪斐中与倪先生为忘年交。他单位订阅《报刊文摘》、《参考消息》等报纸，每周二晚上带到倪家给倪先生看，倪先生以酒招待，两人谈笑甚欢。倪先生告诉他一些有关黄炎培和中央领导的事情，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曾让他写信给杜月笙，请杜月笙从香港回沪，帮助共产党政府工作，并答应让他当全国政协副主席。尽管杜月笙既帮助过国民党也帮助过共产党，抗日战争中贡献很大，但还是没有回沪，怕共产党对他打击惩罚。他很可能看到这张照片：1951年，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地，身穿长衫孑立于晨曦中，一副疲态。 倪先生一生好学，特别对古汉语、历史颇有研究，写得一手好字，学谭延闓，又上溯钱南园、何绍基和翁同龢，远承颜真卿。其字点画凝重而结体秀雅宽博，整体气象，森严肃穆，有正气凛然之威，书画爱好者常去请教。六七十年代在周浦地区经常展出其作品，深受同行欢迎。
中年倪衍昌先生   吾师张大卫先生回忆：“我曾在黑桥、瓦屑小学教书，看到上海国画师资班招生，主要招收文化站、中小学美术教师，我就去报考了，考试很严格，有命题画'上海的早晨’'上海的春天’，还考政治，即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1942——1962年），我结果考中了。当时陈辉光是旁听的学员。另外交3元可以进书法班，我通知了姚茂初，他也考进了书法班。 1964年，我在周浦中大街的周浦工人俱乐部、文化馆负责美术展览会等事项，认识了在当义工的倪衍昌先生，我叫他倪家伯伯，因为他和我父亲很要好。唐炼百先生我本来就认识，因为我与他的儿子唐品璋是同班同学，都是1958届初中毕业生。 倪先生对我的书法和绘画很赞赏，问我师承何人。我说'绘画师承陆俨少先生（当时陆公被压制），太先生是冯超然先生。’倪先生马上伸出大拇指，称'冯公乃大家。’他对我马上刮目相看。又谈及书法，称'你的字是从《龙门二十品》里面出来的。’我说'倪老您是学颜鲁公的。’倪老谦虚地说'我是想学颜鲁公，但颜鲁公的一股忠义之气学不到。我只是学习谭延闿。’后来又谈及草书，我请求他讲述孙过庭的《书谱》，倪先生对我作了精妙宏富的分析论述。 他曾托我买'花鸟笔’，每支1.5元，写字绘画很好用，刚柔相济，价廉物美。 文化大革命前，大约1964年8月，我和陈辉光在画周浦风光速写，为创作长卷作准备。一起到南八灶登门拜访倪先生家，推开一处竹篱笆门，里面是一幢小洋房（笔者按：其实倪先生家不是小洋房），很气派，当时他栽种的花草盆景开得很旺盛，其中有盛开的雪白雅洁的仙人掌花，好像在热烈欢迎宾客光临。我们因为任务在身，所以进去稍坐片刻后就告辞了。 倪老对后辈极其关心，见我长得面黄肌瘦，就叫我喝'红旗牌特级牛奶’，其实当时我们喝不起牛奶。 他还介绍我和陈辉光去下沙，拜访中医名家杨季藩，诊脉开方，关心青年的身心健康，至今令我感激不尽。 后来我经常与倪先生叙谈书画艺术，知道他曾住北京，与徐悲鸿先生比邻。又曾请齐白石老人篆刻名章'倪衍昌’，边款：'倪衍昌乡长雅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看到，说倪老当过伪乡长，经倪老解释：'这个意思是同乡的长辈，这是客套话……’最后还算客气，一个红卫兵拿过一把刀，把'乡长’两字凿去再丢还给倪老，倪老慌忙用双手恭敬地接过，幸好没有跌到地上去，真是谢天谢地！ 倪老于是手书名贤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是清白得粉身碎骨也不怕，倪老做人也是清白到粉身碎骨也不怕的！文革期间他由于历史原因属于'三开份子’，多次接受批判、侮辱。由于刺激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因此右眼失明，痛苦不堪。
文革期间巽龙庵/家灵插图 文化大革命时期，倪先生一家被赶到周浦巽龙庵后面的破房子里，真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有一次，我画了几张画去送给倪先生，还拉了陈辉光、姚茂初、钟正修等一起去拜望。倪先生特别高兴，因为当时其他人不敢去看望倪先生。我们一进门，便把这些作品钉到了破旧的墙壁上，说是送给俩老的，倪老大喜，但师母有些歉意地说：'这么好的字画，挂在我们这陋室太可惜了……’不等师母说完，倪老马上纠正说：'唔——啥叫陋室，没有文化的才叫陋室，’并风趣地对师母说：'你把今天来的菁华——书画家当白丁吗？真是何陋之有？何陋之有！’大家被倪老的诙谐逗乐了。师母做了几个菜请我们饮酒，倪师母买了一点肉，小妹园园忙着做鲜肉塌饼给我们吃，当时每个月只定量供应一点点肉，能吃到肉是很奢侈的事情。我很惭愧，只带了些书画作品，没有买些下酒菜去。倪先生请大家喝酒，大家边吃边讨论历史、文学、书法、绘画，十分高兴。 他家被抄家后抄剩的书还有不少，靠墙壁用三、四排木板搭了个简单书架，上面放着很多书籍。我借了《陆放翁集》、《板桥道人道情》、《李义山诗集》等。以后又借了《全唐诗》、《陶渊明集》、《诗韵全璧》等。借了以后再抄下来，一是由于当时买不到，二是手头拮据，三是抄了以后印象深刻。我甚至还抄过《辞海》。 倪老还在不停地学习，研究孙过庭《书谱》，还托我借阅《史记·赵世家》的古刻篆本，校斟'触讋’还是'触龙言’等等。我的学生徐明乐家中藏有一些线装书，我借给倪老，他十分高兴。” 正康兄在看了有关倪先生生平的文章后说：“所述之事愰若隔世。老倪伯伯也是我父亲的朋友。记得他常提一竹篮到我家与我父亲闲聊。竹篮从不拿到我家室内，只是放在我家门口的石阶上。有一次听他在谈刚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墓之事，他把刘胜在西汉时的事说得头头是道，只觉得老先生肚子里货色真多。当时我家里还有一张倪先生写的书谱语：'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用草书笔法，写在毛边纸上的。文革中，我还看到他被一群造反派押在大街路上批斗的情况。屈指数来，这些都已是五十余年前之事了！ 倪先生的女儿女婿都在周浦邮局工作，与家父同事。” 倪所园说：“在巽龙庵北面高泥墩、河浜旁边陈家的破房子确实是陋室，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此住了十多年，苦透苦透。当时张大卫、汪斐中等人经常来访，能够不嫌弃我们，我父母很高兴。陈家原来是做皮蛋的，到天气阴雨潮湿时，房子墙壁上都是盐碱，像寒霜一样。所以我父亲生了皮肤病，后来转变成皮肤癌，他的手指也溃烂，自己贴了药膏。我姐姐请龙华医院中医顾医生治疗，其实应该到华山医院请西医治疗。结果过了三年，转移到了肺上就不行了，1988年，因医治无效而永别人世，享年80岁。 我父亲原来身体很好，与小青年一起出去旅游，到安徽、徐州等地。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为父亲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后来父母亲安排到公园新村新居，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我父亲故世后，我将母亲房子调到我家隔壁，便于更好照顾。” 倪老与沈庄王仲平先生友善，王家富藏图书碑帖，某日倪老带领诸青年前去拜访王老，借阅《龙门二十品》的放大本，还兴味十足的与王老探讨三角形的点如何写出来等。 1966年倪衍昌先生书写陆游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闲写放翁诗以试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 行白 倪衍昌（印章）
1966年倪衍昌先生书写陆游诗原稿 诗名《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是陆游专写听鼓词的诗作。 《蔡中郎》（即《赵贞女蔡二郎》），其内容是说蔡伯喈（蔡中郎、蔡邕）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蔡伯喈即东汉末著名文人，民间传说中，被描述成反面人物，实际与东汉蔡邕不相干，只是借用其名。“负鼓盲翁”是指温州民间唱鼓词的盲人。 一个人生前无论如何高贵,如何有权有势，但死后一切由不得自己，只能听任后人去评说。也警示后人：人在做,天在看,作了伤天害礼的事，人管不了天必有报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倪先生书写此诗看来有其深刻的涵义。有些人沉渣泛起，粉墨登场，其所作所为，终将逃不脱人民的评说，历史的记载。 倪衍昌与前妻生有两个女儿，与后妻张维篁生有一个女儿即倪所园。 张维篁从小得到清末翰林学士教授，善诗文。毕业于北京国立女子文理学院哲学系，曾师从马叙伦、张颐、冯友兰等教授。倪老也学过哲学，师从冯友兰教授。夫妻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在如此恐怖的年代里显得不慌不忙，这是因为他们见识广，读书多的缘故。 1980年，周浦镇文化站和工人俱乐部主办祝贺苏局仙百岁诞辰的三人画展，张维篁作长诗一首，由倪衍昌写成条幅为贺。诗曰：“扬州有八怪，周浦推三菁。书传钟张妙，画法四王成。金碧山水轴，斧劈称典型。花卉虫鱼鸟，栩栩一如生。美人珠帘下，嫣然远含情。昔遭茫茫劫，书画殆凋零。妖雾已扫尽，文艺当复兴。心苗各奋发，龙蛇走雷霆。——余夫妇幸获交……三弟有年，欣显其成就，'文革’耿延宝贵精进之十年，今也弟等奋起直追，为四化奋力，闻将以年来创作作汇报展出，乐为贺而介之。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维篁诗，倪行白书。”诗书俱美，彰显其夫妇文化功底不凡。 张维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写下《自传》，多幸由倪所园保存至今，极其珍贵。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很多政治信息，可以了解其丰富的家史。在狠抓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势下，中国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底层百姓生存环境艰难困苦，人性被压抑，思想被扭曲。“不容青史尽成灰”，现将它披露给各位研读感悟。原文是手写稿，经辨认校对后打印如下。  自 传 张维芳 我原名张维芳，在入大学时才改名张维篁。北京人，现年60岁。父亲张新吾，川沙人（龚路镇），现年92岁。母丁孝贞，川沙人，1953年故世。我父从14岁离乡赴沪，入梅溪书院读书。17岁时入天津北洋大学矿科。后来又考取官费留日，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后回国，历任满清商部主事、员外郎等职，还在北京工业学校兼任化学教员。民国初年曾任农商部次长，并代理过总长（那时总长是陈英士），又历任该部参事十多年。转入工业界后，才脱离政界。同时也在光绪年间，他开办了丹凤火柴股份公司，后与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合并，更名为丹华火柴股份公司，他担任董事长。 后又创办龙烟铁矿公司，担任过总经理。后以军阀内战，破坏极大，从未完成，更没开过工。1935年他又担任了反动政府的驻日商务官，事变前回国。参加过全国火柴联营社，作过代理理事长，原理事长王瑞三（天津泊头火柴厂经理）。抗战胜利后，以汉奸嫌疑被捕，以后没做事。他也是民革成员。 我们兄弟姐妹共五人，我排行第三。 我从8岁入小学，14岁入北京市立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卒业，升入国立女子大学预科。1928年，学校更名国立女子文理学院，我入了哲学系。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是童德禧（已故），教授们有马叙伦、张颐、冯友兰等人。1932年毕业，我本来打算和同学们一起去作教员的。又因为当时外侮日甚，民族觉醒，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同学们有的参加了各种党派，正巧我系有两个同学金可珍、栗独华，因参加了地下党而被捕。我家是封建家庭，全家是唯父命是从。我父对我千叮万嘱，不许我参加任（严按：漏“何”字）活动，更不许外出工作，母亲更是不许去。我母一向神经衰弱，一生多在病苦中，她需要我在家侍候。我一向慑服惯了的，只有答应下来。由于我在5岁时害过传染病猩红热，曾一度风瘫，并留有后遗症，右臂和右腿的关节炎始终没好，直到现在都是不时要发作的。还有中耳炎和慢性鼻窦炎，虽动过几次手术，也没好。因此留家中做些家务工作也经常很忙的，凡属于家庭妇女所要做的零活儿，我也一概都会。这多年来，不但没外出工作，连婚姻问题都没谈过。我将近40年没离过双亲，也没离开这住处（我父一向没有私产房屋为了照料，一务（严按：似应“为”）方便起见，我们始终住在丹华厂的公房里）。1947年，与倪衍昌结婚，那时他是货物税局的人室（严按：似应“人事室”）主任兼秘书，后入市府财局（严按：似应“财政局”）任秘书。我们的婚姻是自主的，虽然我父母认为门户不太相当，因为他家是没有什（严按：应加“么”字）基础的，可是我并不愿到那些封建家庭中去，我的五妹就是前车之鉴。我一生没作过任何工作，也没参加任何党派，更决不参加道会门，我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父既然是资本家，可能给我部分股票、财产等。实际上他经过这场官司，已被反动派敲诈勒索已所余无几了。他所有的收入，也只能作为他自己的生活费用，还有一个无依靠而有病的妹妹要和他共同生活的。自大哥故后，二哥子女多，我也没有力量照顾他，我也没有得过他一股股票，也许有用我们兄妹们的名义，可是事实上是这样的。 关于政协委员的事，我也得说一说。我自来周浦，奉命参加了社会人士学习。后来高秘书叫我写一份自传，并要贴一张照片。当我知道将被推为政协委员时，我曾对他说过，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一窍不通，是不够资格的，请他另派别人吧。他说，这是不可推却的。就这样做了下来。我自己身体经常不好，孩子又多病，家中又走不开，所以有好（严按：应加“几”字）次大会我没能参加，我根本没有什么企图要入政协的。 倪衍昌的被群众批斗，我只能以家属的身份帮助他，做好他所应该做的事。我想他得为自己打算，也得为孩子们打算，因而不至于那样的执迷不（严按：下缺 “悟”字）而走向绝路的，如果万一这样的话，他将自食其果。 倪衍昌先生旧居所在地
文革前周浦南八灶局部/家灵插图
周浦南八灶局部
周浦翼龙庵
周浦公元一村一角 2019年5月12日写于思齐斋 照片除注明外由作者提供。 编辑/排版 家灵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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