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编：元辰 
陈建新，湖北宜昌人，1956年8月出生，1978年初离开家乡求学，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
大院发小回到老大院第一次大聚会（2016年）。 大院往事 文/陈建新 说来也巧，我打算动笔写写少儿时代宜昌县老县委大院的往事，正好碰上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开始播放电视连续剧《县委大院》，促成我要把这个多次想写的题目写完。但紧接着的“放开”带来的疫情影响，还是耽误了很长时间。“大院”是新中国一种独有的社会现象，是“单位”的延伸。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人员的衣食住行被单位包揽，孩子们生活起居的大院既有父辈工作的业缘关系，又融有社区居民邻里乡亲、农耕文化宗法姻缘的因素，形成了大院孩子成长的特殊的“大院文化”。从规模来看，县级大院，可能是最小的了，再下一级行政区划的机构，很难形成“大院”。
已经改变模样的老县委大院（2016年）。 大院格局 1965~1971年，宜昌市西陵路宜昌县县委大院，我在这里度过了少儿时代美好惬意的“大院时光”。大院以前是一所学校，坐西朝东，很规整的方形。大门外是当时宜昌市的主干路——西陵路，从长江边的镇川门一直到东山脚下的铁路坝。铁路坝是清末民初流产的川汉铁路的火车站，一直是全市集会的地方，后来修建成西陵广场。大院西边背面院墙外隔一条小路是宜昌市皮革厂，西北面玻璃厂和西陵小学。南边往长江方向，隔一块农田是现在的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北边往东山方向，隔一大片农田是气象台。大门外西陵路对面一个小院，是县文教局、交通局（背后隔一条巷子是县机关幼儿园），还有县车队、县人委食堂，后来建起了宜昌县大礼堂，紧挨着是宜昌市聋哑学校。大门没有门卫，最初连传达室也没有，晚上厚重的木门是关起来的，社会秩序很安全。门前一个宽敞的水泥斜坡，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孩子们最喜欢在斜坡上滑自制的轴承车玩。大院保持着学校的格局。从大门进去向里延伸，经过一段路，一个长方形葡萄架、小花园，这是中轴线，两边的房子很对称，几乎全是平房。一条南北向的花圃从葡萄架中间穿过，把大院分成前面的县人委和后面的县委，外边的人都叫县委大院。县人委又叫县政府，全称县人民委员会。南北向两幢是主要的办公区，北边是农林水办公室，南面是财贸办公室和人事局。靠北边东西向两幢典雅、有几分神秘的房子，是县长办公室和县长府（县长宿舍），靠南边东西向是县计委和劳动局，坎下一排家属宿舍。县人委中间的空旷地，中轴线南边是水泥球场，北边一片苹果树林和棉花田。大门南边沿马路后来建起了一幢最早的多楼层集体宿舍，挨着县人委院墙外北面，修建了县总工会和县副食品厂。县委的房子多一些。南北向两幢，北面工交政治部，南面县团委、妇联。东西向四幢，中轴线北面，北幢组织部，南幢县监察委；中轴线南面，北贫协，南宣传部和行政科。最里面一幢南北向比较长的有内走廊的房子是县委办公室，几位县委书记都在那里办公，一间公共电话室，里面摆着当时很稀罕的皮沙发，被我们剪下一块做了弹弓包皮，留下一个大洞。西南角是县委食堂和老礼堂，文革前夕拆掉老礼堂建起“马氏新房”。西北角一个家属小院，县委办公室和家属小院之间，有一排很破旧的老平房，最早是猪圈和杂物间，黑咕隆咚，是“藏猫猫”的好地方。家属宿舍和办公场所区分的不是很清楚。我家最早住在县监察委旁边的两大间木地板房，好像是教室隔开的，后来搬入“马氏新房”，文革开始后搬出来，住进宣传部旁边两间较小的房子。“马氏新房”是文革前一年拆了原大礼堂盖的几幢宿舍，用土坯砖垒建，据说冬暖夏凉。东西前后并排三幢书记宿舍，每幢两套，每套两间住房，一间单独的厨房，没有卫生间，有点别墅模样。这个项目是即将离任的老县委副书记马老主持建的，文革中被当作领导干部特殊化（那时还谈不上腐败）的典型，谑称“马氏新房”。最东边还有一幢青砖房，四个套房，住着其他几位县委常委。葡萄架往里延伸，过一条路是两个小花园，前面花园摆了一方一圆两个石桌，后面花园里一株硕大的夹竹桃和两棵无花果树。大院里纵横道路，几乎都生长着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当时在宜昌市，水泥球场、葡萄架、夹竹桃和无花果树都很少见。小花园是孩子们放学后做作业、玩耍、嬉戏的乐园。机关干部下班后也常在这里交流聊天。大院里两个主要的公用厕所，一个在西北边，一个在东南角，那排很旧的老平房里有几间简易便池。现在想起来，我还纳闷，当时大院里几百号人是怎么解决问题的。1970年6月，为修建三峡大坝前期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上级部门一纸公函，宜昌县县直机关整体搬迁让给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在离宜昌市10多公里外的小溪塔区建新县城。不到半年内，宜昌县直机关搬迁移交房产8万多平米， 迁出干部2300多名，我们这些孩子搬出大院，散居四面八方。后来知道，这么大规模的搬迁，国家总共只补偿180万元，这在今天的宜昌市，也就勉强够买上一套小户型住房。我们这些孩子也算是为三峡工程做过贡献，当时我读初中，冒着初冬的寒风参加了葛洲坝工程开工典礼，目睹了工程指挥部指挥长，湖北省老省长张体学动了第一锹土。我对大院很有感情，每次回到家乡都会去看看。后来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又交换给了宜昌市二中，先后改名三峡艺术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前年整体移交，扩建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我在第一次发小聚会集体朗诵诗中写道：
大院的孩子们 2016年6月，宜昌县机关大院发小建微信群后第一次聚会，我执笔创作的集体朗诵诗《我们永远在一起》，开头写道：县委大院搬来西陵路以前，最初在市中心培元路，那时我家还没有住进县委大院，我的记忆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的孩子“文革”前期在县委大院的事情。大院里孩子最多时，有100多个。起初县委和县人委的孩子是分开玩的，可能是因为分开在两个食堂吃饭的原因。“文革”中，打乱县委和县人委，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食堂合并为一个，孩子们就玩到了一起。但各自都清楚，谁是县委的，谁是县人委的。县委的孩子多一些，县人委的孩子少一些，男生与女生是分开的。孩子们能否玩到一起？谁来当孩子王？一看家里孩子的多少，二看有没有号召和组织能力，三看父母的身份地位。县委的男孩子以袁家为核心，袁伯伯是县委第一书记，袁家四兄弟各相差一到两岁。县委的女孩子以范家为核心，范家四个姑娘也差不多各相差两岁，范伯伯是资格很老的南下干部。袁家大哥和范家大姐能力都很强，自然成了孩子王。县人委的女孩子以孙家为核心，孙伯伯是县长，孙家五个孩子，前面四个女儿，个个很优秀，在学校是学生干部，在大院里伶牙俐齿，最小的儿子长得白白胖胖，人见人爱。县人委的男孩子比较分散，几位县长虽然都是多子女家庭，但孩子的男女比例和年龄结构难以形成核心。后来大院里的少儿江湖、打架斗殴的事，主要在县委和县人委的男孩子之间展开。有的家庭，或是家长管的严，或是性情乖戾不合群，孩子一般不与大家一起玩。现在发小群的群主两姐妹，那时还是小妹妹，她家小弟弟长得可爱又淘气，每到夏天全身涂满了白色的痱子粉，我们叫他“冬瓜”。我家两男两女，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发小的骨干。从我记事起，家长们都在外地搞“四清”和“社教”，那是“文革”前奏。“文革”开始，学校便停课，不用上学读书，大院成了少男少女的“伊甸园”。大院是一个很能接受新生事物的地方，有很强的学习氛围。女孩子在范大姐带领下，跳舞、唱歌、演戏，有几个节目小有名气，我姐姐扮演老汉的“老两口学毛选”还被挑选到市里参加正式演出，后来走出去几位专业文艺人才。男孩子以袁家大哥照建兄为核心，制作幻灯片、雕刻毛主席头像、铸石膏像、铸军用皮带扣、用黑观音土泥塑……，凡是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制作和游戏，照建兄带着大家很快学会，而且做得很好。照建兄带着我们“斗蟋蟀”，宜昌人叫“打蛐蛐”。袁家满屋都是蛐蛐缸，饭碗、茶杯等各种容器都用来装蛐蛐，有一整套玩蛐蛐的器具，养缸、过盒、罩子、掭条......现在的孩子听起来不知何物。斗蟋蟀最费劲耗时的是抓蟋蟀，宜昌人叫“搬蛐蛐”，在大院里，只有在最阴暗、荒芜、潮湿的旮旯拉里才抓得到。有一次，照建兄带着我晚上在院子里听到一阵低沉、沙哑的蛐蛐声，他判定这一定是只好蛐蛐，我们循声而去，用了两个晚上时间，锁定在大院西北角老厕所前的一棵老桃树下面。玩过蛐蛐的都知道，好蛐蛐是不多出声的，我们守到半夜，才最后找到洞口。洞口杂草丛生，洞道很深，照建兄趴在地上、蹶着屁股用掭条捅，我打手电，费了好大的功夫，直到半夜，仍然一无所获。第二天，照建兄领着我们又去，先后对着洞口用烟熏，灌水冲，最后才把这只蟋蟀抓到，大头、青背、红腿，确实是只好虫。那时几乎天天放映的电影《地道战》中，日本鬼子就是这样对待藏在地道里的老百姓的，事后每次想起不觉莞尔。那时宜昌市城区狭小，东西向沿长江不足十华里，南北向不足三华里，江南是大山区，北边被东山限制了拓展，市区里没有建筑的地方全是农田、水荡，机关院墙外就可以捞鱼抓蟹。大院内玩耍不够尽兴撒野，孩子们经常一起到东山上玩耍，每年开春后三五成群上东山春游踏青，下运河游泳。最早一次是3月18日，之所以记住了这个日子，这是巴黎公社纪念日，是当时宣传的无产阶级革命标志性日子。鄂西的初春还很冷，我们脱去棉袄，赤条条跳进河里，上岸后冻得瑟瑟发抖，互相调笑着几乎完全缩进去的小丁丁。最开心的是到运河边树林里打鸟、掏鸟蛋，到东山果园里偷桃子。一次，几个年龄大点的男孩弄到一支大口径汽步枪上山打鸟，被护林工人发现，慌乱中一位年小的孩子去遮挡，没想到被走火击中。幸好子弹擦过肺尖穿胸而过，医治及时，没惹太大麻烦。步枪伤人是一件大事，三位年龄最大（都是初中生）的孩子被公安机关收审，成为轰动全市的大新闻。我与孙县长的四姑娘，组织部雷部长的大女儿，工交政治部李主任的女儿，是宜昌市东正街小学、宜昌市一中初中同班同学，与雷家还是邻居，四个小伙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每天早晨匆匆到机关食堂买好早点，抓在手里边走边吃，挎着大书包相邀一起上学去。放学的路上，看见马路上拉板车的搬运工人，一起帮着推车，单纯而幼稚的我们以为这就是学雷锋。没有车的时候，我们就手牵着手，踮着脚走路旁青砖砌成的尖尖的马路牙子，如果谁不小心摔个咧嘴，一起笑得前仰后翻。途中经过东门口那户捶土坯砖的人家，德胜街那片勤劳的中年汉子挑水莳弄的绿汪汪的菜地……，是共同的记忆。回到大院，赶紧坐在花园里石桌上完成当天的作业，做完作业后又疯疯闹闹直到天黑才各自回家。
四个小伙伴发小聚会合影（2016年） 孙家四姑娘是学生干部，当年宜昌市中学生的“一号领袖”，形象和讲话很有领导派头。后来我俩下农村又在一个知青点，她还是干部。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人生的前20年一直在她的领导下，她是我生命中的一位重要女性。雷部长的姑娘聪明机灵，个性泼辣，学习成绩好，文艺体育也出色，体操运动员。虽然个子不高，当年是田径赛场的明星，至今保持着湖北省中学生女子百米短跑纪录，后来是家乡著名的妇幼科专家。李主任女儿很内秀，好读书，文笔好，初中时我们盲目模仿毛泽东的草书，写字忽视基本功，不讲规矩，语文老师宋文榜先生展示她的工整秀丽小楷，要我们向她学习，令我们刮目相看。四个人后来都在处级以上的岗位工作过退休，两位教授。很遗憾当年没有留下合影照片。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年逾花甲，发小大聚会，回到当年生活的大院，留下珍贵合影。由于父母常年不在家，机关行管科的干部、工人和几位北方大娘对我们呵护有加。最初大院里作息时间靠人喊，每到开饭和打开水时，我的一位远房姑爹是炊事员，扯起嗓子叫唤“开饭啰”“打开水”，声音嘹亮、悠长，极富穿透力，周边居民都能听到，可称是当年“宜昌好声音”。后来有了广播，行管科高秉武叔叔每天用方言播音，我们称“高秉武广播站”。我弟弟捞玩具栽进饭堂前的蓄水池，我姐姐在饭堂跳舞摔断胳臂，得到姑爹和高叔叔及时救护，送往医院治疗。1966年暑假，“文革”山雨欲来，我父母在邻县搞“社教”，担心我在家里惹事，把我托付给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文彦叔叔，王叔叔在下面办学习班，带我吃住一个月，每天下午给我买一只八方瓜，带我下玛瑙河游泳。王叔叔年近90高寿时，我专程去看望老人家，他还记得过去的事情。当年照顾过我们的老人大多已经过世，马大娘、李大娘、卢妈、单奶奶……，和蔼可亲的李宁荣叔叔、东风渠事故遇难多才多艺的傅义大叔叔、见识不俗的炊事员石应炳叔叔……，我深深怀念他们！祝福健在者健康幸福！
照建兄四兄弟与作者四姊妹合影，左四为作者，左五为照建兄（2017.12.31） 袁家兄弟 袁家兄弟是我交往最深、影响最大的发小。我家兄弟俩与袁家老二、老三、老四几乎每天吃睡都在一起，彼此熟悉家里的根底。袁伯伯是山东临沂南下干部，我的父母是南方人，就是在袁家，我小小年龄知道了沂蒙山区，尝过山东煎饼。袁伯伯个子不高，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斯文、儒雅、和善，每天早晨与我们这些孩子一起打扫屋前屋后。袁伯伯在那一代干部中算是知识分子。南下前，他在家乡做过抗日学校的校长，后来担任过宜昌地委办公室主任和地委党校校长，他担任宜昌县县委书记的业绩和工作作风得到上级部门和群众的高度赞誉。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袁伯伯“文革”中受到迫害，英年早逝，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给予公正评价，据说是在全省最后一个摘掉帽子的。袁伯伯的不幸带给袁家兄弟人生道路的坎坷，时代的一粒灰落到袁家真是一座沉重的大山。2022年夏天，我自驾旅游从山东临沂往日照途中，专程去拜谒袁家故里，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袁黄峪村。本想给袁伯伯及袁家先人敬炷香，因为不方便进入墓园，就在村委会停留了一会儿。村委会通知栏里村民几乎全为袁姓，主要是“兆”字辈和下面的“春”字辈，只看见两位“均”字辈，说明袁伯伯那一辈人正在逝去。此行解除了一个疑惑，袁家四兄弟老大名叫“照建”，老二、老三、老四叫“兆国”“兆强”“兆华”，村委会通知栏里“兆”与“照”各有，看来在袁氏家族里是可以通用的。由于性情、爱好相同，在家里又都不受母亲待见，我与老二从小是无话不说的“死党”。我俩都喜欢看书，小说、诗歌、散文，中国的、外国的，抓到什么书都看。我们一起读了《青春之歌》《红岩》《把一切献给党》《革命烈士诗抄》这些红色读物，《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东方红》等与县委大院生活很接近的读物，偷偷传看当时禁止的巴金、巴人的小说和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歌德、海涅，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等西方和苏俄作品。我们相互交流读书的感想，可以说，我人生的知识启蒙是与老二同步的，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有段时间我俩都迷恋《牛虻》，互相称对方为亚瑟，偷偷地寻找心中的琼玛。沉迷巴金《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主人公的生活，欣赏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颓废主义和“爱情至上”的价值观。老二像女孩子一样干很多家务，他不擅儿童游戏，但他会乐器，吹笛子、拉二胡。他自学数理化等功课，训练解方程和因式分解的技巧，可惜没有让他读高中，因为他父亲已经被打倒，当时升高中不考试，个人报名，学校讨论评定。他从农村知识青年回城读医士班毕业后，一直在另一个县城做检验科医生，走完了职业生涯。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读书、思考，对弈、冬泳，精神世界很丰富，对社会和人生有独到的见解，培养出来一位优秀的女儿。老二长我两岁，对我很包容，小时候对我很关照，长大成人后只要相聚在一起，还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与老三相处时间最长。老三眉清目秀、文静腼腆，聪明伶俐、心灵手巧，是长辈眼里的乖孩子，老师的好学生，女孩子的心仪者。我与老三是弹珠珠、砸瓦斯、掉杏核......等儿童游戏的“高手”，打乒乓球、羽毛球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从小缺失的门牙，就是与他打篮球时摔在水泥球场上，留下的硬伤。但我没有他擅长手工制作的天赋，他会雕刻、绘画、乐器等，还能剪裁、缝制衣服，这可能就是一个“文艺青年”，一个“理工男”的差别。我与老三读高中在宜昌市四中隔壁班上，都有小插曲。我是“开后门”转学从一中到四中才读上高中。老三本来不愿读高中，他妈妈想到四个儿子不能一个都没有读高中，就偷偷让老三的好朋友帮他报了读高中的名。为此，老三差点与好朋友打架。如果我俩不读高中，1977年恢复高考就可能失之交臂。高中临毕业前两个月，他妈妈要他转学，我不加任何考虑，与他一起从市区转到了新建的城关中学。高中毕业到下农村的三个多月里，我俩一起到处做临时工。当时还不时兴打工，我家的经济条件没有压力，但他家四兄弟都未独立，仅靠他妈妈50多元的工资，他必须挣钱贴补家用。我俩在建筑工地抬过砖瓦，下河淘过泥沙，后来在他妈妈工作的新华书店清理书库，算是一份稳定的活儿。在书库淘到一些“文革”前出版的书，如获至宝。下农村当知识青年，我俩告别了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少年时代，两个好朋友从此分开。到知青点的第三天，我第一个接到来信，那种欣喜、兴奋，自尊心和虚荣心的满足，“插友”们羡慕的表情，真是无以言表。这封信是老三寄给我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就凭这封信足以成为终生不变的至交”。1977年，我俩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进了华中工学院，他进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我俩把一生献给了高等教育事业。我辗转南北，经历了多座城市、多所高校、多个岗位。他比较稳定，一直在家乡三峡大学任教，当了教授，做过中层干部，是发小中唯一的博士。袁家兄弟中，老四比较外向、言多好辩，爱憎分明、个性刚烈。县委大院的几个孩子都缺少点孔武气势，唯有老四打架时，常常冲锋在前、顽强抵抗。几个年龄小点的发小是他的跟班。有段时间，他像突然开窍似的，自学《资本论》，还学着写欧洲古典风格的诗。他也没有读上高中，不到16岁下农村当了知识青年，后来读师范学校回到乡村学校任教，在那里收获了爱情。他比老二头脑活络，没有安于现状，“文革”结束后，抓住解决父亲问题的机会，找有关部门要求落实政策，调回母校，妻子安排进城工作。最后在学校图书馆退休，业务上很受尊重。让人佩服的是，他坚持几十年健身和长跑锻炼，挑战极限，退休后多次自驾西藏，骑行川西高原。他比我小几个月，60多岁的人了，脱掉外衣，腹部和膀臂凸显一块块肌肉。我与老四平时没有联系，他女儿考研究生时打电话找我帮忙，正好我在他女儿报考的学校与该校领导一起打球，很顺利地解决了问题。这么巧的事情，也说明我们之间的缘分。
照建兄四兄弟与作者四姊妹合影，左四为作者，左五为照建兄（2017.12.31） 怀念照建兄 我对照建兄很有感情。我有姐姐、弟弟和妹妹，唯独没有能当作“保护伞”的哥哥，那时真想有个哥哥呵，在我心里，照建兄就是我的胞兄。照建兄是有兄长风范的。他长我四岁，个头不很高大，但结实匀称，干净利落，知书达礼，温和持重，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见他与谁打过架、骂过人，作为发小中的“老大”，有一种不威而仪的感觉。对外也是这样，那时我们的父母都受批判，机关管理松散，大院外的孩子随意串进来玩，有肖家巷的、东门口的、民主路的、大南门的，他们比我们要强悍，但只要照建兄在，大家都和平相处，有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我们最为照建兄骄傲的，他是那个年代宜昌市有名的“少年无线电专家”。袁家还在后面小院子里住时，他就开始玩矿石收音机。后来搬到“马氏新房”，他们家简直就是“无线电实验室”。照建兄经常带着我出去买零件，多余的钱就一起买零食吃。我的无线电知识随着照建兄技术的进步而启蒙，能分清楚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知道什么是半导体收音机？什么是交流收音机？知道那时刚刚出来的集成电路板。他那个时候参考过的清华大学编著的《晶体管电路》，是我后来就读华中工学院自动控制专业时的教材。照建兄在宜昌市无线电爱好者中名气很大，因为“文革”，他几乎没有读初中就下了农村，很多高中生遇到技术难题都向他请教。年龄大一些的马二哥当时在武汉邮电学院读书，假期回家与他探讨无线电技术。记得一次，一位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当电工的朋友，从维也纳回国专门来大院与他交流无线电技术，对照建兄佩服有加，足以说明照建兄的无线电技术了得。大院里家家户户收音机、电视机出了故障，都离不开请他修理，很多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或者第一架电视机，就是照建兄组装的。照建兄并不是一个呆板的“理工男”，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一次他装完一台新设计的交流收音机，冲了一杯糖水，边喝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很有点自得其乐。正好袁伯伯回家撞见，带着责备的语气哂笑他，还蛮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嘛。他下农村后第一次回来，与我聊起了古诗，他朗读了“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离。”虽然不是他的创作，我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了这么美的诗句。1977年我考上大学，被录取到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专业，很多人不知所云，不知道这个专业有什么用？我在农村当知识青年时翻阅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原著，对人解释，这个学科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释自然科学现象和规律，也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照建兄解释说，这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就像文艺理论是对文艺的批评反思一样，科学技术也需要批评和反思。他的话是很有见地的。1978年3月4号，我去武汉上大学报到前，在解放路一家餐厅请照建兄几个朋友吃饭，喝的是我妈妈交给我的一支“石花大曲”，照建兄给我说了很多鼓励和指点的话。席间，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国引进国外一台机器，机器身上有一颗螺丝钉，图纸上找不到螺丝钉的位置，说明书也没有交代螺丝钉的作用，我国仿制时都在这个地方安进一枚螺丝钉，很多年后与国外技术人员交流，才知道那是机器身上一个气泡，为了美观，就装上了一颗螺丝钉。这是我国在向国外学习时，典型的“食洋不化”。后来我在教学中多次引用这个例子。那天晚上，照建兄和几个朋友一起送我上了离开宜昌、走进上大学的火车。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照建兄非常兴奋，他已经工作多年，不仅自己积极备考，还鼓励老三和我一定要争取考上。由于完全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照建兄高考落榜，未能实现进大学深造的梦想，但照建兄是第一批电视大学的优秀学员，后来在工作岗位上凭着一技之长做出突出业绩，比较早提拔为基层管理干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大潮中，把单位办得红红火火，提高了效益。遗憾的是，后来我与老二、老三探究他的病因，可能就是那段时期过于拼搏，忽视了身体健康而留下隐患。我离开家乡多年，各自为事业打拼，与照建兄的联系少了，但我一生中最温馨的记忆，一定有照建兄、袁家兄弟和大院里的发小。建立发小群，每年发小聚会，照建兄积极参加活动，言语不多，默默担负起录像、摄影和后期制作等繁重工作，还专门把我的影像资料制作成专辑给我，令我感动！发小情深！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照建兄是我生命中最尊敬的兄长！
照建兄发小聚会摄像（2017年6月）
一篇承载一方历史和几代人命运的厚重雄文 ——陈建新纪实散文《大院往事》读后 文/元辰 我认为《大院往事》是一篇能够承载一方历史和几代人命运的厚重雄文。该文通过原宜昌县委大院往事的回顾，让我们看到两代人经历和命运形象地再现。其中，有老一代的兢兢业业，也有小一代的患难成长；有老一代的温情与传承，也有小一代的感恩与回望；有小一代的两小无猜、天真浪漫，也有悲欢离合、岁月蹉跎；有作者的深情叙述，也咽噎难语的叹喟。它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更长时间里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单元的一个缩影。我理想中的纪实好文就是这种能穿透岁月、回望人生、无悲无喜的性情文章。我说它是几近散文极致的好文，和许多散文名家的大作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有人可能不同意，因为不少人比较习惯婉转华丽、极力高雅、远离烟火的美文。纪实散文显然不可能写成那样。什么材料，什么境遇，选用最适应它的语言来表达，才是高明的处理方式。就像缝制一件衣服，粗布大料显然不能用江南绸缎挑花刺绣之法；又如我们夷陵籍的国厨大师杨善全作菜，总是不违食材的天性之道，只辅以精湛的肴之艺、厨之情，在全国美食文化大家庭中亮出宜昌美食的经典品牌。过于文雅和雕琢，反而有损心地坦诚和人生情趣。这些经验，要在散文领域摸爬滚打一些年才可获得。但建新兄身为学人，专治高校教育、学术研究和党务管理，满腹诗书。加之少年即对文学用情专深，退休之后有时间回归散文，已写过不少篇章，早已谙熟散文的个中之道。他从亲身经历和内心感受出发，谨慎使用文字，按捺高贵的学术气质和满腹才情，促膝谈心式地叙述描写，反而更显示出对人生往事、时代命运、散文艺术的真诚、敬畏和亲和。所以我说，是赤诚、厚重的美文。亲历纪实散文叙述的目的指向何处，不同人生经历的散文作者理解不同。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时期，指向华美的语言与跳跃式碎片式结构，可以理解；贤淑女性，则愿意忽略的整体把握，直指细微局部在内心引起的觉受，可以理解；成年人或退休后才学散文，多指向事件物象本身或显现的社会价值，可以理解；更有老作者，喜欢指向高深的学问或通常人生道理，还可以理解。但是，散文背后的支柱不是这些，而是作者的人文情怀和写作现场的人文态度。散文不像小说，作者永远在场，无法与文本脱离。也就是说，讲究的读者，不仅能通过文本叙述，感知作者的人品，而且通过作者的表达，探知写作时的人生态度。作者本人也只有进入到某种人生境界，才明白自己会被感知，以及事件、物象、知识学问和通常人生道理，并不是亲历纪实散文的审美极致。散文的极致在作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文情怀并在写作中体现更美的人文态度。有句话说，所有学问和艺术行至高处，无不关乎做人，关乎天地人生之道。散文叙述的目的不是让人眼光停留，而是引导读者透过事件、物象、知识学问、通常人生道理，乃至历史、时代、命运本身，探求更高更深的人生境界和天人之道；且不是灌输，不是给予，而是启发、引导读者，让读者向往，让读者自己获得。建新兄从自然辩证法专业出身，教授多年，哲学思维与学问不说通天彻地，起码深知人生要义，自然也懂得文本叙述的最终指向。那一缕精神还乡的冲动本就在他胸中。他的《大院往事》让人读起来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又丝毫没有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场景描写还非常原生态，同时具备时代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与内心的真实，沉稳、厚实、优雅、大气，文质相符。读这样的文章，就如用心抚摸一尊青铜古钟，浮华没有，质感却美得难以言说。深入文本，还能发现，无论是大院来历、方位、内部结构、功能分区、房屋的样式和功用，还是人物的聚散、成长、变迁、悲喜，脉络清晰，事件清楚，人物鲜活，细节详尽，可观可闻，所涉几乎都能妥帖满足读者的需求。比如搬蛐蛐，比如打鸟出事，比如人物的身世、性格、爱好、结局以及与“我”的交往关系，没有一处含浑不清。这是很难做到的，他却举重若轻。我也看到不少同类题材的散文，要么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心性情趣、见人不见襟怀命运；要么结构散乱、趣味寡淡、语言肤浅化、标准化；要么搬弄名人名言、灌输心灵鸡汤、贩卖学问知识，总是少了些精神还乡的冲动与人性的血性，缺少从人生经历和内心生长出的活物。所以，如何组织文本语言，不仅是语言能力问题，更是审美境界、人生见识的问题。好的文本，不仅语言有表现力，而且有指向力，不是就事论事、字通句顺那么简单。综述性亲历纪实散文，跟一事一篇的忆旧、游历散文相比，跟调查采访类散文相比，跟意绪、思辨类散文相比，跟流行的文化散文相比，对作者在场的表现要求更高，驾驭难度更大。要写成具有历史穿透力、人生感召力、情怀感召力的美文，必须处处精心、处处贴实。《大院往事》是叙事散文、人物散文、感怀散文、方志散文等多重艺术手段的叠加，既是特殊年代县委大院的方志式记载，也是大院子弟群落的镜像描写，还是老一辈群像的素描、个人情怀的娓娓叙述，方方面面调配妥当，才能浑然一体，真的很不容易。不仅作者在场，而且作者有态度，真诚等待读者的感知和询问。或许，因我多年浸淫散文，各体散文多曾研修，虽无成名大作，却依然钟情亲历纪实生活大散文，自觉对这类散文的感知灵敏。所以，我对渐新兄此类散文不仅是格外喜欢，而且也深感佩服。只是我一向不善于从散文的学科构建设来论述艺术范式与贡献，只能依照阅读现场的第一感觉说出我的看法，让渐新兄和众多读者见笑了。证文艺微公号，入驻360图书馆，同步发布作品，经审核公开后，可供读者转为个人馆藏。 本号总在深夜等待您的好稿，共同打造优秀平台。欢迎常来坐坐。所有来稿文责自负，加个人简介、个人照片。稿件微信元辰或发66371560@qq.com信箱。已在微信平台发布的，需对“元辰文苑”开放白名单。元辰赞赏账户陈宇辰只对元辰个人作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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