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博古说 编辑/博古说  前言作为云南历史上有名的品种之一，大理马在唐代和宋代成为云南外贸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对唐代大理马的产马地点、饲养方法和管理方法、宋朝和大理马的种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大理马属于北方的一种马，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马，经贵州、广西等地销往广西，是宋王朝的主要马源。 云南省地处中国的西南部，交通不便，马在交通、经济、军事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理马是唐代云南有名的品种，在中国西南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本文通过从云南大理马的发展史上，深度剖析唐宋时期大理马的历史意义 产马场及饲养方式云南永平新光地区的马牙矿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发现，而在广南、江川、马龙等地区也发现了一些马骨，因此，云南地区可能是中国野马的人工驯养场所。 春秋时期，在滇西祥云大波那青铜墓葬中，已经有了一个骑着马形的青铜人。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两座汉代墓葬中均发现有马纹图案的青铜鼓及储贝，其后昭通地区的壁画中也发现了战车。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两汉时期，巴蜀商人与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了交易，巴蜀人盗走了商人，掠夺了他们的马，烧掉了他们的孩童和牛，这就是巴蜀的富裕之地。  晋朝也是有名的“巴滇马”，产于川滇，“竹林七贤”中的“好坐滇马王”，晋明帝也曾骑过这样的“巴滇马”。 至南诏大理年间，云南地区的马场已十分兴盛，其中尤以滇西地区的越种马而闻名。 唐朝的樊绰曾说过，这是一匹由“越”、“越”、“越”、“越赕骏”、“越赕骢”。因为越邙川有“泉地美草”，草原宽阔，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是一处适合饲养骏马的地方，是南诏政府最重要的马厩之一。 越赕川的位置不明，方国瑜本想在今天的腾冲，却与樊绰所说的“滕充和沈嶷也有冲突。 据认为，该遗址位于保山一带，有可能是南诏遗民的发源地。  越赕天马生于郊区，《南诏德化碑》记载。越獒的特征是尾巴高，奔跑速度快，一天能跑出几百公里，是一种非常有名的战马。除了越獒马之外，还有今天腾冲的藤充和潞西的申赕，都是滇西的一个马厩。 澜沧江西边的望察子蛮，“土多，尚勇力。”  洱海也是一个很大的牧场，只有杨羊羊（今天大理）、喜洲和邓川（邓川）都有马厩，供马百余匹。”大理、喜洲、邓川这些地方，自古就是良种。 滇中地区的次子（今罗次）、滇池等地所产的马匹，其质量均可与滇西之匹相匹敌。在滇东，东爨乌蛮（彝族祖先）也有马匹，但却没有越獒多。”滇东的一种马种，是一种很少见的马种。 除了滇西、滇中等地方有马匹之外，滇东北部各民族也有马匹出产，或者由大理运送过来。
石门蛮是彝族的祖先，位于滇东北部的横江；而马湖生的蛮族，则是川南的云南沐川和马边，其南方则是云南盐津县的一个分支。 
马湖蛮，很明显是彝族的祖先，也就是白族的祖先，与彝族融合在一起。他们与宋、大理的关系时而放松，时而紧张。叙州的“西南蛮马”，也是宋代官场上最主要的一批马驹。  关于唐朝滇西的马匹的饲养，也有相关的文献记录。越赕川、洱海等地的马匹，都是以“槽枥”的方式饲养的，是当地的白族的白蛮人。 《新唐书·南诏上》中有这样的说法：“越国之西边，有好的牧草，有好的马匹，所以被称为越好。初生如羊羔，岁间以牛角为食，以米为食，七年之内，日行百余公里。” 根据汪宁生的考证，南诏人的饲养方式与近代的饲养方式相吻合，因而越赕马也就在中国的西南部一带享有盛誉。  滇中彝族祖先的乌蛮，其饲养方式为：“万物皆可自由，无沟杨。”汪宁生提出，在野生条件下，这就是所谓的“放养马术”，与饲养的牦牛大相径庭，也许是因为彝族祖先曾经是一个牧民。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马和驴通过杂种的优点，结合了马的杂种特性，生产出了骡子。
这种动物在滇池地区，是一种天然的动物杂种，是一种生物的基因突变。  南诏的骏马曾经被当作进贡的礼品，异牟在寻找的时候，曾经派人送来六十匹骏马，以备进贡。那时候，从南方运到中原的马匹并不多。 宋朝时，大理的马匹被运输到广西横山集市等地，在此过程中也有人工饲养的做法。
因为马场的发展，南诏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来管理，叫做“乞托”，与“禄托”、“巨托”、清平官、酋望、将军等高级官员共同担任。其地位之重大，乃南诏马政之始。  大理的马入宋制及贸易在宋时期，中国有好几个地方可以饲养好马，其中东北是辽，西夏是西夏，两人都是宋人的敌人，后来马市也被金人切断了。 《宋史·兵志》记载：“北有动乱，马正焦灼。”宋代只能调头西南，由大理国不断进口大批云南马，使大理的马匹成了两宋两国之间最主要的商品。 宋代陆游有一首诗：“一从西疆，一日一日，一日一日。”尤其是宋代南下以后，大理马在广西的销路上，就成了南宋的重要来源。 大理马入宋时，有三种情形：一是宋代曾派遣使者到大理境内采购；二是大理的商人在广西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马匹直接送到了云南；三是从罗殿、自杞、特磨和维纳等部落之间向广西兜售。 对于前者，也就是宋代向大理采购大理马的记录，仅有寥寥几笔。 宋朝的杨佐，在北宋的神宗熙宁七年，从大理购买了一匹骏马，途经姚州（今天的姚安和大姚）和云南（今祥云）的云南（今祥云），把他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了下来，这本书就是《云南买马记》。 南宋建炎三年，广西提举人李械曾派董文等十二人前往大理的善阐郡（今天昆明），向广西邕州横山寨市的马提出申请，大理皇帝对此极为看重，不但同意，而且还派马千骑，挑选五十匹骏马，派大臣张罗坚到横山寨进行贸易，以换取更多的利益。 另一种情形，则是大理商人将马匹直接送往广西贩卖，这是历史上最常见的一种。 据《宋会要》所述，绍兴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广西的卢买马司奏：“大理境内，有千多匹骏马，六千多人，三只大象。他在侬内州，正往这边赶来。 ”广西统领：“更急，请买通买办。”6月4日，广西总督禀报，大理人牵着五百匹马驹，跟随昂而至。“一匹骏马来了，另一匹马也来了。” 周去非说，因为大理商人到广西贩卖马匹，广西的云南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子、药材等都在广西销路，大理人也要内陆的锦缎、豹皮、文书和其他稀罕的东西，以公平的价格出售。大理人在广西贩卖马匹，促成了两宋两朝间的深厚文化交往。 宋王朝对马政极为看重，在宋元丰年间，宋朝就在广西邕州（南宁）设立了专门的官员，专门负责采购大理的马。 绍兴时期，邕州还设立了一个买马司，以“帅臣”为首，主要管理横山和宜州的大理马。 宋朝设立了“平山买马格”，将广马分为八个级别。大理国每年向宋朝出口一千五百匹马，共三十条，绍兴二十七年，增加31条，增加到三千五百条，但据史料记载，广马的采购数量往往超出四千匹，而宋朝的军马，则是以大理马为主。 邕州、横山两个市的马场，在南宋末期就被保存下来了，后来，在蒙古人攻陷大理之前，广西的马场也就停了下来。 有宋人时期，一般以金银盐彩帛及各色金钱来购置大理的骏马。
宋代和大理的交易通常都是公正的，出于警惕，宋廷采取了审慎的措施：不惜其直（价值）、待以恩礼、要约分明、禁止官吏侵欺、信赏必罚，以防招惹边衅。 但也有一些汉人贪赃枉法，宋代李心传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朝中官员为奸臣，博马银多杂，盐百斤一石，降到六十，所获之钱，官府都要偷。我知道他不愿用好马来，所市有许多老人，有病，也不能记在心里。” 汉官们用假冒伪劣的铜钱购买了一匹骏马，将一百公斤的食盐偷偷地减少成了六十公斤，多出来的都被他们挪用了。 大理人发现后，不但不给他们好马，反而把劣等的旧马匹给他们，以作为对他们的报仇。 滇东北入川之道、云南马经互市进入内陆，宋廷设立了四川的四川茶马署。 绍兴四年8月27日，庐州有一句话：“每年秋季，夷人以马请互市，广施金银，以诱使之，以示节制。”庐州，今泸州，与滇东北昭通接壤，历来是通往云南的中原主要交通要道。 宋以金、银等物与云南的马进行贸易，以丰厚的利益约束了西南的少数民族。 嘉泰年间1201~1204年，四川的茶叶局每年要收五百九十六匹马，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员们却经常以压低价格的方式贿赂茶叶，造成了“累岁所市，远不如前人”的现象。 除了在中国大陆采购之外，云南大理马在宋、元时代也被销往南亚地区，如印度。马可·波罗在元之初到云南旅行时，曾记录过哈刺章省（大理）的优良马匹在印度贩卖。 在阿木州（现在的建水县），也有很多的马匹，大部分都销往印度，是一种非常繁荣的商业活动。 大理马几个主要类型就马种类而言，在南诏国，以白马为最好的。例如，“近些年来，越种的白马就是好的。” 在《南诏中心二年画卷》的第3段，记载了一位名叫“西奴”的梵比人，其上描绘了一只白色的骏马。而云南各民族在汉朝时期就已有了以“白马”为名的部族。 此处，要对宋朝大理马种的种类进行考辨，是以前被忽略的一个重大问题。普通的论述认为现在的云南马体型较矮，猜测大理的马匹也是这样。 大理马是一种属于西北的马，体格魁梧，与西南的马匹不一样，这与宋朝、大理的军事、经济都有很大的联系。 根据史料记载，大理马是属于西北的一种，与当时西南其它地方的“羁縻马”相比，有很大不同。
从“大”字来看，大理马是从西北地区引入的优良品种，是全国所有的“蛮”马中的佼佼者。 “西马”和土生土长的“羁縻马”有很大区别。
自古就有优质的骏马，而西北的氐羌人则是从北方迁徙到云南的，所以他们从云南引进了优秀的战马。李心传曰：“盖马喜寒冷，不利于火方。” 《岭外代答》还说：“北方的蛮马，都是从大理而来，而北方的马愈良，也是如此。” “西马”很有可能是从南诏时期的西域之越种马的改进而来。 元初期，马可-波罗在云南旅行时提到大理的骏马，说：“此州也有好马，身又壮又好。”这更证实了大理马的体型很大，是一匹很好的西域骏马。 他说：“在云南省和广西省的高原上，产健马，体格矮壮，在印度出售，但人们应该把它的尾巴拔出来两三条，使它不能用尾巴攻击它的人。” 表明“躯大而美”的大理马和“躯小而健”的西南边陲的马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 大理马是一匹健壮的骏马，在战场上更是得心应手。 南诏之所以屡次进攻西川，入侵安南，都是因为大理的马匹。所以，内忧外患的宋廷，才会不辞辛劳，从边疆采购大批大理马，投身于抗金军中，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 在宋时期，大理马作为大理国联系的重要联系，对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促进作用。 云南马帮在明清时期对云南山区的运输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云贵地区也有许多品种的马，比如在滇南、贵州，有许多体型较小、体力较好、载重能力较好的骏马，属于山区中的一种，也就是“羁縻马”，主要是在山区中运送货物。 滇西北、丽江一带的马，体格健壮，耐力强，经常参加大理三月份的比赛，多半是大理国古代的骏马后裔。 结论大理马是云南外贸的主要商品，在唐代和宋代都是如此。从史料上看，云南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多处养马场。大理马在宋代经各种渠道销往内陆，大部分经由贵州销往广西，是宋朝最主要的马匹资源。大理马的传入，促进了两宋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往，并在经济文化乃至军事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根据史料记载，唐代大理马并非典型的“羁縻马”，但其身形较高，又带有西北民族元素。此后，云南的商队发展壮大，其足迹遍布中国西南部、中南地区，并在云南地区的对外交往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朱考金，姚兆余 ．“富教合一”：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初探【J】．中国农史，2007，(4) 朱考金 ．民国时期 江苏 乡村建设运动研究【M】．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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