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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时期内忧外患，外有后金军队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大范围起义，在这种形势下，军事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崇祯时期涌现了诸多优秀军事将领，例如孙承宗、熊廷弼、毛文龙等等。但是这时期对军事起到主要决定作用的却是文臣。文臣包括以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等，还有翰林院出身的内阁大臣。在47名阁臣中，有一半以上的阁臣对军事建言献策，更是有孙承宗、杨嗣昌、周延儒、李建泰等人，兼任军事长官直接指挥作战。相较于其他阁臣，杨嗣昌军事权势更为显著，他既兼掌兵部事，通过书信往来方式管理军务大小事宜，又赐有尚方宝剑，还与宦官高起潜有合作关系，因此笔者以杨嗣昌为主要论述对象，探究崇祯时期权欲膨胀的阁臣如何让大明万劫不复的。 崇祯时期的尚方宝剑制度埋下亡国的隐患崇祯年间常以阁臣担任督师，统管军务，比如孙承宗和杨嗣昌。担任督师的阁臣除了拥有双重身份外，还会被赐予尚方宝剑。如此一来，阁臣地位自然高于指挥使司、总兵、督抚等原本地方军事最高指挥官。其中，赐尚方剑可以相机行事，是阁臣扩大军权的重要体现。尚方剑基本权力范围还是很大的，主要涉及节制武将、军法从事、对战事的自主权和调饷调兵优先权。  随着万历到天启年间的发展，崇祯时期尚方剑权力多了一项专杀权，这时尚方剑权力是将行政权中的部分便宜权、军法中的部分裁决权，皇权中的部分专杀权三权合一。尚方剑成为一种制度是从万历三大征开始。 万历二十年，宁夏孛拜发动叛乱，万历皇帝赐子尚书石星言，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的魏学曾尚方剑。后因魏学曾坚持招抚，明廷便用甘肃巡抚叶梦熊替代魏学曾，同样给了他一口尚方剑。战时，叶梦熊借助尚方剑使利之权，趁着哮拜内乱，自主指挥军队攻城略地，连战连胜，最后取得大胜，使明廷看到了赐尚方剑的好处。 至此以后，赐尚方剑次数逐渐变多，崇祯时期是赐尚方剑次数最频繁时期，作为鼓舞军心，扩大将领权力的最好奖励。皇帝将尚方宝剑依次赐给袁崇焕、满桂、梁廷栋、孙承宗、张凤翼、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丁启睿、范志完、吴牲、李建泰。其中以阁臣身份接受尚方剑的有孙承宗、杨嗣昌、吴牲、李建泰四人，比重占了三分之一，可见皇帝对阁臣军事能力的认可和期待。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攻击北京，皇城危矣，孙承宗临危受命，以原官复职，并且崇祯帝将他从东阁大学士提为中极殿大学士，给了他国家官员最高荣誉。地位提高以后，皇帝为扩大他的权力，赐他尚方宝剑，并将先斩后奏的权力赐予了他。孙承宗合理利用了手中权力，命令首辅韩爌修筑边防，招募死士沿海守卫，指挥进攻清军，打击后金军队，屡获战功。 直到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受天启时兵部尚书高第撤销宁锦防线影响，右屯、大凌河等城相继被毁，孙承宗便派人重新修筑，可修筑进程刚过半，清军突然发起围攻。孙承宗赶赴锦州，同时调遣吴襄、宋伟前往支援，这时辽东巡抚邱禾嘉却不听将令，多次改变出师日期，导致吴襄、宋伟在长山大败。 事发后，朝中大臣将战败原因归咎于孙承宗修复旧城。皇帝对孙承宗也明显动摇，孙承宗于是托病请辞，战功显赫的孙承宗最终未能抵过言官弹劾，据记载，他家居七年，屡召不赴。国家危难时刻，终究是官场浑浊打败了赤胆忠心。 孙承宗之后，皇帝将尚方剑赐给了众多武将。其中袁崇焕在接受尚方剑后，先斩后奏以“十大罪”诛杀了重要将领毛文龙，实际上是袁崇焕担心毛文龙势力大于自己，行公报私仇之举。待袁崇焕被治罪下狱后，尚方剑的专杀权有所回收，主要是收回先斩后奏之权，一并以“尚方剑从事”这个模糊概念下赐官员，在给杨嗣昌的尚方剑奏疏中却未见此字样。 
说明这时候杨嗣昌对尚方剑权力的运用，还只是停留在可以任意支配或罢免将领层面。
直到3年后，崇祯对杨嗣昌可以说是给予全方位支持，军权也扩大到可以掌握对周围人的生杀大权。杨嗣昌首次使用尚方剑主要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因大昌守将邵仲光未能抵御进犯的张献忠部队，致使大昌沦陷，杨嗣昌遂即斩首邵仲光，相应的四川巡抚邵捷春也被弹劾逮捕。  崇祯时期共计赐剑16把，其中存在一人多剑的情况。最后一把是赐给了李建泰，李建泰出征前阵仗很大，并且皇帝还给了他更为宽泛的处置权。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建泰代帝亲征，皇帝亲自为其摆宴饯行，酒过三巡后，崇祯帝拿出亲笔书写的《钦赐督抚手敕》。
这份手敕说明李建泰使用尚方剑可处置的范围扩大到能处置的对象是所有人。然而史实证明，崇祯所托非人，李建泰既非驭将之才，也无应急之策，从京城南下后一路被动，最终又北窜返回保定，并在此投降大顺军，明思宗最后一搏宣告失败。 阁臣杨嗣昌让辽东战事一塌糊涂崇祯时期兵部尚书总共换了14人，还有7名总督被杀，君臣之间可谓离心离德，严重降低了王朝统治能力，加剧了边防危机。以辽东地区为例，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真正军事才能的辽东边将，皆受过党争迫害。熊廷弼一生受党争迫害严重，神宗时期受到刘国缙和姚宗文排挤，天启年间更甚，被东林党袁应泰和王化贞架空权力，又遭“阉党”诬陷，最后落个被杀加传首九边的下场，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熊廷弼之后的明辽东经略孙承宗，属于东林党，天启时“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祖东林，五年，勒致仕归”。崇祯元年(1628年)，因兵部尚书王在晋阻拦，孙承宗未能入朝，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大举进攻，朝中大臣奏请明思宗召回孙承宗，他才以原官起用。可好景不长，因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辛未，十七疏乞休，赐金币驰驿归，以力谢款议，与枢臣熊明遇、首辅周延儒之议左也”。之后孙承宗再被起用，与清兵在高阳展开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战，终究是战败无力回天，战死消息传到京师后，崇祯悲痛欲绝，为其大办丧事。但是首辅薛国观因为与孙承宗有矛盾，竟然克扣抚恤金不发给家属。  杨嗣昌可谓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张居正通过和冯保联合扩大权力，杨嗣昌也模仿起来，他和宦官高起潜联合，对军国大事进行操控。卢象升、孙传庭和被俘的洪承畴，都是受明崇祯时期党争迫害严重的剿农民军将领。 杨嗣昌时期的党争主要是围绕对待农民军是主战还是主抚展开。任期之初，杨嗣昌是主张武力镇压，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从熊文灿招抚李自成开始，杨嗣昌对待农民军态度发生转变，由主战转为主抚，并诱导崇祯帝只有行招抚之策方能平定。这时候主战派人士卢象升、孙传庭就成为了杨嗣昌的攻击对象。 在崇祯时期知兵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包括宦官。虽然明思宗继位初期，对宦官极其反感，但当他意识到宦官比官员好控制时，便将重要的统兵权和监军的职位安排给了心腹太监，以求达到扼制将领军权的目的。高起潜“在内侍中，以知兵称，帝委任之”。 崇祯八年(1635年)，皇帝把各镇宦官悉数撒回，只剩高起潜照旧监视。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进攻大同等地，皇帝召集大臣商议下步计划，宣大总督卢象升主张主动迎击，而杨嗣昌则主张招抚，于是卢象升便说到：“臣有战而已，慎毋中枢掣肘臣。”此话明显针对杨嗣昌，二人于是结下梁子。 杨嗣昌与宦官高起潜合作共同打击卢象升，对卢象升处处阻挠。先是限制卢象升可调度的兵马数量。卢象升奏请分编部队，朝廷遂下旨宣府、大同、山西三处总兵部队皆归卢象升指挥，山海关、宁远等各路部队归高起潜指挥。但是卢象升名义上统率全国各地部队，实际上领兵才不到两万人。 其次卢象升还被杨嗣昌和高起潜联合陷害致死，先是杨嗣昌干扰卢象升的作战策略，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他故意命卢象升率部与宦官高起潜会合，目的是拖延卢象升出师时间。经此操作卢象升十二月才进兵巨鹿，这时高起潜在鸡泽驻扎，两地仅相隔五十里，卢象升因战力不及遂派人前往求援，高起潜却置之不理，袖手旁观。最终卢象升军队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高起潜听说战败消息，仓皇逃跑。最后杨嗣昌在卢象升死后仍然抱有很深敌意。顺德知府曾上奏卢象升死状，为卢象升辩解，却遭到杨嗣昌故意刁难。卢象升死后八十天尸体才得以收殓，其家属抚恤金的请求也被拖到杨嗣昌死后才通过。 对于杨嗣昌对卢象升的疯狂打击，明末历史学家计六奇总结的非常到位：
可见，杨嗣昌的权势不止是管理将士职位官衔上，还有军饷、军力，甚至是军事决策。 孙传庭比卢象升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嗣昌初次提出“四正六隅”之策时，孙传庭就持反对态度。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汇集各地区上报的招兵募马数量，掌管陕西军务的孙传庭奏疏迟迟未到，杨嗣昌以此发难。
孙传庭与杨嗣昌的矛盾更加激烈。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卢象升阵亡，朝廷命令孙传庭与洪承畴共同主持京师防守，孙传庭率领军队赶到京城近郊，因先前与杨嗣昌不和，又与宦官高起潜相抵触，在二人操作下皇上竟颁发圣旨严厉斥责他，并命令他不能到京师朝见。到这还没完，杨嗣昌的恶心招数还在后头：
在杨嗣昌的煽风点火下，皇帝直接将孙传庭贬为平民。按理说孙传庭骁勇善战经常打胜仗常打胜仗，是朝廷不可多得的将才，为何崇祯听了几句闲言碎语就把他贬为平民呢，原来这又是杨嗣昌干的好事，他隐瞒了孙传庭的战绩。 
孙传庭被罢的三年间，李自成势力迅速崛起，皇帝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重新任用孙传庭，没了杨嗣昌阻扰，孙传庭一度所向披靡。只是在潼关一战中，皇帝极力催促孙传庭出兵，导致仓促迎战损失惨重，孙传庭战败而亡。 结束语杨嗣昌在崇祯时期从政十年，入阁时长两年零十个月，作为进士出身的文官，其军权是一众武将所不能及的。杨嗣昌并非无能之辈，他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规划足以显示了其军事能力，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杨嗣昌凡事都亲力亲为，任何军事决策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在杨嗣昌这种绝对控制下，部分将领对其置之不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甚至出现“诸将不会师”的情况，他的从征还使百姓纷纷依附于农民军。而他本人痴迷于党争，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肆意打压重要军事将领，最终落个误国的名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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