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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文化体验之
语言即传递信息的声音，是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是人们进行沟通的主要表达方式。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换言之，文化体验首先是语言体验，文化融合首先是语言融合。在每个知青下乡期间，语言交流当然是一段绕不开的经历。从这个角度看，知青首先，主要且始终是通过语言交流“扎根农村”，“改观换魂”，“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知青来到农村，学习当地语言是开始当地生活的第一课。好在知青年纪轻，记性好，适应能力强。总体而言，语言并没有成为他们来到乡村、融入生活的障碍。 当然，从初到农村的情况看，知青在与当地人交流中首先面临的，是语言（注1）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交流的妨碍。当然，这种情况是因地因人而异的。 急用先学 生活用语，顾名思义，就是最普通、最常用，同时也最重要的语言。在陕北的北京知青的经历（注2）就很说明问题。北京话几乎就是普通话，所以当地人理解北京话没什么问题。但陕北话则给刚到陕北的北京知青出了难题。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山丹（网名）在回忆录中提到：刚到队里的第一天，几个女生想上厕所，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便走过去询问厕所在哪。女孩有点胆怯地摇摇头说：“害不哈。”她们听不懂，只好用肢体语言表示。女孩终于明白了，把她们领到一个坡下的厕所。后来她们才知道陕北老乡把“解”读作“害”，把“下”读作“哈”，而“害不哈”就是“解不下”，即不懂，不明白的意思。后来她们才知道，当地人把厕所叫“茅缸”，并将如厕用的大水缸埋在坑里。按照迫切程度，知青慢慢知道了老乡管“现在”叫“尔格”，“昨天”叫“夜格”，“说话”叫“言传”，劳动叫“受苦”，父亲叫“大”，老婆叫“婆姨”。
北京知青在陕北遇到的语言障碍和南方的一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位南京知青下乡前什么苦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与南京相距不足一百公里的丹阳话听不懂。（注3）他首先发现的是口音有异，“哪里”叫“喔里”，“怎么”是“迪高”，“非常”是“一唯”，等等。还有许多用词也不同，“叔叔”叫“约约”，“女婿”叫“布袋”，“水渠”叫“洋弄板”，“锅盖”是“釜盖”，装傻逗笑的人是“小儿佬”。这位南京知青差不多一两年后才大概能听懂村里人的说话。而且，这位知青在西岗住的时间长了，发现相邻的村子讲话也有细微差异，离得越远，差异越大! 以上的语言差异只是在汉民族语的范围之内，原赴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些上海知青遭遇的可是傣语(注4)： 每逢过年过节，家家都要“京好帅”，即吃米线。知青不会做米线，队长一声令下，每家送一碗，积起来一大盆，只要说声“宰里宰里”（谢谢）就行了。...... 除了“吃饭”、“睡觉”，老傣们教我们第一句完整的傣话就是“京好米桑刚，暖拉米桑拐。”前半句很快就理解了，即吃饭没有菜，后半句他们一说就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处长了，才告诉我们这是傣家的俗语，“吃饭没有菜，如同睡觉没有女人抱”。这句话女人们从来不说。 看来，由于傣语已经离开了汉民族语言，刚到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好像是到了外国！原昆明知青邓启耀遇到的也是汉语和傣语的交流问题，但交流对象却不只是当地的傣族村民（注5）。他发现，语言不通连耕牛都不听话。在地里，他叫它走偏不走，还歪着头翻白眼；到了叫停时它又不停。当犁歪翻在地上时，它却很有快感地拉着不停地走。邓徒然地对着老牛大喊大叫，发布各种命令，它却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真让他真体会到什么叫“对牛弹琴”了。看到邓手忙脚乱，蹲在田埂上抽烟的宰竜（大哥）老远用傣话一吆喝，牛就乖乖站住了。宰竜过来，手把手教他。最后邓垂头丧气坐回田埂。归结失败的原因：不会说傣语，与牛都无法交流 ! 异同之间 细分起来，部分语言差异可归为“同中之异”。尽管某两种语言差异不大，最初的交流也会出误解，闹笑话。在笔者下乡的黑龙江农场，由于上海知青与黑龙江知青处于集体混居状态，绝大多数语言交流发生在各地知青之间。实事求是地看，由于东北话从发音到用词非常接近普通话，而上海知青普遍会说普通话，上海知青与黑龙江知青之间的交流麻烦并不太大。不过，差异还是有的。黑龙江人往往嘲笑上海知青说话舌头大，黄王、曹赵不分。他们发现上海人把很多量词缩减为“只”，在食堂买饭时说“两只馒头一只菜一只汤”。更麻烦的，是上海人到食堂买馒头，卖饭的东北知青怎么也弄不清他是要买四个还是十个馒头!他们发现上海人管肚子叫“肚皮”，于是肚子饿成了“肚皮饿”，肚子痛成了“肚皮痛”。上海人什么都是“吃”，抽烟是“吃香烟”，喝茶是“吃茶”。上海人甚至连“走”、“跑”都不分，明明是“走来走去”，上海人偏说“跑来跑去”。东北人说“顺便”，上海人说“顺带（念大，阴声）便”，让人提上去好像是“顺大便”! 东北人还发现上海女生有时严重用词不当，她们想让骑车人带一段时说“你荡我一段”，让人听不懂，或者干脆说“你骑我一段”，让人背后偷着乐！上海知青之间交谈，当然用上海话，“伊刚，伊刚”不断。当地人说，你们上海人怎么那么多的缸？一缸一缸的。 由于东北方言接近普通话，上海知青对东北话总体上容易接受。只是在对某些词语的理解上有些困惑。如一开始听到当地人说“上海人贼多”，上海人以为是骂他们，后来才慢慢知道，“贼能摆乎”是“很能说”，“贼好/坏”就是非常好/坏，天“贼拉冷”就是天很冷。另外东北知青说“埋汰”是脏，“得瑟”是张扬，“唠嗑”是聊天，开始也让上海知青头疼。另外，就像当地人说上海知青说话“舌头大”一样，上海人说东北人发音有“大碴子味”（注6）。有上海知青记得，东北知青将“日头热，晒人肉；炕头热，烙人肉”念成“一头业，赛银右；炕头业，烙银右”。
知青与当地人的语言交流中还有一种现象可以称作“异中之同”，即双方说的是差异极大的方言甚至干脆不是一种语言，却发现有一些相似的成分。上海赴吉林插队知青周培兴在回忆录（注7）中提到，吉林珲春朝鲜族老乡金仁洙在回顾与上海知青的交往时就说过：“譬如上海话'你憨大’，我们朝鲜族还以为'你感动呢’！再如上海话'你还来’，我们朝鲜族当作'金达莱’！”原插队吉林的上海知青范文发在他的《白山黑水》一书中也提到，由于朝鲜语中没有汉语声母“f”的发音，所以很多带声母“f”的字，被读成了类似汉语声母“b”的发音(介于“波”和“坡”之间)。“当地朝鲜族老乡将'范文发’读成'八毛八’，引人喷饭。”周培兴等上海知青甚至注意到，朝鲜语和上海话的有些发音很接近，如和上海话一样，朝鲜语的字母中没有翘舌音zh、ch、sh和儿化音，他们发“街道”“长江”“图们江”“讲用材料”“医生”“进销差价”等词汇的音与上海话接近。更有意思的是朝鲜口语中的“快点、快点”是“oso、oso”，像极了上海话!
与以上例子不同，邓启耀提到的例子（注5）似乎意义重大。昆明赴大盈江的高中生根据字面理解，选了类似“新安村”这样的地方。轮到初中知青，只能去一个叫“蛮胆”的傣族寨子。那“蛮胆”听上去好像是“野蛮而大胆”。高中知青还炫耀自己的“新安村”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后，邓启耀才发现，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安村，其实是一个安置内陆无地可种的汉族移民的村子。这里显然没什么电灯电话，各方面条件既不能和傣族原住民比，甚至还不如初中知青去的“蛮胆”。如果这种“望文生义”对学兄是因福得祸的话，对他们初中生算不算因祸得福呢？ 以上只能算碰运气，下面一个案例（注8）却让人轻松不起来：一位苏南知青刚到徐州郊县插队，不久就因为体弱多病要回家治疗休养。当时通过各种关系才过完了回家休养的手续，最后要大队书记同意。于是他找到书记家。书记正在洗脚，听了来意后就起身去办，一边对那知青说“你把那洗脚水huo(读去声）”。知青一听愣住了：书记叫我把洗脚水喝拉？问：你叫我喝拉？书记说：“是啊，你把它huo(读去声）”。知青一心想回去，就豁出去咕咚咕咚把洗脚水喝了下去！书记转身一见惊呆了：“我叫你huo拉你怎么喝拉？”知青：“你不是说叫我喝吗？”书记说：“我是叫你把水倒拉。”这时知青才明白当地的＂huo＂是倒的意思！这个例子说明，知青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误解、窘迫与尴尬，再加上语言的差异，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 一种语言，一个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从个人经历中开始领悟到，一种语言就代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知体系，甚至就是一个世界。原海南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知青羊峰林（注9）给出两个例子说明同样的物件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1）知青：师傅，我这箩筐的“保护”断了，能修好吗？场员：（善意的笑了）哦，这不叫“保护”，叫“檣”。不过，它对箩筐就是起保护作用的，你这样叫也没错。2）知青：师傅，牛后面的“总筋”断了，不能耕地了。场员：哦，那个叫“拖圈”，你把它叫“总筋”，还真有点象呢，牛耕地它起着关键作用。它坏了，牛就不能用了。 原安徽合肥下乡郊县知青郜磊注意到（注10）当地人称呼人不像单位里叫“同志”，而是喊“伙计哎——”，并且把后两个字连起来说成“伙记（读“界”）”，听起来很新鲜亲切。他们把做饭叫做“烧锅”，架个土灶，烟熏火燎地煮饭、烧水、炒菜，岂不都是在“烧锅”？吃饭不叫吃，叫“扫”，看他们端着海碗风卷残云般吃饭的气势，可不就是在用筷子“扫荡”？有谁家吃不掉的肥肉给他们，他们也不推辞，统统“扫”掉，快活地连声感叹“杀馋”、“杀馋”。他们把自行车叫“脚踏车”，似乎更准确些。他们结伴到人家造访或上街，一律叫“闹闹”，倒也挺合适。回想起来，其土话活色生香，很“得味”。
当地农民对知青的印象也从他们的语言中显露无疑。原上海赴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知青盛文秀提到（注11），当地社员二哥爱给知青起绰号。有个上海知青叫尹易军，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队里派他放牛，他每天赶着牛群去大草甸子，身上背个军用书包装干粮和书籍，还挎个军用水壶。每见他甩开鞭子放牧牛群，二哥就叫他：“尹将军，你爸的官有你大么？看你手下这一大群……”上海女知青晓焱在劳动中锻炼的粗粗壮壮，不眨眼就能和男劳力一样扛起麻袋嗖嗖走。二哥管她叫“熊瞎子”，还常常学她走路的样子。据在内蒙古武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王海军回忆（注12），当地老乡一开始叫她们知青，亲切一点的干脆叫娃娃。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老乡开始叫一些文雅的女知青“知识女人”，称精神状态不佳又不会干活的男生为：“狗尿尿蘑菇打了个伞，灰了个灰来粘了个粘（zan）”，“能吃不能干，走开就像那野鸡窜”。合肥出生的郜磊高中毕业后，也很快就发现老乡是通过方言了解知青的（注10）。比如乡亲叫他们“学生”，不叫知青。他们口中没有游泳这个词，夏天知青干活，热得一身臭汗，跳下水塘游泳，明明穿了游泳裤头，老乡还是说：“学生下塘洗澡了！”。郜磊后来注意到老乡描绘知青的语言简洁形象。新来学生干活生猛，他们叫“烈”。有的女知青身体不佳，比较弱，就是一个字，“瓤”。有的学生干活偷懒，他们贬之为“奸”。对于把麦苗看成韭菜，锄草锄掉庄稼的笨拙，他们讥为“现世”。对于说空话，说假话的，他们斥为“屁磨”。有个王老头，把该干活时睡觉的说成是“挺尸”。对于不干活而四处游荡，他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游西湖”。 不仅仅是对周围的物质世界和人，当地人有时对时政的解读也令知青乍舌。赴云南知青邓启耀发现（注5），由于傣语与汉语语境的错位，发音的差异，在当地对时事的误读十分普遍。批林批孔时，一位大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到干部那里，问：“我家老二犯什么错了？广播里天天批判……”原来当地傣族姓孔的比较多，孩子也常按排序叫孔老大、孔老二之类。广播里批判“孔老二”，吓着孔大妈了。又如民兵队长做报告时说：“毛主席说要七年皆兵，七年，盾盾（全部）都是兵。我们，四年，就可以完成：第一年，男人当兵，第二年，女人当兵，第三年，老人当兵，第四年，小人（孩子）当兵。”想了半天我们才弄明白，原话应该是“全民皆兵”，“全民”被他误听为“七年”了。邓启耀住的是老社长家，发现老社长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他佩服领袖的最高指示竟然讲到寨子里了：“毛主席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一社要抓紧，二社要注意政策，三社呢，不有说。”原来，他是把“是”听成“社”了。当地一位民兵队长十分关心与本职有关的大事。一次他问道：“广播里年年都叫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不去呢？”一位知青只好支吾：“大概，不好去吧？”“从小路去呀！”他很有把握地建议。他是寨子里公认的好猎手，山里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当然，知青的语言对老乡的影响也绝不能小觑。昆明赴大盈江农场知青邓启耀就提到（注5），有位口音古怪的北方知青，方圆几里的乡亲们公认他见识最多。他讲北京，能讲得70岁没离家一天路（当然是步行）远的老汉老泪纵横，抱怨自己枉活了一生。他讲外国，更是具体得如同他刚去过那儿。“小日本那个发达呀，嗨！连街上卖腌萝卜的老奶，都用塑料袋（他在'塑料袋’几字上加重语气）包装给你！”那些用芭蕉叶包着饭团出工的大嫂们，听到“塑料”这新名词，都发出“啊嘎”的惊叹。 语言之美 前面提到的多为下乡初期因交流双方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负面效果。懵懂和迷惑过后，知青也开始注意到当地语言的魅力。
北京赴陕北插队的秦川妹（网名）很快就注意到陕北人说话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善用叠词：如苗格条条、笑格迷迷、蓝格茵茵等。他们说小孩子不穿衣服是“浑不溜溜”，把喜欢的东西称为“心锤锤”、“宝蛋蛋”，说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格外亲切。第二个特点是比喻奇特。他们把丢人叫“背兴”，把劳动叫“受苦”，把害病叫“难活”，把不正经叫“骚情”。那里的知青还记得，刚到农村时要早请示、晚汇报。那天清晨队长带大家面朝东方说：敬祝俄们的日（尔）头爷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差点把知青给笑翻了。但就是这些奇特的比喻，形象生动，给人印象很深。 无独有偶，笔者曾一度痴迷于东北话中的象声词：其中说冷是“冻得嘶嘶哈哈”，表示程度的强烈用“刚刚的”，形容走路是“倔得倔得”、“拧得拧得”、“颠儿颠儿”，听上去直观形象。这种描事状物的形象性俯拾皆是，如说乱七八糟是“皮儿片儿的”，说人上了岁数是“老眉卡哧眼儿”。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极擅用直观形象的语言表达笼统抽象的含义，如说人举止粗糙叫“破马张飞”，说人不谨慎叫“虎了吧唧”，说人不听劝叫“不进盐酱”。最令笔者惊诧的，是他们说人说话做事没有分寸叫“蹬鼻子上脸”，说人做事有章法叫“光腚坐板凳，有板有眼”。尽管东北话以直观外露见长，有时玩起含蓄来，也是“云遮雾罩”的，如下例：
A:你嘎哈呀？（读ｇàｈá，干啥的意思） B:我没嘎哈呀！ A:没嘎哈你这是嘎哈呀？B:你少跟我嘎哈噢！再和我嘎哈我把你嘎哈了 A:哎呀！我就和你嘎哈了，咋地？（此时来了一个第三人） C:你俩这是嘎哈嘎哈嘎哈呀？没事儿都别在这嘎哈了，该嘎哈嘎哈去！ 还有就是那些歇后语，也集中体现了东北老乡善于将复杂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口语化的特点。如“道南的兔子——隔路”，“横垄地拉滚子——一步一个坎”，“熊瞎子敲门——熊到家了”，...... 赴吉林插队的上海知青林一平在学习朝鲜族语言时，特别注意到朝鲜族特有的敬语（注7）。他发现，对长辈的敬语渗透到了朝语的语法中，而敬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于动词词尾的变化。汉语中可以将老人敬称为'老人家’或敬称为'您’，是改变称呼的名词或代词形式来表达敬意，没有像朝语那样通过动词词尾来提升。作者跟着村里同龄的伙伴学习朝语时十分认真，尤其是对那些敬语，更是勤于模仿，直至运用自如。最后，作者发现这提高了自己的语言文明程度！ 语言之“俗” 尽管有“语言美”在前，农村的语言无疑具有社会底层文化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俗”。
北京女知青秦川妹回忆道（注2）：春天耕地的时候，老乡对不听话的耕牛，扬着鞭子呵斥：“日你妈妈的，咯老子不听话，去毬。”知青以为是一种口头禅的表达，男生、女生都跟着模仿，不分场合的说。有一次，妇女队长问知青组长：“你们害哈（解下）'毬’是啥意思吧？咋男娃、女娃都说哩，那可是骂人的话，女娃娃们可千万不能说呀，叫人笑话哩。”这下女知青再不敢当口头禅胡说了。插队湖南汨罗县的湖南知青作家韩少功也注意到当地语言中的这种现象（注13）。他是这样描写一个当地的厂长的口头语：夹卵（算了）！搞卵（什么）啊？你咬我的卵（你痴心妄想）！你搓卵（你干什么）去了?你撒尿还没干胯（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你们把屁眼夹紧点（你们打起精神来）。笔者记得刚到农场时，因不会说粗话而与当地职工有距离感。当地领导甚至在作报告时也常把“摸鸡儿扯蛋”，“掏裤裆扣腚沟”作为平易近人，没架子的代用语。就连平时闲聊破谜儿（念“闷儿”），也是荤的素的搅在一起。例如“你肚挨我肚，你肚有我一块物。”这叫荤谜儿素猜，谜底是石磨。还有素谜荤猜：“一棵树上两个梨，小孩看了直着急”，谜底是女人的乳房。又如：“四耳朝天，八抓着地，中间转轴，两头出气”，谜底是“狗连裆”（即俩狗交配）。 日久天长，知青逐渐发现当地人的那些语言中竟然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合肥下乡到郊县的郜磊就不无惊讶地发现（注5），这个靠养猪配种挣点小钱的老鳏夫王老头经常和妇女来往，他私下里居然能用文词来调侃：“猪行房还挣钱，人行房要花钱。”原北京赴内蒙插队知青木斋就回忆道（注14）:“万木浪林一老松，悠悠荡荡半山中。有时硬来有时软，阎王造死你造生。”当地农民用调侃语调唱“我们共产党人，好像种啊子，人民好像土啊地”；他们平时也喜欢把耕地、点种、插秧、施肥等和男女那点事联系起来。 一方语言养一方文化。俗也有俗的道理。原成都赴郊县农场知青江海平就注意到，农场工人的语言虽简单但很有力度。如李队长常常对捣蛋的知青吼一声“牛日出來的！”就比讲道理有效多了。他渐渐感到，这些工人说话若沒有“牛”，“日”一类语气助词，就象吃大白菜没豆瓣海椒那样寡盐少味。他还提到，当地市井中，婆娘们骂街当属一绝。只要男人嘴里冒出什么“锤子”一类的赃话，她们会一下冲向男人的裤档，再厉害的男人见此状也会退避三舍。当然如果双方实力悬殊，吃了亏或不想吃亏的女方会突然坐在地上开始有节奏地哭诉：“你们仗势欺人，西河沒的盖子的（暗示可能自杀）！”然后就边哭边手击地面，“我那砍脑壳的龟儿子，你咋走那么早，让那些龟儿子些欺负我们孤儿寡母！”那种哭声很奇特，有种苍凉的韵律。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般就会暗然散去。是啊，由于物资匮乏，生活水平地下，当地农民的生活普遍贫乏单调。这种语言尽管俗到了根，却是当地人生活的调料和慰籍，须臾不可缺失。木斋引用草原牧民的话（注14）对这类语言有个解释：“天太冷啊，再不开点荤腥，怎么熬？” 沟通与融合 误解与冲突只是其次，这些语言的主要功能还是交流。为此知青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开始，这种乡村特有的粗俗确实会引起不少在城市里长大又读过几年书的知青的不适应。如哈尔滨下乡知青黄春来在他的回忆文章“岁月留情”中写道（注15）：那是1969年1月23日，吃完晚饭，全排人员挤在宿舍里开讨论会，我坐在上铺，耷拉着腿，不知不觉，碰着一个人头顶，随即传来骂声，什么“缺德”、什么“操蛋”、什么“蹄”，连珠炮似地向我袭来。......决定反击，写一首“骂人小诗”：“闻来骂语不着急，误会说明魏璐琦。脚动谁知头顶碰，岂能骂个'为足蹄’。”写完就找人送给她。24日，她又让那个人把条拿回来，并附上两首诗，第一首写道：“诗人作诗不出奇，计较小事没出息。犯人缺德口头语，爱咋分析咋分析。”第二首写道：“谁知头顶你脚碰，言语发作骂了你。脚碰头来真生气，请你原谅为目的。”看完回诗，我火气仍然未消，理直气壮，继续写诗谴责她：“今天要把骂人谈，可耻一斤多少钱？'操蛋’谁来'习惯语’。'缺德’那个'口头禅’。” 其实，这样的粗俗语言并非只存在于乡村，大多数知青只是因为刚踏出家门校门未经市面，才对乡村的粗俗语言有这么大的反应。以上提到的冲突其实是文化冲突。知青想保持一点斯文，却又难以避免环境的影响，陷入了用书本上的道理来解读粗话的窘境。其结果，要么是“随波逐流”，“打成一片”，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孤家寡人”！ 请看，昆明赴大盈江农场知青邓启耀的学习当地语言就是从“嘎话”开始的。听说知青要学傣话，以善宝为代表的宰竜（大哥）们十分热心。特别是对于他们崇拜得不行的吆牛秘诀，更是毫无保留地教。有发音不准的，他们教得挤眉弄眼，十分卖力。知青明知其中有诈，问也得不到答案，只好也跟着傻笑。因为知青们明白，语言这个障碍就是在笑声中化解的。没几天，他们就可以用傣话打招呼了：“嚜滴嘎它～？（尾音上扬。意思是'你去哪里’）”。 前面提到，笔者所在龙镇农场里是黑龙江本省知青和上海知青混居。由于上海知青来自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闲话”虽然听起来像“鸟语”，东北人对其也是爱恨交织。“阿拉上海宁”大概是很多东北人听懂，并且会讲的第一句上海话。一次，一位叫江波的齐齐哈尔知青问“江波是个大好人”上海话怎么说，一个恶作剧的上海人说叫“江波拉屋里宁西光”。于是江波逢上海人就说“江波拉屋里宁西光”，弄得上海人莫名其妙。还有一位齐齐哈尔知青郝秀怀比较聪明，当他知道了上海话把“好”叫“哈嗲”，就活学活用，在上海人面前自称“哈嗲秀怀”。当然，恶作剧与搞笑都走不了多远，虚心求教肯定效果更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是革命文化的引领。“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老话中也有这方面的教诲。总体而言，上海人学东北话除了发音不太标准，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东北人学上海话最多只能达到听懂，真正会说的凤毛麟角。但凡事总有例外，笔者一位“荒友”是齐齐哈尔下乡知青（注16），她非但学会了上海话还部分因为这个原因而嫁给了上海知青，下面是她的回忆： 我学上海话也属偶然，69年三月上海知青来到了咱分场，做为本省知青我充满了好奇。那时候很少有人去过上海，看到上海知青吃穿住行确是与北方不同，语言就更不同了。他们分别编了二个排，各自由上海带队的曹菊文，沈明良二人负责。由于语言不通让当时的连长姜书田，杨国安（本地职工）工作很吃力，最后连部决定让我去负责女排工作。于是我就和她们吃住一起，工作也着实吃力的很。他们觉得一个东北人住在排里很不方便，有的人在讲东北人有“老不死”。北方人戴着方头巾，他们也觉可笑，称之为“狼外婆”，“鸡妈々”。一开始叫他们起床，出操都很困难。我开会批评她们大都市来的知青不文明，有意见可当面说为什么要骂人？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老不死”是虱子，鸡妈妈狼外婆是说东北女人戴方巾类似卡通画册里的人物。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很多。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觉得语言不通咋能做好工作，就开始学上海话了。学着学着我慢慢喜欢上了上海方言，知道好多话都是有典故的，且很形象。语言畅通后我也渐渐发现上海人好多优点：认真细腻，实事求是，勤奋好学。 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越江对学习语言也很有感触（注2）。下乡期间，北京知青是与陕北老乡一起浸润在这语言、这文化之中。返城之后，一位北京知青甚至用陕北方言写了一篇回忆：
六八年俄从延安回到山西老家，屋里原有几外烂土窑窑子，气捏都有三五憋年了，都快塌了。里头有介有低，经年的烟薰火燎且上丘象荷黑漆漆过一样，靠前头兀一节有旋，还能强点，黑头窑顶都塌了，显迪比前头高了不少，也宽了不少，但列岸缕得学狼牙锯齿，且上到处老鼠骨轮子，到了黑地老鼠乱窜，亭里同笼就学闹故事一样，走进齐煞劫人，让人都气蹴迪喘不上气来，不学个人出的地方，不由题想起猿人出的洞穴，俄回齐丘写先把斋出窝修一哈。（释文：六八年我从延安回到山西老家，家里原有的几个破土窑，估模也有三五百年了，都快塌了。里面又窄又矮，多年的烟薰火燎墙上就象用黑漆漆过一样，靠前面那一节有旋，还能强点，后头窑顶坍塌，显得比前面高出不少，也宽了不少，但两边土掉得象怪兽的巨齿，墙上到处老鼠窟窿，到了晚上老鼠乱窜，叮哩咚隆就象闹热闹一样，走进去非常害怕，气憋地都喘不上来，不象个人住的地方，不由地会想到猿人住的洞穴，我回去就想先把这住的地方修理一下。） 值得一提的例子之一是赴延吉插队的知青陈雪鸿（注7）。他利用插队的机会开始学习朝鲜语。1976年，他翻译的第一篇朝鲜族民间故事《海兰江》发表在全国性的文艺杂志上并从此开始了对朝鲜族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生涯。 有人甚至注意到，在黑龙江等地，这种语言的融合竟然导致出现了一种“知青语”(注17)！黑龙江知青张政就谈到他下乡的北安农管局有一类是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来的知青。这里知青除了自己的方言外，对其他方言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拿来主义。没过几年，就听得上海人说“今朝夜里厢贼冷，风哈邪乎”，北京人说“去河沿儿打衣裳，打好困觉”，后来甚至包括俄语的“畏大罗”“列巴”、日语、英语的许多单词，以及我国鄂伦春族的“麻达山”等！于是乎，老知青常常聚在一块堆儿，撞大个子（知青方言：放开量喝），开大兴（知青方言：侃）。只见在烧得冒烟咕咚的大窝棚里，围坐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北京二锅头加酸菜粉条，三阳风干肠配咸菜疙瘩，大白兔灌凉水，南腔北调的话，侃着天南海北的事。上海话中夹杂着北味，北京话里竟夹杂着吴音。这种“知青语”在语音上“各自为战”，在语汇上“精华互补”，在借词上“丰富壮大”，在风格上“调侃幽默”！ 语言背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语言反映一种生活。在东北土话中，有不少与“张三”有关。“张三”就是狼，早期在东北农村很常见，当地儿歌中都有“熊来了，虎来了，张三背着鼓来了”。当地有句歇后语叫“张三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说的是某种人做事没分寸，需要有人约束。上海赴黑龙江瑷珲公社插队的黄健华的一段生活经历就与“张三”有关：72年冬天大清早，瑷珲公社拉腰子大队的王婶就向隔壁喊道：“不好了，张三起猪了，知青的猪被张三起走了”。黄建华跑到知青食堂边的猪圈一看，圈门被撞开，近100公斤的大花猪没了。这狼趁着夜色打开猪圈门，一口叼着猪耳朵往外拉，还用大尾巴不断地抽打猪屁股。虽说他们最后和老乡一起把肥猪追了回来，但“张三起猪”成了作者终生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生活后面是习俗。笔者在黑龙江农村生活期间就明显发现，东北人认为上下有别，长幼有序是中华传统，而上海知青似乎辈分不清。他们看到当地同辈人长相老一些就叔叔大爷乱叫，真问到老一辈年龄时又会说：“你几岁了？”有去过上海的还嘲笑上海父母竟然叫子女“弟弟”、“妹妹”。有坏一点的还趁机占便宜，故意叫某个上海男知青“小舅子”，那个上海知青以为自己当了舅舅，占了便宜，没想到是把姐姐输给了对方!上海人喜欢的是东北人讲义气，有上海知青受上海知青欺负了去找东北知青帮忙。但让人头疼的，大概是 东北人好“急（念鸡，阴声）眼”。“急眼”就是发脾气，就是不讲道理，就是动粗。这也是双方接触初期诸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动因。他们常常喝酒后抱着头哭，兄弟大哥叫着，有时却两句话不对就翻脸掀桌子。东北人认可上海人的是包容性。很多上海人勤奋好学，很快从生活习惯上与东北知青打成一片。当然，他们对上海知青的最高评价是“你不像上海人”。
习俗的背后是社会。在红色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当时，颇具地方特色的革命歌舞为载体的语言首先给知青留下深刻的印象。笔者随上海知青刚到黑龙江农场，就遇到当地女职工为了欢迎我们载歌载舞：“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里升起红太阳。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种乡土气浓厚的“红色文化”固然能占领农村的舞台，东北知青心记口传的京东大鼓也会时时在田间地头想起：“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朝霞就布满了半边天 路边上走来了人两个 一个老汉一个青年 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 后跟他的女儿 叫张桂兰 ......”毫不夸张地说，那种极具北方语言开朗明快特色的歌声令笔者终生难忘。北京知青听到陕北民歌《夫妻识字》时也有类似的心情（注2）：合：黑格隆咚天上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女：写了字放光明 学习 学习二字我认的清 男：认的清 我认的清要把道理说分明 女：庄户人为什么样要识字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男：旧社会咱不识字糊里糊涂受人欺 ...... “天高皇帝远”，在边远的乡村，乡土环境往往也构成于老乡口传心记，传之久远的民歌村歌。当地秦川妹认为陕北方言的特点在陕北民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注2）：
行走在陕北高原，那山梁峁盖上，沟渠坡洼间，你会听到拦羊老汉的歌声：驴驹驹撒欢羊羔羔跳，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你会听到纳鞋垫婆姨的低吟：高高山上一骨朵蒜，谁也不要想把我俩来拆散。听着这土色土香的歌词和语调，你一定觉得陕北民歌的独特、陕北方言的魅力。 笔者所在的农场也流传有一些故事。故事一：村里的民兵开大会，村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决定给我们发枪了!”底下兴奋异常，一片掌声。“一人一把(停顿、掌声)是不够的，......两人一把（停顿、掌声）是木头的。......”故事2略显粗俗：上级领导给村民作报告时说道：我是大老粗，粗不粗妇女主任知道。昨晚上我和她捅咕了一宿。...... 这类故事源自部队文化，与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有一定关系，能唤起人们对逝去久远的农村革命时代的记忆。 久而久之，还有一种早已被边缘化的口头文学偶尔也能传进知青耳中。笔者在70年代初进孙吴县小兴安岭修公路期间，就遇到过因那天下雨不能施工，一个“二劳改”（当地对刑满就业人员的俗称））被请进工棚，好吃好喝好烟好酒供着，就为了听他讲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传奇。只见他酒上脸，话不停，把个卖迎风拔毒膏的侠客描绘得如神似鬼，云遮雾罩。无独有偶，赴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木斋（注14）也提到，一天他们在地头歇晌时，来了一个善说书的瞎子。大家一拥而上，请他说段书，最好是荤的，“十八摸”什么的。那个瞎子说书人一方面吓得四处侧耳，连说“笑谈笑谈，哪个敢说”，一边又说，大家捧场，就说段不害人的吧：“话说那个女子，长得是比花赛花，比玉赛玉，有闲花羞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 知青“金秋时节”（网名）的回忆（注18）将复员军人出身的电工“老张”的那段评书叙述得十分生动： 话说绞线虎，身材剽悍，乌发朱颜。二目生光，似豹瞪环眼。一鼻刀削，如剑阁森然。大口一声咳，哇呀呀，大地倾倒一片群山。看他，腰阔膀圆，虎臂熊肩。头戴金盔甲，身披铁布衫。手持赤红电光叉，脚蹬黑紫螯蟹钳。兀地一声吼，吱楞楞钻云天。青雕盖顶，未敢沾边，秃鹫见背，望风丧胆。忽啦啦，一绳坠下，飘飘乎如神仙入凡，踏雪无痕留，走灰不起烟。若道绞线虎真正的英雄处，并非这武功，平少林，灭武当，扫尽天下帮万千，曾叫陈真跪地求饶喊爷娘，绝后空前。而是那滔滔东海水，滚滚长江浪，口若天河的说功强。退敌阵，吞虎狼，黑压压妖魔叩头降。你道死马当做活马医，他云活牛我能说它亡。别人的咱不碰，自己的不让动也不成。啪，小脸蛋这么一拍，过来!谁个不服这虎的威风。 尽管没有地利人和，也许是为了抗衡，上海知青也常常把自己的家乡民谣拿出来展示。据笔者记忆，沪剧《芦荡火种》即其中之一：“ 芦苇疗养院 一片好风光 天是屋顶地是床青枝绿叶作围墙 又高又大又宽敞 世界第一 哪个比得上 ......”笔者还记得一首上海郊区的民歌《社员挑河泥》：“社员挑河泥，越挑越欢喜，扁担接扁担，脚步一展齐。挑过小麦地耶挑过油菜地，菜花剌剌黄，花香透心里。...... ”另外，还有上海知青用地道的苏州话唱过这么一段：“三月初三白相苏州虎丘上，宁三宁海交交里格怪，耐了旁旁额，额了旁旁耐， ......”是的，后面的内容很俗很低下，却成了我们饭后茶余的一种消遣。知青为了表达思乡的情感，排遣身处北疆的寂寞，往往会尽力去挖掘心灵深处那些支离破碎，鱼龙混杂的记忆。 环境背后 原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王克明说过（注19），他要把黄土高原破碎沟壑里吆牛踩场的农民话语中那些祖传的俗语告诉大家，让人们从中知道，陕北是一处文化圣地。
根据笔者的经历，东北农村生活可以有如下概括：由于黑龙江地处北疆，“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短暂的春播、夏锄、秋收后就是漫长的冬闲。到了冬天，雪是干的，地是白的，路是硬的。天一冷，外面走道都打滑，活是不能再干了，于是就有了人们所说的“猫冬”。“猫冬”的特点是一个“闲”字。老婆孩子热炕头，抽烟喝酒打麻将。杀猪过年把“猫冬”推向了高潮。头蹄下水归杀猪的，猪血灌肠，肋巴扇儿切完冻上，回头上了席就是一桌“杀猪菜”。过大年前，乡亲们还会凑在一起包豆包，包饺子。一包就是十几锅，吃不完放外面冻上。冻起来慢慢吃的还有冻梨、冻柿子、冻豆腐等等。有吃就要有喝，“喝倒了就是喝好了”。闲了光吃不行，还要闹。东北人能作（念阴声）好耍已是全国有名。在当时，逢年过节的“大秧歌”还是免不了的，只可惜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二人转”，很难见到。 插队在安徽淮北的知青作家王安忆也是通过语言了解她的插队所在地（注20）：站在堤上，极目望远，这里那里，一丛丛矮树，就是村庄，显出人烟的稠密。倘若到了湖里---我们那里将耕地叫做“湖”，呈现向河洼取地的农耕史......两边的割草的孩子，互相嘲骂口音，入侵领土，征地的械斗时有发生。......岁月积累的生存原则，维系着道德伦理的范约，难免是保守的，同时又是保障。我们那里的人，即便目不识丁，也深谙儒家大义。比如，从不语怪力乱神：比如，闺阁中的女儿谨言慎行，再调皮的后生也不敢轻慢；出殡的仪式我想是脱胎于周礼，白幡摇摇前领，子子孙孙络绎不绝，荒野的田野里，男声女声的哽咽里高唱低吟，刹那间醒悟，这呜咽不就是古制里的“乐”？ 北京赴陕北知青秦川妹通过几个陕北方言中的常用词与背后文化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注2）。她认为能够表现陕北老乡的生存状态有几个词。第一个词是“球”，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自由不羁、喜乐随心的陕北人有时把“球”用作句首，表示感叹，如：“球，今天真倒霉！”表示祈使，“球！快点给我。”他们有时把“球”用在句中，如：“这事干球不成。”“你球没事干了？”这时“球”只作补字，没有实在意义。有时“球”到了句尾，如：“这事我不干了，球！”表示加强语气。第二个词是“菩萨”。陕北人把“太阳”叫“日头”、“太阳”，还叫“菩萨”。太阳给人们光明和温暖是肉体的，而菩萨保佑人们平安幸福却是心灵的。这种灵与肉的结合，神与物的统一是那么的和谐自然，让你不得不为陕北人民的想象力感到震撼。第三个词叫“熬”，煮粥叫“熬粥”，疲劳也叫“熬”。就其抽象含义而言，“熬”字也是陕北人对恶劣的生存状态的全部表达。 小结 尽管以上语言现象中有一些登不上大雅之堂，但语言背后是生活，生活背后是习俗、环境和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时代可以过去，语言却如水银泻地，根深叶茂，给知青以惊诧，以困惑，以启迪，以感悟。知青来到农村，是走进社会的第一步，却是语言学习的第二期。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各地方言土语混杂，城市与乡村文化对接的特殊生活环境。他们通过语言接地气，会生活，他们通过语言懂习俗，爱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这块天地中睁开了双眼，放低了身段，深邃了思考。他们开始懂得，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唯一的渠道是交流与沟通，重要的原则是理解与宽容。
借用秦川妹对陕北话的总结来概括本章的内容，“陕北话是我的生活，是我和余家沟的生活。在我眼里，它们是生动的艺术，是富有的文明。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文化厚重，加泥带土，沉沉甸甸。” 注1：本文中的“语言”主要指汉民族语之内的方言，也在知青经历的范围内涉及国内一些民族语言。 注2：本节有关北京知青在陕北的语言经历都来自 新中知网 → 综合信息栏 → 知青驿站 → 陕北方言、土语的情趣 的秦川妹（网名）、山丹（网名）和山笋（网名） 。 注3：摘自原丹阳县全州公社西岗大队（西岗村）插队知青回忆录。 注4：上海知青网，原文标题为《岁月蹉跎忆版纳》作者：晴空一鹤（网名）。 注5：摘自“山寨版人类学”，作者 邓启耀，原昆明赴云南大盈江农场知青，人类学家。 注6：“大楂子”指磨碎了的玉米粒。这里用来调侃东北话的发音。 注7：源自上海知青网半个世纪的融合（下）， 作者 原上海赴吉林插队知青周培兴 。 注8：引自新浪网“徐州方言听不懂是要闹笑话的”，作者笑口常开哼哈哈嘿（网名）。 注9：湖南知青网 仙人球 下乡作者原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插队知青羊峰林。 注10：合肥晚报 “合肥机趣方言土语乡音萦绕”， 作者郜磊。 注11：源自《芍药沟系列》，作者 盛文秀。 注12：源自狐网“我们村的男知青”，作者 原北京赴内蒙古武川县插队知青王海军。 注13：源自《日夜书》韩少功，作者原 插队湖南汨罗县的湖南知青，作家韩少功。 注14：源自《历史的化石》，作者原北京赴内蒙科尔沁草原插队知青，作家木斋。 注15：源自“岁月留情”，作者原哈尔滨本省知青黄春来。 注16：李春荣，原齐齐哈尔市下乡龙镇知青，担任过知青连长，后与上海知青结婚并最终在上海落户。 注17：源自《理论观察》 2003年06期 作者齐齐哈尔幼儿师范学校和齐齐哈尔幼儿师范学校的李超、张港 论黑龙江的“知青语”。 注18：摘自前所农场下乡知青回忆录（转）作者：？金秋时节（网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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