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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回忆杨学诚同志 刘 慈 恺 每当我回顾四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在鄂中京山县那段峥嵘岁月的艰苦历程的时候，我自然地想起了那巍峨的大洪山，那浓密的松树林，那如火如荼的战斗，那含辛茹苦的生活，更有那些充满阶级亲、战友情，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领导和同志。杨学诚同志就是我最难忘的领导和同志中的一个。直到现在，一提起他，当年五师的干部和战士，没有一个不爱戴，没有一个不佩服，有口皆碑，交相称赞：杨学诚同志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1938年8月，日寇入侵，武汉沦陷。国民党草木皆兵，一溃千里，国破家亡，人民遭殃。在这危难之秋，学诚同志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由应城、汤池，来到了京山县的丁家冲。以他为首，组成了鄂中特委，他任特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学诚同志一到鄂中，办汤池临时学校就非常重视抓枪杆子，他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那时还没有正式武装，只有蔡松云同志的八条枪，特委机关也只十几个人。白天，他和同志们一起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晚上，他和同志们一样站岗放哨，摸黑行军。他在八条枪的基础上，在陶铸同志和他的苦心经营领导下，组成了应城抗敌自卫队，后来不断发展壮大，成立了三个支队，一直发展成为五师的三个主力团队。当时郑绍文同志任五战区国民党的二十二集团军特工总队长，学诚同志派交通员和他联系，为发展自己的武装，创造条件。以后，他在根据地的工作中，特别强调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他认为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搞武装斗争。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他也很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根据当时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急需加强群众力量的组织和领导。鄂中特委及时作出了成立京山抗日十人团的决定，“抗日十人团”这个名称，就是学诚同志给取的。在风云变幻的伟大历史斗争中，锤炼和造就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学诚同志可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芦沟桥事变，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他一介书生，满腹经纶，风流潇洒，仪表翩翩，虽是知识分子，但没有那种自命不凡、清高傲慢的臭架子，或是迂腐固执、与世无争的坏毛病。他在纷繁错综的环境中，有驾驭一切复杂情况的本领。他有魄力，有水平，能写会说，足智多谋，遇事高人一着，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李先念同志一次和我谈到学诚同志时说：“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是个干将！”这是对学诚同志十分准确的评价。他非常重视理论学习，但也不是教条主义地死啃书本。他身边经常带着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学习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特别善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1940年，他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和农民入党的较多，在困难条件下，有些人有自私自利思想，对革命的光明前途信心不足，甚至有的动摇。他写了《反对中农思想》一文，发表在区党委办的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有针对性地有力地批判了党内有些中农出身的同志存在的那种自私、狭隘、利已的个人主义思想。1943年，郑位三同志到鄂中后，又派学诚同志到鄂南（鄂城地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鄂南幕阜山区是国民党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严密控制的地区，条件的艰苦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为了革命，他欣然接受组织的分配。1943年冬天，他带着党的重托，又到了新的地方，也在那里打开了局面。学诚同志是我们年轻有为的领导，又是亲如手足的兄长。1940年鄂豫边区党委成立时，他是党委常委，任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还兼任边区行署党团书记（相当于党组书记）。1943年，他在敌顽夹击边区的艰苦斗争环境中，旗帜鲜明提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强化政权建设的正确方针。他创议成立鄂豫边区公安总局，建立了全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1939年我任京应县委书记，1941年我在京山任县委书记，1941年3月又调到区党委任社会部副部长，一直在他领导之下工作，他曾明确地指示我主持的县委，要把农民、工人、青年、妇女都组织参加抗日救国会，要把抗日武装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要建立“三三制”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县行政委员会。他很爱护干部。他虽然只比我大二、三岁，可是对我却非常关心和爱护。为了帮助我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文艺修养，他给我送了两本书，一本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本是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他自己没有结婚，却关心下级的婚姻问题，亲自作介绍人。1941年某月，学诚同志和我都骑着马，从丁家冲到石板河检查工作，回来时因为有急事，我们两人都把马赶得飞快，他的马在前面跑，我的马在后面追，在过一道小桥的时候，我的马绊着小桥的木板，马失前蹄，我从马上甩下来，脸擦在地上受了伤。过了两天，学诚同志给我写来了一封信，首先对我的伤势慰问，还详细地描述了我在额头、鼻尖、嘴唇、下巴等几个受伤的部位，并戏称我当时搭了红药水后，就像戏剧舞台上的红脸关公。信中他还告诉我，党中央已进行整风，这说明我们的革命胜利在望了。可见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对干部的亲切关怀以及他细致深刻的观察力。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一切献给人民，这是学诚同志一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是黄陂县横店乡人，出身在雇农家庭，父亲死得很早，母亲守寡，省吃俭用，供给他读书。他说：“我也是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他为革命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战争年代条件艰苦，他操劳过度，营养又差，在鄂南病倒了。回到边区党委后，经医生检查，发现他得了肺病、肋膜炎、肛门结核、喉结核等多种疾病。他瘦得不成样子，领导要他休息，但他强忍着病痛，用最大的毅力，把在鄂南工作的总结写出来，并向干部们作了报告。作报告时，他疼痛得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大家都劝他下来，但他一直坚持讲完。从此，他就卧床难起了。区党委派朱竞、魏西、周皇英等几位同志负责护理他，他在病床上仍然不忘革命。那时延安正在整风，他一个人在病床上，也要给自己整风。他经常对护理他的同志说：“人民对我太优厚了，我很不安。不要给我用好药，我给党没有做多少工作，现在又要花人民这么多钱，给我治病，真对不起党。”他的母亲和弟妹们来看他，他不让多住，要他们快回家，说组织上现在困难，时间住长了，又要用很多钱。他们走的时候，组织上要给一点路费，他也坚持不让他们接受。他在病床上听说他的女朋友由于和他失掉了联系，在延安和另一个同志结婚了，他叫人把她的照片找出来，边看边笑地说：“我胜利了！”他对同志们讲了他们分开时，互相立下的誓言：要等到胜利后结婚，决不失言。所以学诚同志以后一直没有再和谁谈过恋爱。他在默默地等着她。大家听了这个事，很受感动，都说学诚同志是个很有道德的人。由于战争时期医疗条件差，党组织和医务人员尽了很大的努力，还是没能治好他的病，1944年2月，由于为革命战争积劳成疾，病魔终于夺去了他年轻的宝贵生命，死时年仅二十九岁。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对于他的死，无不感到悲伤，感到惋惜，很多同志痛哭流泪。出葬的时候，大家都争着去抬他的棺材。追悼会上，五师政委任质斌同志致悼词时，评价他是鄂豫边区创始人之一。大洪山的松柏万古长青。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是不朽的，学诚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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