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的迷思与反思王建华

清源渭水 2023-01-21 发布于山东

展开全文

王建华. 高等教育改革的迷思与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 2023, 41(1): 75-88

摘要

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有两个迷思，一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二是强化大学为经济发展服务。事实证明，世界一流只是少数大学的排名游戏，不适宜作为所有大学的发展指南；同样，大学与创新驱动发展之间亦非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个别大学创新创业的成功不意味着通则。在高等教育改革中，无论成为世界一流还是促进经济发展都是大学作为一类组织难以承受之重。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应着眼长远的共同利益，而非短期的功利目标，应通过对旧体制的“颠覆性创新”，从对于学术锦标和知识经济的迷思中解脱出来，为我们时代大学的永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 ; 世界一流大学 ; 促进经济发展 ; 颠覆性创新 ; 永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改革”成为了一种时尚或运动。但事实上，当代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实践问题已经超越了改革的边界或范围，仅仅通过战术或策略层面上的改革已很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现有体制和政策框架下，改革经常是权宜之计或应急之举。前一次改革只是在为下一次改革争取或提供时间的缓冲。“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改革与法国结构人类学家斯特劳斯的'拼装’（bricolage）概念相似。这个概念代表着不用事先筹谋也能进行下去。在当代高等教育中，这意味着处理现实问题胜过有目的的、长期的规划。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术和行政单位的重组在合并、成本控制和效率的旗帜下迅速推进。”（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110页）。由于过度重视短期“小的策略目标”的实现，而忽略了“大的战略方向”的长期重要性，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为经济发展服务，正在驱动大学发展进入高风险区间。“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被说成是为大学的辉煌使命添砖加瓦的存在。但是，包容多元是一回事，而使命偏离导致高等教育机构目标混淆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些道路上行进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航向控制。”（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70页）。高等教育的未来需要重新构想。在现有的改革路径和制度框架下，极少数的大学凭借政策红利和时代机遇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在各种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但更多的大学则在一场场“零和博弈”的排名战和经济战中败下阵来。事实证明，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并非我们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在全球排名和创新驱动发展中无论对胜出的一方还是落败的一方来说，只要仍是外在的功利目标在完全主导着大学发展，就意味着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败”。

一、世界一流是大学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追求卓越是大学的传统。对于大学而言，卓越是一种无功利的目标，抑或卓越本身就是目标。世界一流大学运动肇始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目标，违背了大学追求卓越的传统。在经济主义、管理主义和绩效主义的裹挟下，“随着机构的发展，教育改革者将一系列短期目标置于卓越目标之上。这些附加的短期目标使大学能始终紧跟时事的潮流，但这些目标很快就会过时。”（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267页）。相较而言，对于卓越的追求受知识和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驱动；而对于世界一流的追求则主要受政府的政策和经济目标驱动。对于大学来说，卓越是一个永恒的目标，是一个需要为之持续努力的漫长的过程。对于政府来说，世界一流则是可测量的目标，是一个通过规划或计划就能实施的项目或工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诱惑，加之诸多的利益相关方对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某种误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大学卷入了这场运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思考和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思维定势，很少有人质疑其合理性（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3页）。但事实上，无论从话语表达、政策目标还是实际效果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都有可以商榷或改进的空间。首先，所谓“世界一流”是一个等级性的概念，若用来修饰大学就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大学都是可以直接比较并线性排序的。但事实上，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大学的优劣或好坏是很难直接相互比较并排出前后位次的。为了使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概念能够成立，就需要对复杂的大学办学水平进行计量学意义上的简化，然后基于量化评估结果通过排名进行简单化比较。其次，实践中为了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政策上的可操作性，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就成为检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绩效的依据。在“零和博弈”下，受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以排名论一流”使大学有被排行榜“绑架”的风险。基于全球大学排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就像体育界的奥运会一样，只是为少数顶级选手提供的专业赛事，并非所有高校都要将目光锁定在奥运会级别的顶级竞争中（玛丽亚·优德科维奇，菲利普·阿特巴赫，劳拉·E·朗布利，2021，第10—11页）。再次，政府之所以加大投入推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其政策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大学成为创新的引擎，为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一旦启动，实际后果就不是政府的政策或权力意志可以完全控制的。大学声称可以提供的与实际追求的东西以及政府所需要的东西存在不一致性。实践证明，通过加大投入或重点建设或许可以迅速提升大学的排名，但这些凭借高排名而新晋的“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对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世界一流”的贡献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当然，反思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合理性以及世界一流大学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实效性，并非意味着大学不需要做出改变，也不意味着所有大学都不能追求成为世界一流，更不意味着反对大学追求卓越，而只是意味着需要检讨大学改变以及改变大学的方式（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6页）。

（一）世界一流与排名游戏

从宗旨或使命出发，大学对于卓越的追求是无尽的。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中，大学被各种外在的指标或资格所等级化。在等级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的宗旨和使命在短期目标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大学发展更在意的是一年一度排名的进展，而不是不确定性的愿景。结果就是，原本像马拉松一样漫长的追求卓越的历程被分解为了无数个“百米竞赛”。“我们决定每冲刺一百米就选出一个马拉松冠军。”（罗伯特·科尔维尔，2018，第227页）。为了竞争每一个百米短跑的锦标，卓越本身的价值被忽略。暂时的锦标被赋予了永恒的价值。学术研究似乎只是提升大学排名或实现一流目标的手段，而不再是为了大学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的理想（王建华，2021）。实际上，为了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当一所大学被以某个排行榜上的位次或头衔相称时，人们的注意力便放在了已经结束的过去，关注的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游戏，并且这个游戏不会再重演。相反，如果一所大学不是因为排名的位次或入选某个重点建设项目，而只因其名字本身而为人所知，则意味着对于大学发展的关注点落在开放的未来。大学的名头或名次是抽象的，而大学的“名字”则是具体的（詹姆斯·卡斯，2019，第33页）。真正卓越的大学其名字本身就是胜利者的“皇冠”，不再需要其他机构来赋予其抽象的名头或排定位次。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大学之所以陷入对于名头或名次的竞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世界上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詹姆斯·卡斯，2019，第186页），而有限游戏则是无限的。为了平衡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在无数的有限游戏上争取胜利，以积累“资本”和“权力”。人类事务中决定输赢或胜负的虽然有多种标准，但结果性逻辑总是优先于规范性逻辑。究其根本，“人类有着把'赢’说成'对’、把'输’理解成'错’的嗜好。”（赵鼎新，2021，第59页）事实也证明，游戏的结果决定了权力的归属，一个人并非因为强大而获胜，而是通过获胜变得强大（詹姆斯·卡斯，2019，第37页）。对于个人如此，对于组织同样如此。一个组织只要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可以总结的就是胜利的经验，而如果在竞争中失败，可以总结的只能是失败的教训。而在游戏开始之前组织的所作所为既称不上是经验也称不上是教训。同样的事实之所以可以依据不同的结果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于游戏结果的看重。一所大学排名的上升和下降，一个学者能不能获得某个重要的奖励或头衔，在结果出来之前是充满不确实性的。大学排名的上升和下降不仅与大学的办学水平有关，还与指标体系的选择和权重分配有关；而无论任何奖励，有资格获奖的人永远多于实际获奖者。但在有限游戏的规则下，结果一旦公布，人们既倾向于把结果看成既定的事实，而忽略了结果产生过程中的偶然性或运气，甚至也不考虑暂时的结果和长远的目标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相关性。其结果，有限游戏的获胜者获得了头衔和权力，而失败者则必须承认自己是失败者。如果选择退出游戏则意味着放弃对于头衔的竞争。

近年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中的“精英计划”，实质上就是政府给予某些被选中的大学某种权力或特权，以使这些大学可以代表各自国家参与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竞争，并凭借排名所具有的象征性彰显精英大学所在国家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这种重点建设政策对于大学的遴选关心的是大学已有的资格和地位，而对于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少考虑、也无法考虑。在这样一种逻辑下，成为精英大学的机会永远被限制在少数被选定的大学中，而其他没有进入建设名单的大学则失去了发展机会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在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富有的国家或最先进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在美国的2000所学校中有30—50所，在欧洲的每个大国中的80—100所学校中有6—10所）”（克里斯托夫·夏尔勒，雅克·韦尔热，2021，第275页）。无论对于组织还是个人，权力或头衔都未必是坏的东西，但如果少数大学拥有的权力和头衔限制了更多不拥有这种权力和头衔的大学的发展，则需要引起警惕。头衔可以增加头衔拥有者对于重点建设制度的忠诚度，但却会损害那些没有头衔的机构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大学作为一类组织，其基业常青的根本在于组织种群的生生不息，而不是某个机构拥有某种高贵的头衔或特权。大学是人造物，不可能自然生长。政府对于大学发展的政策干预具有不可避免性。问题的关键绝不在于将政府的干预或重点建设政策排除在大学发展的策略之外，而是要看政府的重点建设计划是否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是否符合共同利益。如果一项精英计划，只是“看上去很美”，而事实上没有提升大学整体的能力和实力，那么这种计划就意义不大，甚至有害。

当然，对于重点建设的理性认知并不等于立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实。实践中大学重点建设作为一种“有限游戏”，一旦展开通常很难改变，它会形成一种传统或潜规则。“游戏将工作情感化和戏剧化，以此产生更强的激励效果。让人尽快成功、获得奖励，也会随之带来更大的成果和收益。情绪激昂的玩家可比理性行事或者只在机械工作的劳动者敬业得多。”（韩炳哲，2019d，第67页）重点建设游戏的获胜者会期待在下一轮继续获胜，而失败者会期待在下一轮成功晋级。随着游戏的持续进行，政府通过某种头衔的授予获得了更多的大学对于重点建设制度和项目的忠诚。其结果，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大学的立场出发，从根本上修改游戏规则的可能性都极低，充其量只是以一种游戏取代另一种游戏。

（二）量化评估与学术内卷

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所以强调发表和排名而忽视真理和人的卓越主要就是因为发表和排名都是可计算的、可控制的、透明的，而真理和人的卓越则是模糊的、难以测量的、不可控的。以真理和人的卓越为目标，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通常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绩效。在绩效主义和透明性的驱动下，就像金钱和价格可以使得一切商品具有可比性一样，量化评估和排名的盛行也使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和不同类型的大学具有了可比性。作为一种年度进展，以发表和排名为目标，组织的绩效也更容易达成问责制的要求，并得到管理部门的肯定和奖励。“在这个年轻人不断被学校、大学与职场筛选、挑拣与排名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才德至上社会让现代人产生了强烈的拼搏需求，汲汲追求表现与成就。”（迈可·桑德尔，2021，第268页）但事实上，发表和排名所体现出的学术进展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展示，并非真正的进展。受学术锦标的诱惑，精英大学中生产“慢知识”的基础学科正在失去关注，而那些擅长生产“快知识”的应用学科和技术学科则聚集了大量的资源。“知识结构的腐化会削弱革新的重要举措。教育价值体系和关键主体，即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等群体，都易受到这种腐化的影响。随着过度竞争、财政消减以及高绩效标准的推动，追求卓越或利润的动力常常受到舞弊的诱惑。在某些情况下，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泛滥成灾。”（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39页）在价值维度上，现代大学原本是一种社会反思机制，其批判性精神代表着一种否定性的力量。现代社会对于大学的单向度的肯定会严重削弱大学的精神性，而强化大学的功能性或工具性。当下对于绩效的单向度的肯定只是在确认大学过去的作为或表现的有效性，这种确认强化了路径依赖，而忽视了绩效范式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学发展的可持续性容易被忽略或抛弃。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视量化评估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可量化的数据是公开的、透明的，可以避免决策的主观性以及隐藏在主观性背后的可能的“腐败”。这种对于透明性的强调源于政府治理，透明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领域，透明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更不存在完全透明的东西。在大数据时代，量化本身不是问题，强制对不可量化的东西进行量化才是问题。与政治相比，学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不透明的、不可量化的。除了同行，普通人难以理解学术背后的原理和价值。对于学术进展的可视化的要求是一种智识上的“暴力”。简单的量化统计结果严重偏离了学术的本质。所谓的量化评价并没有评价而只是展示抑或基于透明性的要求误将展示作为评价。“真理总是赤裸裸的”是指“虚假”总需要掩饰，而不是意味着可以通过强制的透明产生真理。“'透明’和真理不同。当真理施然落座，说一不二，宣称除自己外其他一切皆为谬误，它便呈现出否定性。更多的信息或信息的简单累积都不能产生真理。它缺乏方向，也就是知觉。正是因为缺乏真理的否定性，肯定性才得以滋长，并变得大众化。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交际并不能消除'整体’本质上的模糊，反而使它模糊得更加厉害了。”（韩炳哲，2019a，第14页）大学和学术评价中的量化也是为了透明，而透明则是为了赢得信任。但讽刺的是，为了信任则意味着不信任。如萨特所言：“相信是知道自己相信，而知道自己相信是不相信。”（詹姆斯·卡斯，2019，第17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种种绩效评价以不信任为假设，以增进信任为目标，结果非但没有增进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反倒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或导致了假装信任。究其根本，“信任只在'知’与'不知’之间才有可能存在。信任意味着，在面对他者时，即使'不知’也要与对方建立一种肯定的关系。这能使人在欠缺'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所行动。如果我们事先知晓一切，那么信任就成了多余的。透明是一种消除了所有'不知’的状态。在透明盛行之地，便没有信任存在的空间。”（韩炳哲，2019a，第81页）

传统上，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只能处于一种“知与不知”之间的状态，信任是维护彼此间关系的重要机制。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伴随资源投入的剧增，市场机制被引入高等教育治理，传统的信任机制逐渐被市场机制所取代。由于信任机制受到问责制的侵蚀，以量化和排名为主要形态的评价便逐渐盛行，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的风险急剧增加。为了竞争“世界一流”的身份，更多的大学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对学术锦标的竞争中。在量化评估的驱动下，很多国家那些只是看起来还不错的大学为了遥不可及的世界一流的梦想而使学术研究陷入了“内卷化”。为了更多更快更好的发表，学术研究趋向于功能性和标准化，而不是批判性和想象力。“在学术界内部，对'创新’'创造力’和'卓越’的狂热，源于将各种管理的意识形态机械且不恰当地运用于智识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技术进步异常迅速，但是基础科学的进步则慢得多了……与 1870 年到 1950 年的发现相比，基础研究最近无甚进展……学术生产的大量增长只是表面上的。我们比过去写了更多的书和文章，但产生新观念的速度并没有比过去更快。”(安德鲁·阿伯特，2019)。

总之，在全球知识经济愿景的支配下，我们不再只是需要更多的大学，而是需要更好的大学或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通常认为，更多的大学可以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更好的大学提供的则是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现在的悖论是，更多的大学、更高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并未能“治愈”经济不平衡和社会分层不断加剧的“时代病”，将发展目标转向追逐更好的大学则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才德至上制兴起的害处之一，可能就是大众不再广泛支持高等教育。一旦大学被普遍视为机会之门，它就成了学历特权和精英傲慢的象征。”（迈可·桑德尔，2021，第165页）究其原因，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建设那些看起来更好的世界一流大学，其他没有进入建设名单的大学的资源遭到相对的剥夺。而在优绩主义下，那些更好的大学获得了更多的更大的权力，政府允许它们挑选更优秀的师资和生源，不断资助它们改善已经非常优越的办学条件。这些大学占用的是全社会的优质资源，而最终受益的则只是少数精英。那些无法进入精英大学的人不但无法分享这些精英大学创造的价值，反倒会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遭到身份歧视或学历羞辱。事实证明，当下为了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占有竞争的比较优势，大学和企业一起玩起了声誉游戏，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向了能够赢得“世界一流”锦标的排行榜。“领先的公司与精英大学已经依携手跳起了探戈，相互提升彼此的品牌。”（菲利普·布朗，休·劳德，戴维·艾什顿，2014，第131页）为缓解经济不平衡与社会分层不断加剧的现实，在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中，一方面政府需要协调高等教育系统中更多的大学与更好的大学之间的矛盾，从追逐世界一流大学到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学并不一定都要去爬越卡内基阶梯，一所大学也可以通过选择性差异而获得成功。”（克莱顿·M. 克里斯坦森，亨利·J. 艾林，2017，第291页）另一方面为保障知识机构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还需要在现有高等教育系统之外创建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系统，以打破既有精英高等教育体制在社会流动和职业分层中的垄断。

二、促进经济发展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吗？

对于大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种看法认为，大学作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是创新的引擎，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认为那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主要就是因为其拥有多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其背后潜在的逻辑就是，优质教育带来强大经济。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大学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一部分，知识或教育不能完全为经济服务，大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现代社会中大学地位的提升主要源于政治保护下对于文凭的垄断，而非大学之于经济发展能力上的不可替代性。大学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站。有趣的是，两种论点都有学理上的合理性和经验性证据，但对于每一种说法也都不难给出不同程度的反例。分歧的关键在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大学。如果秉承经济主义，大学是可以成为营利的产业并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那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学将不再是大学，而是异化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即知识工厂。相反，如果秉承人文主义的传统，大学发展则需要遵循其内在的逻辑，避免在外力驱动下“野蛮生长”。

（一）经济主义与大学改革

由于宗旨混乱，现代大学面临双重磨难。一重是在组织根本任务上的无为，尤其是对于育人的忽视；另一重是在社会责任上存在卸责行为，无法兑现对于经济发展的承诺。两重磨难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其根本症结就是如何处理好育人、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关系。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大学的根本任务，相比之下，人才培养更为根本。无论何时，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应有利于而不能损害大学的人才培养。但现实却相反。“大学成为实现个人愿望的工具。知识，不再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理想，而是被视为一种工具。在一个权力和财富社会中，知识被视为权力和财富的工具。”（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23页）一方面，为了满足政府的政策需求，为社会服务被置于高等教育改革议程的顶端，领导者会反复强调大学发展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应对高等教育改革中项目治理和绩效评价的压力，科学研究或论文发表被置于大学工作的中心地位。逻辑上，研究至上和为社会服务并不矛盾，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唯有依托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大学才能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遗憾的是，在量化评价的压力下，大学的研究工作不但容易脱离科研育人或学科育人的目标，也容易脱离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现实需要，成为了一种排名的游戏和学术的锦标赛。

这些问题的存在，表面上看是大学的问题，实质上是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虽然出现在大学里，但它们产生的根源却在大学之外，主要是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政治领域都倾向于将高等教育政策建立在狭隘和功利主义的原则之上。” （约翰·塞克斯顿，2021，第146页）“全世界的教育制度正在日益走向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模式”（玛莎·努斯鲍姆，2010，第25页）。现代社会国家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为政策工具没有错，但经济逻辑和市场机制不能肆意扩张，不能模糊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边界，更不能为经济而教育抑或让教育依附于经济，否则高等教育将不成其为高等教育，大学也将不成其为大学。“实际上两套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矛盾关系，一套基于市场逻辑；另一套基于学习的内在价值。问题在于，在结合体中，哪一套价值体系和谁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54页）麦克维对日本高等教育系统的分析就揭示了这一点。如他所言：从学习的内在价值来看，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系统性失败。“大学是精细微调社会化机器的一个构成部分——从幼儿园和保育园，通过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到职场——被设计来服务于经济目的。教育可能会出现在大学里，但是这种出现常常显得具有偶然性，甚至是意外。在相当多的日本大学里，教育似乎没有主要目的。大学的理念紧紧地植根于企业文化。它们发挥了国营社会化机器的最后一道分等分类程序的功能。它们还保管未来的劳动者。充其量可以说，绝大多数大学只是假装在从事教育活动。”（布雷恩·J.麦克维，2018，第21页）日本的案例并非孤立的、更非偶然，其他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即便不是像日本那样完全以为经济发展服务来设定高等教育的宗旨，也都或多或少会在大学发展掺杂经济主义的动机，并逐渐以此为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义视野中，高等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持续的加大财政投入。“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下，政府希望高等教育机构能够解决国家的经济紧急状况。政府的主要压力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大学身上。”（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34页）那些追逐世界一流梦想的大学为了获得政府额外增加的财政投入，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是容易的，但要兑现承诺则是困难的。大学可以在政策的驱动下引入企业领域一整套的管理系统，可以进行可测量的绩效评估，也可以在主要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甚至也不排除有少数的大学通过创新创业活动成为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者；但整体上，高等教育机构不可能从非营利组织转变为营利性组织。少数大学在创新创业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也只能是特例，而不会成为通则。无论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主要是经济的发展成就了大学的繁荣，而不是大学的一流成就了经济的繁荣。过度夸大大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抑或简单地将大学的崛起与大国的崛起并举，既不利于大学的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学能够或可以回馈国家的是长期利益，即文明和文化的进步，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如果物质思维渗透到大学里，那么危险在于将大学视作是一项在'顾客’和招生'管理’中建立'智力资本’的'产业’。这样做的风险在于错误估计了大学在激发心智、传承知识和培养品格方面的价值。陷入货币化的叙述而牺牲了持久的知识价值，会加速大学使命的转变。”（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55页）

当然，这里强调大学的文化本质并不意味着大学不可以或不需要对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相反，现代社会中大学的确可以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突出的或独特的贡献，有些顶尖大学甚至还可以对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难以替代的贡献；但无论如何必须清楚的是，大学主要是文化和教育机构而非经济机构。当今世界在很多国家，像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学等那样，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成功并对区域或国家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学一定会有，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大学都可以取得那样的成功。就像绝大多数的大学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样，绝大多数的大学也不可能通过创新创业对于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那种认为所有大学和研究都能够完全参与“知识经济”，能够像一些真正的企业一样以“知识经济”为生是虚幻的（克里斯托夫·夏尔勒，雅克·韦尔热，2021，第227页）。事实证明，大学的学术水平或排名与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并非完全成正比。卓越大学之所以卓越往往在于学术和思想。要保持大学的高水平或世界一流，政府需要持续地加大投入，而不是短期的一次性的巨额投入。作为文化和教育机构，无论何时，也无论在哪个国家，世界一流大学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都要小于政府和社会对其的金钱投入。除了少部分依赖社会捐赠的私立大学之外，没有政府持续的加大投入，没有哪所大学可以依靠自身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或维持世界一流的水准。

（二）追求卓越与服务经济

受功利主义哲学支配，当前政府和社会对于大学的批评主要是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较少关注大学是否坚持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的理想。为了提升大学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政府倾向于投入更多的资金建设更多更好的大学。潜在逻辑是，更多的高水平的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大。“排名结果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指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代表。在一个全球排名中，至少有一所，最好是几所大学处于顶尖位置，这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标志。”（玛丽亚·优德科维奇，菲利普·阿特巴赫，劳拉·E·朗布利，2021，第101页）但事实并非如此。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远非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那么直接。“人力资本根本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法则，而看起来更适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当时，教育扩张正巧碰上了经济领域对于白领技术员、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市场需求的提高。”（菲利普·布朗，休·劳德，戴维·艾什顿，2014，第208页）根本上，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多要素的协同，教育只是其中之一；而大学的好坏遵循的主要是学术的逻辑，从来就不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衡量。当然，这样讲绝不意味着大学不需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也不意味着大学不该为经济发展服务，更不意味着大学不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而改进自身的工作。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度”，大学服务经济发展的方式要适合于大学的本质，要遵循教育的规律。“虽然教育和经济肯定互相联系，但是这个联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大部分人的理解。'优质教育’和'强大经济’不一定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还存在着'劣质教育’'强大经济’和'优质教育’'弱小经济’的例子。”（布雷恩·J. 麦克维，2018，第8页）无论如何，经济发展水平都不是衡量高等教育成功的指标。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其他诸多变量的影响，二者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大学的发展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组织的根本任务，什么是社会责任，什么事是必须为，什么事是可以为。根本任务是组织不可替代的使命，社会责任则是在不损害组织根本任务的前提下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出于社会责任企业会向非营利组织或个人捐款，但绝不能因为企业有捐款行为而将其当作慈善组织。企业的本质是营利性组织，宗旨是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赚取利润，捐款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它的根本任务。就大学而言，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是其不可替代的使命，是根本任务；与之相比，促进经济发展是社会责任。大学根据自己的能力或学科优势可以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大学是一个经济组织或准市场组织。“至少在理念上，学校在帮助劳动力结构再生产的同时，要维持作为学习场所的制度一致性。如果学校失去了它们的学术理念，学校就变成其他东西了。”（布雷恩·J. 麦克维，2018，第111页）表面上看，通过组织制度的改造，作为准市场或类企业组织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增加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实则不然。除极少数大学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活动获得不菲的经济收益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之外，绝大多数大学的创新创业收益甚至难以弥补资源的投入。

近年来，为回应社会的批评，在政府的政策驱动下，很多国家的大学纷纷效仿斯坦福-硅谷模式，不断加大服务社会的力度，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力争成为“创新的引擎”，但世界上并没有因之出现更多的“硅谷”。事实证明，将大学作为建基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微电子技术或生物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成功的守护神，是对美国高等教育非常局部、非常不公正的理解（克里斯托夫·夏尔勒，雅克·韦尔热，2021，第227页）。由于组织性质和能力所限，很多由大学所发起的创新创业活动象征性大于实质意义，其活动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资源，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在创新创业活动中，由于大学在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事，对于政策和官方项目的需求更加强烈，对于权力的依附更加明显；更严重的是，政府本身也不擅长创新创业，只能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指导”大学。结果就是，那些由政府发起、大学积极参与的创新创业活动，由于缺乏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有效参与，最终只会生产出大量虚假的或仿真式的创新创业行为。客观来说，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绝不是无所不能。如果政府和社会提出的要求超越了大学的能力范围或组织边界，而大学又无法拒绝，最后只会导致一种象征性的满足。大学会“假装”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成为“创新的引擎”，然后不断编造一些宏大的愿景和激动人心的故事，以争取政府更多的投入，而大学内部实际上发生的事却与其宣称的改革完全不符或不完全相符。究其根本，“学者的成功指标与政府的成功指标间存在类似的不一致状况。学者重视出版和奖励。相比之下，政府资助大学主要是为了生产有能力的、具有公民意识的毕业生和能刺激经济的创新。这些产出通过毕业生的高薪资、公民参与率和新创企业表现出来。出版和奖励可能与这些产出相关，但不能确保有这些产出。”（克莱顿·M. 克里斯坦森，亨利·J. 艾林，2017，第328页）简言之，大学的逻辑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大学的根本在于求真和育人而不是作为创新的引擎。如果将大学的职能拓展到促进经济发展只会加速大学的衰落而不是繁荣。整体上，大学是一个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机构，大学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要远远小于政府和社会对于它的资金投入。我们之所以需要大学主要也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无论真理还是人的卓越都是无价的。大学只有扎根于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才有可能实现永续发展，若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营利为使命，一旦经济目标落空大学将濒临破产。无论何时，大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以企业式的成本-效益来衡量大学发展。

作为学术和文化组织，大学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大学之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是经济之外的另一种价值，简单地以经济逻辑驱动高等教育改革是狭隘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遗憾的是，在经济主义意识形态下，大学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育人和求真并不被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准。大学的重要性由国家根据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来判断。“国家的基本态度是，把高等教育视作管理事业而非学术事业。”（布雷恩·J. 麦克维，2018，第56页）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态度是由其组织性质和场域逻辑决定的。在科层制框架下，高等教育和其他国家事业一样是需要管理的对象。政府关心的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质，也不是大学的理念，而是投入的资源是否能够及时得到回报，高等教育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否可以增强综合国力或国家软实力。在政府的眼中高等教育的价值主要“根据它支撑资本主义利益的能力来判断，而不是根据为了公共利益向社会的各个部分传播高深知识的能力来判断。”（布雷恩·J. 麦克维，2018，第65页）由于府学关系中政府的强势，在行政权力的规训下，原本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日益科层化，大学的内部管理复制了政府对于大学的管理，最终大学的学术性不断弱化，行政化和经济性日益增加。“理想状态的理念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应该以教室里发生的事情为核心。但是，在整个制度变形/倒置之外，大学内部也会发生下位制度结构的变形/倒置。比如，很多大学不是尽力去让教室成为制度部件的中心，反而是让管理办公室或秘书办公室成为大学的中心。于是，教室成为管理的延伸部分，成为维持营利事业的附属物。”（布雷恩·J. 麦克维，2018，第115页）在科层体制下，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一种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经由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政府的指令更具有权威性，政府与大学之间也更容易在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上达成共识和共谋。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大学理念或高等教育本质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经由一些政策和学术话语措辞的调整得以弥合。“高等教育的手段正在取代目的，短期的战术战略正在变成长期的办学目标。”（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257页）在政治正确和经济正确的庇护下，政府掌握了“合法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最终解释权”。最终，政府和大学共同创造出一种灵活的或随机应变的氛围，不仅是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能可以增加，大学本身也可以重新定义。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成为经济改革的核心领域，为经济发展服务逐渐成为大学的新使命。“高等教育在整个思想潮流中都呈现为对于经济放缓的可能解决方式、对非熟练工失业的补救措施、一种反抗低工资的欠发达国家之竞争的方式、对于社会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补偿工具。”（克里斯托夫·夏尔勒，雅克·韦尔热，2021，第196页）围绕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或默契。政府承诺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整体投入，并对遴选出的大学进行重点建设以成就其世界一流的梦想；相应的，大学则承诺引入企业领域的质量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效率和治理绩效，将知识向应用转化作为优先事项，并尝试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变，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服务。但做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承诺则是另一回事。“真正的智识活动不可能忍受也不可能在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管理下存活。”（安德鲁·阿伯特，2019）由于科学探索和人才培养本身的不确定性，大学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存在不确定性。以少数大学的偶然的成功为依据，希望所有大学成为“创新的引擎”近乎一种“学术物质主义”或“学术资本主义”。高等教育改革中市场意识和经济主义不是知识转化为金钱或学术转化为资本那么简单。“钱本身不是问题，钱的用途才是一直困扰大学的问题”（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258页）。对于大学而言，钱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如果赚钱成为了大学的目的，那么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就偏离了正确方向。

三、高等教育改革需要“颠覆性创新”

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1届大会期间面向全球发布了《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报告。报告提出“我们迫切需要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并采取行动实现它们。”“为教育订立新的社会契约是重新构想我们共同未来的关键一步。”围绕构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做什么？我们应该抛弃什么？我们需要创新什么？”并特别强调“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必须积极参与建立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各个方面”（UNESCO，2021）。当前，“从颠覆性创新理论看，大学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们一方面面临极大的竞争性颠覆风险，另一方面又面临创新助燃下的复兴所带来的潜在机会”（克莱顿·M. 克里斯坦森，亨利·J. 艾林，2017，第3页）。

（一）“体制”改革需要“颠覆性创新”

较之愈演愈烈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和知识创造价值，我们时代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体制”或“基因”问题。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源头在中世纪，16世纪以后经由不同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改造形成了不同的国家高等教育模式。“既是因为新的教育概念，也（准确来说）是因为许多大学越来越国家的，甚至是区域性的特征。机构类型与名称因此变得非常复杂，中世纪大学明显的统一性明确地让位给了地方实践的、信仰或者国家的特征的多样性。”（克里斯托夫·夏尔勒，雅克·韦尔热，2021，第43—44页）尽管如此，但本质上现代高等教育仍然是同一种模式，即欧洲大学模式。经过几百年的运行，源自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伴随这种成功而来的就是不同于欧洲大学模式的各种传统高等教育体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世界高等教育成为欧洲大学的凯旋（许美德，1999，第32页）。近代以降，大学遵循着工厂的逻辑，无论教育还是研究均致力于规模化和标准化。然而，在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里，规模化和标准化将受到个性化和多态性的挑战，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品质将取代知识和技能的数量成为衡量教育和研究质量的关键。在工业模式下，受集中趋势和模仿效应的影响，大学基本上是同质的，多样化也是同质化框架下的多样化，是“一种大学，多种模式”。“建设'离经叛道式’大学的需求似乎很小。高等教育机构热衷于对标其他大学，效仿同行机构，结果是大学看起来都很像。大多数大学的战略是一种模仿战略，而不是创新战略。”（戴维·斯特利，2021，第30—31页）虽有学者认为，“当人们仔细审视实际情况时就会发现，世界上大学体制的趋同因此依然是一个调节性的理念，而不是什么事实。在高等教育中，人们越来越难以对其演变持有一种清晰的观念了，因为它们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地方的、地区的、宗教的、社会的、智识的、行政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的。”（克里斯托夫·夏尔勒，雅克·韦尔热，2021，第271页）但事实上，时至今日无论是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日本模式，归根结底都是“欧洲模式”。

经过几百年的改革和发展，旧的体制盘根错节，也牢不可破。面对信息技术和社会形态的加速变化，高等教育体制上的守旧日益成为一种弊端。“就像是用打字机上网，或是骑马逛商场——体制与时代已经格格不入。”（路易斯·梅南德，2019，第6页）与技术的跳跃性变迁相比，高等教育体制的变迁多是长期的、连续性的、渐进的、隐性的，且容易反复。在教育技术上，大学人的价值观趋向求新，甚至会夸大新技术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但在体制上，大学人的价值观则倾向守旧，特别强调坚持传统之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倾向于认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已经建立的体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存在（结构）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合理（功能）。”（赵鼎新，2021，第16页）究其根本，体制会规训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人自身也非常容易体制化，并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加之制度逻辑受文化影响，不易直接比较其优劣，受某种大学制度或高等教育体制规训的人会倾向于维护该体制的合法性。结果就是，由于利益相关者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体制的根本变动，很多问题往往被归结为资源的问题而非体制的问题。但如阿伯特所言：“20 世纪的方案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麻烦的是它结束了。如果说成功的代价是社会期望大学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情，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在内部。简单地说，此刻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成为学术知识分子的新方式。现在我们还不清楚那会是什么样的，只不过旧方式已经日暮途穷。”（安德鲁·阿伯特，2019）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高等教育体制与时代精神的匹配性问题，如果不能从高等教育的第一性原理出发推动大学制度创新并促使创新性或实验性的院校和准院校大量涌现，如果大学的想象力依然锁定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通过知识创造价值促进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指南，那么不断增加的资源投入和重点建设不但不能缓解现代大学的危机，反倒会引发公众对于大学“绩效”和合法性的更多质疑。

以学科制度为例。现代大学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学科制度化。通过学科制度化进程，“学术界已经有效做到（或者试图）垄断相关领域知识的生产，他们同时也垄断了这些知识生产者的生产”（路易斯·梅南德，2019，第106页）。本质上，现代大学就是基于学科的大学，是基于学科制度并由不同学科所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在知识分类的意义上，不同学科间的边界原本是人为划分或制造出来的，但经由制度化过程，学科间人为的差别被固化，变得难以融通。以学科为知识基础，现代大学的专业设置也多是学术专业、趋向高深学问。经由这些学科所培养的人才其心智以及知识和能力结构也是学科模式的。长期以来，大学的知识生产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有时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此时学科制度化问题尚不明显。当大学生产的高深知识接触到实践，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局限就显示出来。学科知识的装饰性或象征性远大于实用性。究其根本，基于组织的自利性和合法性需求，在学科制度下，大学真正重视或关心的并非其所生产的知识的有效性或可应用性，而是生产“知识生产者”或“学科的继承人”。实践证明，生产出有价值的知识有利于大学拓展资源、扩大影响力，但只有垄断了对于知识生产者的生产，大学才可以保证现有体制的可持续性。基于此，“要想在高等教育界展开任何变革，其核心所在并不是知识生产的过程，而是造就这些知识生产者的过程”（路易斯·梅南德，2019，第164页）。遗憾的是，现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多聚焦于知识的性质和存在形式，而回避了问题的源头，即知识生产者的生产。当学科知识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时，大学的策略是加强跨学科研究或建设交叉学科，并试图以跨学科知识来取代学科知识。但事实上，只要那些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仍然是由不同学科培养出来的，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知识。“跨学科研究其实并不是与学科分界完全相反的事物，它其实正是对学科分类内在逻辑的进一步认可。在实际操作中，跨学科研究其实往往进一步巩固了学科原有范式。”（路易斯·梅南德，2019，第122页）与跨学科研究相比，“知识生产模式2”同样因为无法生产知识的生产者亦无法对抗学科制度化的力量。表面上，知识生产模式2是对学科模式（知识生产模式1）的背叛，然而，知识生产模式2的从业者要在学术界获得地位，终究要靠学科掌握的权威话语来获得必要的承认。只要现存学科制度仍然在高等教育体制内合理存在，这些学科就会强化对于本学科继承人的培养，而只要对知识生产者的生产优先于知识的生产，只要对知识生产者的生产没有突破既有学科制度的边界，大学里的知识生产就不可能超越旧体制束缚，既有的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然，无论针对学科制度还是其他制度安排，强调“颠覆性创新”并不意味着整个现代大学制度或学科制度要推倒重来。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的终结是现代社会难以承担或承受的代价。重新构想高等教育改革意味着必须对大学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审，仔细甄别哪些制度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哪些已经过时并严重阻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对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应该作为传统来坚守，对于过时的制度安排则应果断以新的制度取代。如果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所谓的改革必将沦为一种利益计算，而不会产生力量。“要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典型的大学必须迅速地进行根本性变革。”（克莱顿·M. 克里斯坦森，亨利·J. 艾林，2017，第4页）按黑格尔的说法，只有当“精神直面否定者，并在那里栖居”，它才是那种“力量”（韩炳哲，2019a，第8页）。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也指出：“所有有远见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机构应该在确定自己的使命时牢记这样一种远景，即建立最好称之为'进取性大学’(Proactive University)的新型大学。”（UNESCO，1998）当下拖延或拒绝制度革新的常见托词就是不知道哪些制度有效，哪些制度已经过时，哪些制度需要创新。这种理由表面上看是合理的，实质上是牵强的。虽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都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我们并非完全不知道哪些制度有问题或需要根本性改革，只是出于诸多考量不愿意改变现状。即便存在“知”的问题，也不是不清楚现存体制的弊端是什么，更可能是因为利益的冲突一直在犹豫何种制度或体制才是值得追求的。“一个社会的权力阶层和其他阶层经常在保留哪些制度、改变哪些制度上无法达成一致。”（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2015，第30页）当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模式植根于历史，天然地倾向于一直持续下去；改革过程中新的高等教育体制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需要行动者去创造，但最终采取哪种制度安排又是由政治决定的。

结果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有关'改革’的话语被制度化，变成了它寻求改革的结构的一部分”（布雷恩·J. 麦克维，2018，第220页），从而使得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成为不可能。无论外界还是大学都倾向于在不改变既有体制或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来完成新任务。“我们希望能将不同利益间的博弈与不和谐、创新与实验的风险都引入整个体制之中，但是却发现这个体制似乎并不能容忍这些。”（路易斯·梅南德，2019，第129页）当下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治理结构和基本制度安排没有改变的前提下，政府和社会赋予了大学许多额外的社会服务功能。由于结构和功能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简单地以功利主义和行政权力驱动高等教育改革可能带来不良后果。“大学的责任在于提出大众不愿提出的问题、调查大众不能也不会调查的问题、接纳大众不能或不愿意接受的声音，这样大学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学术界在开展学术的同时，还应该在周遭世界中寻找真正需要的教学与研究，同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真正思考如何更好地训练下一代学者、更好地完善自身组织架构。”（路易斯·梅南德，2019，第166页）如果受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行政权力的驱使，超越自身的组织边界，在相关组织架构不具备的条件下，将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大学制度的未来，深度卷入经济社会事务是危险的。不排除有大学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和，在这一过程中会取得成功，但必须注意，那些大学的成功可能只是特例而不意味着通则。“如果大学偏离其核心宗旨，让自己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强调技术而非宗旨，注重权宜而非思想，传递传统的正统思想而非新观念，那么大学不仅没有履行对学生的责任，而且背叛了公众的信任。”（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113页）为了组织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高等教育系统还是高等教育机构都应致力于在为人类提供“高等的教育”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不是直接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去和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二）从同质化走向多态性

近年来，受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驱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愈来愈同质化。“全球化的修辞，新的公共管理与知识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传播（用于大学之中），它们相反都试图让人承认，高校和大学系统必然会趋向同一套占统治地位的规范，它由国际排名'百所顶尖大学’（top100）中的大学所体现”（克里斯托夫·夏尔勒，雅克·韦尔热，2021，第274页）。面对同质化，各国政府的政策大同小异，要么主张高等教育个性化和特色化发展，要么鼓励高等教育多样化和分类发展。但在现有政策和体制框架下，无论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还是分类发展都不是应对同质化的有效举措，也很难取得显著成效。究其根本，无论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还是分类发展都是在承认现有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合法性的前提下的“变通”，而不是对于现有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的“颠覆性创新”。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之所以推崇多样性而排斥相异性，主要是因为多样性符合比较的逻辑，也符合教育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相异性则与比较的逻辑相冲突，也与教育全球化背后的标准化逻辑相对立。比较的逻辑只允许体制框架内差异的存在，即多样性（韩炳哲，2019b，第30页）。在更深的层面上，现代化带来了标准化和同质化，使得他者性和异质性逐渐消失，人与人、组织与组织、社会与社会之间不再有本质的差异，取而代之的是同质性前提下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同质化的恐怖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和任何知识。”（韩炳哲，2019b，第4页）由于异质性被排斥，现代社会失去了否定性的约束，整个社会全部的资源和精力都在朝着肯定的方向努力。“当生产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禁令的规训法则，或者说其否定模式，便达到其极限。”“禁令、戒律和法规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韩炳哲，2019c，第16—17页）在功绩主义的激励下，个人的自我监督和主动作为较之外界的监督更加有效且低成本。此时管理方或统治者需要做的只是给予主体充分的肯定，设置好晋升的等级，然后辅之以巨大的诱惑或有选择性的激励。“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不再臣服于任何义务。他的信条不再是顺从、法规和履行义务，而是自由和自愿。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其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韩炳哲，2019c，第68页）在功绩主义的指引下，每个主体都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实现预期的功绩目标，但事实上，无论主体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所有人都实现目标。

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学术功绩范式正在形成。个体层面上，博士阶段的训练使学术从业者普遍接受了“应当”发表论文的规则，稍后获得教职的经历则帮助其建立了“能够”达到发表要求的信心。“'应当’尚且存在界限，'能够’却没有边界，它是开放的、没有上限。因此，'能够’导致的约束是无尽无际的。”（韩炳哲，2019c，第95页）结果就是，在学术职业发展中，“应当”与“能够”作为一种肯定性暴力，驱使学术从业者为发表而发表，以多发表为功绩，不能发表或少发表者将被淘汰。组织层面上，在全球排名系统的驱动下，那些精英大学成为全球大学竞相模仿的最佳实践，加速世界各国大学的同质化。无论大学本身还是大学内部的学科，单一化和同质化都是致命的威胁。“就当今高等教育面临的许多挑战而言，差异性缺失可能就是根源所在。”（戴维·斯特利，2021，第275页）在办学模式上，研究型的精英大学成为黄金典范，哈佛大学成为全球大学的偶像。在大学内部为追求学科排名的突破将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学科；系科层面又过度强化某一种主流类型或范式的研究，排斥非主流的研究。结果就是，大学与大学之间范式趋同，这样更便于全球性排名和相互比较，而学科内部则试图回避观念竞争，追求单一方向或主流范式下的卓越。大学作为知识生产机构应基于不同情况发展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而学科作为知识生产的基本单位也应致力于“包容性卓越”，不能只有一种学术范式。无论哪个大学或学科要促进学术的繁荣必须容纳不同的学术观念和范式。如果为了凸显竞争优势，人为地将学术研究范式或理论图景单一化，最终可能赢得了大学或学科排名的胜利，但却会损害知识和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质化的暴力因其肯定性而不可见。同质化的扩散日渐严重。自某一特定的点开始，生产不再是创造性的，而是破坏性的；信息不再是有启发性的，而是扭曲变形的；交流不再是沟通，而仅仅是言语的堆积而已。”（韩炳哲，2019b，第2页）

由于比较逻辑对于相异性的排斥，传统大学模式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但面对全新的挑战，大学需要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为适应后工业社会对于个性化和非标准化的需要，为培养更具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人，未来需要诸多与现有大学模式完全不同的新大学不断涌现。“高等教育系统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乐团的每一声部都与其他声部不同，却都必不可少。如果把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这个乐团里看作高于其他高教机构，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把交响乐团里的弦乐部看成高于管乐部，那是错误且不公平的。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需要弦乐部和管乐部。”（约翰·塞克斯顿，2021，第42页）后工业社会中的“大学”不能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组织类型，而应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组织群落或知识生态系统。在这个组织群落中，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像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一样。一个健全的生态系统不可能只由一种或一类动植物构成，健全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也不能只由一种标准模式的大学构成。然而，当前工业化模式下的高等教育系统由一种标准模式的大学所构成。表面上看，不同的大学在某些指标上有水平的高低之分、甚至名义上也有类型之别，但其在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以及价值追求上几乎完全相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而不是多态性。工业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与后工业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区别就像“人工林”和“天然林”的区别。由“天然林”构成的原始森林充满了异质性的物种，而“人工林”的物种则比较单一。原始森林无需人为干预仅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就生机勃勃，而“人工林”无论如何维护其存在都有固定的生命周期，其脆弱的生态极易崩溃。

总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高等教育改革需要“颠覆性创新”而不是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就像19世纪时洪堡审时度势创建了现代大学一样，21世纪我们也需要重新构想大学并提出“现行大学制度形式的替代方案”（戴维·斯特利，2021，第29页）。我们既需要有像戴维·斯特利那样的研究者构想出作为“可行的乌托邦”的“另类大学”（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学院、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和未来大学）（戴维·斯特利，2021），也需要有像纳尔逊、库兹韦尔那样的教育企业家创建出像密涅瓦大学和奇点大学那样的“与众不同的大学”（斯蒂芬·M. 科斯林，本·纳尔逊，2021）。只有通过“颠覆性创新”在现有同质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注入异质性的因素，只有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成为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多态体”（polymorph），呈现出多种形态和表象，同时也包括偶然性（詹姆斯·H·米特尔曼，2021，第9页），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如果没有新的异质性因素的介入，在同质化的体制框架下，所谓的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和分类发展只能成为一种装饰物或点缀，而无法成为扼制当前和未来教育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一旦教育全球化的浪潮无法扼制，在现有以研究型大学为主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下，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驱动下，我们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将会因为同质化而逐渐丧失创新、创造和创业能力以及重新定位的可能。

（王建华工作邮箱：wangjianhua83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