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受邀开国大典，迟迟不动身：提出三个条件，毛主席作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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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天堑，击落了国民党军队最后的防线。蒋介石和他的心腹官员们带着亲信家眷连夜逃往台湾，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总统府，在沉默中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衰亡。

随着解放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正面战场上的敌人已经基本扫除，只剩下西南一隅还在拼死挣扎，但也是强弩之末，掀不起什么风浪。

于是筹建新中国的相关事宜就被提上了议程。

其实毛主席是希望再晚一些的，等到西南也平定了，全国各地都得到完全解放了，老百姓们可以一同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但当时的中国的处境十分艰难，不单是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还有一圈欧美国家想要把这个红色政权扼杀在要看里。

如果一直不建国，不办开国大典，那就要一直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有心人想要借机发难，实在大有文章可做。

这么看来还是先建国稳妥些，况且要筹备一个新的国家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成百上千件琐碎的小事要一一处理好，时间估计也差不多了。

中央为此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请各个民主党派人士集思广益，还参考了古往今来各个国家的开国经验，基本确定了整体流程。

在整个流程中意义最非凡最重要的，自然要数开国大典，这是海内外都能实实在在看得到的东西，既是尊严，也是象征。

典礼的地址选在天安门城楼上，气派恢宏、巍峨高大。不过这地方站不下太多人，谁能登楼，谁不能登楼，每一个名额都得细细斟酌。

“孙夫人是一定要请的，”筹备小组递交第一份名单的时候毛主席看了半晌，做出了重要批示：“她是国母，是孙中山先生遗志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也是我们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周总理也很赞同地点了点头：“宋庆龄女士为新中国居功至伟，一定要邀请的，不仅要请，位置还要靠前。”

根据两位领导人的指示，筹备小组对名单做了细微的调整，随后向上海发出邀请函，表达了中央想要与宋庆龄共襄盛举的美意。

经办的同志们都以为，以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友谊，邀请发出之后她当然会出席，没想到几天之后收到的是拒绝得答复。

毛主席知道之后沉思良久才缓缓说出一句：“她有她的顾虑和苦衷，是我们考虑不周了，这样，恩来，让小超去一趟上海，亲自见一见孙夫人。”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坐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一代国母

中央铁了心要请宋庆龄女士出席大典，不仅因为她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四处奔走，还因为她的身份本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1893年，宋庆龄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牧师，也对先进的民主思想十分拥护，宋家姐妹自小是在温馨且轻松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

十几岁的时候，她和妹妹美龄被送到美国去读书，与妹妹喜好宴会交际不同，宋庆龄偏向安静，喜欢独处，父亲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她，让她对自由和解放充满了向往。

当从美国报纸上读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时，她激动到热泪盈眶，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奋笔疾书，写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

此时的她，内心里有一股革命的炽热和冲动，并且在回国之后达到顶峰。

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父亲的好友，也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

听他与父亲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革命的方向，宋庆龄的内心憧憬又激动，于是主动请缨，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助手。

得益于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宋庆龄很快胜任了这份工作，她不仅能够将各类文件整理妥当，有时候还能简单批复，或者给孙中山提建议。

闲暇的时候，她也会翻译外文报纸和孙中山交流，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互生好感，后来结为夫妇。

他们也不单是夫妻，还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之后的日子里，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宋庆龄也一直坚定不移地陪在他身边，做他最坚强的后盾。

可惜好景不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离世，宋庆龄失去了丈夫、知己和同志。

但悲伤并不能打倒这位坚韧的女士，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以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己任，做中山先生遗志的发言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曾经多次在国民党党代会上和他公然对抗，甚至指责他背弃“三民主义”，破坏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既是共产党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她和孙中山先生极力促成的。

为此蒋介石将宋庆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更让他恼火的是，宋庆龄凭借自身对民主的追求在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中都有着很高的威望，这严重阻碍了他大权独揽的谋划，于是他使用了一系列恶毒的诡计去攻击宋庆龄。

他先是编造各种谣言污蔑宋庆龄，想以此来削弱她在世人心中的威望，之后发现收效甚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特务制造车祸暗杀。

万幸的是，宋庆龄躲过一劫，蒋介石也因此暴露，在宋美龄的干涉下，他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蒋介石转变思路，他发现自己可以拉拢宋庆龄，用她来证明自己孙中山继承者的合法性。

面对突然殷勤的蒋介石，宋庆龄并不买账，能躲就躲，有时候听到蒋介石也会出席，她连娘家家宴都不肯参与了。

与此同时，她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学者走得越来越近，还多次为他们提供庇护。

对于共产党，宋庆龄也报有极大的善意，她为数不多几次和蒋介石说话，也都是劝说他不要一意孤行，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荒唐主张，联共抗日才是正途。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多次往返南京与西安之间，一直在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牵线搭桥。

抗日战争期间，她一直在联合各个党派，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团结更多的爱国人士反抗侵略，同时也为抗战前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这一点，与大发国难财的宋家有天壤之别。

重庆谈判之后，蒋介石很快撕毁了《双十协定》，解放战争爆发，对蒋介石失望透顶的宋庆龄依旧坚持在战火中救援共产党，并且倾斜和友善的态度越来越明显。

三个条件

也正因宋庆龄之前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甚至还在危难时刻为我党提供了很多帮助，很多同志才没有想到她会拒绝开国大典的邀请。

邓颖超一行抵达上海后，她时刻牢记组织和毛主席交代的任务，没有先回下榻的酒店去休息，而是第一时间驱车前往宋庆龄公馆。

为了表示礼貌，邓颖超在车上简单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稍稍掩盖住一路奔波的疲惫。

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宋庆龄很热情地出门迎候，见到邓颖超之后喜笑颜开，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进屋。

应邓颖超的请求，宋庆龄带她去向孙中山的遗像鞠躬致敬，邓颖超站直身体的时候，宋庆龄看着她的背影，默默叹了口气。

两个人回到客厅坐下，邓颖超说明了自己此行的来意。

从始至终，宋庆龄都浅笑着倾听，等邓颖超说完之后，她盯着茶杯想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拒绝了。

“颖超，我有太多顾虑 ”她说：“麻烦你替我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表达感谢，也提前预祝开国大典顺利举行。”

邓颖超哑然，但这个结果本来就在意料之中，一次拒绝并没有让她就此放弃。

过了两天，她再次敲响了宋庆龄家的大门，不过这次她不是孤身前来，还带了一位帮手——廖梦醒。

廖梦醒曾经长期担任宋庆龄的秘书，两个人十分熟稔，双方见面之后免去了客套的寒暄，直入主题。

“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曾经说过，不再回去的。”宋庆龄望着孙中山的照片缓缓说道。

孙中山先生是在北京病逝的，宋庆龄不想触景生情也是在所难免。

邓颖超劝说道：“孙先生毕生宏志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今新中国成立，您何不代他去看看呢？”

“是啊，”廖梦醒跟着附和道：“孙中山先生要是还在，他也想见一见不一样的中国。”

宋庆龄似乎有些被说动了，她的眼底有了一丝光亮，但很快，好像又被掩盖住。

邓颖超很快捕捉到了她的表情，她亲切地问道：“您有什么顾虑，可以直接和我们说。”

其实伤心之地的确是宋庆龄心里的隐痛，但孙中山心心念念的就是中国，她作为知己最清楚，也不是没有想过替他去亲眼见证这一盛大的历史性时刻。

“我在担心台湾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出乎预料的举动。”

宋庆龄指了指窗外，隔着半开的玻璃窗和栅栏向街上看去，静谧的小路上时不时有几个行人经过，他们是商人、是银行职员、是卖货郎、是报童……

但也有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虽然败退台湾了，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他在很多重要人物身边都安排了眼线，宋庆龄身边也不例外。

想当年蒋介石派人污蔑她，制造车祸暗杀用尽了手段，这一次还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她不想给新中国带来麻烦。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邓颖超非常感动，劝解她无论去与不去，蒋介石都会借题发挥，如果宋庆龄真的不去北京，到时候蒋介石正可以借机抹黑新中国。

宋庆龄心里最后一丝顾虑也没了，她眼角带着笑意，不过还是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仪式活动不要铺张；第二，我想拜访张治中将军，烦请为我安排；第三，行程保密，不要接待。”

邓颖超当即给中央打电话，把这三个要求告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宋庆龄女士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人士，一切都以新中国的建立为主，恰好这个时候百废待兴，毛主席也一再强调要尽量简洁。

至于与张治中将军见面，这自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张将军是抗日名将，也是我党的好朋友，两位志同道合的人会面，中央愿意帮忙联系。

而第三条，本来不少同志有些犹豫，毕竟宋庆龄有着极高的社会威望，又从上海车马劳顿赶过来，不去迎接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孙夫人的担心不无道理，”毛主席却很能理解：“毕竟谁也不知道蒋介石会不会做什么，低调点也好。”

关于迎接的事情，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中央不能派人接待，那就我、恩来和朱老总，我们几个老朋友去接风总行吧。”

大家都赞同地鼓起掌来。

宋庆龄在邓颖超等人的陪同下低调进京，列车驶入车站，站台上果然没有太多迎接的人，只有三五个向这边看过来，宋庆龄最初还以为是工作人员。

等列车停下，她慢慢走出车门，竟然看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几个人穿着低调地等候在这里，一看到她，就迎上来亲切地握手。

宋庆龄一瞬间湿润了眼眶，中国共产党用心如此，她感动不已。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而辉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