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秀龙将军 难忘贺龙同志的关怀之情 张秀龙 1930年至1944年，我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战斗，老总待士兵、待干部情同手足的美德，早已人所共知，而我则更有切身的感受。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  红军时期的贺龙（右）和关向应（左） 命令我带兵冲锋 1932年，我由排长调到九师师部警卫班当班长。当时，贺老总对军、师警卫班的要求，并不纯粹是搞好警卫，而是要当作干部使用。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往往从警卫班点出一个人，命令带领一个排或一个连去冲锋陷阵，这对于及时补充干部的消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警卫班实际上成了一个干部预备队。1933年，在湖北宣恩县倒洞塘，我军与国民党新三旅进行激战，战斗开始不久，担任主攻的部队就有几个干部负伤下来了。当时，我正好传信到了贺老总身边，在阵地前指挥战斗的贺老总，看了看我说：“秀龙，你带人冲上去，坚决把敌人击退!”我接受命令，立即带人顺着山往上攻，把前面山头上的敌人击退了。接着，又往前攻下一个山头。再往下冲到山沟里，我的腿部负伤了。战后，贺老总多次看望我，表扬我“打得不错”，像个“铁匠”，嘱咐我“要好好养伤”，并对医务人员说：“有什么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决。”老总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没有把伤当成一回事，用盐水洗洗伤口，照样行军、打仗。 两支人参 1933年底，我们转战到黔东，当地的反动武装把群众的粮食和钱财抢劫一空，全都转移到山洞里，凭险据守，妄图用饥饿逼走我们。在磨刀溪，老百姓告诉我们，当地保安团长把粮食搞到一个山洞里去了。这个保安团一共有五六十条枪，全在洞里据守。贺老总叫我带着手枪队配合九师二十五团攻打这个洞子。洞在峭壁上，非常险要。敌人在洞口垒起了一道石墙，构筑了工事，很不容易接近，接近了也难攻进去。后来，我们打听到里面缺乏水源，就决定想办法断水。我们搭着人梯，接近洞口，往里猛扔手榴弹，把洞里装水的大木桶炸烂了。这样困了一个星期，里面没有水吃，团丁们受不了，就纷纷从洞里爬出来投降。可是，清查俘虏，没有保安团长。我拿着手电筒，进洞寻找，走到一个转弯处，伪团长狗急跳墙，照手电筒“砰”地一枪，击中我的胳膊，乘机逃走了。这一仗，除伪团长跑掉外，其余全部被缴械，尤其是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和银元，保障了全军一个月休整的给养。当时，我受伤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醒来时，卫生员正给我包扎伤口。贺老总坐在旁边，对卫生员说：“鲜桃呵，好点给秀龙包，不要把他搞残废了。”又吩咐警卫员：“回去把我的两支人参拿来给秀龙吃。”这人参是同志们关心老总的身体，好不容易才弄来的，我怎么能接受呢？可是，说不要，老总就要生气。我只好说：“这人参我不知道怎么吃法，别拿来糟蹋了!”老总看出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说：“你不会弄，我会弄，把它切成片，用糖炖着吃!” 亲自送坐骑 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那时，我任十七团参谋长。在贵州毕节县翟庄坝，我带伤作战，腿部又负重伤。这是我第十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不能行军，被抬上担架。当时，环境险恶，战斗频繁，敌人不仅派大军围追堵截，而且派飞机扫射轰炸。抬着担架，目标大，行动慢，很不安全，我想，自己牺牲了不要紧，把抬担架的同志牵累进去可不应该。于是，我对警卫员说：“你去找老总，说我不要担架，要匹牲口!”警卫员是个十三四岁的“小鬼”，听我这么一说，就跑去找老总了。 不一会，他就牵着一匹骡子回来了，远远还看见后面有个人在帮忙赶着呢。我想，可能是骡子调皮，这个“小鬼”牵不动，贺老总派人赶来了，走近一看，我怔住了：这是给老总驮东西的那匹骡子，在后面赶骡子的是贺老总!我心头一热，泪水唰唰地往下流。贺老总走到跟前，笑着说：“真不会办事，要牲口也不派个大人去牵，我只好一直赶来了。” 望着老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保住这条腿” 后来，由于没有药治，我腿上的伤口感染化脓，生了蛆，伤势越来越重了。医务人员担心危及生命安全，建议把腿锯掉。贺老总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锯了腿，就是好了也不能冲锋打仗了，不成一个废人吗？要想一切办法保住这条腿！”每打一仗，贺老总总是从战利品中挑出贵重的白木耳、冰糖，派人送来调养我的身体。还经常询问我的伤势。在贺老总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我的腿终于治好了，同志们都高兴地说：“你这条腿是贺老总给你保住的啊!” 一件皮袄子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北部，打到金沙江边。江对岸是海拨4000米以上的玉龙山。我以前没有见过雪山，看到山顶上白茫茫的，以为就是像湖北应城石膏矿一样的“皓瓦子”山。在江边，贺老总站在担架旁问我：“秀龙，对面山上是么事？”我说：“是'皓瓦子’。”贺老总说：“那是雪山。传说唐僧去西天取经到这里时，是一片火焰山，不能过去。后来，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里借来了芭焦扇，把火煽熄了，就变成了雪山。我们就要从雪山上翻过去向北长征！”又说：“山上冷得很，要做好防寒的准备。”老总看我穿得单薄，就对警卫员说：“把我的皮袄子拿来给秀龙。”我说：“给了我，你呢？”老总说：“你有伤，我不要紧的!”随后，又嘱咐抬担架的同志要好好照顾，注意安全。我穿着贺老总的皮袄子，过了雪山。 1962年，我到北京学习。贺老总知道后，把我和一起学习的廖汉生同志接到他家里。谈话间，廖汉生同志说：“老总，你在草地上送给我的那件皮袄子，我还保存着呢!”“噢!”贺老总沉思了一下，问我：“你的那件呢？”我说：“过草地时，给战士了。”皮袄的事，勾起了老总对过去同甘共苦的战斗生活的回忆。 他很动感情地对我说：“记得1944年你和贺炳炎、廖汉生、张洪清离开延安上前线时，到医院与关(向应)政委告别，关政委说一句：'你们毛干各自飞……’，说着就哭了起来，他是舍不得你们呵!这些年来，就像关政委说的那样，你们毛干各自飞，都有自己的岗位，忙得很，也不能抽空来看看我。我可是常想看看你们啊……”我深怀歉意地说：“老总，你太忙了，我们怕……”说话间，贺老总拉着身边十多岁的鹏飞，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这个叔叔在舟山群岛，我将来一定去那里看看!”第二年，贺老总就同罗帅、徐帅、聂帅到舟山群岛视察。当时，我已调离舟山群岛，又在病中，只是在几位老帅视察后，才赶到上海同贺老总见了一面。没想到。这竟是与贺老总的最后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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