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42年，广州城北出现了一只虎。 地方志中的这条记录，引起了历史学家马立博的注意。根据记载，广州城上一次的虎患记录是出现在 1471 年，换句话说，这里的居民已经有一百多年没见过老虎了。而这次，老虎出现在距离都市如此之近的地方，并最终逃脱了人类的围捕，“竟逸去”。【注：马立博本人错误地理解了“逸去”的含义，这里指的是老虎逃走了，而不是如他所写，人放走了老虎】 在阅读华南灾害资料时，马立博意外地注意到了许多相似的“老虎伤害村民”事件，类似的记录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在以“虎患记录”作为线索之一的《虎、米、丝、泥》一书中，马立博试图将自然融入中国历史的书写，并以此探讨中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究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对地方志编著者来说，老虎伤人与“土著暴乱”都是对汉人所占土地的“闯入”，以及对汉人建立的农业文明的威胁。然而从生态角度来说，猛虎下山则可视为岭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指标之一。通常，老虎生活在大片的森林地带，以猎食鹿、野猪等大型动物为生，这些动物的数量也决定了老虎领地的大小。良好的条件下，一只老虎需要20到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来供养。明朝以前，岭南地区丛林密布，山川、森林、大型动物组成了连锁的生态系统，为老虎的生活提供了完美的栖息地。华南虎在今天已经极度濒危，然而在12 世纪的史料记载 中，“广中州县多有之”。 老虎与人口往往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广州城北的这只虎可以看作 17 世纪普遍危机和“明清之交大动荡”的前奏。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华南沿海贸易中断、全球气温下降导致农业歉收，此后半个世纪里，内战和农民起义迭起，土匪海盗横行，饥荒频发。岭南人口的下降和内迁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抛荒，这里的野生植被开始得到一定恢复，森林与老虎得以在此共同繁衍。 到了 17 世纪与 18 世纪之交，岭南地方志中关于“虎患”的记录又频繁地出现。《惠州府志》曾记载“连平虎害，伤人百余”，1680 年的广府县志中写道“新安多虎，伤人甚重，年余乃止”，1723 年，老虎在西南沿海一带多次袭击人畜，在茂名造成了 37 人死亡。然而“虎患”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从另一角度看，老虎对人畜的伤害恰恰是自身栖息地遭到侵蚀的证明，也就是查尔斯·麦格道尔所说的“人吃虎”。随着 18 世纪华南地区人口数量的回升，政府开始鼓励农民烧山垦田，老虎的栖息地随着农业的开荒而不断被挤压，森林和林中生物的减少使老虎难以获得正常所需的食物，只能袭击人畜作为补充。 马立博注意到，岭南地区关于虎患的记录在整个 18 世纪迅速减少，直至19 世纪初，老虎伤人的记载几乎消失殆尽。此时的华南，老虎或许已经成为濒危物种，只能在仅剩的小片森林中勉强维生。直至 20 世纪，由于大规模的森林采伐活动和猖獗的盗猎行为，只有粤北桂西的山区里，还能发现极少数华南虎的踪迹。 最近一只与人类直面遭逢的野生虎，是出现在东北村庄的完达山一号。2021年 4 月，一只雄性幼虎出现在黑龙江密山的村庄里，随后，老虎将村民扑倒、一掌拍碎车窗、在田间奔跑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中迅速流传。当地林业部门介入后，这只传闻中“进村伤人”的老虎在无人机的直播围观中被捕获，送往林园，并被命名为“完达山一号”。在人类的密切监护下，“完达山一号”在度过了近一个月圈养时光后于 5 月中旬被“放归山林”。然而四个月后，“完达山一号”再次被发现出现在吉林天桥岭林区，促使当地政府启动人虎冲突预案。 完达山一号 从被发现“进村”以来，围绕“完达山一号”的处理争议始终不断，除前期围捕过程的批判外，野保人士对于老虎被长时间圈养后“野化”的可能性也表达了忧虑。然而回到事件的起源，难以回避的追问是，老虎为何会进村？人虎冲突的发生映射出了怎样的生态变化？ *引申阅读：动物保护：本体论层面上的「意索政治」  如今野生老虎已经成为全球濒危物种，不同国家都已立法对野外的老虎进行保护。然而当完达山一号出现在村落之中，尽管他只是扑倒了村民，没有继续对其进行撕咬，但仍带来了这样的争议和困境：如果作为濒危动物的老虎真的威胁到了人类生命，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应对？ 全世界剩余的野生虎如今只有约 3000 只，其中有 70%生活在印度。1972 年，印度通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WPA）禁止了对一切大型猫科动物的猎杀行为，除非该动物被证明是“吃人的猛兽”。因此，抓住猛兽吃人的罪证、授权经过官方认证的猎人，就成为捕杀老虎的前提。 2015年5月，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拉坦博尔国家公园（Ranthambore National Park），一位名叫拉姆帕尔·萨尼（Rampal Saini）的护林员被老虎杀死。国家公园认定，实施这场杀戮的是一只名叫乌斯塔德（Ustad）、又名 T-24的9岁老虎。这一定罪的有力证据来自乌斯塔德“危险的名声”——他是公园动物中的雄性统治者，而且当地的旅馆老板、公园管理者和当地野保人士都强调，乌斯塔德与其他老虎不同，他能与人进行眼神接触。更有目击者声称看到乌斯塔德回到了护林员的死亡现场，像是在追踪尸体似的在地上嗅了嗅。
以著名的《今日印度》（India Today）杂志为代表的媒体对这场定罪提出了质疑：如果乌斯塔德真是一只“吃人”的虎，为什么几年之内，人流密集的园区里并没有更多的人被害？在拉坦博尔的六十多只老虎中，凭什么认定行凶的就是乌斯塔德？更多的媒体与专家则在讨论将乌斯塔德“变成”吃人老虎的人类的责任：为了治疗乌斯塔德的各种身体疾病，园区工作者对其进行了许多次麻醉和治疗，而这样的过程或许给乌斯塔德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让他与人的关系走向恶化。而关在 国家公园捕获了乌斯塔德、并以维护公众安全之名将其监禁在兰坦博尔附近一家动物园里，这一举措在全印度引起了巨大的愤怒，人们认为乌斯塔德是遭遇了“陷害”，在全国各地为这只老虎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并向各级司法和官僚机关提出情愿。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反对监禁乌斯塔德的呼声。拉贾斯坦邦法院甚至为此进行了一次特别庭审。争取释放乌斯塔德的斗争持久进行着。 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动物权利活动家和保护主义者在这场行动中发挥了重要力量，他们极力否认老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本质上就是“人类杀手”的说法，言下之意，即便老虎杀了人，这样的结果也不是出于自身的“恶意”。尤其是当事情涉及乌斯塔德这样受公众崇拜和哀悼的“有名的大猫”时，这种对处置不公的谴责会更加沸腾。 人类学家纳亚尼卡·马图尔（Nayannika Mathur）从关于乌斯塔德定罪的争议出发，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单一国家治理方式提出反思。马图尔指出，从莫卧儿帝国时代、英国殖民时代，到当代印度国家，狩猎行为与国家权力之间始终相互缠绕，统治者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猎杀“吃人的猛兽”。即便在野生动物灭绝的人类世危机之下，政府也有责任保护公民免于对大型捕猎型猫科动物的恐惧。尽管法律规定了先确认老虎的“吃人猛兽”身份、再将其“合法杀戮”的程序，但这样的制度和程序不过是人类针对大型猫科动物的一种无效治理，且不论“正确”识别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能，真正遇到了“老虎吃人”的威胁时，法律条款、官僚化的程序又会变成迅速采取行动的阻碍。 马图尔发现，在乌斯塔德事件中浮现的关于猛兽本质、反常行为、领地、眼神的地方知识实践，往往是基于人们对老虎具身的、主体间的、直觉性的认识。这些真正起作用的知识形式因为“看起来不科学”，常常被官僚化治理系统的识别过程和文书工作抹去。马图尔强调，对这种“亲密认知”的忽视阻碍了我们去想象一种人类世的新型、有效的治理形式——这样的治理形式接受人与非人类动物共生的不同方式，重视人与非人类动物在遭遇的时刻所发生的“理解”。这种亲密的认知方式只有通过长期浸没其中（immersion）才能得到培养、积累和磨练。尽管它并不能达成完美的确定性，但在野生动物栖息地持续萎缩、人与动物的冲突和遭遇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这种亲密的认知方式更加需要得到承认和理解。
虎圣 Dokhhin Rai 作为人类生活之“患”的虎所展现的是生态环境与人居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相应的政治治理，然而，人与虎之间从来不仅仅是吃与被吃、杀与被杀的对立关系。
在孟加拉三角洲的孙德尔本斯（Sundarbans）地区，有一位叫作Dokhhin Rai的虎圣。他本是一位住在森林里的圣人，有一天变成了老虎的形状，开始恐吓并捕食人类，并贪婪地霸占了所有森林。拯救人类的是女神Bonbibi。她曾是被遗弃在森林中的女婴，由鹿养大，Bonbibi听到真主的呼唤，战胜了食人虎圣，并解救了被家人遗弃在丛林里的男孩Dukhe。Bonbibi要求人类与虎圣平等、友好相处，共享森林资源。及至今日，信仰Bonbibi女神的人们强调，森林属于尊重它的人们，人们必须怀着纯洁的心进入森林，不能拿超过生存所需的东西，这是人与虎圣之间的协议。
如今的孙德尔本斯，作为孟加拉虎的重要栖息地而广为人知。在关于孙德尔本斯当地村民（gramerlok，“河边之人”）生活的民族志《虎之林》（Forest of Tigers）里，虎圣的典故仍是其中的核心故事。人类学者安努·贾莱（Annu Jalais）记录了森林里的渔民与采集者保有的与虎沟通的巫术：在进入林中谋生之前，虎巫者（tiger-charmer）首先为大家请求Bonbibi的庇佑，并让老虎知道，人类的到来是因为家中已经没有食物，需要被森林喂养。 与此同时，关于老虎的传说与演绎也是人们对历史与当下遭遇的理解与叙事。在孙德尔本斯的岛屿上流传着关于老虎从别处迁徙而来的奇怪故事：据说老虎们是从巴厘岛和爪哇岛等地过来的，它们经过了诸多地区、遭受了无数拒绝，终于在孙德尔本斯获得安全的栖息地。贾莱强调这个传说的流行共鸣于岛民们自身的流寓史：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英国治理所带来的无地农民，以及印巴分治后从东巴基斯坦迁移过来的难民。 1977年左翼阵营首次在加尔各答上台，应允孟加拉难民们搬回西孟加拉邦，许多家庭来到了孙德尔本斯，并开始建造各种基础设施。然而当局政府随后改变了安置政策，将难民视为国家的负担，尤其认为他们在孙德尔本斯占领保留领地可能导致生态灾难，要求难民们返回原地。在对当地难民的经济封锁失败后，政府强制遣返与暴力镇压了定居者们。 在共情这些难民遭遇的岛民们眼中，这段杀戮史正是老虎开始变得“傲慢”的开端，许多人认为，漂浮在水面上的被杀难民的尸体让他们尝到了人肉的滋味，或者老虎被暴力所扰，开始攻击人类。因为杀戮与暴力是以保护环境、保护虎的名义进行的，老虎们不再是与当地人共享森林的邻居，而是傲慢的“国家财产”，并将岛民们视为“食物”。虎与人共享历史，国家暴力打破了人虎间曾经被微妙维持的平衡。 这种失衡在现代动物保护活动中延续着。贾莱提出了“世界之虎”（cosmopolitan tigers）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国家机构、专家和保护团体构建出了需要保护的、珍贵的老虎形象，并被纳入生态民族主义的实践框架中；而关于虎的地方叙事却被抹去，本地人的生存被忽略，“人不如虎”。如果说昔日故事中的“老”老虎是本地人平等的、可沟通的邻居，“新”老虎则代表着不可战胜的国家与资本意志；Bonbibi女神不再掌控森林中的平衡，一种新的捕食关系被再次建立。
“虎王” Tiger King 在2020年三月，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初，一部在Netflix上放映的纪录片引发了美国观众轰动式的关注——据说在放映一个月内，有6400万家庭收看了《虎王》（Tiger King）。这是一部关于美国私人动物园与大猫保护者的系列剧，主角是俄克拉荷马州私人动物园老板“异风乔”（Joe Exotic）。尽管主题是异宠贸易与野生动物收藏，但影片中更抓人眼球的无疑是（各类）大猫商人与保护者的纷争、官司、与私生活。
乔是老虎养殖者，也试图成为乡村歌手，2016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过美国大选，2021则被定罪十七项虐待动物和两项雇佣谋杀未遂；在影片中他既是古怪疯狂的独裁者，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员工与动物，又常常展露脆弱与忧郁，诉说对大猫的感情……跌宕起伏的真人秀，被禁锢在动物园里的大猫与员工，疫情之初被封在家的美国民众们，在屏幕内外共同促成了一场现象级奇观。 猎奇的犯罪故事似乎迷失了对动保问题的可能关注，大猫们从未成为这一系列影像中的主体。这也平行于动物园内的人-动物观看与接触结构。 动物园的魅力往往在于，它暗示我们去想象人与动物的友好相遇。在私人动物园盈利导向的管理环境中，人们对美丽大猫的迷恋、以及对其接触的期望似乎格外突出：不仅愿意花费高价触摸虎崽或与之合影，影片中的游客们还总是为任何形式的接触兴奋不已。但若考量这些接触与迷恋所发生的场景与结构，又不难意识到这种想象的脆弱与不可能。在影片中，光是乔的动物园，就出现过鳄鱼被烧死、老虎被喂食腐坏的肉、小虎刚出生就被拽走装进行李箱偷运等等事件。人类劳动环境也极为糟糕，员工们只能获得极低的薪水，被迫以半志愿的形式工作，还要忍受各种身体与精神上的粗暴对待。 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为何凝视动物》中写到，动物园是关于不可能的相遇的纪念碑，是动物最被边缘化的所在。因为动物园集中体现的是人的目光，人可以舒适地观察、认识、了解动物，动物对人的回望却早已失焦。人与动物的相互凝视，已经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丢失。在收集老虎的私营动物园中，人类的疯狂、贪婪、与孤独尤为集中。 这部光怪陆离的纪录片中，唯一打动我的片段是乔在第一季的最后自白。他说他的公园里曾经有两只猩猩在相邻的笼子里住了十几年，后来他把它们送去一个猩猩救护所。当终于在救护所的大院子里相遇时，它们第一次拥抱了彼此。 “我是不是剥夺了它们（的拥抱）十年？”“是的……我剥夺了它们成为猩猩的权利”“我只顾着要我的动物园。”（“Did I deprive them of that for ten years?” 'yep...i deprived them of being chimpanzees' 'i was wrapped up in having a zoo' ） Aiyadurai, Ambika. “'Tigers Are Our Brothers’: Understanding Human-Nature Relations in the Mishmi Hills, Northeast India.”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vol. 14, no. 4, 2016, pp. 305–16. Chaudhuri, Tapoja. “From policing to 'social fencing’: shifting moral economie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a South Indian Tiger Reser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vol. 20, no. 1, 1, Nov. 2013. journals.librarypublishing.arizona.edu, https:///10.2458/v20i1.21752. Chaudhuri, Tapoja. “Environmental Cosmopolitanism in a South Indian Village - Tapoja Chaudhuri, 2017.”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Oct. 2017. journals-sagepub-com.ezp2.lib., https://journals-sagepub-com.ezp2.lib./doi/10.1177/0308275X17735367. Chaudhuri, Tapoja. “Revisiting the 'Kerala Model’: Place-Making, Environmentalism and Regional Pride in the Periyar Tiger Reserve.” Journal of South Asian Development, vol. 12, no. 2, 2017, pp. 155–76. SAGE Journals, https:///10.1177/0973174117714941. Jalais, Annu. Forest of Tigers: Peopl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Sundarbans. Routledge, 2010. Mathur, Nayanika. Crooked Cats: Beastly Encounters in the Anthropoce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press./ucp/books/book/chicago/C/bo8590217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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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塔德（Ustad）
右一为被刻画成半虎半人的Dokhhin Rai，左二为Bonbibi，坐在她腿上的是男孩Dukhe。
Amitav Ghosh的诗歌小说Jungle Nama正是基于这一古老传说的现代改编。Ghosh 认为这个故事讨论的是人类的贪婪以及对其限制的重要性，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导致的环境危机的寓言。插图为Jungle Nama封面
孙德尔本斯的孟加拉虎。图源：Soumyajit Nandy
《虎王》（Tiger King）剧集海报。图源：Netfl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