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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礼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 商人信鬼神，盛行祖宗崇拜，一切国家事务，特别是“祀与戎”这样的大事，都要通过宗教仪式以取得祖先神的承认，万事求卜。  殷周之际，政权转换，周人战胜了商政权。战后周人进行了反思：为何力量微小的西方小国战胜了强大的商，商何以灭亡？武王曾问箕子殷所以亡，周将商的失败归咎于天命的缺失。 周代“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 所谓天命靡常，天被赋予了道德意义。要想巩固政权，得到上天长久的眷顾，就必须修德，必须不断做人事方面的努力，积累当时人所谓德行，使“民普遍感到满意”。
周人从商的灭亡中反思后，得出了“道德”的重要性，这就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制礼作乐”的主题思想。  西周礼乐贯穿“尊祖敬德”精神，西周文献常以“德”、“孝”并举，“有孝有德”是当时礼乐的灵魂，也就是宗室制度中的“亲亲”，这是维系封建政治的精神纽带。 礼制是一种新的治国方式，用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主要表现为道德规范。一方面表现在国家制度，所谓“宗庙社稷之礼仪”，也表现在社会认识等方面。 在于区别宗法制社会的尊卑贵贱，区别嫡庶，区别“君子”和“小人”。等级不可僭越，用礼乐制度加以规范，使人人得以遵守，不至重蹈殷统治者的覆辙。 从礼、乐视角去透视，西周社会成为尊卑有别，嫡庶各安其位，各守其位，呈现出一派与宗法相对应的和谐图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上层建筑的变革使得政治、军事、法律、军事制度脱出礼的窠臼，成为相对独立的存在。  而礼治则变成了仪式与器物，失去了其在治国安邦方面的作用，社会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的局面。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无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了，礼己经失去了维护统治的政治功能。 在战国后期，秦国逐渐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最终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统一了六国，建立了新的政治模式一一秦制。 秦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统一角色，然而它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文化的衍生品，具有别具一格的的文化特质。 秦人早期居住于东方，后迁到西方。地处西北，与西戎联系密切，受到其文化、风俗上的影响。由于长期处于与戎狄的战乱之中，使得秦文化带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和集权色彩。  秦在秦献公之前无分封，在国家建立之初，就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全国土地皆由国君直接控制。 随着军事战争的胜利，秦每占一地就设立由君主直接任命长官的县，或者由国君委派的庶长对该地区进行军事统治。 秦不设分封，各地统治权均直接操在国君手里，通过军队对地方控制，使得秦国军事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 “杂戎狄之俗”。“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秦国的贵族宗法观念淡薄，一直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法制，秦国国君继承往往不分嫡庶，都是择勇猛者立之。 战国以来，商鞅变法深刻的改变了秦国。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更加远离贵族政治的影响，而向权利集中、效率第一的方向猛进。  秦走向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种全新的以法为基础的严厉特征的法家文化体系。 具体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秦文化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崇勇尚勇，富有进取心和征服欲望，加上法家的变革，使得秦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 —言以蔽之，秦制最大的特征就是“刑治”。而“礼治”对应着“德治”，从此，如何中和“德治”和“刑治”成为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秦制因为其片面的深刻，而把刑治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为后世戒。 秦汉之际，“汉承秦制”广见于史书，秦虽然在全国的统治遭受了失败，但在秦地己经很好地完成了政治整合，为后世提供了第一个并且是完整严密的统一专制的国家形态。  刘邦集团“汉承秦制“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继承了秦朝的军国主义体制，从而有效的动员和利用了关中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作为以反秦为政治正确的刘邦集团来说，秦朝企图采取高压政策，用法家学说统一思想而遭到悲剧性的失败。 不论从历史角度或者现实角度，对于秦制都不可能全盘接受，批判地继承后会转向传统资源汲取营养，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周政进行利用与反思。最终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德治与刑治、王道与霸道并用的“汉家制度。” 汉家制度的形成与破坏汉朝建立后，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政府力量较为薄弱，百姓也希望能够安静休息，无为而治是最好的管理手段，所以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成为统治阶层中的指导思想。  许多重大的问题，都宜于从退守中准备进取，郡国并行、东西异制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文景之治”的繁荣就是黄老思想与民休息的结果。然而，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统一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朝代的历史任务，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的制度必将顺应时代而产生。 到了武帝一朝，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武帝“多欲”？且“雄才大略”，势必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儒家思想逐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治国理念为之而变。 秦朝灭亡后，法家思想失去了信誉，儒学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汉代儒者以儒家伦理与德治教化为核心，推阐运用到很多层面，为帝国提供长治久安之策。  儒家伦理以广义的“礼治”为核心，要求建立秩序节度，儒家伦理从家族中的关系，可以延伸到广义的建立上下尊卑秩序，并运用当时盛行的阳尊阴卑的观念，这样就可对当时帝国统治迫切需要的尊君卑臣、强干弱枝、大一统等强化皇权的措施提供儒家伦理的基础，并且运用到诸如朝仪与都国庙制等国家礼制的论述。 德治教化一直是儒者坚守的基本价值，这些诉求也是检验统治权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德治教化包含了爱民、养民、安民与反对过度剥削等关怀生民休戚的最基本诉求； 也包含儒者转化俗世世界成为理想的文化秩序，移风易俗，对人心隐微处与社会秩序做一根源性改造的永恒理想。 然而，理想的德治教化秩序并不是与现实的政治秩序脱离的，一旦德治教化秩序的基础稳固了，现实的政冶秩序也会趋于稳固，也就是最稳定的统治是透过德治教化的统治，德治教化秩序可以视为帝国深层的稳定机制。  透过这样的论述，汉代儒者将德治教化理想与提供帝国长治久安之策，做出美好的结合，提升了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高度与深度。 然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使得西汉统治集团天然具有对于武力的推许和对于文化的忽略与轻视。刘邦对儒学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轻蔑儒学、儒者。 然而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了文化基础与知识滋养，纯粹依靠武力建立，这个政权就会缺乏政权合理性、正当性的知识证明，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随着国家攻守形式的变化，统治阶层认知水平的提高，文化政策就会相应的落地实施。 汉初的改变来自两个人的努力。公元前200年，叔孙通提出了按照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方式制定秩序井然的朝廷礼仪，体现了尊君卑臣的精神，为专制帝王塑造了无上的权威。  刘邦很受用，从精神气质到器物功用方面都提高了认识，从而思考在继皇帝位之后，统治形态必须有相应的改变。 这也被认为是儒家传统将要胜利的一个可靠前兆，也是汉帝国努力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一个环节。另外一个人是陆贾，从理论上论证了儒家文化的必要性。
陆贾为引起刘邦集团的兴趣，并使之明白通晓，遂以韵语和散文书之，于是《新语》具备了“适应刘邦文化水准所编的教材”的性质。  《新语》强调帝国政府必须重视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使之成为取得国泰民安的手段。惠帝四年，下令“省法令碍吏民者，除挟书律”，逐步废除了秦代的焚书令。 儒生们开始传授经典，并针对汉初的实际问题，对秦政和法家思想做了批判，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陆贾、贾谊等人就是典型代表，他们都强调政府要重视道德的价值和力量。 但由于当时黄老之学是国家正统，儒学发展有限。“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建元元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级谏之士”。王臧、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窦太后得知后皆罢之。建元六年，窦太后驾崩，汉武帝随即以武安侯蚧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田蚧“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武帝打破了汉初从功臣子孙的列侯里面选任丞相的惯例，把出身平民的公孙弘升为丞相。 元光五年五月，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
尊儒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变更制度”，也就是促成了“汉家制度”的形成。武帝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律令的改革。任用张汤、赵禹开用法深刻之先河。 这是一项主动的改革，目的就是创立“汉家制度”。所谓“汉家庶事草创，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汉家作为周秦之后的一代“新王”，应该有自己的制度。 汉武帝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尊崇儒术，在官僚政治行政上却仍是以法术为先，如此才明确了汉家在两个不同层面分别以王霸二道为纲，且不偏废他道，综合起来兼杂杂霸的治国传统。 昭宣时期，具体举措虽有更张，但总体仍是兼杂王霸。元帝即位之后，开始重用儒生。儒学在思想界和政治上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德治压倒刑治，成为了主要的治国方式。 儒家学说逐渐脱离其主要的主张变得更加多样，他的提倡变者得更有抱负，更倾向于理想主义，追求更完美、更为纯正的“王道”至境。 西汉后期的政治社会危机，反而反衬了“王道”的完美与神圣，并在寻求摆脱危机的途径之时，把人们引上了“奉天法古”的方向。 王莽推行从儒家经典推导出来的宏伟，而不切实际的改革，彻底破坏了原有的汉家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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