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铁城追查泄密 1946年3月一4月间，蒋介石在六届二中全会后，召集了多项小范围会议，会上策划全面反共、挑动内战的新阴谋，妄图借国共谈判来争取时间，依靠美国的运输力量，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去东北与我争夺。我获取了这些情报，立刻通过明之及时送给了吴克坚，直报周恩来。 由于当时尖锐复杂斗争的需要，我党领导人不仅强烈批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而且在公开场台揭露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斥责国民党调动部队，抢占东北战略要地，扩大东北内战，并严正指出：破坏东北停战协议，破坏政协决议，责任在国民党当局。 对此，蒋介石非常恼火。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异常惊慌：中央小范围会议的机密内容，怎么会泄露出去呢？他当即令机要处追查泄密原因。 机要处长张寿贤不得不召集处里有关人员通报这一情况，特别强调：吴秘书长要我们认真追查。 这立即引起了我的高警惕：可能是我提供的情报带来了麻烦；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军事部署等绝密问题，都是在中常会或蒋介石主持的小范围会议上讨论的，而这类会议都是由速记科长徐漂萍和我担任速记。 徐科长是在这里干了几十年的老职员，一般不会怀疑他。我马上意识到，这次怀疑的目标，很可能会集中到我身上，而且三年前我还曾因徐仲航事件受过牵连。我的安全状况，眼下面临严峻考验。但我外表十分镇静，我已不是个新手。 我注意到，处长张寿贤虽然要大家回忆这件事，寻找问题所在，但抓得并不紧。张寿贤是江苏常州人，早在抗战前，就在南京中央党部机要处工作了，是中央党部机要处的老人。他文笔好，水平高，能力强，为人谦和。朱家骅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他继续留任，并升任处长。他不介入国民党上层的任何派系，只埋头做业务工作。我分析，他此时的心理状态是害怕问题出在机要处，否则他这个处长也难辞其咎。另外，我很早就发现，他对吴铁城这个秘书长心怀不满。 一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吴铁城责令机要处追查泄密的事件。那天，吴铁城把张寿贤叫到他的办公室，严厉地说：军政部有个军事机密报告，被南京汪伪报刊登出来了。你们机要处要好好查查！ 张寿贤听了很不服气，但当面不便说什么，只能忍着。回到机要处，他就跟徐漂萍科长等他信任的同事大发脾气：军政部的文件泄密，去查军政部啊！找我们中央党部机要处干什么？ 听者也都愤愤不平。科长徐漂萍拍着桌子抗议道：如果这样随便怀疑人，我们速记员要集体罢工！ 徐漂萍是中央机关里资格最老的速记员，人缘很好， 以往召开中央全会等大型会议，通常要请其他单位的速记员来帮忙，请人的事情都是徐漂萍出面协调，而且招之即来。张寿贤处长很信任他，倚重他。他这一拍桌子，更壮了张寿贤的胆。几个人商议了一下，认为机要处不能为军政部的泄密事件“背黑锅”，极力鼓动张寿贤去向吴铁城表示抗议。张寿贤真的就去找吴铁城，张寿贤说：军政部的文件，首先是军政部里知道的人多，应先查查他们。我们中央党部机要处没几个人。速记员是可靠的，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怀疑人嘛！我们工作这么辛苦，还要被怀疑，接受审查。以后再这样七查八查的，速记员都不敢上台记录了，我怎么办？ 张寿贤在中央党部的处长里面，威信很高，吴铁城对他一直比较客气。他态度一硬，吴铁城就不便和他硬碰，于是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上面怪罪下来，我也没有办法呀！查一查总是应该的嘛！”然后向张寿贤挥了挥手，意思是“算了，算了”。 不久，听说是军政部的一个职员泄的密，他拿文件给敌伪报馆记者换钱花了。 吴铁城追查敌伪报纸的泄密事件时，我不在场，是我的速记同事居正修一五一十告诉我的。 可是，我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一次吴铁城追查的泄密事件，与上次情况大不相同。因为3、4月份，蒋主持的小范围会议的这些情报是我送出去的，而党组织因为形势紧迫，公开使用了这情报的内容。所以这次追查泄密，完全有可能查到我的头上，不能不认真对付。 好在张寿贤处长和徐漂萍科长对吴铁城很反感，我听见他们私下说：“又来了，又来查了，真讨厌！”平时大家敢怒不敢言，遇到这种事情就消极对抗。这对我来说，也起到了缓解心理压力的作用。 我回到家里，马上与明之商量对策。在遇到重大问题时，我总是把明之当成“主心骨”。明之想了一下，平静地说：要沉着冷静，见机行事。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要只讲原则。沉着冷静，见机行事！我已经够冷静的了，现在要想想怎么“见机行事”! 明之一向老成持重，对我情绪化的言语，从来不往心里去。他一边做着家务一边思索。我这时也意识到自己过于急躁了，就和他一起做起了家务。 我说：吴铁城这个人很坏。你还记得吧，1932年他在上海当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时，干了多少坏事！ 明之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说：这种事情，光是怀疑没有用，要有证据。你毎天下班回家，几乎连门都不出，他们找不到你泄密的证据。现在他们不是还没有注意到你么？最好能够转移目标。 我听了眼睛一亮：“转移目标’这是个好主意，而且大有文章可做！”我想了想，对明之说，“我想利用内部矛盾，转移视线。” 明之听了我的具体思路，觉得很好。他安慰我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压力不要太大，就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出你心虚。 话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若无其事，可没那么容易。 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还是在为这次如何才能成功脱险苦苦思索，反反复复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无破绽。我明白，这一次追查泄密案可能给我带来的危险，实际上比上次徐仲航被捕给我带来的危险更大。上一次，只要徐仲航顶住了，我就是安全的。这一次，险情直接奔我而来，中间没有缓冲地带。如果查到我头上，怎么办？ 此时，我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转移目标”。根据我的“职业”敏感，我早就察觉周围确有被派来负有“特殊使命”、搞内部监督的特务，问题是如何巧妙地转移？对此，科长、处长、秘书长又会有什么反应？ 睡在小床上的女儿小放不知梦见了什么，竟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不由得发出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就是为了下一代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么？ 将来他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明之也被女儿的笑声惊醒了，发现我还没睡，就问：还在想那件事？ 我回答：“是，要想清楚一点，明天上班才好应付。你先睡吧。”其实这时我已初步想好了如何转移视线。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张处长又被迫在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检査分析泄密的原因，大家只好把手上的工作放下，应付这人人过关的一套。你一句，我一句，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最近好像来得更勤了。”其他同事马上附和道：“是的，这个人很讨厌，是个'包打听’又很滑头。”科长也说：“他是常来的。” 处长若有所思地轻轻点头，显然是表示赞同。 我根据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判断，此人根本不是“记者”，是负有特别使命的特务。他以记者名义在国民党机关内部搞监视由来已久，随便“打小报告”，因此处长和科长都很讨厌他。但据说此人有后台，处长不会为了这件事去和他对质。我分析，处长和科长们，都不希望本单位出事，一定会抱团儿排外，所以，我借机把注意力引向外部。 此时，主任秘书有急事找处长去修改文件。处长起身说：“反正机要处没有问题。算了，散会。”追查会就此结束。 后来，处长和科长再也没在大家面前提起此事，很可能我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真的把他们的视线引向了外部。也许上峰怕又和上次一样，查来查去，再查出家丑，于是不了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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