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文献因为细节丰满、过程详细、态度鲜明而令人着迷、引人入胜。它能让我们发现更多有意思的关联，引导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很多领域诸如生成史、心灵史、关系史乃至生态史的还原工作，仅在文本文献中很难搜寻到更多有效的信息，相反，这类历史大多保留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不过，目前口述文献的收集虽已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在戏曲史研究中的使用率相对较低，它们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很大原因在于部分研究者对上列领域缺少关注。这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专题口述文献相对缺失。 近期，本刊将推出“'戏改’当事人谈'戏改’”的专栏，编辑发表一组“十七年”时期戏曲改革运动参与者的回忆文章。他们围绕“戏改”贡献自己各方面的回忆。这些当事人有些已经去世，他们的口述无疑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本刊发表相关访谈的目的就是要呼吁更多的研究者重视口述史法在戏曲史研究中的运用，并循此打开当代戏曲史研究的新格局。 上海解放后不久，鲍世远直接从复旦大学报名参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文工团创作组的成员。1951年他转业地方，被分配到上海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工作，成为一名“戏改”干部。当年年轻的“戏改”干部如今已成为一名白发苍苍的“老戏改”。鲍老在《漫话“戏改处”》中对当时戏改处的日常工作和承办的一些重大活动进行了回忆。这些文字对我们很有启发——关于“戏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值得探讨。那些曾从事文学、电影、话剧等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在“变身”为“戏改”干部后，他们的心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之前的工作经验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现在工作的；在担任戏改处处长后周信芳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演出活动乃至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作为执行“戏改”政策的职能部门，各地成立的“戏改处”到底以何种工作方式介入“戏改”，究竟发挥了哪些实质性的作用？诸如此类。当我们从当事人的口述内容中提炼出相关话题后，记忆才会被转化为史料，迈出它们参与历史还原工作的第一步。 —— 黄静枫 漫话“戏改处” 上海市文化局的戏曲改进处，是根据中央有关戏改工作的政策方针，具体执行的职能部门。面对上海戏曲界这支庞大的队伍，它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工作方法也是需要积极稳妥的。 我从部队生活来到戏改处报到，一开始总感到有些不习惯。也不知道工作怎么开展。 当我被引荐同戏改处的领导谈话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不错的。 戏改处有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处长周信芳，另一位副处长是刘厚生。他们给我的共同印象是忠厚长者，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待人和蔼可亲，敬业尽职。第一次接触，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隔阂，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看过周信芳演出的不少戏，他在舞台上塑造的很多形象，如《追韩信》里的萧何，《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四进士》里的宋士杰，《乌龙院》里的宋江，《清风亭》里的张元秀，《投军别窑》里的薛平贵，《明末遗恨》里的崇祯帝等等，都给我以生动感人的形象，长留难忘。  周信芳的业余生活，一是跑书店，买他所需要的书，二是读书，读他认为有用的书。 话剧名演员于是之说过：“好演员没有不好读书的。”周信芳虽然没有进过正规的学堂，可他平生最爱读书。读书、买书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买书虽然已有不少年的历史，但他认为自己始终徘徊门外，“未窥堂奥”。他说：“买书总得有个目的：有人是为了读，有人是为了藏；更有人是为了丰富家中的摆设。”周信芳说他自己三者都不是。读书多少沾点儿边，休闲在家时，总是泡在书房里与书为伴。夏天，暑气蒸人，他干脆赤膊摇扇读书，全神贯注，于是“心静自然凉”了。当读书时发现了一段与表演有关的文字，他喜出望外，就更提高了他读书的兴趣和买书的欲望。  好读书是周信芳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这正是形成麒派艺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与基础。他自幼因家贫而失学，却在刻苦自学中，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每当排演新戏，或者重排老戏的时候，周信芳总习惯地去找很多参考资料，反复阅读研究，他深有体会地说：“要知道戏曲的价值和其中的真义，非得读书不可。唱戏就得多读、多学、多研究，不读书怎么能知道古人的历史和性情？自己不了解历史，表演起来，怎么能够感动人？” 周信芳读书的兴趣是相当广泛的，但是，他感受最深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补天之术就是尽力而为，执著坚持，有一点多余的钱，有一点宽裕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面。 周信芳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也诚恳地告诉中青年演员说： “咱们演员要读书！” 周信芳的谆谆箴言，常在我们耳边响起。时刻提醒我们，要好好读书。 我想，我们有些青年演员是不是把“咱们演员要读书”当作耳边风了呢？ 我想，要是一个演员不读书，不看报，对历史知识无知，不重视生活积累，不能深刻地理解和刻画人物形象，创造角色，那他的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话剧名演员于是之说得好：“我最害怕演员无知，我尊重有'书生气、学者化’的同行们。”他还认为：“在他们面前自惭形秽。” 这是于是之过谦之词。他也是自幼家贫失学，但他自学成才。他少年时代便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他钻研历史、阅读《文献通考》。进了戏剧大门就学“音韵学”，《说文解字》。他的法文功底也很不错。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他通读了《鲁迅全集》。 我的耳边又响起于是之的这句话： “好演员没有不好读书的。” 大画家刘海粟对麒派艺术情有独钟，他以清初画家石涛（大滌子）的浑厚质朴、雅俗共赏的山水画与周信芳的表演相比，说：“看大滌子的画，好像听麒麟童的戏，刚健遒劲，余味不尽。麒派艺术值得研究，在舞台程式上，它不泥古；在风格特点上，它不守旧，因此有青春气息，有创造精神，麒派艺术是常演常新常青的。” 麒派艺术为什么能够充满清新气息呢？ 这当然与周信芳“六十年来磨一剑，精光真使金石开”（田汉诗句），勤奋学习，刻苦读书，通过读书，融会贯通，勤于思考，感悟出许多艺术方面的道理很有关系。他不仅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目，而且形成他所特有的系统的演剧思想。  戏改处的另一位领导刘厚生，他是主持戏改处日常工作的常务副处长，是与上海戏曲界打交道最多，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领导干部，人们称呼他：“刘处长”，显得很亲切。直到后来刘厚生调离文化局，到上海剧协工作，再后来从上海调北京中国剧协工作，上海戏曲界的同志们与他见面的时候，还是口口声声叫“刘处长”。 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说明当年较长一个时期，上海的戏曲改革工作，从总体上讲，留给广大戏曲工作者的记忆是比较美好的。戏改处在周信芳、刘厚生两位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辜负上海人民的希望。 刘厚生在上海解放后长期从事戏曲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他是出身话剧，后来转向戏曲。他说：“我从十五六岁起就学着写稿子，1935年起观看了上海各大剧团演出的大量话剧，成为少年话剧迷。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40年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导演系毕业，以后在重庆、成都、上海、台湾等地从事话剧工作。” 他从1948年末在上海进入由袁雪芬主持的雪声越剧团开始转向戏曲，当了越剧导演。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才到文化局全力投入戏改行政工作。 他这个工作的转换，是很不简单的。在那个时代，从事文学、电影、话剧或者音乐工作的被称为新文艺工作者。相比之下，做戏曲、曲艺工作的，似乎是低人一等，这些所谓的旧艺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与艺术水平，是不能同话剧、电影、音乐工作者相提并论的。 我们这些戏改干部中间，也有原先是新文艺工作者，一旦把他调到戏改处来，似乎大失他的身份，闹情绪，不肯报到，弄得十分别扭。但是接触戏曲以后，接近艺人，思想起了变化，尤其对京剧情有独钟，日长时久，他居然成为戏曲的知音，艺人的知己，为戏曲改革工作做出一定成绩。我想这位戏改干部的进步，是和刘厚生同志的榜样作用分不开的。 刘厚生同志，是个原则性较强，但又是很随和容易相处的人。他平时重视循循善诱，从不居高临下，随便训斥干部。他注意团结艺人，说服教育，积极鼓励，改革创新。他还是个重情谊的人。自从他调往北京工作以后，由于他对上海感情特别深厚，凡是上海戏剧界有重大活动，比如：上海京剧院建院五十年、上海越剧院建院五十年、越剧《红楼梦》创演五十年、首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等等，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有空同我们“老戏改”见面叙谈。 他在戏改处时，还组织我们学习业务，讨论一些传统剧目中的人民性；对我们撰写的戏剧评论，他诚恳地指出行文措辞的不足，希望少用甚至不用人云亦云的那些词句，比如：栩栩如生、一泻千里、感慨万千等等。最好能够标新立异，富有新意而去俗套。 上海解放初，戏改工作比较繁忙，刘厚生同志的日常工作也是相当辛苦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回首大半生，不禁慨然：占领我生命时间最多的第一是开会。大致算了一下主要是1949年以来的四十多年，开了一万次会，那是绝对不止的。第二是看戏，大约总共在两三千次之间。这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工作，没有什么可埋怨的。然而因此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实在就不多了。” 刘厚生同志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细致、认真负责的，而且尽量想方设法，采用适合戏曲艺人的方法开展启蒙学习活动。他认为：“戏曲改进工作的基本内容——人的改造、戏的改造、制度的改造，是在相辅相成、互起作用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的。但一般地说来，'改人’应该是整个改革工作的基础。” 戏改处（包括其前身文艺处剧艺室）曾经利用三个夏季，举办了三次集中性的“戏曲研究班”，参加人数共一千五百人，主要演员与绝大部分编导，都参加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的学习，使政治认识和业务理论水平，普遍提高了一步，感到收获很大。 我们的工作就是：看戏、谈戏、改戏、鼓励创作、整理传统剧目、举办观摩演出活动、用社会活动方式开展戏曲改进工作、帮助艺人通过学习、研讨提高思想认识，以利于编演出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戏。看戏的任务很重，有时候一天要看两场戏，有的戏不只看一遍，修改后还得再看，但是我们无怨无悔。 1951年2月4日，由文化局发起，具体工作由“戏改处”承办，在南京西路康乐酒家，为上海十九个剧种年逾花甲的二百零五位老艺人，举行敬老活动，同时祝贺周信芳五十年演剧生活纪念会。 周恩来总理为周信芳演剧五十年的题词是： “庆贺周信芳先生演剧五十年的成就” 郭沫若的题词是： “周信芳先生，您真是戏剧界的麒麟，50年的艰苦奋斗，对戏剧事业卓著功勋。祝您再奋斗50年，使戏曲改进日新又新，永远服务于人民，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准。” 茅盾的题词是： “在反动政权的压迫下，信芳先生曾经坚忍不拔地为正义而斗争，他所编演的新戏，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他对于京戏的表演艺术的改革是有卓越的贡献的。我深信，并且预祝：信芳先生的终身抱负，在今天人民政权的新时代，将得到更高更大的发展，为新中国的戏曲改革事业奠定基础。” 那天，上海文化界的很多知名人士来到会场，喜气洋洋，热烈欢迎。 正当大会进行到向周信芳和全体老艺人赠送纪念品的时候，梅兰芳先生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是从北京刚抵达上海，一下火车就直接来到会场参加盛会的。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梅兰芳被请上主席台，他向老艺人们热烈祝贺，当他与周信芳握手时，两人紧紧地拥抱，连声说：“实在太高兴了……” 梅兰芳和周信芳是同庚、同科班的老战友，他们的热烈拥抱，不禁唤起人们不少美好的回忆。他们是可敬的爱国者，在民族苦难的岁月，梅兰芳蓄须明志，八年不演戏；周信芳以《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戏的演出，来和敌人顽强抗争。他们是坚持戏曲改革创新的先行者，梅兰芳从《天女散花》、《邓霞姑》到《生死恨》、《贵妃醉酒》以及晚年排演的《穆桂英挂帅》，周信芳从《学拳打金刚》、《文天祥》到《萧何月下追韩信》、《四进士》以及晚年新编《义责王魁》、《海瑞上疏》，无不验证了他们不断进取的脚印。他们是虚心上进，好学不倦的求知者；他们也是同台合演，相互谦让，亲密无间的合作者。 1952年，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戏曲界的创作演出热情高涨。当时上海越剧界积极行动起来，二十多个越剧团同时上演集体创作的《千军万马》。但是演出的情况并不理想，上座率很低。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台上千军万马，台下单枪匹马”。 这说明什么？我认为，这是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结果，也是违背文艺创作规律的结果。艺人们的政治热情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我们应当善于引导，不能用简单化的创作方法，再机械地理解宣传任务。 作者简介
鲍世远，1924年出生，籍贯浙江绍兴。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前，为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文工团创作组成员，新中国成立后，转业上海市文化局从事戏剧工作30年，1985年离休。著有《艺林短笛》《小巷问酒》《戏缘漫忆》《云淡风轻》等8本散文随笔集。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END   上海戏剧学院现代戏曲研究中心是上海戏剧学院下设的校级学术研究机构，于2020年4月24日批准成立。中心以上海戏剧学院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为骨干，以20世纪以来的戏曲传承、发展、变革为研究对象，以期为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上戏智慧。著名学者叶长海教授为中心题名。 |
|
|
